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一的某天早晨，我刚走到座位前，书包还没放下，一个红红的东西就砸到了我的头，摔进未被及时清理的污水里。讲台上有人“哎呀”一声，然后，几个嬉闹的女孩子看向我的方向。我没有抬头，弯腰捡起被撕破了的数学比赛优秀奖的证书。
　　没有人道歉，也没有人教过我怎么处理这样的状况，于是我安静地坐下，翻出书来读。突然，我隐约听见耳边传来轻飘飘的一句“没什么大不了的”。那一刻，走廊外的蝉好像一起叫了起来，沸反盈天，吵得我的心也跟着战栗，十分不安。
　　后来，我被人说衣服难看、书包难看、本子难看，因为巧克力过敏被批矫情，甚至因为字写得与某个女生相像被批刻意模仿。一点点的冷言冷语累积起来，压得我几乎喘不过气，也让我变得越来越沉默。
　　其实，初中三年里，我一直得到父母的关爱，得到班主任的照顾，可我始终是懦弱的，我不希望让我的父母焦虑和难堪，因此尽力维持着“乖乖女”的形象与自尊。
　　小芋是在初一下学期转学过来的，体育课上，她是第一个主动跟我组队的人。操场的尽头栽了两棵樟树，个头不高，叶子繁密，树下有一排双杠，小芋让我抬头看——透过叶缝的阳光，星星点点，她说那是属于她的星空。
　　我一直不明白，她开朗、优秀，为什么会注意到孤僻的我。
　　小芋是第一个在端午节给我送粽子的人，是午餐时间愿意挤在我身边陪我吃饭的人。我在周记里笨拙地形容她是“阳光”，说自己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那篇周記写得很隐晦，我因此被老师认为有早恋的苗头。班主任把我叫去办公室，苦口婆心地问了半天。小芋知道后哈哈大笑，说她要把那篇文章收藏起来，作为以后取笑我的证据。
　　她在我们学校只待了半年，后来转去了两条街外的另一所初中。虽然相隔不远，但我们见面的机会还是少之又少。我们进行了长达一年的书信来往，所谓书信，只是两个厚厚的本子。每天写完后，我们就把本子寄放在回家路上的一个小商店里，等待对方去取。说起来，还真是太感谢那个老板娘的善意了。
　　空闲的日子里，我常常一个人坐在“星空”下，把本子摊在腿上写信，一字字地记下我的生活、学习。抱怨得多了，我开始反感自己的自私——为什么要将那么多的压抑情绪传递给一个真心对我的人？我试着寻找生活中碎片式的美好，一句夸赞，或是一个笑颜，都是一份善意，当时的我坚持把这些当作老天的恩赐。
　　或许，因为心里有了支撑，我变得不再那么畏惧人言，也或许，奚落我这种行为渐渐变得无趣，总之，那些冷言冷语终究远离了我。
　　升高中那年，小芋离开了镇上。她走的那天我去送她，她站在玻璃窗后面朝我挥手，她太瘦了，漏进去的几缕风将她的短发和米黄色的短袖吹了起来。她抱紧我交给她的本子，笑得很灿烂。我知道，我们很难继续保持频繁的联系了。
　　就在同一年，我认识了另一个女孩。她是隐藏的“学霸”，第一次考试就以绝对优势成为众人簇拥的新星。可是在此之前，因为不适应，她也曾一度成为被孤立的对象。很久以后，她告诉我，我是第一个下课后愿意走到她身边陪她说话的人。我对当时的记忆已经模糊，可她却记得清楚，于是，我将我的故事告诉了她，也把小芋送我的那片“星空”分享给她。瞧，真是又一次“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现在的我，喜欢安静，也能享受热闹，当我从尘封的书信里翻出那些艰难而幸运的过往时，已经可以会心一笑。
　　后来，我回到初中学校探望老师，学校正经历第N次翻修——双杠被挪走了，250米一圈的操场跑道扩展成了标准的400米，两棵樟树也被挖掉了，至于移栽到何处，我无从打听。
　　那天，我在绘着彩绘的墙角站了很久，抬头只看见湛蓝湛蓝的天空。星空不在了，但我想，我已经把星星放在了心里，温暖着自己，也希望能温暖远方的他们——那些在我的青春里守护我、保护我的人。
　　（秦笑贤摘自《哲思2.0》202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