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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正处于一个思想解放、“万类霜天竞自由”的时代。我也因刚踏上中学讲台而意气风发——思想因自由而肆意生长，青春因阳光而强劲拔节，稚嫩而真诚的教育思绪随着丰富而多彩的教育实践不断生发。就在这时，《河南教育》出现在了我的视野中。
1989年夏天，我收到来自《河南教育》的一封信，拆开一看，是一位叫朱根发的编辑老师写给我的。在信中，朱老师说在《班主任》杂志上看到我的《师爱二题》及续篇文章很好，希望我明年能在《河南教育》上开设专栏。读完信，岂止是感动，简直就是受宠若惊！这对我来说，真是一件“开天辟地”的事。我当即回信，除了表示感谢，还谈了我的设想，打算以我在班级集体主义教育方面的思考和实践为内容写一组文章。朱老师肯定了我的思路，回信说：“相信你一定能够写好！”——这对一个刚工作几年的年轻教师来说，是多么大的鼓励啊！
于是，1990年全年的《河南教育》，发表了我“集体主义情操漫话”的系列文章：《什么是班集体》《培养良好的“第一印象”》《目标：向心力和凝聚力》《集体活动与集体观念》《学习活动中的集体教育》《“保温桶效应”》《建立平等的人际关系》《“友谊班”的尝试》《假集体主义倾向的防止》……
这是我第一次相对系统地梳理总结自己对班级集体主义教育的思考和实践。我提出了一系列班级教育的主张——
“学生对新班的最初印象将直接影响以后班风的形成。创造良好的‘第一印象’，是不露痕迹地对学生进行集体主义的启蒙教育。新生被编到某个班是毫无思想准备的，但在新生进校前教师应对班集体的建设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要使学生尽快对新集体产生感情和责任感，教师就必须在开学之前对未来的班集体产生感情和责任感。”
“没有活动便没有集体。一个班集体如果除了上课便是考试，是不会让学生产生感情的。从教育艺术的角度看，在集体活动中培养集体观念，是通过淡化教育痕迹的方法来获得并非淡化的教育效果。这是教育的辩证之所在，也是教育者的明智之所在。”
“学生创造能力的提高，并非只是教师‘手把手’指导的结果，而主要是用集体主义精神的火花去点燃学生本身具有的创造热情。”
“班主任要巧妙地将教师本人对某一学生、某一事件的褒贬转化为集体舆论对之的褒贬。”
“善于发现并最大限度地发挥平凡小事或重大挫折中的教育效益，善于变偶然现象为必然教育，仅仅靠教育者的责任心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教育者应具备明察秋毫的教育敏感、情不自禁的教育本能和化险为夷的教育机智。做到了这些，教育者所期待的‘最佳教育时机’是随处可见的，并且是不期而至的。”
…………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些观点还很肤浅，但绝对真诚。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我批评了假集体主义倾向的种种表现：“集体”对个性的压抑，“集体”对教师的依赖，“集体”对虚荣的追求，“集体”对外界的排斥……虽然当时对集体主义教育的思考还不成熟，但我对假集体主义倾向的批评，至今还没有过时。
1990年的专栏文章还没登完，当年10月，朱老师又给我来信，邀请我继续为杂志供稿。从那以后，我陆陆续续在《河南教育》上发表了不少文章，比如1991年的《谈班主任的苦乐观》《谈班主任的素质》。比发表文章开专栏更珍贵的是——我和朱根发老师的友谊。本来素不相识，因为《河南教育》，我们建立了兄弟一般的情谊。他来信给我以具体的指导，包括我稿件中的不足，他也直率指出。当然，他更给我鼓励：“我欣赏你率直的性格，如同欣赏你的文章一样。”这样温暖的话在他的来信中经常出现。快30年了，我至今珍藏着朱老师写给我的每一封信，是的——每一封！
