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看似如影随形，但却并未广泛落地。
　　5月下旬，据彭博社等外媒报道，中国政府为了保证网络安全，在考虑推动金融机构放弃IBM公司服务器，转用本土品牌。不过，外媒的报道最终并未得到中国官方的证实，而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9月表示，中国依然欢迎外企。
　　與此同时，一场更为深远的技术变革已经到来，以分布式架构取代集中式的技术架构——这场变革浪潮让亚马逊以及阿里巴巴集团都投身其中——后者甚至发明了一个如今让IT人耳熟能详的词汇"去IOE"。IOE分别指服务器供应商IBM、数据库服务商Oracle（甲骨文）以及提供存储产品和服务的EMC。在内部业务顺利实现去IOE之后，阿里巴巴集团还对外推出了云计算服务。而包括IOE在内的传统IT企业，也在进行自我变革，他们也在抢夺云市场。
　　在中国，这一过程叠加了技术变革、商业竞争以及政策因素。但从根本上来说，政策只能起到导向作用，真正起到主导作用的还是市场和技术因素。

政策罗生门

　　对于IOE三家企业来说，压力首先来自于中国政府日趋严格的信息安全政策。5月下旬，据彭博社等外媒报道，包括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在内的政府部门，正在评估中国商业银行对于IBM服务器的高度依赖是否会影响国家财务安全。但是，随后的一系列事实证明，这个消息有点风声鹤唳。
　　就在此前不久的5月16日，中央国家机关政府采购中心发布了一份通知，对入围中央机关采购范围内的信息类产品提出新的采购要求，所有计算机类产品不允许安装Windows 8系统，该通知并未明确解释原因。尽管如此，微软的其他操作系统仍然被保留在采购目录。
　　但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倪光南在随后表示，这一要求合情合理。Windows 8系统的不可控性程度高，安装了该系统的电脑存在被监管的风险。而在去年6月，美国中央情报局前雇员爱德华·斯诺登对外披露，微软曾经涉入了美国国家安全局主导的棱镜监控计划。
　　事实上，今年恰好是中国接入互联网20周年，而在棱镜门事件的推波助澜之下，中国政府对于信息安全的重视提升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其标志就是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的成立。
　　该小组成立于2014年2月底，由国家主席习近平亲自担任组长，副组长则由李克强、刘云山担任，规格之高可见一斑。国家信息中心信息化研究部主任张新红评论说，领导小组的成立，第一次比较彻底地体现了信息化是“一把手工程”的内在要求。
　　根据官方的描述，该领导小组将着眼国家安全和长远发展，统筹协调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及军事等各个领域的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重大问题，研究制定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发展战略、宏观规划和重大政策，推动国家网络安全和信息化法治建设，不断增强安全保障能力。
　　事实上，信息安全在中国并非新概念，但在2014年却备受重视。
　　早在2003年，中国就出台第一部关于信息安全的纲领性文件《关于加强信息安全保障工作的意见》，此后，2005年，中国颁布来了信息安全领域内第一部法律《电子签名法》。2006年颁布的《2006～2020年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也对信息安全有所涉及，但就整体而言，关于信息安全的政策法规一直相对零散，分散于中央和各部委陆续出台的管理政策和文件中，未成体系，“远没有形成完整的法律框架”国家信息中心信息化研究部主任张新红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信息立法滞后于信息化发展是常态，但是中国似乎走得特别慢。”张新红说。到2014年，已有40多个国家颁布了网络空间国家安全战略，仅美国就颁布了40多份与网络安全有关的文件。美国还在白宫设立“网络办公室”，并任命首席网络官，直接对总统负责。2014年2月，总统奥巴马又宣布启动美国《网络安全框架》。作为中国的近邻，日本2013年6月出台《网络安全战略》，明确提出“网络安全立国”。印度2013年5月出台《国家网络安全策略》，目标是“安全可信的计算机环境”。
　　张新红预测，信息安全的相关政策将会持续推进。他同时建议，应该把一些政策用法律条文给固定下来
　　但是关于如何理解国家层面的信息安全、自主可控概念，各方并未达成共识。甚至，连政府部门的人士也有不同见地。10月中旬，一位浙江交通系统的信息部门官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信息安全、自主可控、支持国产品牌当然是个大方向，但是不可能一步到位，是吧？！”不过，这位官员补充道，未来浙江交通系统已经不需要采购多少硬件了，而替代方式则是云计算。
　　10月15日，“云上贵州”上线，该项目的上马是为了布局大数据产业，承载着贵州省经济升级转型的重任。这一项目的主要负责人之一、贵州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常务副主任、贵州省大数据产业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马宁宇说：“我们现在建这个平台，从服务器到软件，全用的国产的。”而贵州省在一些政府主导的项目中，则严格遵循了“自主可控”。
　　再以对信息安全要求颇高的银行业为例，银监会和人民银行都曾要求各大银行提高金融信息安全的自主可控水平，但是自主可控是不是简单的用国内产品代替国外产品呢？
　　一些银行人士并不这么认为。中国工商银行首席信息官林晓轩在名为《信息科技“自主可控”之道》的署名文章中表示，简单的替代国外产品不能实现自主可控，商业银行可以分层使用外部产品，但是应该自主研发核心和关键信息系统，才能掌握技术控制权、选择权和主动权。
　　与信息安全等政策相关的外企，更是对其讳莫如深，他们不愿意对此公开发表意见。“这些问题没法公开谈论。”一位拒绝了《中国新闻周刊》采访请求的外企人士说。

