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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面对日益恶化的地球环境，我们应该考虑的问题不是距离地球变得无法生存还有多长时间，而是按照目前的恶化速度，距离地球环境达到不可恢复的崩溃点还有多久。阻止我们在崩溃点到来之前采取有力措施的不是技术问题而是政治一经济问题，也就是说，现行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在其本质上无法接受改善环境所需支付的经济成本，因此，不对现行经济体制进行批判就不可能解决生态问题。
关键词：生态危机：气候变化经济学；资本主义制度
中图分类号：B71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09)05-0031-05 收稿日期：2009-03-25
一、地球环境崩溃的临界点
在环境问题十分严峻的今天，要想夸大其严峻程度都是不可能的。大约15年前，J.B.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提出：“如果我们想要避免不可逆转的生态衰退的话，只有四十年的时间去控制主要的环境问题。”今天，离这个预计时间仍有四分之一世纪，预言看起来似乎过于乐观。目前我们所掌握的证据强有力地证明了以下观点：在正常的商业政治制度之下。在气候变化方面。仅仅10年内我们就可能面临不能挽回的“崩溃点”(tipping point)。其他诸如物种灭绝、海洋资源的快速耗尽、沙漠化、滥伐森林、大气污染、水资源的缺乏／污染、土壤退化、即将到来的世界石油生产的峰值(正创造着新的地理政治紧张)、长期的世界食品危机——所有这些都表明这个我们所熟悉的星球和它的生态系统正走向崩溃的边缘。对地球和人类文明来说，真言时刻(Moment of Truth是美国一档电视娱乐节目。作者用来指必须说出关于地球气候危机的真相的时刻——译者注)已经到来。
诚然，尽管生态恶化对我们的时代影响巨大，但它对仅仅一代人时间内，甚至是同样的资本主义政治体制条件下的人类文明，还不至于是“世界末日”。按正常的人类寿命估算，在人类对星球的破坏产生全面影响之前，无疑还有一些时日。然而，留给我们在环境灾难变得无法控制之前去避免它的日子却要少得多。实际上，环保主义者们日甚一日的紧迫意识与正被实现的各种崩溃点相关。关键的生态临界点已被跨过，这将导致地球生命剧烈冲突的可能性。例如，那样的崩溃点将使北极冰川完全消失，这将在二十年或更短的时间内发生(有些科学家相信有可能早到2013年)。2007年夏天，仅仅一周内北极就失去了面积相当于不列颠岛两倍大的冰层。正在消失的北极冰盖意味着地球反射(反照率)的巨大降低，这将导致急剧增长的全球变暖(一种明确的被称之为“星体返照”的反馈现象)。同时，南极洲西部和格陵兰岛冰层的迅速消融也意味着世界海平面的上升。威胁着沿海地区与岛屿。
目前关于气候变化的“星球危机”被美国宇航局戈达德空间研究所(NASA’s Goddard In－stitute for Space Studies)主任、美国重要的气象学家詹姆士·汉森(James Hansen)捕捉到了：“我们的故乡正危险地接近崩溃点，即人类制造的温室气体所到达的程度将使气候变化多半能在自身动力推进之下继续发生。气温升高将通过加强水文循环改变气候带，影响可用的淡水资源和人类健康。我们将看到风暴和持续上涨的海平面所带来的海岸灾难重复上演。这种推断意义深远，而对人类而言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在十年内进入一个根本不同的能量路径中。否则，对世界上三分之一的动植物和数百万最脆弱的人类成员来说就会太迟了。”
环境学家莱斯特·布朗(Lester Brown)在《计划B 3.0》(Plan B3.0)中说：“我们正跨过自己看不见的自然临界点，违反了自己未曾意识到的最终期限。自然是计时者。但我们却看不到时钟……我们置身于地球自然系统与世界政治系统崩溃点的竞赛之中。哪一个会先崩溃?”时钟嘀嗒地走着。但解决的问题却很少。很显然。我们不得不需要做出更为迅速和广泛的改变来避免最终的灾难。这将一个更为革命性的社会变化提上了日程，它既是生态的也是社会的迫切需要。
然而，如果我们要求以革命性的解决办法来谈论生态问题。那么这恰恰是现存社会制度注定不能接受的。今天环境主义者们的主要目标是采取必要的措施，既能减轻经济对地球生态的影响，同时又不会与带来巨大环境问题的经济体系叫板。我们所称的“环境问题”最终主要是一个政治经济问题。即便最为大胆的想要解决气候变化的经济努力也远远达不到保护地球所要求的程度——因为所有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这些计划都受“底线”的限制。即必须保持持续快速的生产和利润增长。
