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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元伟结识五十年，屈指数来，我们最近一次相聚也是六年前的事了。
那是2013年春夏之交，我退休后第一次携家人出行，专程去看望早已调离新疆的元伟一家。火车凌晨两点到达，老远就看见元伟夫妇等候在出站口。分别多年，异地重逢，他没有一点儿大企业老总的派头，指名道姓的招呼，略带调笑的问候，一如过往那样默契、自然。而后，他一把抢过我手里的行李车走在了前面。上汽车时人多超员，他执意让妻子一个人打的先走，自己驾车把我们送到了预订的酒店。在十多天逗留期间，吃住游玩安排得十分周全，元伟还常抽空陪我们上街转转看看。有几日，我们去深山景区旅游，遇有地震传闻，元伟的问询和安全提示一直伴随着我们，大家感受到的都是放心与惬意。
“你和元伟叔叔很多年天各一方，怎么还能这样情投意合？”从新疆归来，同行的女儿对父辈间的深挚感情赞羡不已，脸上写满了好奇。而我，思绪却飘忽起来，渐渐地，又被拉回到那些岁月。
上世纪60年代末，我和元伟有缘在新疆农场相遇。那时，我是石河子市下乡知青，他是本地学生，同在一个畜牧排工作。他精明能干，平日话语不多，和我倒是一见如故，志趣相投。当时，畜牧点大多分布在连队附近，各自为阵放牧牛羊。一次突降暴雨，有群羊放得比较远，未能及时进圈。羊群受到惊吓极易失散，我和元伟关好自己的羊群后一商议，羊是国家财产，绝不能坐视不管，随即冒雨外出寻找。旷野里大雨滂沱，四周灰蒙蒙的，连方向都难以辨认。遍地泥泞中，不小心就会摔上一跤。我们也顾不得那许多，一边呼喊，一边高一脚低一脚地摸索前行。走了大约三四公里，在一片洼地里发现了那群羊，两个放羊的小伙伴正为跑散了几只羊着急呢！好在雨势逐渐减弱，我们又把附近的沟沟坎坎搜索了一遍，直到所有羊全都归队。刚准备坐下来休息，抬眼看见彼此泥猴一般的模样，便你指着我、我指着你大笑起来。
下乡第三年，连队准备调整班组长。当时畜牧排有个二陡渠放牧班，由于远离连队人心不齐问题多，老职工们没人愿去揽这个瓷器活儿，有消息传可能要选一名年轻人去当班长。当时，元伟在排里口碑不错，他本人也想试试身手。可巧有天排长检查工作，有意无意地问起我对元伟的看法，我心里琢磨，莫非是元伟人了领导的法眼？这忙，必须帮！我便来了个竹筒倒豆子，把元伟各方面的情况做了详细介绍，听得排长直点头。后来，排里征求意见，我和几位同志又一致推举了元伟。不久，元伟成为连队第一批学生班长。上任后，他不负众望，把二陡渠放牧班带成了全连的先进班组。
我的处境则比较尴尬。那年冬季，连队召开班长以上干部参加的年终评比会，窗外风雪交加，屋里也是唇枪舌剑，争议的中心是我能否获评“五好战士”。同意我的理由是工作负责有成绩，反对者说我探亲超假还不肯认错，违反纪律。两种意见针锋相对，争执不下，据说元伟忍不住了，激動地站起来据理力争：一个下乡知青，长年以放牧点为家，还能恪尽职守、跳水救羊，哪一点不符合“五好战士”的条件？不能因为母亲患病，他在城里多照顾了几天，就全盘否定一个人的工作。元伟的发言得到大多数与会者的认同，我最终还是上了连队的“五好战士”光荣榜。
然而，事情并没有完结，连里个别领导从此给我贴上了“不听话”的标签，在处理涉及我的问题时，也经常夹带一些个人色彩。我很苦恼，元伟也着急上火，但凡有合适的机会，他都要在领导面前为我说情论理。有一次，营里准备调我去当畜牧技术员，征求连队意见时，领导又以“他还不太成熟”为由加以阻止。元伟知道后，让我写了一篇反映连队变化的通讯稿（当时连队少有这类宣传），并劝我一起到指导员家做了汇报，以此缓和我与领导的关系。虽然已经于事无补，但是，他的良苦用心显而易见，就连后来排长知道了，也称赞元伟“够朋友”。就这样，农场五年的相逢相聚，让我们成了无话不谈的好兄弟。