技术变革

　　IOE等外资企业的第二层压力则来源于技术变革。 　　在中国，去IOE并非始于政府，这一概念的创造者是阿里巴巴集团。而随着阿里巴巴云计算的逐渐成熟，已经具备了替代以“IOE”为代表的传统IT基础架构的可能性。
　　2008年，微软亚洲研究院副院长王坚跳槽到阿里，到任不久，就提出了去IOE战略——在产品层面，用PC服务器代替IBM服务器，用自研数据库替代Oracle数据库；用中低端存储替代EMC的产品。在技术路线层面，则是用去中心化、分布式代替集中式的数据处理方案。在他看来，去IOE不仅仅是技术升级，还是时代变革，过去是买“计算机”，现在则是买“计算能力”。
　　彼时的阿里已经成为亚洲最大的数据库用户。而IOE的传统技术架构已经满足不了阿里业务发展的需要———比如在每个双十一来临之间，阿里技术部门的人都头疼不已，为了实现IT系统的扩容，必须提前半年安排采购设备、安装部署。但是没有人能精确预测双十一业务量到底有多大，买多了成本太高可能会出现浪费，买少了又无法满足业务需求。

　　王坚认为，去IOE最好的方式不是服务器品牌的简单替换，而是云计算。整体而言，两者技术路线的区别在于，前者相当于客户自己购买发电机，根据自己对电力的需求考虑采购发电机的数量、大小、组装方式等，而云计算则相当于架构一張电网，客户需要多少电力就购买多少度电。
　　阿里云先拿内部业务试水。先是淘宝，而后跟进的则是阿里巴巴的B2B和支付宝。2012年底，淘宝系去IOE完成。2013年5月17日，阿里集团最后一台IBM小型机在支付宝下线。而EMC存储设备在2013年中全部下线。2013年7月，淘宝彻底告别Oracle数据库。
　　包括银行、证券、保险之类的金融机构，对于数据的安全和稳定的要求通常较高，他们通常是IOE的忠诚客户。但是阿里旗下的金融相关业务已经根植在阿里云平台上：包括原有业务支付宝，还有新产品余额宝等等。
　　因布局较早，目前阿里巴巴集团占据国内云计算的主要市场，而百度和腾讯也正在迅速跟进。比如，腾讯推出了腾讯云——这是面向广大企业和个人的公有云平台。
　　中国互联网巨头新兴的云计算业务吸引了诸多跨国人才，已经有来自IBM、谷歌、Facebook、Oracle等跨国公司的人才加入阿里云。
　　今年7月，阿里云确认，原甲骨文全球副总裁兼大众区划技术总经理喻思成，已经来到阿里巴巴集团担任阿里云副总裁。原甲骨文产品战略部高级总监刘松，加盟阿里云，担任阿里云业务总经理。
　　谈到为什么从跨国公司甲骨文来到阿里云，喻思成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云计算是大势所趋”。
　　刘松则认为，2013年和2014年这两年，整个IT业的大趋势已经变了天。标志之一是，过去的老牌IT企业都在倡导云计算，而传统的IT领导企业的断腕转型，则意味着全球IT行业的风向已经改变。
　　“他们是在进行断腕式变革，他们可能从云计算多赚一块钱，但是从服务器等传统业务那里就少赚三四块，但是他们为什么要变，是因为认识到大趋势不可改变。”刘松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标志之二则是，嗅觉灵敏的华尔街人士都在关注云计算。无独有偶，IDC的分析师弗兰克·吉恩斯就曾预测，到2015年，每7美元的技术开支中，将有1美元和云计算相关，“在云平台大战中获胜的企业，将成为IT企业新的权力中介”。
　　阿里云总裁王文彬则发现，大部分创业者几乎都会选择云计算，这将节省至少五分之四的IT成本。而且随买随用更为灵活，避免一次性的非理性IT投入造成代价不菲的浪费。“这些创业公司，将来会成为BAT，如果他们都用了云计算，那意味着下一个十年就是属于云计算的。”王文彬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国产化替代

