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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凌晨五点左右，蔡润田老师给我发微信，说这个研讨会今天召开，考虑到疫情期间，有所不便，故未请外地人员参会。我先是向蔡老师祝贺，接着表示遗憾，因为这样一来，我就无法亲临现场见到蔡老师，也无法听到诸位师友的高论了。
我是八月下旬收到蔡老师寄赠的五卷本文集的，当时很高兴，便与他在微信中互动一番。我说此前读他赠书感受，从中得益不少。他则谦虚谨慎，说其少作不够成熟，如今脑凝笔锈，悔之晚矣。这番对话一下子勾起了我的许多记忆。
1985年寒假期间，因为一个偶然的机缘，我与我的几位同学走进了省作协。他们去了《山西文学》审稿帮忙，我则进了《批评家》编辑部，成了主编董大中、副主编蔡润田手下唯一的一名新兵蛋子。那是《批评家》的草创岁月，我也因此见证了他们创办这本杂志的艰辛与忙碌。而对于我来说，更重要的是我从他们那里学会了如何审稿、用稿、退稿，如何在稿签上写审稿意见。这是他们教给我的一项技能。
而更让我感动的是，几个月之后，他们专门去省计委为我跑了一个指标，想把我留到省作协工作，让我与《批评家》长期为伍。但是最终，一个来头很大的同学占用了这个分配名额，我则被打发回晋东南师专。据董大中先生回忆：“七月二十九日我和蔡润田赴山西大学找到中文系负责人阎某某，阎说赵勇的分配不好改，因为晋东南需要他。我说，我们要这个名额就是指定赵勇的，是计委同意的，你怎么能把他派到晋东南呢？我要求阎把赵勇给我们，改派另一人去晋东南，并告对方，你们不给这个人，我们就把这个名额退回去。三十日，我跟山西大学中文系管分配的陈姓同志通电话，又说了上述意思，特别说明，你们如不把赵勇派来，不要想着另派人来。三十一日上午，蔡润田去省计委。在同一时间，山西大学一个学生拿着派遣证来机关报到，因为我事先打过招呼，办公室不接受。当天下午，蔡润田又去省计委。蔡走后，胡正告我，省里分管文教工作的负责人的秘书打电话给他，要我们把那个人接受下来。这时蔡润田回来了，我们三个人一致的看法是山西大学这个做法不对，我们要坚决顶住。”
他们果然坚决顶住了。后来他们作废了这个指标，那位同学最终没去成省作协，我则回到了革命老区，一下子在那里待了十五年，直到1999年考博成功。
让我来概括一下这个故事的中心思想：一个不谙世事大四学生，除读过几本书之外，身无长物，却赢得了《批评家》主编副主编的好感，然后他们特意为他跑了一个指标;后来依然是因为他，也因为要捍卫一种尊严，他们又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亲自作废了这个指标。他们的做法让这位大四学生既感到吃惊，也充满敬意。正是从他们身上，他才第一次看到了书生意气的样子，甚至看到了知识分子的精神气质——喜较真儿，认死理，敢于向权势说真话！由于他们的厚爱，也由于他唯恐愧对这份厚爱，他才不忘初心，砥砺前行，以至于跌跌撞撞走到了今天。
因此，借这个机会，我要向董老师和蔡老师表示由衷的谢意！
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我与两位老师开始了长达三十多年的忘年之交。
也是从那时候开始，我开始关注、阅读两位老师的著作文章。董老师的赵树理研究是引领我进入赵树理世界的入门读物，对此，我在《赵树理的幽灵》一书的后记中已多有提及，这里按下不表。蔡老师从他出版《泥絮集》开始，每有新著面世，便及时相赠于我，我也因为读他的书，获益甚多。在我的心目中，蔡老师既能研究古典诗学（比如他写出的那些关于《文心雕龙》的文章就让我很受启发），又能品评当代作家作品，是真正打通古今的学者。