斗转星移，《河南教育》的主编和编辑老师换了一茬又一茬，可我与《河南教育》的联系一直没有中断，感情更是丝毫未减。后来跟我联系更多的是卢丽君老师，她也是一位真诚、热情而敬业的编辑。2017年1月，我还在《河南教育》上发表了《教育要有“儿童视角”》。从朱根发老师到卢丽君老师，他们所代表的《河南教育》，一直是我温馨的精神家园。我发自内心地感谢《河南教育》为我提供了展示个人教育思想与实践的平台，并记录了我教育探索的足迹。
不仅是展示我的教育思想与实践经历，《河南教育》还以邀请讲学的方式助推我的成长。记得在1991年夏天，朱根发老师代表《河南教育》邀请我到郑州讲学。这些活动，对我是极大的鼓励，而且开阔了我的视野，让我结识了更多的教育名家。正是那次应邀赴郑讲学，朱根发老师介绍我认识了著名的少先队工作专家段镇先生和沈功玲老师。我们四个人手拉手在黄河岸边，踩着松软泥土载歌载舞，已经不再年轻的段镇先生和沈功玲老师，以极大的教育热情感染着当时年轻的我。
值得一提的是，那次应邀赴郑讲学的还有儿童教育家韩凤珍老师，但韩老师因病没有和我们一起去游览黄河，而是在宾馆房间休息。当时，他身患癌癥，已是晚期，说话已经非常艰难，但依然倚在床头靠背上，喘息着给我介绍他的教育理念。就是那次讲学之后，韩老师回到安阳即住进医院，再也没能走出来。
一晃30年过去了，《河南教育》马上就40岁了，而我也由一个初出茅庐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即将退休的老教师。但我和《河南教育》的感情依然如初恋般纯真炽热。在我30多年的成长路上，给我支持和帮助的报刊当然不止《河南教育》一家，我要感谢的人太多了！但是《河南教育》是第一家给我开专栏的，这对我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增强了我的教育写作信心。我甚至想，如果不是当年《河南教育》为我开设专栏，我后来还有没有勇气继续我的教育写作？只是感到不安的是，因为太忙，我现在为《河南教育》写文章的时间越来越少了，今后我将尽可能地多为《河南教育》撰稿，以感恩她几十年来对我的厚爱。
（作者系语文特级教师、新教育研究院院长、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常务理事）
（责 编 帕 拉）
1989年夏天，我收到来自《河南教育》的一封信，拆开一看，是一位叫朱根发的编辑老师写给我的。在信中，朱老师说在《班主任》杂志上看到我的《师爱二题》及续篇文章很好，希望我明年能在《河南教育》上开设专栏。读完信，岂止是感动，简直就是受宠若惊！这对我来说，真是一件“开天辟地”的事。我当即回信，除了表示感谢，还谈了我的设想，打算以我在班级集体主义教育方面的思考和实践为内容写一组文章。朱老师肯定了我的思路，回信说：“相信你一定能够写好！”——这对一个刚工作几年的年轻教师来说，是多么大的鼓励啊！
于是，1990年全年的《河南教育》，发表了我“集体主义情操漫话”的系列文章：《什么是班集体》《培养良好的“第一印象”》《目标：向心力和凝聚力》《集体活动与集体观念》《学习活动中的集体教育》《“保温桶效应”》《建立平等的人际关系》《“友谊班”的尝试》《假集体主义倾向的防止》……
这是我第一次相对系统地梳理总结自己对班级集体主义教育的思考和实践。我提出了一系列班级教育的主张——
“学生对新班的最初印象将直接影响以后班风的形成。创造良好的‘第一印象’，是不露痕迹地对学生进行集体主义的启蒙教育。新生被编到某个班是毫无思想准备的，但在新生进校前教师应对班集体的建设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要使学生尽快对新集体产生感情和责任感，教师就必须在开学之前对未来的班集体产生感情和责任感。”
“没有活动便没有集体。一个班集体如果除了上课便是考试，是不会让学生产生感情的。从教育艺术的角度看，在集体活动中培养集体观念，是通过淡化教育痕迹的方法来获得并非淡化的教育效果。这是教育的辩证之所在，也是教育者的明智之所在。”
“学生创造能力的提高，并非只是教师‘手把手’指导的结果，而主要是用集体主义精神的火花去点燃学生本身具有的创造热情。”