二、关于气候变化的主流经济学说
受英国财政部委托，《气候变化经济学》(The Economics of Climate Change)一书于2007年出版，它被认为是迄今为止对气候变化经济学研究最广泛、影响最深远的成果，从中也可轻易看到加之于环保运动之上的经济压力。该书副标题“斯特恩观点”(Stern Review)来自其主要作者——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斯特恩(Nicholas Stem)——的姓氏。该书被很多人认为是对全球变暖所带来的经济问胚进行的最重要也是最进步的主流研究。《斯特恩观点》着重于强调大气中二氧化碳的等价物(CO2)②的目标浓度水平，这种浓度水平对稳定全球平均温度。使其保持在不高于前工业时代全球温度3℃的范围内是非常必要的。
绝大多数气候学家的目标是试图阻止全球气温上升到高于前工业时代2℃的程度，这需要将大气中的CO2浓度稳定在450ppm，因为一旦超过这个水平，各种积极的反馈点和崩溃点极有可能开始发生作用，从而导致气候变化不可控制的加速运动。事实上，最近詹姆士·汉森和其他一些气候学家们——他们均来自美国宇航局中专门进行太空研究的戈达德研究所——已经提出：“如果人类还想拥有以前那个文明得以发展，生命得以依存的星球，不管是古气候学证据还是目前正在发生的气候变化都预示着我们必须将CO2浓度从现在的385ppm降到最多350ppm。”然而，《斯特恩观点》却认为全球平均气温升高应控制在不高于3℃(这是导致灾难性环境影响的极限)。该书估计，如果CO2在大气中的浓度保持在550ppm(大概是前工业时代水平的两倍)，将极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但是，《斯特恩观点》也承认目前的环境敏感度“意味着有高达五分之一的几率出现高于前工业时代3℃的全球变暖现象。即使是温室气体的浓度保持在今天430ppm的程度”。此外，该书也承认“保持在550ppm浓度的CO2将会使温度增幅高于3℃的几率增至30-70％”。 或者，像它继续陈述的，550ppm浓度的CO2暗示着“温度增幅高于或低于3℃的几率为50:50，而哈德利中心的模拟实验则预测，即使保持在这种浓度水平，也有10％的几率温度增幅将高于5℃”。3℃的温度增幅将会使全球平均气温达到只有在“约300万年前的上新世中期”才出现过的极端高温。此外，《斯特恩观点》还解释说。这样的温度增幅也许足以使给西欧带来温暖气候的大洋温盐环流从此消失，引起剧烈的气候变化，导致西欧地区变成像西伯利亚那样的恶劣气候。其他一些研究表明，如果全球平均气温上升3℃。到2100年，印度西北部的水流量将下降90％，这对成千上万的人口构成了潜在的威胁。气候学家们的研究也指出，550ppm浓度的CO2意味着全球平均气温有不低于5％的几率会升高8℃以上。这些见解都表明，将CO2稳定在550ppm浓度的目标不管是对地球本身还是对居住在地球上的人类来说都将可能是一场灾难。
那么，如果地球和文明所冒的风险是如此之大，为什么《斯特恩观点》还要坚持试图以将CO2稳定在550ppm浓度(这在某处被形容为“稳定范围的最高限度”)的方式保持全球升温幅度在3℃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回到一些更具有经济学本质的附加事实上来。
在此有必要指出的是：如果温室气体排放量一直维持在目前的水平，那么到2050年CO2在大气中的浓度将接近550ppm。但是，正如《斯特恩观点》自己所陈述的，正常情况下这一构想是不现实的。因为全球温室气体的排放预计将继续在“极快的上升轨道”上攀升。因此，以更实际的假设来看，CO2在大气中的浓度将在约2035年达到550ppm，从而增加随后几十年内，CO2在大气中的浓度达到750ppm(或更高)以及全球平均气温升高4.3℃以上的危险。
针对这种“正常情况”，《斯特恩观点》提出了一种气候稳定体制，即温室气体的排放将在2015年达到顶峰，其后每年下降1％，以使CO2在大气中的浓度保持在550ppm(全球平均气温增幅因此有可能控制在3℃以下)。
但是，倘若存在如此巨大的威胁，为什么我们不力求更多地消减温室气体的排放量，更大地降低CO2在大气中的浓度，以及更低的全球平均气温增幅呢?毕竟绝大多数气候学家一直都在呼吁将CO2在大气中的浓度控制在450ppm或更低水平。从而使全球气温保持在比前工业时代高2℃的程度上。而汉森和他在美国宇航局戈达德研究所的同事则走得更远，他们认为我们的目标应该是保持350ppm浓度的CO2。
