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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随着经济飞速发展，中国的很多地区都存在污染物进入土壤的问题。近年来，伴随着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土壤修复”这一新兴产业应运而生
2016年4月16日，天津港“8·12”事故区域，污染场地修复工作有序展开。CFP供图
4月18日，央视报道了一条令人触目惊心的新闻：常州外国语学校新址建在污染地旁，部分污染物超标近10万倍。由于学校附近开挖的地块上曾经是三家化工厂。因此，在施工过程中出现了有毒物质的扩散。常外选址明显违规，只与毒地间隔不足100米。自从去年迁址至今，常州外国语学校先后有641名学生被送到医院进行检查，有493人出现皮炎、湿疹、支气管炎、血液指标异常、白细胞减少等异常症状。
这一事件中校方的不负责任和隐瞒推诿，让民众的愤怒情绪高涨：学校规模扩张，竟能置学生和教职人员的身体健康于不顾。而这背后还有更大的问题：学校怎么会建在这样的地方？环评是如何通过的？据报道，这一建设的确通过了环评，但是，“通过”的前提是周边土壤作业完成之后。由于意料之外的拖延，土壤作业没有能按期完成，出现这种情况，学校本应相应地延期迁址。然而，校方却极不负责地坚持按原计划进行，才导致如今的后果。可是，明明知道是化工厂旧址，有毒污染物富集，为什么还要把它挖开来？
多年来，随着经济飞速发展，在中国的很多地区，尤其是在长三角、珠三角等工业基础雄厚的地区，各类高污染企业为地方经济注入了第一桶金。然而，由此带来了严重的环境问题：污染物进入水体和土壤，变成了严重的毒瘤。随着经济持续发展，城市也在逐步扩张，原有的污染型企业被迫迁出闹市区，原有的郊区也慢慢被纳入城区，但是，这些企业所排放的各种污染物却可能因此遗留下来。尤其是各类重金属和难降解的有机物，让土地开发变得极为困难，造成种树树死、长草草亡。地下设施有被它们污染的危险，地面上的人群也同样会遭遇危害，因为不少有机物都具有挥发性，对周围的居民造成毒害。然而，近年来，伴随着中国产业结构转型，这些闲置下来的“毒地”必然不能继续闲置。为了让医院、学校、居民区进驻，“土壤修复”这一新兴产业应运而生。在常州外国语学校附近的这块工地，就进行了一个土壤修复项目。
不完美的常隆地块修复
2011年，常州常隆地块完成拆迁平地，同年，当地环境部门在进行调查后认定：该地块“用于商业开发的环境风险不可接受”，由此拉开了对此地块进行土壤修复的大幕。在本次事件之前，早在2014年3月，当地政府就已开始了一轮修复，但因为刺激性异味太大，被迫暂停。随后修复工作断断续续开展，仍旧不能克服问题，浓烈的异味招致附近学校学生及家长的抗议，而政府与校方对此却始终未能给出妥善的解决方案，最终酿就此次事件。
该地块采取的主要修复方案是换土，用行话说就是“客土修复”，先把已经被污染的土壤运走，再到别处找来好土填上，我们在新闻照片中看到的挖掘机和水管，就是换土工程的一部分。这样的物理过程，至少有以下两个很难克服的问题：第一，挖掘过程中，怎么确保污染物不外溢？第二，对运走的这些脏土如何处理？单纯从技术手段上讲，这两个问题都没有太完美的解决方案。以本次事件为例，需要修复地块的总面积达到26.2公顷，比一般小区的面积都要大。在本次事件的现场，尽管施工方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去遮盖或阻挡异味，并且项目人员还声称是选择了合适的风向施工，但结果却不遂人意。
在常州事件中，污染后的土壤被送往水泥厂作为原料，从技术上讲，这算是比较妥当的处理方案，但距离完美还差甚远。且不说这样烧制的水泥品质是否与正常水泥相同，简单想一下，这些污染物会不会被送到大气中了呢？这并非危言耸听——2013年10月，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通过的《水俣公约》中，就明确将“水泥生产”列在了“汞及其化合物的大气排放点源清单”中。而根据估算，2013年中国水泥行业向大气排放的汞总量在89-144吨之间。所以，可以说，即便是把污染后的土壤烧成了灰，我们也依然不是污染的终结者，只不过是污染的搬运工。
