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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国涌 学者、作家，著有《大商人：追寻企业家的本土传统》、《1949：中国知识分子私人记录》。
笔者曾经有个比喻，在百年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有两个车轮，一边是知识分子，另一边是企业家。这两个阶层都不是我们古老的农业社会固有的，不是在农业文明的土壤中自我生长出来的——这是到了19世纪末，在异质文明冲击下产生出来的新阶层。
两个新兴阶层的坎坷命运
在此之前，中国的社会阶层是很简单的，只有“士、农、工、商”。这里的“商”不是我今天讲的企业家，而是农业社会从事贸易的人。他们不创造新的東西，不提供新的产品、新的精神元素，只是一个流通环节。
一个企业家最重要的还不是有形的产品、厂房、技术、设备，而是背后推动它的那些元素。通常我们说土地、技术、资本的结合就可以创造一个企业，其实这样说太表面了，更具有根本性的是推动这三者变成一个企业的精神纽带、制度性的東西。过去我们一直追问，为什么资本主义不是首先产生在東方，而是在西欧？马克斯?韦伯已经回答了：马丁?路德和加尔文的宗教改革，把欧洲人从罗马教廷的桎梏下解放出来，变成了新教徒。新教伦理是每个人直接面对上帝，换句话说就是每个人对自己负责，每个人拼命赚钱就是荣耀上帝。资本主义的动力是从超越性的上帝那里来的，而我们只讲看得见摸得着的東西，对超越性的東西向来敬而远之，例如孔子有名言“敬鬼神而远之”，“未知生，焉知死”；最高境界是“吾与点也”（春天来了，三两个人在沐浴之后散步）。这个最高境界现在看来就是一种个人的休闲生活，并不追问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孔子只关心现世当中的问题，不解决人的终极关怀。严格意义上说，中国的哲学、文化不提供超越于现实之上的维度。我们恐怕缺乏仰望星空的能力。
中国的知识分子也从零开始。古中国没有相对独立的知识分子阶层，所有读书人只有一个目标，就是考秀才、举人、进士，依附于帝王权力。如果一样都没考上，就出局了。
一个时代、一个社会，如果读书人只有官方设定的一条出路，显然不是独立的阶层，只能说是依附于权力的阶层，无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19世纪末之后，由于新式企业特别是文化企业的出现（大学、中小学等新式学堂的出现），使得读书人可以不再寻求做官，做记者、做编辑、做教师照样能活下来。鲁迅选择了做自由撰稿人。如果蒲松龄生活在那个时代，在报纸开个专栏“谈狐说鬼”，也不至于穷困潦倒。知识分子的产生是要有前提条件的，那就是经济上的相对独立。所以，最能代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标志不是谁当了总统，谁当了总理，甚至不是国会、宪法，而是学校、银行、工厂、书局、报馆的出现。
政治层面的变化比社会层面的变化来得缓慢。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但真正在政治上确立一个健康的共和制度，是在1870年普法战争之后。在这80年当中，法国动荡了多少次？如果从1912年中国成立亚洲第一个共和国算起，迄今不足百年。法国的转型用了80年，我们用100多年也很正常。所以，我在看历史时经常产生这样的感想：我更加相信用渐进、和平方式推动社会进步的那些人、那些力量、那些阶层。他们不相信天上掉馅饼，不相信一步登天。他们只相信一步一个脚印，只相信滴水穿石。这看起来很不过瘾甚至无聊，但大刀阔斧、血流成河、疾风暴雨式的革命虽然来得痛快，结果却往往以牺牲大量的生命为代价、牺牲好几个社会阶层为代价。
然而，我们这个民族有个习惯：把流血看得高于一切；通过智慧、和平手段得来的東西反而不被看重，甚至不被认可。其实不流血换来的可能恰恰是最重要的。看中国百年现代化进程，令人黯然神伤的是，同时起步于晚清的两个新阶层后来都遭遇了厄难。