但是，《斯特恩观点》也说得非常清楚，为缓解该问题而采取的这样一种激进措施甚至连去尝试都不应该。为将CO2在大气中的浓度控制在目前水平或更低，世界经济所支付的成本将高得惊人，甚至会动摇资本主义本身。我们被告知：“这样一条要求迅速降低温室气体排放量的道路在经济上是不可能行得通的。”《斯特恩观点》指出，如果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在2010年达到顶峰，那么为了将CO2在大气中的浓度控制在450ppm，排放量的年减少率必须达到7％，这样才能在2050年达到比2005年减少70％排放量的水平。而这从经济上来说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因此，正如我们所指出的，《斯特恩观点》本身比较中意的预想是。将CO2在大气中的浓度控制在550ppm。而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将在2015年达到顶峰，从那之后以每年1％的速率递减。在这种预想中，到2050年，排放量的总体减少水平只会是25％(与2005年的水平相比)。虽然并不是特别热衷，但该书也考虑到了一个500ppm的目标中间值，意味着排放量将在2010年达到顶峰，而全球温室气体的排放量需要以每年3％的速率下降。该书还认为，从经济意义上说，只有这个550ppm的目标才是真正可行的，因为“除非在经济萧条时期”或者发生了巨大的社会变革，比如苏联解体，“否则我们很难保证高于1％的年排放量降幅”。
确实，如果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又能使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年降幅稳定地高于1％，《斯特恩观点》在主要发达国家中能找到的唯一一个这样的例子就是1990—2000年的英国。由于在北海发现了石油和天然气资源，英国的发电业大规模地实现了能源换代(从煤炭发电升级为天然气发电)，这使得该国在之后十年内保持了1％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年降幅。而1977－2003年间的法国几乎也达到了1％的年降幅量，该国通过大规模使用核能源而使温室气体排放量每年减少了0.6％。迄今为止，大国所能达到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最大年降幅是前苏联在1989－1998年间的5.2％，但是，与之相伴的却是社会制度的崩溃和经济水平的急剧下降。所有这些事实都说明，任何超过1％的CO2排放量年降幅都会让保持强劲的经济增长率成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这正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底线。因此，为了保证生产和盈利的正常进行，世界必须冒着导致环保终结战(EnvironmentalArmageddon)的风险。
三、反思资本主义经济体制
对此我们并不感到惊奇。资本主义自诞生以来——如同保罗·斯威齐(Paul Sweezy)在《资本主义与环境》(Capitalism and Environment)中所言——就一直是“摧毁一切的力量，它由个体和小集团一心一意地追求自身利益的聚合力量所驱使，仅由它们相互竞争来约束，短期内受市场的非个人力量所控制，而从长远看，当市场崩溃时。则受毁灭性的危机所控制”。这样一种体系的内在逻辑在于。以一种为了基于阶级的利润与积累而持续不断地追求经济扩张的形式表现自身。自然与人类劳动被最大限度地剥削，用以给这个摧毁一切的力量提供能量，与此同时，这种对自然与人类劳动的破坏被外部化，从而使该体系逃离责任。
“这个体系的理念恰恰暗示了，”斯威齐说，“创造与破坏相互纠结的巨大的驱动力，从正面看。创造性力量与人类从自然中得到自己所需要的东西相关；从负面看，破坏性力量对自然回应人类的这种索取的能力施加了巨大的压力。当然，这两种力量迟早会走向矛盾和不调和。”资本主义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采最终制造出对两者都具有破坏性的负面结果，首先是局部性的，之后则是世界性甚至全球性的(影响气候自身)。认真对待环境危机需要“对过去几个世纪根本趋势的逆转，而不仅仅是放慢速度”。然而。如果没有经济体制的改变，这是根 本无法做到的。