更让我获益的是他的文采与笔法。可能是因为熟读古代经典的缘故，他下笔每有古意，行文很是讲究，让我想到了刘勰在《情采》篇中的著名论断：“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也让我感受到“三十一年還旧国，落花时节读华章”般的阅读快感。举一个例子，刚收到这五卷文集时，我就对他说：“先读前言，看到您引《泥絮集》序中言，感觉好熟悉，仿佛我当年背过一般。”我说的是这段文字：“心知自己写的一点东西，或缘一时之兴，或受他人之托，或急刊物之需。所习既无专攻，命意率多浅薄，本无保留的价值，但环顾左右，虑及世情抑扬，终于不能免俗，便从发表过的东西里搜求了一些交了出去。”你们瞧，他的文字古色古香，抑扬顿挫，像跑马，如荡舟，让我体会到了朱光潜所谓的声音节奏之美。除此之外，这些文字还让我较早意识到自序或后记究竟应该怎样写。许多年之后，一位学生告诉我，她逛书店时决定一本书是否入手，主要是先读读自序或后记，如果这两处写得好，她会立刻把书收入囊中;否则，那本书就要靠边站了。她的说法是：连自序和后记都写不成个样子，这种书还有什么看头？我以为，她的说法是有道理的。
我从蔡老师的自序中受益的不仅是辞采，而且还有那种谦卑、低调的写法。自序或后记当然需要交待事情，但行文运笔，要切忌高调出场，切忌显摆自己，切忌美人赠我蒙汗药，我是流氓我怕谁。因此，当我几年前读到王彬彬教授在一篇文章说：“一个作者，是不能在前言后记、绪论结论部分，肯定、赞美自己的书的，只能说些谦虚的话。这不是虚伪，这是常识，是礼仪，是教养，也是‘文化’。”他说得太对了，我当时真想打一个飞的，立马去南京跟他握个手，喝场酒。而这个道理，是我读蔡老师的《泥絮集》时就领悟到的，那是1990年。
我还想举一个例子，说明我直接从蔡老师那里学会了两个用词。1985年的那个秋天，我把我的毕业论文《论中国当代悲剧观》寄给了蔡老师，请他批评指正。12月中旬，他给我回信了。他在信中说：“关于你的分配问题，实在是一件遗憾而令人痛心的事。我甚至现在仍然没有打消这个念头，盼着你在那里活动一下，看还有无希望在短期内调回这里，你试探一下，看那里放不放？”这是上面那个分配故事的延续，虽然那时我已决定考研，已放弃了以调动形式杀个回马枪的任何努力（主要是我也没这个本事），但蔡老师的执着和关心还是让我在那个严寒的冬天充满了融融暖意。随后他又说：“能结识你这样一个深沉、内向而好学深思的年轻朋友是我的一大幸事。虽然由于慵忙，也由于我的疏懒，没常能给你去信，但我们的心是连在一起的。”当我读到这里时，“慵忙”和“疏懒”两个词亮了，它们显然不在一个二十二岁的年轻人的词汇库里，于是他立刻背诵五遍，牢记在心。直到现在，我与人打交道时，还不时会“慵忙”和“疏懒”一下，以此显摆自己也还有点文化。后来我还专门查过《现代汉语词典》，里面收有“慵懒”，但没有“慵忙”。当时我就嘀咕，我已“慵忙”了三十多年，是不是搞错了？如果用错了，那我要一推六二五，因为蔡老师是主犯，我只不过是胁从。按照通行法规，主犯必办，胁从不究，我是可以放心睡大觉的。
但蔡老师古文底子那么好，他怎么可能用错呢？如果是他自造的一个语词，那就更是了不得了，因为又懒又忙，既忙且懒，懒得很忙，忙得很懒，这该是多么神奇的组合，又该是多么高妙的人生境界！这么用词，一下子就有了一种什克洛夫斯基所谓的陌生化效果。
那么，就让我们祝愿蔡老师在这个“最美不过夕阳红”的时节继续“慵忙”和“疏懒”起来。他曾借清人王苹的诗句说自己：“诗如上水船难进，身似沾泥絮不飞。”（这也是我从他那里学到的古人秀句），我则要引他所研究过的宋之问的诗来表达我此时此刻的心情：“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这也是不敢亲临现场的原因之一。
最后，祝这次研讨会取得圆满成功！祝蔡老师身体健康，写出更多的好文章！祝与会的师友开会愉快，万事如意！待疫情过去，我要去太原找你们打球、唱歌、喝酒！