现代化进程中的两个轮子被卸了下来，现代化的这辆车还能往前开吗？要重新启动现代化进程，就要把这两个轮子找回来，这是1970年代末改革开放的基本理由。
1977年恢复高考，与1979年允许私人雇工办厂，基本上同步。经过30多年，我们已经清楚地看到，今天企业家代表着“先进的生产力”，回到了时代的中心。知识分子变成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代表了“先进的文化”。历史转了一个圆圈。有人从批判的角度看，说三种力量（文化精英、经济精英、权力精英）垄断了大部分社会资源，形成了铁三角，造成社会不公。这样概括当然简单了些——其实过往知识精英和经济精英对权力精英是构成制衡作用的，两大精英联盟制衡权力精英，这是正常的社会格局。
那时的企业家，都有知识分子气
第一、二代企业家，无论是否受过良好的教育，都具有知识分子气。
知识分子和企业家虽属两个不同的阶层，但在近百年的中国现代化过程中，这两个阶层很大程度上是交叉、重合的，或者彼此关系密切。荣氏兄弟荣德生、荣宗敬虽然只读过五六年私塾，却也饱读诗书，写得一手好字，对中国传统文化有很深的理解，而且一辈子都在学习。《荣德生文集》内容丰富。一个富甲江南的大企业家，最喜欢的居然是读书、写文章、与知识分子交往。他最大的娱乐不是到娱乐场所去，而是在家里练字。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留学回来的陈光甫，创办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他一辈子坚持写日记，对共产主义未来会怎么样、有几种可能都分析得很清楚。他死后很多年，上海档案馆把他的部分日记整理出来，我们才蓦然发现，原来那个时代的银行家对国家、民族的命运有过这么深入的思考。你能说这些人不是知识分子吗？
抗战来临时，蒋介石派两个人去美国借钱：一个是胡适，一个是陈光甫。他们两个恰好可以代表两个车轮——知识分子和企业家阶层。他们借钱成功了，那笔借款叫“桐油贷款”，“驼峰航线”运过来的大量战略物资，就是靠这笔借款，否则中国的抗日不可能在西南支撑8年之久。这是知识分子、企业家为中国抗战作出的巨大贡献。
晚清到民国，知识分子与企业家之间多是同学关系。他们在文化上完全是对等的，他们的语言是一致的。你送我一幅字，我送你一幅画。他们追求的社会目标也非常一致，容易达成共识。
这两个新兴社会阶层当时可以对权力构成制衡，社会不至于滑入谷底。1931年11月，蒋介石与上海各界名流的一张合影，上面有很多银行家，如张公权、陈光甫等人，还有虞洽卿、刘鸿生、穆藕初，王云五、史量才、黄炎培……站在第一排正中间的人不是蒋介石，而是史量才。也许你觉得这是偶然，但在掌权者那里，从无偶然。这表明权力体制之外的社会精英与政权之间是相互制衡的关系，而不是依附关系。史量才正因为不依附于国民党政府，才被军统暗杀于杭州到上海的路上，那条路恰恰是史量才出钱修的。那个时代也有非常阴暗残酷的一面；但社会是非常复杂的，我们在看到阴暗面的同时，也要看看另外一面。 有钱人不一定是企业家，企业家不一定是有钱人
1949年前夜，胡适在北大做校长时焦头烂额，每天都被琐事缠绕，经常睡不好觉。他一生中在北大最风光的时期，是抗日战争前做中文系主任、文学院院长时——那时他生活得何等丰富，每个星期天是他家的开放日，贩夫走卒、名流雅士都可以到适之先生家的客厅坐一坐、聊一聊。星期天是他太太最生气的日子，因为这一天不属于他们自己家，而属于全中国。在胡适看来还有一件比教书更重要的事情，就是办《独立评论》，这本不赚钱的同人杂志耗费了他很多时间和精力，有时候他既是主编又是校对，又要写文章。比胡适活得更有趣的是徐志摩，他只活了三十几岁，短暂的人生却丰富多彩。他是诗人、翻译家、教授，但他和朋友们在一起从来不聊文学，只聊发夹、鸟的叫声……在那个动荡的时代，一个知识分子可以按自己的想法过得自在、丰富。
