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初，美国卷入了越南战争。
　　在这样一篇短短的文章里，我们不想剖析美国卷入越战的时代背景和政治背景。只想指明的是，美国政府对于卷入越战后的困难局势讳莫如深，不愿把越战的坏消息暴露给美国人民。为了欺骗舆论，肯尼迪总统曾下达命令，要求美国驻西贡的记者给予"合作"，做政府的"帮手"，多作关于越战的"乐观"报道。
　　然而，《纽约时报》派驻西贡的特派员大卫·哈伯斯坦却不吃这一套。从１９６２年秋天到１９６３年年底，在他为期１５个月的越战报道中，他用自己深入而又独特的报道，忠实地告诉美国读者，美国是如何介入越战的，介入得有多深，情况又是如何一步步的恶化。在他的笔下，既揭露了中央情报局在越南扮演的角色，又报道了被低估的越共在乡间所受到的支持。他甚至还告诉读者，战地的美国军方及外交官员，如何伪造统計资料，强加于美国驻越的新闻记者……
　　这样一个"不听招呼"的记者，当然"不受欢迎"。哈伯斯坦的报道引起了政府的愤慨、否认与攻击。美参谋本部建议新闻界另外派遣"成熟负责的特派员"前往越南，以"纠正"那些"近于疯狂"的报道。在国防部的邀请之下，《纽约论坛报》派出了著名的国外新闻特派员前往西贡写出了一些令政府满意的报道。一个保守派专栏作家到西贡后，也指责哈伯斯坦的报道毁损与伤害了吴庭艳政府。就连《纽约时报》自己的某些领导也对哈伯斯坦的报道持猜疑态度，不愿意哈伯斯坦再为时报带来纠纷，甚至一度想把他调出西贡，或者让他辞职。但是，哈伯斯坦强硬地坚持了自己的立场。他在采访中深入战地乡间，深知民意。他对越南政府的实质有着深刻的洞察，对于美国军政双方的自欺欺人有着透彻的了解。他认定，这是一场没有前途的战争！
　　这是一次极为重要的报道。１９６３年８月２２日，吴庭艳政府的军方利用打击越共的美国"特种部队"，在许多大城市同时突袭佛教寺院，射杀僧侣不计其数，并拘捕了数千僧侣以及在寺院内避难的学生。哈伯斯坦早在突袭前便得到了情报，他从多方进行了查证，而且亲眼看到军队进入了寺院。因此，他及时、完整而且准确无误地发出了关于这次突袭事件的专电。美军特种部队袭击手无寸铁的佛教僧侣，这个消息使越南人民为之震惊，美国人民为之震惊，世界各国为之震惊。专电发出后，国务院立即对哈伯斯坦的报道大加否认与谴责。可是，两天以后，国务院不得不公开承认了哈伯斯坦的报道属实。
　　１９６３年１０月２１日，肯尼迪总统在白宫接见时报发行人彭区·索尔兹伯格时说，"我真希望你能把哈伯斯坦调离越南"。但是，彭区否认自己的特派员在报道中持主观立场。因而对调离未作承诺，事后时报总编辑也赞同彭区的做法，肯尼迪游说未成，气愤地对国防部长说，"对付新闻界的惟一办法，只有在越南打胜仗了！"
　　这是一个转折点。从此，美国政府包括肯尼迪总统，虽然不乐意看到哈伯斯坦的报道，却不得不阅读他的报道。以此作为了解越战真实情况的根据。
　　哈伯斯坦是１９６３年１２月返回美国的。１９６４年他获得了普利策国际新闻奖。这是对他１５个月的越战报道的最充分的肯定和最高的奖赏。获奖后的哈伯斯坦说，"如果我尽写些政府官员要我们写的东西，报道战事进行得非常平顺，一旦越共不经宣布地出现在西贡街头，我们做记者的当如何向国人交待？"他还说，获得普利策新闻奖对他具有很特殊的意义，这表示美国新闻同业确认一个记者即便在最敏感、最微妙的危机之下，仍然应该遵循着自己的良心与良知来报道新闻。
　　哈伯斯坦这两段话太意味深长了。
　　记者的职业，决定了记者必定是处在社会的漩涡中。大是大非面前，方方面面无不希望记者是站在自己一边，替自己说话。为此，可能不择手段。其中就包括对记者施加政府压力。如果这压力来自政府部门甚至国家首脑，则堪称"高压"了。那么，在这种政府高压和自己的良心与良知之间，记者应该如何抉择？
　　有了哈伯斯坦，本文不必饶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