再次相聚，是我返城十年以后，在石河子市政府部门上班。而元伟这期间考入本市师范学校，毕业后留校当了教师，在一次主持团委活动时，被上级领导发现，直接选拔进了市委机关。久别重聚，又同为公务员，两家住得不是太远，所以，周末，我们在狭小的陋室里相对而坐，每家贡献一两个拿手菜，无拘无束地边吃边聊，好不快活。然而，我们的人生轨迹，从我1988年调回内地后发生了重大改变。元伟的事业一路顺畅，90年代末已成为一家全国知名的股份制企业在新疆的当家人，之后又几经省际调任，可谓功成名就。而我在湖北襄阳的打拼之路却是一波三折，特别是国企改革之后，一切几乎又回到了原点。远隔千里之遥，元伟从未中断过信件、电话联系，通过推心置腹的开导和建议，帮我解除烦恼，理清思路，使我鼓足了从头再来、走出逆境的勇气。
2000年初，我去新疆办事。当时元伟任职不久，工作很忙。我到达乌鲁木齐后，犹豫再三，还是和他通了电话，一听是我，他的声音立马提高了几分，爽快地邀我前往见面。到达单位时，他已经安排人在前厅等候，当我一踏进宽敞的办公室，元伟立即迎了上来，寒暄几句后便关心地问起我的近况。朋友之间无需遮遮掩掩，我实话实说，所在企业破产，不甘心就此消沉，我是主动请缨，前来为湖北一家职业技术学院招生的。元伟问：“你有目标生源吗？”我愣了一下，随口说道：“要什么目标呀，走哪儿招哪儿呗。新疆那么大，还怕招不到几个学生。”元伟笑笑，略作思考，给我列出了一份名单。带着这份名单，我去石河子市和国营农场忙起了招生。果然如元伟所说，有外省和本地十余家学校，招生竞争十分激烈，幸亏有他的及时提醒，加之他推荐的朋友热心张罗，我到一些中学和学生家庭中做了不少工作，才逐步打开局面。
转眼就是个把月，离开新疆的头天下午，我等到了刚从市州检查工作归来的元伟。元伟希望我回家后不要自暴自弃，要振作精神，寻找适合自身专长的领域去谋求发展。说着，他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纸包让我带上。我打开一看，是3000元现金。在当时，这笔钱对一般家庭来说不算小数，我当即表示不能接收。推让了几次后，元伟走过来把钱压在我的手上说：“朋友讲的是友情为重，当年在农场时，我们同甘苦共患难，谁计较过利益得失？你现在有困难，我帮不上什么忙，这钱也只是一点儿心意，你一定要收下。”那一刻，我真切体会到“朋友”二字的分量，百感交集，半晌都没说出一句话来。
在人事纷繁的大千世界里，拥有一份纯洁的友谊何其珍贵。我无论如何都忘不了，这些年来元伟给予的太多帮助，也清楚地记得，是每一次难得、短暂的相聚，把我们的友情链条连接得越发紧密。因此，对于元伟夫妇的首次到访，也是6年之后的再度相聚，我们全家出动，做了认真准备。
那天午后，期盼终于成真，两家人如约重逢在襄阳古城。时间有限，没能让他们休整片刻，热热闹闹饱餐了一顿特色风味后，便马不停蹄地开始了城区游览。在风景幽静的“中国郊野园林第一家”习家池，元伟夫妇徜徉于山水池泉之中良久不愿离开;在襄阳唐城影视基地，他们登上一座座高大的古典建筑，把盛世大唐的恢宏气势与汉水的粼粼波光悉数收入镜头。晚上，在黑灯瞎火中驱车赶往襄阳隆中景区，观看国内首台实景影像话剧《草庐·诸葛亮》，领略了诸葛亮不一样的人格魅力。路途上也没闲着，我们打开话匣子，过去的现在的，高兴的烦恼的，总也没有说够。
次日清晨，还没来得及分享相聚的快乐，又到了离别的时刻。我默默地将元伟夫妇的行李装上汽车，顺手递过妻子准备的襄阳特产，让他们带回去品尝。元伟举起几包特产笑道：“这次见面，玩了，乐了，还要带，有这样的好事，我们还要再来。”逗得大家都笑了，紧绷着的沉闷气氛一扫而空。