企业家也一样，如果企业家只知道赚钱，必然活得很累。许多企业家都有与企业毫无关系的生活。荣德生“一生知己是梅花”。他日常生活的寄托是在废报纸上写毛笔字，一张纸上先写小楷，再写中楷，再写大字，最后给佣人换廉价的纸烟，真是做到了一点都不浪费。他毕生的梦想是创办一所综合性大学，从小学、中学到职业技术学院，最后他创办了江南大学。他用高于其他学校的待遇聘请了钱穆、唐君毅、牟宗三这样的教授，以及工科、农科方面的一流教授。他还创办了图书馆，有10万册图书，现在无锡图书馆有一个专门的荣氏文库。他在做公益的时候，内心是非常快乐的。他曾经想在无锡一带造一千座桥，建立一个公益基金“千桥会”，已完成的就有几百座。
有钱人不一定是企业家，企业家也不一定都是有钱人。真正的企业家往往不把钱留给子孙，这是企业家的普世标准。马克斯?韦伯说过，赚钱是荣耀上帝的一个手段，而不是为子孙积攒财富。中国虽然没有新教伦理的背景，但儒家传统里也有很多回报社会、奉献社会的理念。所以，中国最重要的企业家几乎从他们最初创业成功那个阶段起，就主动回报社会，投入教育及其他公益事业，比如造桥修路、建图书馆、建公共设施等。穆藕初的幼子穆家修说，父亲没有给他们兄弟姊妹留下任何遗产。张謇、卢作孚也没有把钱财留给子孙。
新一轮的历史正在展开
自从“5?12”地震以来，新一代企业家开始介入社会事务，开始寻找信仰。他们掌握了巨大的财富之后迫切寻找可以安定自己内心的那些寄托。经过30年，这一代的企业家开始改变，他们寻找的，不再局限于金钱。他们的寻找，就是一个时代的起点。与此同时，知识分子也在裂变，分裂就是多元的开始。我有一个比喻——今天中国的知识分子不再是一个完整的阶层，而是一地散落的珠子，滚到各自的角落去了。知识分子在裂变，企业家在分化，整个社会在重新洗牌——新一轮的历史正在展开。
历史上，当知识分子和企业家在公共领域发挥作用，双轮齐头并进时，那是一种正常状态。回到正常状态需要很多前提条件，我们正处于创造前提条件的过程中。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2年第9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笔者曾经有个比喻，在百年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有两个车轮，一边是知识分子，另一边是企业家。这两个阶层都不是我们古老的农业社会固有的，不是在农业文明的土壤中自我生长出来的——这是到了19世纪末，在异质文明冲击下产生出来的新阶层。
两个新兴阶层的坎坷命运
在此之前，中国的社会阶层是很简单的，只有“士、农、工、商”。这里的“商”不是我今天讲的企业家，而是农业社会从事贸易的人。他们不创造新的東西，不提供新的产品、新的精神元素，只是一个流通环节。
一个企业家最重要的还不是有形的产品、厂房、技术、设备，而是背后推动它的那些元素。通常我们说土地、技术、资本的结合就可以创造一个企业，其实这样说太表面了，更具有根本性的是推动这三者变成一个企业的精神纽带、制度性的東西。过去我们一直追问，为什么资本主义不是首先产生在東方，而是在西欧？马克斯?韦伯已经回答了：马丁?路德和加尔文的宗教改革，把欧洲人从罗马教廷的桎梏下解放出来，变成了新教徒。新教伦理是每个人直接面对上帝，换句话说就是每个人对自己负责，每个人拼命赚钱就是荣耀上帝。资本主义的动力是从超越性的上帝那里来的，而我们只讲看得见摸得着的東西，对超越性的東西向来敬而远之，例如孔子有名言“敬鬼神而远之”，“未知生，焉知死”；最高境界是“吾与点也”（春天来了，三两个人在沐浴之后散步）。这个最高境界现在看来就是一种个人的休闲生活，并不追问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孔子只关心现世当中的问题，不解决人的终极关怀。严格意义上说，中国的哲学、文化不提供超越于现实之上的维度。我们恐怕缺乏仰望星空的能力。
中国的知识分子也从零开始。古中国没有相对独立的知识分子阶层，所有读书人只有一个目标，就是考秀才、举人、进士，依附于帝王权力。如果一样都没考上，就出局了。
