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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据调查，作者的创作倾向主要有两种，其一是从元代文人处境和社会现实提出，作者有意塑造忠孝两全的蔡伯喈和贤妻赵五娘，正面歌颂传统伦理道德，呼吁当下恪守传统美德。另一则是近代学者提出高明创作的作品旨在暴露和否定整个社会现实，警醒功名之路的实质与批判统治者。笔者试图从文本出发和现有研究成果探究高明《琵琶记》的创作倾向，体察元末时期和作者经历、戏剧结构编排与重点讨论“三不从”关目、以及相关时人与后世评论家的评论后，发现作者更倾向于正面歌颂传统道德而非暴露黑暗。
关键词：《琵琶记》；创作倾向；歌颂；暴露
一、關于作者创作倾向的争论
据前人研究，在作者创作倾向中主要有两家论：以毛纶为代表的评论家认为作者创作倾向在于“教忠教孝宣传封建道德”；当代学者黄仕忠认为作者在悲剧戏曲背后要读者“另做眼儿看”——悲剧的根源：统治集团和在这个统治下的社会现实的丑恶，作者暴露和否定整个社会现实旨在“提醒人们不要对统治者和功名抱有幻想，是其现实意义所在。”
创作倾向的争论主要来自第一，作品副末开场“休伦插科打诨，也不寻宫数调，只看子孝共妻贤。”是作者真实意图或是移花接木以便让带有讽刺与暴露现实的作品得以存活？其二，作品所塑造的蔡伯喈是否“全忠全孝”？其三，如何理解作品采用双线叙事手法，意在组织行文抑或用以暴露权贵，批评虚伪的社会现实与“孝子”？其四，作者所处的社会时期社会人们是如何对待歌颂与暴露？从以上争论点出发，笔者更认可作者的创作倾向旨在正面歌颂，暴露现实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并非是作者主观特意强调的方面。
二、时代环境与作者经历
高明，元代戏曲作家，生于盛世元年又见证元末腐败，晚年正处于元末农民起义时期。前人以元末动乱，农民疾苦的历史观理解《琵琶记》，认为作品有讽社会黑暗，批判元末黑暗社会之意，但却与高明习儒家朱学的文化亦有违背，儒家偏向“温柔敦厚”，引导向善、行礼，注重规范，以达国家治本目的。“正是不关风化体，纵好也徒然”，可见作者创作作品的本意是力图规范教化，借树立贤妻孝子为榜样以教化社会。在特殊的年代，接触不堪动荡的社会，作者定对百姓疾苦有深厚感受，定有所反思因缘，将之反映在作品上，过于美好的才子佳人不是作者创作人物的第一选择，而是欣赏贞烈贤孝、坚强的赵五娘与有忠有义的的蔡伯喈。而正如作者所说“论传奇，乐人易，动人难”，更何况是将充满封建崇高的伦理道德化身的赵五娘和蔡伯喈推之与众，更是难上加难，为何作者要逆流而上？笔者揣测作者想要观众被真真切切的正面人物感动，但观众容易不重视正儿八经的说教，故言“知音君子，这般另作眼儿看”。倘若是重在批判和暴露黑暗社会现实，那么就并非是“动人难”而应是激人愤。有学者认为，作者在社会动乱的情形下，歌颂正面人物能够维护内心的平和，犹如“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社会需要一股正能量，去维护当下混乱的秩序。
作者生前已拒叛军方国珍邀约，已表明其有意贬损元末统治者的目的性不强，作者改编《赵贞女》继承宣扬赵贞女的坚强、贤顺形象，并愿体恤元代文人的不易，拔高文人地位而改负心汉为志诚种，对比暴露黑暗，作者更欣赏善美，一夫二妇，旌表门闾是作者心中推崇其贤其孝的暗示。
三、从戏剧编排结构看创作倾向
从戏剧结构上看，开场原则贯穿全文，开场阐明作者为孝子贤妻写“行状”，有所争论的是蔡生的三不孝。一位评论家从叙事逻辑给出了答案，重婚牛氏已是《赵贞女》的事实，为了扭转蔡生“负心汉”形象而作者大笔墨地勾画三不从关目，塑造了被逼无奈的弱势形象从而洗脱罪名。在三不从关目串演中，旦生两处场景交替，一方悲凉一方繁华得意。从戏剧舞台效果出发徐方朔认为“仅仅以场景的变换使我们感到不单调而已”且对比冲突正随着伯喈的孝的坚守、赵氏贤良和牛氏贤惠的汇聚而减弱变成一个大团圆场景，因“他们都是标准贤人。彼此之间无任何矛盾。”
