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讲是下午两点到四点，依惯例会后为读者签名，由于等候签名的队伍太长，我们离开时将近六点，信步走到一间印度小馆，推门而入，檀香味西塔琴音乐声迎面而来，余老师低咕一句：“Ravi ShanKar。”师母点餐，他就近在柜台边拿起摆在台前的CD，摘下眼镜细读上面的小字。一看即知是印度人的老板过来攀谈，老师回座，师母问他聊了什么，他说：“他问我是诗人还是哲学家？”我好奇他怎么回答？余老师说：“我笑而不答。”我说：“老师，您应该说我两者都是。”他一径“笑而不答”。
　　Ravi ShanKar，余老师译成拉维·仙客，而不是大家熟知的拉维·香卡。我知道这个名字是读了他那篇写拉维·仙客为东巴难民募款的慈善演奏会《苦雨就要下降》，也是因为这篇文章我开始听巴布·狄伦，余老师这么形容狄伦：“他是最活泼最狂放的摇滚乐坛上一尊最严肃最沉默的史芬克狮。现代酒神的孩子们唱起歌来，他是唯一不醉的歌者”，读那篇文章时我大三。
　　那年，我和一群来自马来西亚写诗的朋友，像朝圣般进了位于台北市厦门街的余府，当时余老师在香港任教，港、台两地跑，我们这群人，任何议题都可以引“一千个故事是一個故事，那主题永远是一个主题”加注，聚会时有人一唱“琴声疏疏”，就有人接着唱“注不盈清冷的下午”，现在我们要去见写下这些句子的本尊余光中了，兴奋不在话下。初见面，只觉他像最亲切的老师，说话不快，声音不大，他说的每一句话我都想用笔记下来，我想这就是“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吧。然而当他朗诵“民歌”时，那声音，时而高亢雄浑时而低吟近乎无声，无声处安静得似有轰雷在远方。眼前这位瘦小又温文儒雅的师长根本就是拿着指挥棒呼风唤雨的小巨人，撒豆成兵，天女散花，指挥棒一点，天地就抽换另一幕景象，我都不知今夕是何夕了。
　　那时我只是小跟班，也写不出好诗，我想我不可能会再有机会这样近距离接近这位小巨人了。然而，一饮一啄，自有天听。我学诗不成，大学毕业后在九歌与蔡文甫先生学编辑，而且一学就超过35年。做满30年时，我对余老师说：“我可以退休了。”他回我：“我还在写，你怎可以退。”
　　与余老师再见面是1985年他离港返台移居高雄那年。多年未见，老师清瘦依旧，捧读他的文字稿，我对他多了一份编者对作者的战战兢兢。第一次编他的书，接到一大本A3大小装订好的剪报档案夹，整齐地贴着报纸的原稿，报纸格式不同，他剪开重贴，篇幅大小一样，错字、小标都以红字校正统一，目录、分辑标示清楚，甚至作者与书籍介绍都亲笔写好，面对这样像艺术品的原稿，我影印来发稿。出书后，余老师不问销售与版税，翻开书页发现有些部分左右不对齐，对我戏谑地说：“鼻子不对眼睛，眉毛一边高一边低。”初任心仪已久作家的编辑，面对这样的幽默，我怎么也笑不出来，更不敢提当年厦门街旧事。有一段时间，接到余老师电话，我总不自觉站起来听，同事戏谑捉弄，我才惊觉有这样的反射动作。
　　书一本本出，老师每有新作在报上发表，我读过就打电话给他，有些他甚觉满意的文章还会提醒我记得去看，接电话的多半是师母，我总会听到师母用四川话喊着我的名字。有一次他说起要去马来西亚演讲，突然问我：“你的家乡在东马还是西马？”我笑答：“老师，我的家乡在台澎金马。”我讶异他的好记性，他说：“记得，又瘦又小，像一粒紫金椒。”有那么辣吗？我差点脱口而出。
　　缪思总是眷顾，余老师对自己的创作力信心十足，约他的书稿就像拿了一张没有票期却一定会兑现的支票，正如他形容的，他有四座发电厂，一机停，还有其他三座持续运转。2015年他同时出版诗集《太阳点名》、散文集《粉丝与知音》，其间翻译、评论也陆续出版，四座发电厂隆隆作响。散文集我等了十年，诗集则是他主动提起，清楚地告诉我几首、几行。他说：“我不记账，却有一本诗的账本，上面详细记载题目、行数、发表刊物与日期。”