一个时代、一个社会，如果读书人只有官方设定的一条出路，显然不是独立的阶层，只能说是依附于权力的阶层，无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19世纪末之后，由于新式企业特别是文化企业的出现（大学、中小学等新式学堂的出现），使得读书人可以不再寻求做官，做记者、做编辑、做教师照样能活下来。鲁迅选择了做自由撰稿人。如果蒲松龄生活在那个时代，在报纸开个专栏“谈狐说鬼”，也不至于穷困潦倒。知识分子的产生是要有前提条件的，那就是经济上的相对独立。所以，最能代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标志不是谁当了总统，谁当了总理，甚至不是国会、宪法，而是学校、银行、工厂、书局、报馆的出现。
政治层面的变化比社会层面的变化来得缓慢。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但真正在政治上确立一个健康的共和制度，是在1870年普法战争之后。在这80年当中，法国动荡了多少次？如果从1912年中国成立亚洲第一个共和国算起，迄今不足百年。法国的转型用了80年，我们用100多年也很正常。所以，我在看历史时经常产生这样的感想：我更加相信用渐进、和平方式推动社会进步的那些人、那些力量、那些阶层。他们不相信天上掉馅饼，不相信一步登天。他们只相信一步一个脚印，只相信滴水穿石。这看起来很不过瘾甚至无聊，但大刀阔斧、血流成河、疾风暴雨式的革命虽然来得痛快，结果却往往以牺牲大量的生命为代价、牺牲好几个社会阶层为代价。
然而，我们这个民族有个习惯：把流血看得高于一切；通过智慧、和平手段得来的東西反而不被看重，甚至不被认可。其实不流血换来的可能恰恰是最重要的。看中国百年现代化进程，令人黯然神伤的是，同时起步于晚清的两个新阶层后来都遭遇了厄难。
现代化进程中的两个轮子被卸了下来，现代化的这辆车还能往前开吗？要重新启动现代化进程，就要把这两个轮子找回来，这是1970年代末改革开放的基本理由。
1977年恢复高考，与1979年允许私人雇工办厂，基本上同步。经过30多年，我们已经清楚地看到，今天企业家代表着“先进的生产力”，回到了时代的中心。知识分子变成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代表了“先进的文化”。历史转了一个圆圈。有人从批判的角度看，说三种力量（文化精英、经济精英、权力精英）垄断了大部分社会资源，形成了铁三角，造成社会不公。这样概括当然简单了些——其实过往知识精英和经济精英对权力精英是构成制衡作用的，两大精英联盟制衡权力精英，这是正常的社会格局。
那时的企业家，都有知识分子气
第一、二代企业家，无论是否受过良好的教育，都具有知识分子气。
知识分子和企业家虽属两个不同的阶层，但在近百年的中国现代化过程中，这两个阶层很大程度上是交叉、重合的，或者彼此关系密切。荣氏兄弟荣德生、荣宗敬虽然只读过五六年私塾，却也饱读诗书，写得一手好字，对中国传统文化有很深的理解，而且一辈子都在学习。《荣德生文集》内容丰富。一个富甲江南的大企业家，最喜欢的居然是读书、写文章、与知识分子交往。他最大的娱乐不是到娱乐场所去，而是在家里练字。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留学回来的陈光甫，创办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他一辈子坚持写日记，对共产主义未来会怎么样、有几种可能都分析得很清楚。他死后很多年，上海档案馆把他的部分日记整理出来，我们才蓦然发现，原来那个时代的银行家对国家、民族的命运有过这么深入的思考。你能说这些人不是知识分子吗？
抗战来临时，蒋介石派两个人去美国借钱：一个是胡适，一个是陈光甫。他们两个恰好可以代表两个车轮——知识分子和企业家阶层。他们借钱成功了，那笔借款叫“桐油贷款”，“驼峰航线”运过来的大量战略物资，就是靠这笔借款，否则中国的抗日不可能在西南支撑8年之久。这是知识分子、企业家为中国抗战作出的巨大贡献。