笔者继而补充：环境服从于人物，情节服从于人物，一切背景的营造皆是为了塑造人物而服务。作为读者，笔者有先入为主的概念，牛府代表富贵阶层、权利一族，其生活环境本身具有金碧辉煌、觥筹交错之美，易引起观众的艳羡。而大旱三年旁白涌现在读者脑海，易联想惨绝人伦、糟糠自厌等词汇。成功的戏剧表演会使人随着故事的增进，愈发为赵氏处境而深含怜悯；自己便是无助却只能坚强的赵氏，自己就是被逼重婚却心系旧情的心牵父母的孝子蔡生，怎么还会两两对比而感慨阶级的差异过大，体验到作者意在暴露黑暗社会？且倘若不刻意营造金碧辉煌的牛府和哀嚎遍野的大旱后场景，如何表现两种环境？
四、动人处：传统伦理道德的恪守
作者高明已在开篇强调动人难矣，歌颂子孝妻贤更难矣，但从当时的戏曲对社会的影响程度来说，其正面歌颂的创作倾向得到了认可。这有得于朱元璋因其有益于风教而大力提倡。据统计，《琵琶记》版本序跋汇辑中记载了多位前人称赞其歌颂忠孝题材，喜爱《琵琶记》，故列举如下若干：
1.声山毛子曰：吾于传奇取《琵琶》焉，凡臣之事君，子之事父母，妇之事舅姑，以至夫妇之相规，妻妾之相爱，朋友之相恤，莫不于斯编备之。
2.王凤洲曰：南曲以《琵琶》为冠，是一道陈情表，读之使人欷欷欲涕。
3.李卓吾曰：元曲崔蔡二奇，桓文递霸。近人往往左袒《琵琶》，以其有裨风化，如发端便主甘旨，犹之唐诗李杜二家，亚李首杜，谓存《三百篇》遗意。
4.冯犹龙曰：读高东嘉《琵琶记》而不下泪者，必非孝子。
从上前人王季重所言便是，难于动人，“《琵琶》之后，难乎其为继矣。”作者的创作倾向便如此直接，坦荡，虽论证了作者的创作倾向主要是宣传封建道德，以教风化，这也成为禁锢《琵琶记》在后世享有“南戏之祖”的美誉却在流行性上不及《西厢》。因而不少近代学者开始从近代的角度解读《琵琶记》留给当下世人的现实价值。
参考文献：
[1]高明著.琵琶记[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2]黄仕忠编著.琵琶记研究[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
[3]黄竹三，冯俊杰主编.六十种曲评注[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
[4]徐朔方著.戏曲杂记[M].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
[5]陈寿楠，朱树人，苗编.董每戡集（第2卷）[M].岳麓书社，2011.
[6]作家出版社编辑部编.元明清戏曲研究论文集[M].作家出版社，1957.
关键词：《琵琶记》；创作倾向；歌颂；暴露
一、關于作者创作倾向的争论
据前人研究，在作者创作倾向中主要有两家论：以毛纶为代表的评论家认为作者创作倾向在于“教忠教孝宣传封建道德”；当代学者黄仕忠认为作者在悲剧戏曲背后要读者“另做眼儿看”——悲剧的根源：统治集团和在这个统治下的社会现实的丑恶，作者暴露和否定整个社会现实旨在“提醒人们不要对统治者和功名抱有幻想，是其现实意义所在。”
创作倾向的争论主要来自第一，作品副末开场“休伦插科打诨，也不寻宫数调，只看子孝共妻贤。”是作者真实意图或是移花接木以便让带有讽刺与暴露现实的作品得以存活？其二，作品所塑造的蔡伯喈是否“全忠全孝”？其三，如何理解作品采用双线叙事手法，意在组织行文抑或用以暴露权贵，批评虚伪的社会现实与“孝子”？其四，作者所处的社会时期社会人们是如何对待歌颂与暴露？从以上争论点出发，笔者更认可作者的创作倾向旨在正面歌颂，暴露现实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并非是作者主观特意强调的方面。
二、时代环境与作者经历
高明，元代戏曲作家，生于盛世元年又见证元末腐败，晚年正处于元末农民起义时期。前人以元末动乱，农民疾苦的历史观理解《琵琶记》，认为作品有讽社会黑暗，批判元末黑暗社会之意，但却与高明习儒家朱学的文化亦有违背，儒家偏向“温柔敦厚”，引导向善、行礼，注重规范，以达国家治本目的。“正是不关风化体，纵好也徒然”，可见作者创作作品的本意是力图规范教化，借树立贤妻孝子为榜样以教化社会。在特殊的年代，接触不堪动荡的社会，作者定对百姓疾苦有深厚感受，定有所反思因缘，将之反映在作品上，过于美好的才子佳人不是作者创作人物的第一选择，而是欣赏贞烈贤孝、坚强的赵五娘与有忠有义的的蔡伯喈。而正如作者所说“论传奇，乐人易，动人难”，更何况是将充满封建崇高的伦理道德化身的赵五娘和蔡伯喈推之与众，更是难上加难，为何作者要逆流而上？笔者揣测作者想要观众被真真切切的正面人物感动，但观众容易不重视正儿八经的说教，故言“知音君子，这般另作眼儿看”。倘若是重在批判和暴露黑暗社会现实，那么就并非是“动人难”而应是激人愤。有学者认为，作者在社会动乱的情形下，歌颂正面人物能够维护内心的平和，犹如“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社会需要一股正能量，去维护当下混乱的秩序。