尽管气候变化越来越受到关注，也有一些避免天气变化的努力以确定的命令形式日益制度化，但还是有些人趋向于“环境保护论的终结”，将它作为社会中的一种反对运动。然而，如果一些环境保护者已经走向基于资本主义的环保策略，徒劳地希望能通过这些途径来拯救地球，那么其他人则走向相反的方向：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天生固有的生态破坏性。一个相关的例子是詹姆斯·古斯塔夫·史伯斯(JamesGustave Speth)，他被称为环境运动的“终极知情人”。在他最近的《世界尽头的桥：资本主义，环境，从危机到可持续性的十字路口》(Bridgeat the Edge of the World：Capitalism，the Envi－ronment，and Crossing from Crisis to Sustainabili－ty)一书中，史伯斯以对资本主义的环境破坏进行激烈批判的批评家身份出现。在激进的反思中，他选择对抗因为当前经济制度不惜任何代价追求增长和积累而导致的全部危机。“今天我们所了解的资本主义，”他写到，“已经没有能力维持环境。”他相信，从环境视角来看，最为关键的问题是指数的经济增长。而这是资本主义的动力因素。所谓“非物质化”(demateri－alization，意思指增长的同时能减少对环境的影响)在这方面提供不了多少希望。因为我们看到，产量的扩大压倒了物质和能量的使用效率的提高。因而。只能得出结论：“增长是环境的敌人。经济与环境依然处于对抗之中。”在这里，资本主义制度的问题变得无法回避。“经济增长是现代资本主义的原则和最受尊重的产物”。史伯斯赞同并引用了塞缪尔·玻里斯(samuel Bowles)与理查德·爱德华斯(RichardEdwards)在《理解资本主义》(UnderstandingCapitalism)中直言不讳的描述：“资本主义因其积累的动力、变化的秉性和内在扩张的倾向而与其他经济制度不同。”
对于史伯斯来说，主要的环境问题就是作为现代经济“运行体系”的资本主义制度。“今天的公司被称之为‘外部化的机器’(externaliz-ing machines)。”事实上。“资本主义制度中存在基本的偏见，它喜好当前而非未来。偏袒私有而非公共。”通过引用该制度自身的辩护者——罗伯特·萨缪尔森(Robert Samuleson)和威廉，诺德豪斯——在论宏观经济学教材第17版(Maeroeconomies，2001)中的论述，史伯斯指出，资本主义制度是典范的“冷酷经济”，忙于“无休止地追求利润”。
以此批判为基础，史伯斯在书中得出结论：(1)“作为现代资本主义制度而被谈及的今天的政治经济体制，对环境具有破坏性，它不是以一种轻微而是以一种深层威胁地球的方式破坏环境”；(2)“富裕的社会已经到达或很快会到达这么一种状况，如同凯恩斯指出的，经济问题已得到解决……有足够的东西可供分配”；(3)“在更加富裕的社会，现代资本主义不再增强人类福祉”；(4)“寻求变化的国际社会运动——它自称为‘全球反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可抗拒的崛起’——比任何想象的都要强烈而且还会更加强烈；存在一个结合的力量：和平。社会正义，社区，生态，女性主义——这场运动中的运动”；(5)“人们和团体忙于通过大量替代性的安排来播种变化的种子。适用于升级到新运行体系的其他一些有诱惑力的趋向仍已得到认同”；(6)“冷战的结束……为质疑今天的资本主义制度开启了大门”。
史伯斯当然并不是真的接受社会主义，他明确支持选择“非社会主义”(nonsocialist)来代替资本主义。那样一种制度将利用市场(但不是传统资本主义自我调节的市场社会)，将推动全球情境模拟小组所描述的“新的可持续性的社会”或“社会绿色世界”(也被称为“生态社群主义”)的发展。后者已被诸如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这样的激进思想家所认同。在这个意义上，史伯斯的论断离21世纪社会主义运动——旨在关注社会公正和生态可持续性的核心价值——并不遥远。它的目标是创造这样一种未来：后代既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他们的创造力，又能使自己的基本需求得到满足。这样一种结果只有通过以下途径才能成为可能，即通过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对人类新陈代谢与自然的理性重组。这样一种自然与社会之间新陈代谢的理性重组不仅仅要在天气变化上，同时也要在其他环境问题上发挥作用。如果说我们面临着与当前生态问，题相关的“真言时刻”。那么它是与资本主义制度对自然(和人类)的再生产的全部影响有关。任何解决这些问题(如气候变化)的努力，如果不涉及其他的因素显然是行不通的，因为尽管这些生态危机在很多方面相异。它们仍典型地具有共同的原因。