方法不尽如人意
除了客土修复，还有别的方法吗？有，但也都不完美。比如：覆盖式——也就是直接挖来新土盖在上面，但谁都知道，毒土还在下面，这样治标不治本。
除了这两种物理手段之外，还有生物和化学手段。
化学修复，就是用一些修复剂去清除原有的污染物，可以在原位进行。在这次常州污染事件中，化学修复也成为了其中一项辅助手段，项目方通过对6米下受污染的土壤施加氧化剂，将土壤以及地下水中的有机物彻底氧化。但问题是，双氧水会不会造成二次污染？有机物会不会在双氧水的作用下生成其他有毒物质？
至于生物手段，目前主要采用的是植物修复与微生物修复，这听起来似乎很美，但实际操作却困难重重。这种手段的普适性有限，植物生长需要特殊自然条件的支持，且整个过程缓慢。同时，微生物对环境的挑剔程度也不低。虽然生长速度可以实现较快水平，但它们是否会产生新的污染物也需考虑。
土地污染十分严重
或许有人会说，既然土壤修复这么麻烦，那就不修，放着不动就行，然而，这种做法并不可取。自2005年起，国家环保局（后升格为国家环保部）与国土资源部对全国土地状况进行了全面调查，以确定土壤受污染的状况。2014年4月17日，这段长达8年的调查终于整理出了一份《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告》。公告中指出：“全国土壤环境状况总体不容乐观，部分地区土壤污染较重，耕地土壤环境质量堪忧，工矿业废弃地土壤环境问题突出。”如此悲观的论调，在国内公文上是不多见的。
在全国调查的630万平方公里总面积中（相当于国土面积的2/3），总超标率达到16.1%，约100万平方公里。更为严重的是，在这些超标地区中，还分为四个级别。其中，重度污染区域已经达到1.1%，约7万平方公里，相当于台湾岛与海南岛面积的总和。从地域上看，长三角与珠三角地区由于工业发达，污染也是首当其冲。而东北老工业基地由于历史原因，也属于重污染区域。总的来说，南方的情况更为严重。除了农业污染以外，主要的污染来源是污染性工业中的企业，多达36.3%的污染型企业——金属冶炼加工、矿物、皮革、造纸、石油煤炭、化工、医药、电力——周边的土壤污染超标。另外，多达34.9%的工业废弃地周边土壤污染超标。
北京著名的宋家庄地块，即三条地铁线的交界、南城重要的居住核心区、交通枢纽，曾经是北京农药厂所在地。当年工厂在生产过程中随意排放的六六六，像是重重戳入首都心脏的一把匕首。据测试，宋家庄地表的六六六浓度与其它异常地区相仿，均在50ng/g上下。但是，当挖到地面以下4米之后，其浓度就达到惊人的16万ng/g，比地表测试的结果翻了3000多倍。
当前，中国污染区域面积之广阔已足够让我们心惊肉跳，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污染种类也是五花八门。我们都知道，日本的“痛痛病”就是因为镉污染导致的。根据上述公告，中国的镉污染面积占调查总面积的7%，也就是44万平方公里，这几乎相当于整个四川省那么大。而其它各种重金属污染中，镍的超标面积为4.8%，汞为1.6%，砷为2.7%……这些数据串联在一起，也就难怪环保部与国土资源部认为土壤污染问题“不容乐观”了。所以，还是要修复。
土壤修复困难重重
从2001年开始，中国的土壤修复工程就已展开。客观来说，工程师们一直都很努力，并且也取得了很多研究性突破，但他们面对的是一只叫“土地污染”的“大怪兽”，一只需要各行各业通力合作才能驯服的“怪兽”。但事实上，国内对土壤修复的探索，大多还只是研究而已。因此，整体而言，十多年过去了，中国的土壤修复工作进行得并不顺利。据业内人士估计，中国土壤修复项目是一项超10万亿市值的大市场，几乎可以与高铁相媲美。但除非对地方经济发展明显有利，否则，大家都不会愿意做这方面的工作。
迄今为止，有关“土壤保护”的立法还未能在全国人大代表会议上通过。但是，这引发很多人关注此问题，他们希望通过立法来确定污染评估的标准，确定污染责任的归属，确定污染后的处罚与治理。虽然立法不能解决实际问题，但如果没有立法，技术手段就难以发挥应有的效果。