　　在技术变革的背景下，在国产化的政策引导之下，中国企业能否实现对国外相应产品的替代，归根结底还在于中国企业的技术实力。
　　在服务器领域，替代小型机服务器的是X86，而总部位于山东的浪集团是刚刚崛起的明星。从5月至今，浪潮软件的股价已经从不到12元涨到如今的27元左右，而且业绩的增长也在100%以上。根据分析机构IDG的统计显示，目前在X86领域，浪潮集团的出货量仅次于惠普，排名第二。除了浪潮，这一行业的供应商还包括华为和曙光等等。而与此同时，在今年1月，IBM和联想集团达成合作，向后者出售了其IBMx86服务器业务，10月初，这一业务最终以21亿美元的价格成交。
　　浪潮集团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过去很多金融、交通等关键行业都不考虑采购国产服务器，但是今年浪潮业绩的增长中，有一部分贡献就来自金融、交通等行业的客户，与国外品牌相比，浪潮X86产品的采购价格大概便宜三分之一左右。
　　在内部业务根植在阿里云平台之后，阿里云开始把大数据能力输送给需要互联网化的政府、机构和企业。现在，阿里云已经拿到了包括小银行、电视台、气象局，以及多个政府部门的单子。
　　金融机构客户是典型代表。最初敢于尝鲜阿里云服务的都是阿里巴巴旗下业务，随后则是村镇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
　　经常和金融机构客户交流的刘松说，中国大银行不差钱，对于成本控制不敏感，而且大银行控制欲比较强，觉得放在自己的系统里面更安心，同时，大银行IT系统重置成本也比较高，因此大银行上云速度比较慢。但是银行已经意识到，云计算是未来。因此大银行会把一些创新业务先放到“云”上，“先试一下”。
　　而保险公司的IT投入大概只有银行的五分之一左右，也没有大银行财大气粗，所以对云计算更为欢迎。对云计算态度最开放的还数证券公司和期货公司，它们对成本敏感，IT投入小，船小好调头。 　　一位中型商业银行副行长则在8月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银行的企业文化就是厌恶风险，对风险零容忍，还是安全第一。”他认为，如果有大银行也使用了云服务，并且运营良好，那么大银行对于云计算的信任度将大大增加。
　　一些地方政府也开始上马云计算，浙江政务服务网在今年6月上市，力图打造一个政务服务一站式办理、行政权力全流程监督、服务规范化、体验便捷化、建设集约化、资源共享化的覆盖全省的虚拟型“政务超市”。
　　一位浪潮内部人士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目前浪潮的第一大客户是互联网企业，占比达到40%，“互联网是受到政府影响比较小的行业，所以整体而言，政策导向并非关键因素”。
　　张新红认为，从现实情况来看，完全的国产化并不现实，自主可控必须分步骤、分领域逐步推进。不过他也相对乐观地说，整体来看，中国企业与跨国企业的差距并没有那么大，“大部分细分行业的差距，应该是3到5年左右，我们在一些领域比如操作系统和芯片领域落后较多，但是能否在某些领域实现部分超越呢？！”

本土化生存

　　一些最新的消息显示，政策因素的影响在今年上半年，可能被不理性的放大了。中国美国商会开展的一项调查显示，60%的受访者感到外企在中国的受欢迎程度不如以前。中国美国商会的另一份报告指出：“跨国公司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正在面临中国政府机构有选择性地主观执法。”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力图打消来自外企高管的疑虑和不安。9月9日，在天津夏季达沃斯论坛，李克强说，中国反垄断调查所涉及到的企业中，外国企业只占到10%，所以这样的调查既针对外企，也针对国内企业。他向外国企业保证，中国寻求进一步向外国投资和企业开放。
　　与此同时，亚马逊、微软等外资企业也开始抢占潜力巨大的云市场。但是，根据《外商投资电信企业管理规定》，外资企业在中国拿不到IDC（ InternetData Center广义上是指互联网数据中心）牌照，就无法在中国建立数据中心，因此，与国内企业合作抢占中国云市场，成为了唯一的选择。比如，微软公有云的合作方是世纪互联，而世纪互联同时还是IBMCMS企业云的合作伙伴。
　　继微软和IBM之后，亚马逊也于去年开始在中国寻求合作伙伴。今年以来，亚马逊AWS相继敲定了田溯宁旗下的云基地、网宿科技等中国企业成为其合作合伙，开始以“前店后厂”模式在中国落地构建公有云服务。
　　在今年4月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邮件采访时，亚马逊AWS人士认为，中国有潜力成为全球领先的云计算市场。亚马逊人士还进一步强调，在中国，初创企业、大中型企业、政府机构、科研和教育机构以及对云计算感兴趣的个人开发者都会是AWS的客户群。
　　但是阿里云人士相信，相比外企，他們更为了解中国客户和中国市场。而且最有说服力的是，阿里巴巴旗下的电商业务，及其关联公司的互联网金融业务等，增长迅速，数据量庞大，而这些业务部门是阿里云的首批大客户。
　　这场多方参与的商战远未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