2020年10月22日草成
【作者简介】赵勇，山西晋城人。现供职于北京师范大学。著有《文坛背后的讲坛》《透视大众文化》《审美阅读与批评》 等
我是八月下旬收到蔡老师寄赠的五卷本文集的，当时很高兴，便与他在微信中互动一番。我说此前读他赠书感受，从中得益不少。他则谦虚谨慎，说其少作不够成熟，如今脑凝笔锈，悔之晚矣。这番对话一下子勾起了我的许多记忆。
1985年寒假期间，因为一个偶然的机缘，我与我的几位同学走进了省作协。他们去了《山西文学》审稿帮忙，我则进了《批评家》编辑部，成了主编董大中、副主编蔡润田手下唯一的一名新兵蛋子。那是《批评家》的草创岁月，我也因此见证了他们创办这本杂志的艰辛与忙碌。而对于我来说，更重要的是我从他们那里学会了如何审稿、用稿、退稿，如何在稿签上写审稿意见。这是他们教给我的一项技能。
而更让我感动的是，几个月之后，他们专门去省计委为我跑了一个指标，想把我留到省作协工作，让我与《批评家》长期为伍。但是最终，一个来头很大的同学占用了这个分配名额，我则被打发回晋东南师专。据董大中先生回忆：“七月二十九日我和蔡润田赴山西大学找到中文系负责人阎某某，阎说赵勇的分配不好改，因为晋东南需要他。我说，我们要这个名额就是指定赵勇的，是计委同意的，你怎么能把他派到晋东南呢？我要求阎把赵勇给我们，改派另一人去晋东南，并告对方，你们不给这个人，我们就把这个名额退回去。三十日，我跟山西大学中文系管分配的陈姓同志通电话，又说了上述意思，特别说明，你们如不把赵勇派来，不要想着另派人来。三十一日上午，蔡润田去省计委。在同一时间，山西大学一个学生拿着派遣证来机关报到，因为我事先打过招呼，办公室不接受。当天下午，蔡润田又去省计委。蔡走后，胡正告我，省里分管文教工作的负责人的秘书打电话给他，要我们把那个人接受下来。这时蔡润田回来了，我们三个人一致的看法是山西大学这个做法不对，我们要坚决顶住。”
他们果然坚决顶住了。后来他们作废了这个指标，那位同学最终没去成省作协，我则回到了革命老区，一下子在那里待了十五年，直到1999年考博成功。
让我来概括一下这个故事的中心思想：一个不谙世事大四学生，除读过几本书之外，身无长物，却赢得了《批评家》主编副主编的好感，然后他们特意为他跑了一个指标;后来依然是因为他，也因为要捍卫一种尊严，他们又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亲自作废了这个指标。他们的做法让这位大四学生既感到吃惊，也充满敬意。正是从他们身上，他才第一次看到了书生意气的样子，甚至看到了知识分子的精神气质——喜较真儿，认死理，敢于向权势说真话！由于他们的厚爱，也由于他唯恐愧对这份厚爱，他才不忘初心，砥砺前行，以至于跌跌撞撞走到了今天。
因此，借这个机会，我要向董老师和蔡老师表示由衷的谢意！
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我与两位老师开始了长达三十多年的忘年之交。
也是从那时候开始，我开始关注、阅读两位老师的著作文章。董老师的赵树理研究是引领我进入赵树理世界的入门读物，对此，我在《赵树理的幽灵》一书的后记中已多有提及，这里按下不表。蔡老师从他出版《泥絮集》开始，每有新著面世，便及时相赠于我，我也因为读他的书，获益甚多。在我的心目中，蔡老师既能研究古典诗学（比如他写出的那些关于《文心雕龙》的文章就让我很受启发），又能品评当代作家作品，是真正打通古今的学者。