“班主任要巧妙地将教师本人对某一学生、某一事件的褒贬转化为集体舆论对之的褒贬。”
“善于发现并最大限度地发挥平凡小事或重大挫折中的教育效益，善于变偶然现象为必然教育，仅仅靠教育者的责任心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教育者应具备明察秋毫的教育敏感、情不自禁的教育本能和化险为夷的教育机智。做到了这些，教育者所期待的‘最佳教育时机’是随处可见的，并且是不期而至的。”
…………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些观点还很肤浅，但绝对真诚。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我批评了假集体主义倾向的种种表现：“集体”对个性的压抑，“集体”对教师的依赖，“集体”对虚荣的追求，“集体”对外界的排斥……虽然当时对集体主义教育的思考还不成熟，但我对假集体主义倾向的批评，至今还没有过时。
1990年的专栏文章还没登完，当年10月，朱老师又给我来信，邀请我继续为杂志供稿。从那以后，我陆陆续续在《河南教育》上发表了不少文章，比如1991年的《谈班主任的苦乐观》《谈班主任的素质》。比发表文章开专栏更珍贵的是——我和朱根发老师的友谊。本来素不相识，因为《河南教育》，我们建立了兄弟一般的情谊。他来信给我以具体的指导，包括我稿件中的不足，他也直率指出。当然，他更给我鼓励：“我欣赏你率直的性格，如同欣赏你的文章一样。”这样温暖的话在他的来信中经常出现。快30年了，我至今珍藏着朱老师写给我的每一封信，是的——每一封！
斗转星移，《河南教育》的主编和编辑老师换了一茬又一茬，可我与《河南教育》的联系一直没有中断，感情更是丝毫未减。后来跟我联系更多的是卢丽君老师，她也是一位真诚、热情而敬业的编辑。2017年1月，我还在《河南教育》上发表了《教育要有“儿童视角”》。从朱根发老师到卢丽君老师，他们所代表的《河南教育》，一直是我温馨的精神家园。我发自内心地感谢《河南教育》为我提供了展示个人教育思想与实践的平台，并记录了我教育探索的足迹。
不仅是展示我的教育思想与实践经历，《河南教育》还以邀请讲学的方式助推我的成长。记得在1991年夏天，朱根发老师代表《河南教育》邀请我到郑州讲学。这些活动，对我是极大的鼓励，而且开阔了我的视野，让我结识了更多的教育名家。正是那次应邀赴郑讲学，朱根发老师介绍我认识了著名的少先队工作专家段镇先生和沈功玲老师。我们四个人手拉手在黄河岸边，踩着松软泥土载歌载舞，已经不再年轻的段镇先生和沈功玲老师，以极大的教育热情感染着当时年轻的我。
值得一提的是，那次应邀赴郑讲学的还有儿童教育家韩凤珍老师，但韩老师因病没有和我们一起去游览黄河，而是在宾馆房间休息。当时，他身患癌癥，已是晚期，说话已经非常艰难，但依然倚在床头靠背上，喘息着给我介绍他的教育理念。就是那次讲学之后，韩老师回到安阳即住进医院，再也没能走出来。
一晃30年过去了，《河南教育》马上就40岁了，而我也由一个初出茅庐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即将退休的老教师。但我和《河南教育》的感情依然如初恋般纯真炽热。在我30多年的成长路上，给我支持和帮助的报刊当然不止《河南教育》一家，我要感谢的人太多了！但是《河南教育》是第一家给我开专栏的，这对我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增强了我的教育写作信心。我甚至想，如果不是当年《河南教育》为我开设专栏，我后来还有没有勇气继续我的教育写作？只是感到不安的是，因为太忙，我现在为《河南教育》写文章的时间越来越少了，今后我将尽可能地多为《河南教育》撰稿，以感恩她几十年来对我的厚爱。
（作者系语文特级教师、新教育研究院院长、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常务理事）
（责 编 帕 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