人生有缘得知己，最是相聚见真情，目送着“路虎”疾驶远去，我们在心里又开始酝酿下一次欢聚！
责任编辑：蒋建伟
那是2013年春夏之交，我退休后第一次携家人出行，专程去看望早已调离新疆的元伟一家。火车凌晨两点到达，老远就看见元伟夫妇等候在出站口。分别多年，异地重逢，他没有一点儿大企业老总的派头，指名道姓的招呼，略带调笑的问候，一如过往那样默契、自然。而后，他一把抢过我手里的行李车走在了前面。上汽车时人多超员，他执意让妻子一个人打的先走，自己驾车把我们送到了预订的酒店。在十多天逗留期间，吃住游玩安排得十分周全，元伟还常抽空陪我们上街转转看看。有几日，我们去深山景区旅游，遇有地震传闻，元伟的问询和安全提示一直伴随着我们，大家感受到的都是放心与惬意。
“你和元伟叔叔很多年天各一方，怎么还能这样情投意合？”从新疆归来，同行的女儿对父辈间的深挚感情赞羡不已，脸上写满了好奇。而我，思绪却飘忽起来，渐渐地，又被拉回到那些岁月。
上世纪60年代末，我和元伟有缘在新疆农场相遇。那时，我是石河子市下乡知青，他是本地学生，同在一个畜牧排工作。他精明能干，平日话语不多，和我倒是一见如故，志趣相投。当时，畜牧点大多分布在连队附近，各自为阵放牧牛羊。一次突降暴雨，有群羊放得比较远，未能及时进圈。羊群受到惊吓极易失散，我和元伟关好自己的羊群后一商议，羊是国家财产，绝不能坐视不管，随即冒雨外出寻找。旷野里大雨滂沱，四周灰蒙蒙的，连方向都难以辨认。遍地泥泞中，不小心就会摔上一跤。我们也顾不得那许多，一边呼喊，一边高一脚低一脚地摸索前行。走了大约三四公里，在一片洼地里发现了那群羊，两个放羊的小伙伴正为跑散了几只羊着急呢！好在雨势逐渐减弱，我们又把附近的沟沟坎坎搜索了一遍，直到所有羊全都归队。刚准备坐下来休息，抬眼看见彼此泥猴一般的模样，便你指着我、我指着你大笑起来。
下乡第三年，连队准备调整班组长。当时畜牧排有个二陡渠放牧班，由于远离连队人心不齐问题多，老职工们没人愿去揽这个瓷器活儿，有消息传可能要选一名年轻人去当班长。当时，元伟在排里口碑不错，他本人也想试试身手。可巧有天排长检查工作，有意无意地问起我对元伟的看法，我心里琢磨，莫非是元伟人了领导的法眼？这忙，必须帮！我便来了个竹筒倒豆子，把元伟各方面的情况做了详细介绍，听得排长直点头。后来，排里征求意见，我和几位同志又一致推举了元伟。不久，元伟成为连队第一批学生班长。上任后，他不负众望，把二陡渠放牧班带成了全连的先进班组。
我的处境则比较尴尬。那年冬季，连队召开班长以上干部参加的年终评比会，窗外风雪交加，屋里也是唇枪舌剑，争议的中心是我能否获评“五好战士”。同意我的理由是工作负责有成绩，反对者说我探亲超假还不肯认错，违反纪律。两种意见针锋相对，争执不下，据说元伟忍不住了，激動地站起来据理力争：一个下乡知青，长年以放牧点为家，还能恪尽职守、跳水救羊，哪一点不符合“五好战士”的条件？不能因为母亲患病，他在城里多照顾了几天，就全盘否定一个人的工作。元伟的发言得到大多数与会者的认同，我最终还是上了连队的“五好战士”光荣榜。
然而，事情并没有完结，连里个别领导从此给我贴上了“不听话”的标签，在处理涉及我的问题时，也经常夹带一些个人色彩。我很苦恼，元伟也着急上火，但凡有合适的机会，他都要在领导面前为我说情论理。有一次，营里准备调我去当畜牧技术员，征求连队意见时，领导又以“他还不太成熟”为由加以阻止。元伟知道后，让我写了一篇反映连队变化的通讯稿（当时连队少有这类宣传），并劝我一起到指导员家做了汇报，以此缓和我与领导的关系。虽然已经于事无补，但是，他的良苦用心显而易见，就连后来排长知道了，也称赞元伟“够朋友”。就这样，农场五年的相逢相聚，让我们成了无话不谈的好兄弟。