更让我获益的是他的文采与笔法。可能是因为熟读古代经典的缘故，他下笔每有古意，行文很是讲究，让我想到了刘勰在《情采》篇中的著名论断：“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也让我感受到“三十一年還旧国，落花时节读华章”般的阅读快感。举一个例子，刚收到这五卷文集时，我就对他说：“先读前言，看到您引《泥絮集》序中言，感觉好熟悉，仿佛我当年背过一般。”我说的是这段文字：“心知自己写的一点东西，或缘一时之兴，或受他人之托，或急刊物之需。所习既无专攻，命意率多浅薄，本无保留的价值，但环顾左右，虑及世情抑扬，终于不能免俗，便从发表过的东西里搜求了一些交了出去。”你们瞧，他的文字古色古香，抑扬顿挫，像跑马，如荡舟，让我体会到了朱光潜所谓的声音节奏之美。除此之外，这些文字还让我较早意识到自序或后记究竟应该怎样写。许多年之后，一位学生告诉我，她逛书店时决定一本书是否入手，主要是先读读自序或后记，如果这两处写得好，她会立刻把书收入囊中;否则，那本书就要靠边站了。她的说法是：连自序和后记都写不成个样子，这种书还有什么看头？我以为，她的说法是有道理的。
我从蔡老师的自序中受益的不仅是辞采，而且还有那种谦卑、低调的写法。自序或后记当然需要交待事情，但行文运笔，要切忌高调出场，切忌显摆自己，切忌美人赠我蒙汗药，我是流氓我怕谁。因此，当我几年前读到王彬彬教授在一篇文章说：“一个作者，是不能在前言后记、绪论结论部分，肯定、赞美自己的书的，只能说些谦虚的话。这不是虚伪，这是常识，是礼仪，是教养，也是‘文化’。”他说得太对了，我当时真想打一个飞的，立马去南京跟他握个手，喝场酒。而这个道理，是我读蔡老师的《泥絮集》时就领悟到的，那是1990年。
我还想举一个例子，说明我直接从蔡老师那里学会了两个用词。1985年的那个秋天，我把我的毕业论文《论中国当代悲剧观》寄给了蔡老师，请他批评指正。12月中旬，他给我回信了。他在信中说：“关于你的分配问题，实在是一件遗憾而令人痛心的事。我甚至现在仍然没有打消这个念头，盼着你在那里活动一下，看还有无希望在短期内调回这里，你试探一下，看那里放不放？”这是上面那个分配故事的延续，虽然那时我已决定考研，已放弃了以调动形式杀个回马枪的任何努力（主要是我也没这个本事），但蔡老师的执着和关心还是让我在那个严寒的冬天充满了融融暖意。随后他又说：“能结识你这样一个深沉、内向而好学深思的年轻朋友是我的一大幸事。虽然由于慵忙，也由于我的疏懒，没常能给你去信，但我们的心是连在一起的。”当我读到这里时，“慵忙”和“疏懒”两个词亮了，它们显然不在一个二十二岁的年轻人的词汇库里，于是他立刻背诵五遍，牢记在心。直到现在，我与人打交道时，还不时会“慵忙”和“疏懒”一下，以此显摆自己也还有点文化。后来我还专门查过《现代汉语词典》，里面收有“慵懒”，但没有“慵忙”。当时我就嘀咕，我已“慵忙”了三十多年，是不是搞错了？如果用错了，那我要一推六二五，因为蔡老师是主犯，我只不过是胁从。按照通行法规，主犯必办，胁从不究，我是可以放心睡大觉的。
但蔡老师古文底子那么好，他怎么可能用错呢？如果是他自造的一个语词，那就更是了不得了，因为又懒又忙，既忙且懒，懒得很忙，忙得很懒，这该是多么神奇的组合，又该是多么高妙的人生境界！这么用词，一下子就有了一种什克洛夫斯基所谓的陌生化效果。
那么，就让我们祝愿蔡老师在这个“最美不过夕阳红”的时节继续“慵忙”和“疏懒”起来。他曾借清人王苹的诗句说自己：“诗如上水船难进，身似沾泥絮不飞。”（这也是我从他那里学到的古人秀句），我则要引他所研究过的宋之问的诗来表达我此时此刻的心情：“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这也是不敢亲临现场的原因之一。
最后，祝这次研讨会取得圆满成功！祝蔡老师身体健康，写出更多的好文章！祝与会的师友开会愉快，万事如意！待疫情过去，我要去太原找你们打球、唱歌、喝酒！
2020年10月22日草成
【作者简介】赵勇，山西晋城人。现供职于北京师范大学。著有《文坛背后的讲坛》《透视大众文化》《审美阅读与批评》 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