除了立法滞后，媒体宣传是否精准？高校教育是否符合实际？专项资金筹措是否到位？这些问题都让土壤修复成了“一潭死水”。在如此混乱的大环境中，土壤修复工程不但不能解决我们面临的问题，反而会引来更多、甚至更严重的灾难。多年前，当我们向土地上撒下那些污染物时，可能并没有想过，这一过程的“增熵”效应会让如今的我们如此束手无策。
2016年4月16日，天津港“8·12”事故区域，污染场地修复工作有序展开。CFP供图
4月18日，央视报道了一条令人触目惊心的新闻：常州外国语学校新址建在污染地旁，部分污染物超标近10万倍。由于学校附近开挖的地块上曾经是三家化工厂。因此，在施工过程中出现了有毒物质的扩散。常外选址明显违规，只与毒地间隔不足100米。自从去年迁址至今，常州外国语学校先后有641名学生被送到医院进行检查，有493人出现皮炎、湿疹、支气管炎、血液指标异常、白细胞减少等异常症状。
这一事件中校方的不负责任和隐瞒推诿，让民众的愤怒情绪高涨：学校规模扩张，竟能置学生和教职人员的身体健康于不顾。而这背后还有更大的问题：学校怎么会建在这样的地方？环评是如何通过的？据报道，这一建设的确通过了环评，但是，“通过”的前提是周边土壤作业完成之后。由于意料之外的拖延，土壤作业没有能按期完成，出现这种情况，学校本应相应地延期迁址。然而，校方却极不负责地坚持按原计划进行，才导致如今的后果。可是，明明知道是化工厂旧址，有毒污染物富集，为什么还要把它挖开来？
多年来，随着经济飞速发展，在中国的很多地区，尤其是在长三角、珠三角等工业基础雄厚的地区，各类高污染企业为地方经济注入了第一桶金。然而，由此带来了严重的环境问题：污染物进入水体和土壤，变成了严重的毒瘤。随着经济持续发展，城市也在逐步扩张，原有的污染型企业被迫迁出闹市区，原有的郊区也慢慢被纳入城区，但是，这些企业所排放的各种污染物却可能因此遗留下来。尤其是各类重金属和难降解的有机物，让土地开发变得极为困难，造成种树树死、长草草亡。地下设施有被它们污染的危险，地面上的人群也同样会遭遇危害，因为不少有机物都具有挥发性，对周围的居民造成毒害。然而，近年来，伴随着中国产业结构转型，这些闲置下来的“毒地”必然不能继续闲置。为了让医院、学校、居民区进驻，“土壤修复”这一新兴产业应运而生。在常州外国语学校附近的这块工地，就进行了一个土壤修复项目。
不完美的常隆地块修复
2011年，常州常隆地块完成拆迁平地，同年，当地环境部门在进行调查后认定：该地块“用于商业开发的环境风险不可接受”，由此拉开了对此地块进行土壤修复的大幕。在本次事件之前，早在2014年3月，当地政府就已开始了一轮修复，但因为刺激性异味太大，被迫暂停。随后修复工作断断续续开展，仍旧不能克服问题，浓烈的异味招致附近学校学生及家长的抗议，而政府与校方对此却始终未能给出妥善的解决方案，最终酿就此次事件。
该地块采取的主要修复方案是换土，用行话说就是“客土修复”，先把已经被污染的土壤运走，再到别处找来好土填上，我们在新闻照片中看到的挖掘机和水管，就是换土工程的一部分。这样的物理过程，至少有以下两个很难克服的问题：第一，挖掘过程中，怎么确保污染物不外溢？第二，对运走的这些脏土如何处理？单纯从技术手段上讲，这两个问题都没有太完美的解决方案。以本次事件为例，需要修复地块的总面积达到26.2公顷，比一般小区的面积都要大。在本次事件的现场，尽管施工方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去遮盖或阻挡异味，并且项目人员还声称是选择了合适的风向施工，但结果却不遂人意。
在常州事件中，污染后的土壤被送往水泥厂作为原料，从技术上讲，这算是比较妥当的处理方案，但距离完美还差甚远。且不说这样烧制的水泥品质是否与正常水泥相同，简单想一下，这些污染物会不会被送到大气中了呢？这并非危言耸听——2013年10月，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通过的《水俣公约》中，就明确将“水泥生产”列在了“汞及其化合物的大气排放点源清单”中。而根据估算，2013年中国水泥行业向大气排放的汞总量在89-144吨之间。所以，可以说，即便是把污染后的土壤烧成了灰，我们也依然不是污染的终结者，只不过是污染的搬运工。
方法不尽如人意
除了客土修复，还有别的方法吗？有，但也都不完美。比如：覆盖式——也就是直接挖来新土盖在上面，但谁都知道，毒土还在下面，这样治标不治本。
除了这两种物理手段之外，还有生物和化学手段。