　　等待新作期间，我不时向他提出旧作重出，他总是回我：“不急，我还有许多东西要写，老是出版旧作，人家还以为我‘余郎才尽’写不出东西了。”
　　1998年，老师70大寿，生日当天他同时在台湾五大报副刊上发表新诗，九歌则同步推出他全新的诗、散文、评论各一本庆生。评论集书名《蓝墨水的下游》，我好奇地问：“为什么是下游？”他说：“上游是屈原。”
　　2008年，我向他提及庆祝80大寿，他说这回要“自放烟火”，推出诗集、文集以及译作，他自得地说：“我这些都是树上刚采下新鲜的果子，不是风渍的干果。”盛情难却，海内外都有人为他祝嘏，他苦恼又快乐地说：“包括九歌在内，我吃了八个蛋糕。”
　　他曾有一妙文《我是余光中的秘书》，苦中作乐，形容自己处理四方邀约、座谈及其他琐事的忙乱。而最让他苦恼的就是来自海内外作家作书序的邀约。每次和他通电话，我总忍不住说：“老师，又在忙谁的序？”他为人作序就像他文论一样严谨、耐读，写完之后还将原稿送给受序之人，我劝退，甚至不惜说出“有些根本就是整本书只有您的序好看”这样不得体的话，他苦笑不答。
　　2009年我向他提议重出《梵谷传》，81岁高龄的老师欣然首肯，像重译一本书般，找到半世纪前为方便翻译拆开的原文，35万字对照校订，更动部分译名，手绘“梵谷一生的行旅图”，为梵谷名画解说，亲制人名索引，视其与梵谷的关系介绍当时重要画家，几乎可说是19世纪印象派画家的导览。一本半世纪来备受赞誉的译本，他28岁翻译，50岁重译，81岁重新校订、修正，对文字的坚持这样纯粹，这样一本初衷，这样的精神甚至体现在2016年跌跤住院后、2017年1月与7月重新出版的《守夜人》、《英美现代诗选》里，增、创、重译之余，不免慨叹：“出院后回家静养，不堪久作用脑之重负，在遇见格律诗之韵尾有abab组合时，只能照顾到基bb之呼应，而置aa不顾，亦无可奈何。”
　　和余老师谈话，他一定会问起蔡先生近况。他们相识相交超过一甲子，这段过往蔡先生说过，余老师在蔡先生88岁米寿寿宴上再度提及，当年因为一位共同的朋友王敬义请客而相识，我插嘴补充：“老师，那场聚会是王敬义请客，蔡先生付账，当年蔡先生小说在香港发表，得稿费港币15元，就拿这笔钱来请客。”余老师听后微笑加注：“这人就是才气、霸气外加小气。”
　　余老师谈人，写人，尤其是亲近的人，总是肯定之余不忘调侃，他最尊敬的梁实秋老师，他说：“有一次他听我说有意翻译《白鲸记》，也泼了我一瓢冷水，甚至径说美国文学有什么好译的。以莎翁全集译者身份，梁翁当然有资格说这句大话。奇怪的是，反过来说，他对于莎翁的厚底靴或薄底鞋踩过的那座宝岛，也似乎不怎么神往……这理由也实在令人啼笑皆非。”
　　深入文心，正写或侧写其人，余老师早年的《沙田七友》令人绝倒，后期写林海音、英千里、就读台大时期的师长等，情深意长，简直就是一幅幅文人风情画。我对他说起对这系列文章的喜爱，他一脸正经地对我说：“所以，我适合当记者。”
　　网络时代，余老师戏称自己是漏网之“余”。他查资料，在书海里找出处，准备出书，在成堆剪报里翻查，我等得心急，向师母求救，几番折冲，直到2015年余老师才缴械投降，由我和同事上网搜寻，或上图书馆影印，书稿找齐，他不忘剪贴一如过去30年，还附函说明。正是这样亲力亲为，他教书教到87岁，还逐行逐字修改学生的译稿，我不禁要问：“有这么老的老师还在改作业吗？”
　　我曾问他对于长年有人批判，有人仰慕之后反目成仇，有怎样的想法。他说：“我相信自己的艺术。”诚哉斯言，一如他雅好的星光意象：
　　当夜色降临，星光升起
　　我在其中，独对天地
　　夜色再沉，沉不到我心底
　　星光再高，高不过我额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