晚清到民国，知识分子与企业家之间多是同学关系。他们在文化上完全是对等的，他们的语言是一致的。你送我一幅字，我送你一幅画。他们追求的社会目标也非常一致，容易达成共识。
这两个新兴社会阶层当时可以对权力构成制衡，社会不至于滑入谷底。1931年11月，蒋介石与上海各界名流的一张合影，上面有很多银行家，如张公权、陈光甫等人，还有虞洽卿、刘鸿生、穆藕初，王云五、史量才、黄炎培……站在第一排正中间的人不是蒋介石，而是史量才。也许你觉得这是偶然，但在掌权者那里，从无偶然。这表明权力体制之外的社会精英与政权之间是相互制衡的关系，而不是依附关系。史量才正因为不依附于国民党政府，才被军统暗杀于杭州到上海的路上，那条路恰恰是史量才出钱修的。那个时代也有非常阴暗残酷的一面；但社会是非常复杂的，我们在看到阴暗面的同时，也要看看另外一面。 有钱人不一定是企业家，企业家不一定是有钱人
1949年前夜，胡适在北大做校长时焦头烂额，每天都被琐事缠绕，经常睡不好觉。他一生中在北大最风光的时期，是抗日战争前做中文系主任、文学院院长时——那时他生活得何等丰富，每个星期天是他家的开放日，贩夫走卒、名流雅士都可以到适之先生家的客厅坐一坐、聊一聊。星期天是他太太最生气的日子，因为这一天不属于他们自己家，而属于全中国。在胡适看来还有一件比教书更重要的事情，就是办《独立评论》，这本不赚钱的同人杂志耗费了他很多时间和精力，有时候他既是主编又是校对，又要写文章。比胡适活得更有趣的是徐志摩，他只活了三十几岁，短暂的人生却丰富多彩。他是诗人、翻译家、教授，但他和朋友们在一起从来不聊文学，只聊发夹、鸟的叫声……在那个动荡的时代，一个知识分子可以按自己的想法过得自在、丰富。
企业家也一样，如果企业家只知道赚钱，必然活得很累。许多企业家都有与企业毫无关系的生活。荣德生“一生知己是梅花”。他日常生活的寄托是在废报纸上写毛笔字，一张纸上先写小楷，再写中楷，再写大字，最后给佣人换廉价的纸烟，真是做到了一点都不浪费。他毕生的梦想是创办一所综合性大学，从小学、中学到职业技术学院，最后他创办了江南大学。他用高于其他学校的待遇聘请了钱穆、唐君毅、牟宗三这样的教授，以及工科、农科方面的一流教授。他还创办了图书馆，有10万册图书，现在无锡图书馆有一个专门的荣氏文库。他在做公益的时候，内心是非常快乐的。他曾经想在无锡一带造一千座桥，建立一个公益基金“千桥会”，已完成的就有几百座。
有钱人不一定是企业家，企业家也不一定都是有钱人。真正的企业家往往不把钱留给子孙，这是企业家的普世标准。马克斯?韦伯说过，赚钱是荣耀上帝的一个手段，而不是为子孙积攒财富。中国虽然没有新教伦理的背景，但儒家传统里也有很多回报社会、奉献社会的理念。所以，中国最重要的企业家几乎从他们最初创业成功那个阶段起，就主动回报社会，投入教育及其他公益事业，比如造桥修路、建图书馆、建公共设施等。穆藕初的幼子穆家修说，父亲没有给他们兄弟姊妹留下任何遗产。张謇、卢作孚也没有把钱财留给子孙。
新一轮的历史正在展开
自从“5?12”地震以来，新一代企业家开始介入社会事务，开始寻找信仰。他们掌握了巨大的财富之后迫切寻找可以安定自己内心的那些寄托。经过30年，这一代的企业家开始改变，他们寻找的，不再局限于金钱。他们的寻找，就是一个时代的起点。与此同时，知识分子也在裂变，分裂就是多元的开始。我有一个比喻——今天中国的知识分子不再是一个完整的阶层，而是一地散落的珠子，滚到各自的角落去了。知识分子在裂变，企业家在分化，整个社会在重新洗牌——新一轮的历史正在展开。
历史上，当知识分子和企业家在公共领域发挥作用，双轮齐头并进时，那是一种正常状态。回到正常状态需要很多前提条件，我们正处于创造前提条件的过程中。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2年第9期，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