在我们看来。只有这样一种统一的视野。即将人类生产不仅仅看做社会的，而且也看做植根于与自然新陈代谢的关联中。才能为正视危及到整个星球的生态断裂提供必要的基础。
关键词：生态危机：气候变化经济学；资本主义制度
中图分类号：B71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09)05-0031-05 收稿日期：2009-03-25
一、地球环境崩溃的临界点
在环境问题十分严峻的今天，要想夸大其严峻程度都是不可能的。大约15年前，J.B.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提出：“如果我们想要避免不可逆转的生态衰退的话，只有四十年的时间去控制主要的环境问题。”今天，离这个预计时间仍有四分之一世纪，预言看起来似乎过于乐观。目前我们所掌握的证据强有力地证明了以下观点：在正常的商业政治制度之下。在气候变化方面。仅仅10年内我们就可能面临不能挽回的“崩溃点”(tipping point)。其他诸如物种灭绝、海洋资源的快速耗尽、沙漠化、滥伐森林、大气污染、水资源的缺乏／污染、土壤退化、即将到来的世界石油生产的峰值(正创造着新的地理政治紧张)、长期的世界食品危机——所有这些都表明这个我们所熟悉的星球和它的生态系统正走向崩溃的边缘。对地球和人类文明来说，真言时刻(Moment of Truth是美国一档电视娱乐节目。作者用来指必须说出关于地球气候危机的真相的时刻——译者注)已经到来。
诚然，尽管生态恶化对我们的时代影响巨大，但它对仅仅一代人时间内，甚至是同样的资本主义政治体制条件下的人类文明，还不至于是“世界末日”。按正常的人类寿命估算，在人类对星球的破坏产生全面影响之前，无疑还有一些时日。然而，留给我们在环境灾难变得无法控制之前去避免它的日子却要少得多。实际上，环保主义者们日甚一日的紧迫意识与正被实现的各种崩溃点相关。关键的生态临界点已被跨过，这将导致地球生命剧烈冲突的可能性。例如，那样的崩溃点将使北极冰川完全消失，这将在二十年或更短的时间内发生(有些科学家相信有可能早到2013年)。2007年夏天，仅仅一周内北极就失去了面积相当于不列颠岛两倍大的冰层。正在消失的北极冰盖意味着地球反射(反照率)的巨大降低，这将导致急剧增长的全球变暖(一种明确的被称之为“星体返照”的反馈现象)。同时，南极洲西部和格陵兰岛冰层的迅速消融也意味着世界海平面的上升。威胁着沿海地区与岛屿。
目前关于气候变化的“星球危机”被美国宇航局戈达德空间研究所(NASA’s Goddard In－stitute for Space Studies)主任、美国重要的气象学家詹姆士·汉森(James Hansen)捕捉到了：“我们的故乡正危险地接近崩溃点，即人类制造的温室气体所到达的程度将使气候变化多半能在自身动力推进之下继续发生。气温升高将通过加强水文循环改变气候带，影响可用的淡水资源和人类健康。我们将看到风暴和持续上涨的海平面所带来的海岸灾难重复上演。这种推断意义深远，而对人类而言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在十年内进入一个根本不同的能量路径中。否则，对世界上三分之一的动植物和数百万最脆弱的人类成员来说就会太迟了。”
环境学家莱斯特·布朗(Lester Brown)在《计划B 3.0》(Plan B3.0)中说：“我们正跨过自己看不见的自然临界点，违反了自己未曾意识到的最终期限。自然是计时者。但我们却看不到时钟……我们置身于地球自然系统与世界政治系统崩溃点的竞赛之中。哪一个会先崩溃?”时钟嘀嗒地走着。但解决的问题却很少。很显然。我们不得不需要做出更为迅速和广泛的改变来避免最终的灾难。这将一个更为革命性的社会变化提上了日程，它既是生态的也是社会的迫切需要。
然而，如果我们要求以革命性的解决办法来谈论生态问题。那么这恰恰是现存社会制度注定不能接受的。今天环境主义者们的主要目标是采取必要的措施，既能减轻经济对地球生态的影响，同时又不会与带来巨大环境问题的经济体系叫板。我们所称的“环境问题”最终主要是一个政治经济问题。即便最为大胆的想要解决气候变化的经济努力也远远达不到保护地球所要求的程度——因为所有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这些计划都受“底线”的限制。即必须保持持续快速的生产和利润增长。
二、关于气候变化的主流经济学说