化学修复，就是用一些修复剂去清除原有的污染物，可以在原位进行。在这次常州污染事件中，化学修复也成为了其中一项辅助手段，项目方通过对6米下受污染的土壤施加氧化剂，将土壤以及地下水中的有机物彻底氧化。但问题是，双氧水会不会造成二次污染？有机物会不会在双氧水的作用下生成其他有毒物质？
至于生物手段，目前主要采用的是植物修复与微生物修复，这听起来似乎很美，但实际操作却困难重重。这种手段的普适性有限，植物生长需要特殊自然条件的支持，且整个过程缓慢。同时，微生物对环境的挑剔程度也不低。虽然生长速度可以实现较快水平，但它们是否会产生新的污染物也需考虑。
土地污染十分严重
或许有人会说，既然土壤修复这么麻烦，那就不修，放着不动就行，然而，这种做法并不可取。自2005年起，国家环保局（后升格为国家环保部）与国土资源部对全国土地状况进行了全面调查，以确定土壤受污染的状况。2014年4月17日，这段长达8年的调查终于整理出了一份《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告》。公告中指出：“全国土壤环境状况总体不容乐观，部分地区土壤污染较重，耕地土壤环境质量堪忧，工矿业废弃地土壤环境问题突出。”如此悲观的论调，在国内公文上是不多见的。
在全国调查的630万平方公里总面积中（相当于国土面积的2/3），总超标率达到16.1%，约100万平方公里。更为严重的是，在这些超标地区中，还分为四个级别。其中，重度污染区域已经达到1.1%，约7万平方公里，相当于台湾岛与海南岛面积的总和。从地域上看，长三角与珠三角地区由于工业发达，污染也是首当其冲。而东北老工业基地由于历史原因，也属于重污染区域。总的来说，南方的情况更为严重。除了农业污染以外，主要的污染来源是污染性工业中的企业，多达36.3%的污染型企业——金属冶炼加工、矿物、皮革、造纸、石油煤炭、化工、医药、电力——周边的土壤污染超标。另外，多达34.9%的工业废弃地周边土壤污染超标。
北京著名的宋家庄地块，即三条地铁线的交界、南城重要的居住核心区、交通枢纽，曾经是北京农药厂所在地。当年工厂在生产过程中随意排放的六六六，像是重重戳入首都心脏的一把匕首。据测试，宋家庄地表的六六六浓度与其它异常地区相仿，均在50ng/g上下。但是，当挖到地面以下4米之后，其浓度就达到惊人的16万ng/g，比地表测试的结果翻了3000多倍。
当前，中国污染区域面积之广阔已足够让我们心惊肉跳，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污染种类也是五花八门。我们都知道，日本的“痛痛病”就是因为镉污染导致的。根据上述公告，中国的镉污染面积占调查总面积的7%，也就是44万平方公里，这几乎相当于整个四川省那么大。而其它各种重金属污染中，镍的超标面积为4.8%，汞为1.6%，砷为2.7%……这些数据串联在一起，也就难怪环保部与国土资源部认为土壤污染问题“不容乐观”了。所以，还是要修复。
土壤修复困难重重
从2001年开始，中国的土壤修复工程就已展开。客观来说，工程师们一直都很努力，并且也取得了很多研究性突破，但他们面对的是一只叫“土地污染”的“大怪兽”，一只需要各行各业通力合作才能驯服的“怪兽”。但事实上，国内对土壤修复的探索，大多还只是研究而已。因此，整体而言，十多年过去了，中国的土壤修复工作进行得并不顺利。据业内人士估计，中国土壤修复项目是一项超10万亿市值的大市场，几乎可以与高铁相媲美。但除非对地方经济发展明显有利，否则，大家都不会愿意做这方面的工作。
迄今为止，有关“土壤保护”的立法还未能在全国人大代表会议上通过。但是，这引发很多人关注此问题，他们希望通过立法来确定污染评估的标准，确定污染责任的归属，确定污染后的处罚与治理。虽然立法不能解决实际问题，但如果没有立法，技术手段就难以发挥应有的效果。
除了立法滞后，媒体宣传是否精准？高校教育是否符合实际？专项资金筹措是否到位？这些问题都让土壤修复成了“一潭死水”。在如此混乱的大环境中，土壤修复工程不但不能解决我们面临的问题，反而会引来更多、甚至更严重的灾难。多年前，当我们向土地上撒下那些污染物时，可能并没有想过，这一过程的“增熵”效应会让如今的我们如此束手无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