作者生前已拒叛军方国珍邀约，已表明其有意贬损元末统治者的目的性不强，作者改编《赵贞女》继承宣扬赵贞女的坚强、贤顺形象，并愿体恤元代文人的不易，拔高文人地位而改负心汉为志诚种，对比暴露黑暗，作者更欣赏善美，一夫二妇，旌表门闾是作者心中推崇其贤其孝的暗示。
三、从戏剧编排结构看创作倾向
从戏剧结构上看，开场原则贯穿全文，开场阐明作者为孝子贤妻写“行状”，有所争论的是蔡生的三不孝。一位评论家从叙事逻辑给出了答案，重婚牛氏已是《赵贞女》的事实，为了扭转蔡生“负心汉”形象而作者大笔墨地勾画三不从关目，塑造了被逼无奈的弱势形象从而洗脱罪名。在三不从关目串演中，旦生两处场景交替，一方悲凉一方繁华得意。从戏剧舞台效果出发徐方朔认为“仅仅以场景的变换使我们感到不单调而已”且对比冲突正随着伯喈的孝的坚守、赵氏贤良和牛氏贤惠的汇聚而减弱变成一个大团圆场景，因“他们都是标准贤人。彼此之间无任何矛盾。”
笔者继而补充：环境服从于人物，情节服从于人物，一切背景的营造皆是为了塑造人物而服务。作为读者，笔者有先入为主的概念，牛府代表富贵阶层、权利一族，其生活环境本身具有金碧辉煌、觥筹交错之美，易引起观众的艳羡。而大旱三年旁白涌现在读者脑海，易联想惨绝人伦、糟糠自厌等词汇。成功的戏剧表演会使人随着故事的增进，愈发为赵氏处境而深含怜悯；自己便是无助却只能坚强的赵氏，自己就是被逼重婚却心系旧情的心牵父母的孝子蔡生，怎么还会两两对比而感慨阶级的差异过大，体验到作者意在暴露黑暗社会？且倘若不刻意营造金碧辉煌的牛府和哀嚎遍野的大旱后场景，如何表现两种环境？
四、动人处：传统伦理道德的恪守
作者高明已在开篇强调动人难矣，歌颂子孝妻贤更难矣，但从当时的戏曲对社会的影响程度来说，其正面歌颂的创作倾向得到了认可。这有得于朱元璋因其有益于风教而大力提倡。据统计，《琵琶记》版本序跋汇辑中记载了多位前人称赞其歌颂忠孝题材，喜爱《琵琶记》，故列举如下若干：
1.声山毛子曰：吾于传奇取《琵琶》焉，凡臣之事君，子之事父母，妇之事舅姑，以至夫妇之相规，妻妾之相爱，朋友之相恤，莫不于斯编备之。
2.王凤洲曰：南曲以《琵琶》为冠，是一道陈情表，读之使人欷欷欲涕。
3.李卓吾曰：元曲崔蔡二奇，桓文递霸。近人往往左袒《琵琶》，以其有裨风化，如发端便主甘旨，犹之唐诗李杜二家，亚李首杜，谓存《三百篇》遗意。
4.冯犹龙曰：读高东嘉《琵琶记》而不下泪者，必非孝子。
从上前人王季重所言便是，难于动人，“《琵琶》之后，难乎其为继矣。”作者的创作倾向便如此直接，坦荡，虽论证了作者的创作倾向主要是宣传封建道德，以教风化，这也成为禁锢《琵琶记》在后世享有“南戏之祖”的美誉却在流行性上不及《西厢》。因而不少近代学者开始从近代的角度解读《琵琶记》留给当下世人的现实价值。
参考文献：
[1]高明著.琵琶记[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2]黄仕忠编著.琵琶记研究[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
[3]黄竹三，冯俊杰主编.六十种曲评注[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
[4]徐朔方著.戏曲杂记[M].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
[5]陈寿楠，朱树人，苗编.董每戡集（第2卷）[M].岳麓书社，2011.
[6]作家出版社编辑部编.元明清戏曲研究论文集[M].作家出版社，19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