受英国财政部委托，《气候变化经济学》(The Economics of Climate Change)一书于2007年出版，它被认为是迄今为止对气候变化经济学研究最广泛、影响最深远的成果，从中也可轻易看到加之于环保运动之上的经济压力。该书副标题“斯特恩观点”(Stern Review)来自其主要作者——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斯特恩(Nicholas Stem)——的姓氏。该书被很多人认为是对全球变暖所带来的经济问胚进行的最重要也是最进步的主流研究。《斯特恩观点》着重于强调大气中二氧化碳的等价物(CO2)②的目标浓度水平，这种浓度水平对稳定全球平均温度。使其保持在不高于前工业时代全球温度3℃的范围内是非常必要的。
绝大多数气候学家的目标是试图阻止全球气温上升到高于前工业时代2℃的程度，这需要将大气中的CO2浓度稳定在450ppm，因为一旦超过这个水平，各种积极的反馈点和崩溃点极有可能开始发生作用，从而导致气候变化不可控制的加速运动。事实上，最近詹姆士·汉森和其他一些气候学家们——他们均来自美国宇航局中专门进行太空研究的戈达德研究所——已经提出：“如果人类还想拥有以前那个文明得以发展，生命得以依存的星球，不管是古气候学证据还是目前正在发生的气候变化都预示着我们必须将CO2浓度从现在的385ppm降到最多350ppm。”然而，《斯特恩观点》却认为全球平均气温升高应控制在不高于3℃(这是导致灾难性环境影响的极限)。该书估计，如果CO2在大气中的浓度保持在550ppm(大概是前工业时代水平的两倍)，将极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但是，《斯特恩观点》也承认目前的环境敏感度“意味着有高达五分之一的几率出现高于前工业时代3℃的全球变暖现象。即使是温室气体的浓度保持在今天430ppm的程度”。此外，该书也承认“保持在550ppm浓度的CO2将会使温度增幅高于3℃的几率增至30-70％”。 或者，像它继续陈述的，550ppm浓度的CO2暗示着“温度增幅高于或低于3℃的几率为50:50，而哈德利中心的模拟实验则预测，即使保持在这种浓度水平，也有10％的几率温度增幅将高于5℃”。3℃的温度增幅将会使全球平均气温达到只有在“约300万年前的上新世中期”才出现过的极端高温。此外，《斯特恩观点》还解释说。这样的温度增幅也许足以使给西欧带来温暖气候的大洋温盐环流从此消失，引起剧烈的气候变化，导致西欧地区变成像西伯利亚那样的恶劣气候。其他一些研究表明，如果全球平均气温上升3℃。到2100年，印度西北部的水流量将下降90％，这对成千上万的人口构成了潜在的威胁。气候学家们的研究也指出，550ppm浓度的CO2意味着全球平均气温有不低于5％的几率会升高8℃以上。这些见解都表明，将CO2稳定在550ppm浓度的目标不管是对地球本身还是对居住在地球上的人类来说都将可能是一场灾难。
那么，如果地球和文明所冒的风险是如此之大，为什么《斯特恩观点》还要坚持试图以将CO2稳定在550ppm浓度(这在某处被形容为“稳定范围的最高限度”)的方式保持全球升温幅度在3℃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回到一些更具有经济学本质的附加事实上来。
在此有必要指出的是：如果温室气体排放量一直维持在目前的水平，那么到2050年CO2在大气中的浓度将接近550ppm。但是，正如《斯特恩观点》自己所陈述的，正常情况下这一构想是不现实的。因为全球温室气体的排放预计将继续在“极快的上升轨道”上攀升。因此，以更实际的假设来看，CO2在大气中的浓度将在约2035年达到550ppm，从而增加随后几十年内，CO2在大气中的浓度达到750ppm(或更高)以及全球平均气温升高4.3℃以上的危险。
针对这种“正常情况”，《斯特恩观点》提出了一种气候稳定体制，即温室气体的排放将在2015年达到顶峰，其后每年下降1％，以使CO2在大气中的浓度保持在550ppm(全球平均气温增幅因此有可能控制在3℃以下)。
但是，倘若存在如此巨大的威胁，为什么我们不力求更多地消减温室气体的排放量，更大地降低CO2在大气中的浓度，以及更低的全球平均气温增幅呢?毕竟绝大多数气候学家一直都在呼吁将CO2在大气中的浓度控制在450ppm或更低水平。从而使全球气温保持在比前工业时代高2℃的程度上。而汉森和他在美国宇航局戈达德研究所的同事则走得更远，他们认为我们的目标应该是保持350ppm浓度的CO2。