再次相聚，是我返城十年以后，在石河子市政府部门上班。而元伟这期间考入本市师范学校，毕业后留校当了教师，在一次主持团委活动时，被上级领导发现，直接选拔进了市委机关。久别重聚，又同为公务员，两家住得不是太远，所以，周末，我们在狭小的陋室里相对而坐，每家贡献一两个拿手菜，无拘无束地边吃边聊，好不快活。然而，我们的人生轨迹，从我1988年调回内地后发生了重大改变。元伟的事业一路顺畅，90年代末已成为一家全国知名的股份制企业在新疆的当家人，之后又几经省际调任，可谓功成名就。而我在湖北襄阳的打拼之路却是一波三折，特别是国企改革之后，一切几乎又回到了原点。远隔千里之遥，元伟从未中断过信件、电话联系，通过推心置腹的开导和建议，帮我解除烦恼，理清思路，使我鼓足了从头再来、走出逆境的勇气。
2000年初，我去新疆办事。当时元伟任职不久，工作很忙。我到达乌鲁木齐后，犹豫再三，还是和他通了电话，一听是我，他的声音立马提高了几分，爽快地邀我前往见面。到达单位时，他已经安排人在前厅等候，当我一踏进宽敞的办公室，元伟立即迎了上来，寒暄几句后便关心地问起我的近况。朋友之间无需遮遮掩掩，我实话实说，所在企业破产，不甘心就此消沉，我是主动请缨，前来为湖北一家职业技术学院招生的。元伟问：“你有目标生源吗？”我愣了一下，随口说道：“要什么目标呀，走哪儿招哪儿呗。新疆那么大，还怕招不到几个学生。”元伟笑笑，略作思考，给我列出了一份名单。带着这份名单，我去石河子市和国营农场忙起了招生。果然如元伟所说，有外省和本地十余家学校，招生竞争十分激烈，幸亏有他的及时提醒，加之他推荐的朋友热心张罗，我到一些中学和学生家庭中做了不少工作，才逐步打开局面。
转眼就是个把月，离开新疆的头天下午，我等到了刚从市州检查工作归来的元伟。元伟希望我回家后不要自暴自弃，要振作精神，寻找适合自身专长的领域去谋求发展。说着，他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纸包让我带上。我打开一看，是3000元现金。在当时，这笔钱对一般家庭来说不算小数，我当即表示不能接收。推让了几次后，元伟走过来把钱压在我的手上说：“朋友讲的是友情为重，当年在农场时，我们同甘苦共患难，谁计较过利益得失？你现在有困难，我帮不上什么忙，这钱也只是一点儿心意，你一定要收下。”那一刻，我真切体会到“朋友”二字的分量，百感交集，半晌都没说出一句话来。
在人事纷繁的大千世界里，拥有一份纯洁的友谊何其珍贵。我无论如何都忘不了，这些年来元伟给予的太多帮助，也清楚地记得，是每一次难得、短暂的相聚，把我们的友情链条连接得越发紧密。因此，对于元伟夫妇的首次到访，也是6年之后的再度相聚，我们全家出动，做了认真准备。
那天午后，期盼终于成真，两家人如约重逢在襄阳古城。时间有限，没能让他们休整片刻，热热闹闹饱餐了一顿特色风味后，便马不停蹄地开始了城区游览。在风景幽静的“中国郊野园林第一家”习家池，元伟夫妇徜徉于山水池泉之中良久不愿离开;在襄阳唐城影视基地，他们登上一座座高大的古典建筑，把盛世大唐的恢宏气势与汉水的粼粼波光悉数收入镜头。晚上，在黑灯瞎火中驱车赶往襄阳隆中景区，观看国内首台实景影像话剧《草庐·诸葛亮》，领略了诸葛亮不一样的人格魅力。路途上也没闲着，我们打开话匣子，过去的现在的，高兴的烦恼的，总也没有说够。
次日清晨，还没来得及分享相聚的快乐，又到了离别的时刻。我默默地将元伟夫妇的行李装上汽车，顺手递过妻子准备的襄阳特产，让他们带回去品尝。元伟举起几包特产笑道：“这次见面，玩了，乐了，还要带，有这样的好事，我们还要再来。”逗得大家都笑了，紧绷着的沉闷气氛一扫而空。
人生有缘得知己，最是相聚见真情，目送着“路虎”疾驶远去，我们在心里又开始酝酿下一次欢聚！
责任编辑：蒋建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