但是，《斯特恩观点》也说得非常清楚，为缓解该问题而采取的这样一种激进措施甚至连去尝试都不应该。为将CO2在大气中的浓度控制在目前水平或更低，世界经济所支付的成本将高得惊人，甚至会动摇资本主义本身。我们被告知：“这样一条要求迅速降低温室气体排放量的道路在经济上是不可能行得通的。”《斯特恩观点》指出，如果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在2010年达到顶峰，那么为了将CO2在大气中的浓度控制在450ppm，排放量的年减少率必须达到7％，这样才能在2050年达到比2005年减少70％排放量的水平。而这从经济上来说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因此，正如我们所指出的，《斯特恩观点》本身比较中意的预想是。将CO2在大气中的浓度控制在550ppm。而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将在2015年达到顶峰，从那之后以每年1％的速率递减。在这种预想中，到2050年，排放量的总体减少水平只会是25％(与2005年的水平相比)。虽然并不是特别热衷，但该书也考虑到了一个500ppm的目标中间值，意味着排放量将在2010年达到顶峰，而全球温室气体的排放量需要以每年3％的速率下降。该书还认为，从经济意义上说，只有这个550ppm的目标才是真正可行的，因为“除非在经济萧条时期”或者发生了巨大的社会变革，比如苏联解体，“否则我们很难保证高于1％的年排放量降幅”。
确实，如果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又能使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年降幅稳定地高于1％，《斯特恩观点》在主要发达国家中能找到的唯一一个这样的例子就是1990—2000年的英国。由于在北海发现了石油和天然气资源，英国的发电业大规模地实现了能源换代(从煤炭发电升级为天然气发电)，这使得该国在之后十年内保持了1％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年降幅。而1977－2003年间的法国几乎也达到了1％的年降幅量，该国通过大规模使用核能源而使温室气体排放量每年减少了0.6％。迄今为止，大国所能达到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最大年降幅是前苏联在1989－1998年间的5.2％，但是，与之相伴的却是社会制度的崩溃和经济水平的急剧下降。所有这些事实都说明，任何超过1％的CO2排放量年降幅都会让保持强劲的经济增长率成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这正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底线。因此，为了保证生产和盈利的正常进行，世界必须冒着导致环保终结战(EnvironmentalArmageddon)的风险。
三、反思资本主义经济体制
对此我们并不感到惊奇。资本主义自诞生以来——如同保罗·斯威齐(Paul Sweezy)在《资本主义与环境》(Capitalism and Environment)中所言——就一直是“摧毁一切的力量，它由个体和小集团一心一意地追求自身利益的聚合力量所驱使，仅由它们相互竞争来约束，短期内受市场的非个人力量所控制，而从长远看，当市场崩溃时。则受毁灭性的危机所控制”。这样一种体系的内在逻辑在于。以一种为了基于阶级的利润与积累而持续不断地追求经济扩张的形式表现自身。自然与人类劳动被最大限度地剥削，用以给这个摧毁一切的力量提供能量，与此同时，这种对自然与人类劳动的破坏被外部化，从而使该体系逃离责任。
“这个体系的理念恰恰暗示了，”斯威齐说，“创造与破坏相互纠结的巨大的驱动力，从正面看。创造性力量与人类从自然中得到自己所需要的东西相关；从负面看，破坏性力量对自然回应人类的这种索取的能力施加了巨大的压力。当然，这两种力量迟早会走向矛盾和不调和。”资本主义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采最终制造出对两者都具有破坏性的负面结果，首先是局部性的，之后则是世界性甚至全球性的(影响气候自身)。认真对待环境危机需要“对过去几个世纪根本趋势的逆转，而不仅仅是放慢速度”。然而。如果没有经济体制的改变，这是根 本无法做到的。
尽管气候变化越来越受到关注，也有一些避免天气变化的努力以确定的命令形式日益制度化，但还是有些人趋向于“环境保护论的终结”，将它作为社会中的一种反对运动。然而，如果一些环境保护者已经走向基于资本主义的环保策略，徒劳地希望能通过这些途径来拯救地球，那么其他人则走向相反的方向：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天生固有的生态破坏性。一个相关的例子是詹姆斯·古斯塔夫·史伯斯(JamesGustave Speth)，他被称为环境运动的“终极知情人”。在他最近的《世界尽头的桥：资本主义，环境，从危机到可持续性的十字路口》(Bridgeat the Edge of the World：Capitalism，the Envi－ronment，and Crossing from Crisis to Sustainabili－ty)一书中，史伯斯以对资本主义的环境破坏进行激烈批判的批评家身份出现。在激进的反思中，他选择对抗因为当前经济制度不惜任何代价追求增长和积累而导致的全部危机。“今天我们所了解的资本主义，”他写到，“已经没有能力维持环境。”他相信，从环境视角来看，最为关键的问题是指数的经济增长。而这是资本主义的动力因素。所谓“非物质化”(demateri－alization，意思指增长的同时能减少对环境的影响)在这方面提供不了多少希望。因为我们看到，产量的扩大压倒了物质和能量的使用效率的提高。因而。只能得出结论：“增长是环境的敌人。经济与环境依然处于对抗之中。”在这里，资本主义制度的问题变得无法回避。“经济增长是现代资本主义的原则和最受尊重的产物”。史伯斯赞同并引用了塞缪尔·玻里斯(samuel Bowles)与理查德·爱德华斯(RichardEdwards)在《理解资本主义》(UnderstandingCapitalism)中直言不讳的描述：“资本主义因其积累的动力、变化的秉性和内在扩张的倾向而与其他经济制度不同。”
对于史伯斯来说，主要的环境问题就是作为现代经济“运行体系”的资本主义制度。“今天的公司被称之为‘外部化的机器’(externaliz-ing machines)。”事实上。“资本主义制度中存在基本的偏见，它喜好当前而非未来。偏袒私有而非公共。”通过引用该制度自身的辩护者——罗伯特·萨缪尔森(Robert Samuleson)和威廉，诺德豪斯——在论宏观经济学教材第17版(Maeroeconomies，2001)中的论述，史伯斯指出，资本主义制度是典范的“冷酷经济”，忙于“无休止地追求利润”。
以此批判为基础，史伯斯在书中得出结论：(1)“作为现代资本主义制度而被谈及的今天的政治经济体制，对环境具有破坏性，它不是以一种轻微而是以一种深层威胁地球的方式破坏环境”；(2)“富裕的社会已经到达或很快会到达这么一种状况，如同凯恩斯指出的，经济问题已得到解决……有足够的东西可供分配”；(3)“在更加富裕的社会，现代资本主义不再增强人类福祉”；(4)“寻求变化的国际社会运动——它自称为‘全球反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可抗拒的崛起’——比任何想象的都要强烈而且还会更加强烈；存在一个结合的力量：和平。社会正义，社区，生态，女性主义——这场运动中的运动”；(5)“人们和团体忙于通过大量替代性的安排来播种变化的种子。适用于升级到新运行体系的其他一些有诱惑力的趋向仍已得到认同”；(6)“冷战的结束……为质疑今天的资本主义制度开启了大门”。
史伯斯当然并不是真的接受社会主义，他明确支持选择“非社会主义”(nonsocialist)来代替资本主义。那样一种制度将利用市场(但不是传统资本主义自我调节的市场社会)，将推动全球情境模拟小组所描述的“新的可持续性的社会”或“社会绿色世界”(也被称为“生态社群主义”)的发展。后者已被诸如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这样的激进思想家所认同。在这个意义上，史伯斯的论断离21世纪社会主义运动——旨在关注社会公正和生态可持续性的核心价值——并不遥远。它的目标是创造这样一种未来：后代既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他们的创造力，又能使自己的基本需求得到满足。这样一种结果只有通过以下途径才能成为可能，即通过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对人类新陈代谢与自然的理性重组。这样一种自然与社会之间新陈代谢的理性重组不仅仅要在天气变化上，同时也要在其他环境问题上发挥作用。如果说我们面临着与当前生态问，题相关的“真言时刻”。那么它是与资本主义制度对自然(和人类)的再生产的全部影响有关。任何解决这些问题(如气候变化)的努力，如果不涉及其他的因素显然是行不通的，因为尽管这些生态危机在很多方面相异。它们仍典型地具有共同的原因。
在我们看来。只有这样一种统一的视野。即将人类生产不仅仅看做社会的，而且也看做植根于与自然新陈代谢的关联中。才能为正视危及到整个星球的生态断裂提供必要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