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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功能：媒体理念的发展
谈及媒体，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政府的喉舌，至于国家级媒体更是被理所当然地视作一种传统的宣传工具。然而进入新世纪以来，我们能清晰地看到媒体功能正在发生的转变：主流媒体正在向更多的公共领域努力，在承担了媒体宣传功能的同时也在实现着其公共功能，尤其是公共领域的启蒙功能，诸如民主和民权的启蒙、公民社会形成中的公共意识的启蒙、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启蒙等。
很多学者书写中国电视史时都会把1993年5月《东方时空》的问世看做是一个里程碑，它标志着中央电视台迈出了电视新闻改革的第一步。在此之后，中国的电视新闻报道进一步走向深入调查。1994年《焦点访谈》开播，1996年《新闻调查》创办，在这以后，大量的新闻访谈和深度报道节目在中国大地上风起云涌地出现。党的十六大之后政策环境趋向宽松，特别是“贴近生活、贴近实际、贴近群众”三贴近原则的提出，使得新闻报道走向深入调查成为可能。正如《新闻调查》的宣传词所说的那样，“注重研究真问题，探究事实真相，追求理性、平衡和深入，促进和推动社会的和谐和进步”，①这些深度节目开始向公共领域探求，把眼光投向社会的平衡、民权的维护和对政策进步的推动上面来。深度调查类节目在坚守舆论监督者这一形象的同时，也开始思考新闻报道更深层的人文意义。这些转变都在显示，在中国进入转型期以后，新闻业自身也在不断进行着自我调整，新闻媒体的功能不再仅仅局限于舆论监督，而是更加看中其节目内在的社会启蒙功能。
本文所指的“启蒙”，并不是经典新闻理论中“引导人们舆论行为、舆论评价的舆论导向”的功能，而是作为“一切智人出兴于世，作大归依，为我启蒙发覆”②这个意义上的明晰事理和开导蒙昧。《新闻调查》作为中国深度调查类节目的代表，2000年以后提出“探寻事实真相”的“调查性报道”的创作理念，它对何谓“真相”做出这样的解释和界定：“真相就是正在抑制或被遮蔽的事实。有的真相被权力遮蔽，有的被利益遮蔽，有的被道德观念和偏见遮蔽，有的被集体意识遮蔽，有的被狭窄的生活圈子和知识技术遮蔽。”③十几年来，《新闻调查》不断实践着这个理念，制作出了《艾滋病人小路》、《从市长到囚犯》、《以生命的名义》、《南丹矿难内幕》、《与神话较量的人》、《“非典”突袭人民医院》、《农民连续自杀调查》等许多影响力深远的节目。
选题是节目的灵魂。对于深度调查报道，基本的选题标准是明确和清晰。当然仅凭这一点还远远不够，按照卡罗尔·里奇在其编写的大学新闻写作教材上的要求是，一定要“让读者看见，令读者在乎”。④所以，《新闻调查》所报道的事件无论是重大的社会热点，还是深刻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现象，都不可避免地具有某种焦点性因素，这是因为缺乏重大性和重要性的选题不但无法再让观众获得心理上的满足，亦无法体现出深度调查报道所一贯承担的社会道义和社会良心。
笔者搜集了《新闻调查》截至2010年6月19日的当年6个月24期节目，统计如下：民生类8期，占33.3%；民权类5期，占20.8%；发展类5期，占20.8%；社会类3期，占12.5%；其他类3期，占12.5%。这24期节目的题材涉及玉树地震、世博会、西南旱灾等社会热点问题，维权、拆迁、人道主义、医疗制度等社会问题，诸如裸聊等社会丑恶现象，还有能源开发、经济转型、党的好干部等社会发展和人物典型。我们从这些数据中应该不难发现《新闻调查》的编导们对公共领域热切的关注，用制片人张洁的话说，在这个并不纯粹的公共媒体里面，他们有着共通的“公共追求”。⑤
区别于其他类型的新闻节目，深度调查类节目最大的魅力就在于不是简单地陈述新闻事实或者发表评论，而是通过记者走到新闻背后去采访挖掘不同当事人和旁观者，力图多角度、多侧面地呈现事实原貌。尽管作为中央台的一档王牌新闻节目，《新闻调查》的底色总是呈现为政治优先的话语结构方式，但从我们对它的选题、制作和话语权的分析上看，2000年以后的《新闻调查》已经日益彰显出对公共领域和公共价值观的强烈兴趣取向，用纪实性的结构方式，通过深入、多角度多侧面的调查呈现方式来实现其日渐明晰的启蒙功能。
对启蒙话语在话语权结构中的考察
话语权，顾名思义就是说话的权利。在这里，所谓“说话的权利”并不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话语表达，它是指个人或社团通过媒体将其意义传播于社会，进而确立自己的社会地位的一种权利。换句话说，话语权代表了信息传播主体的潜在的现实影响力。西方学者葛兰西最早曾经从意识形态斗争的角度论述过话语及话语权的问题，在葛兰西看来，“社会集团的领导作用表现在两种形式中——在统治的形式中和‘精神和道德领导’的形式中”。⑥广而言之，话语权是公民新闻自由权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属新闻自由权利中的“表达权”，它是公民的一项不可让予和剥夺的民主权利。
从意识形态角度观察媒体，主要存在三种话语形态：主流话语、精英话语和大众话语。这三类话语事实上构成了当下社会主要的话语权结构体系。任何媒体都不可能只选择某一种话语而摒弃其他的话语，尤其是作为央视这样一个国家级大台的王牌新闻栏目，更不能在这三种话语空间中出现失衡状态。因此在深度调查节目中，记者多方采访、多面查实、多角度的叙说方式是必要也必需的形式，因为，至少在表象上，它显示了多方话语权的平衡。
笔者从2009年《新闻调查》播出的43期节目中以随机抽样的方式选取《安居的希望》这一期试分析如下：
本期节目时长共计41分10秒，合2470秒，受访者分别是来自林业、矿业、垦区、城边棚户区居民共计15人，开发商、共青农场、农垦分局及农场、哈尔滨市住宅局、国家住房与城建部住房保障司、伊春美溪区长、黑龙江伊春市委市政府、黑龙江通河县、伊春林业局等11个方面，包括居民、国家部门、地方部门、开发商等4大块。话语权分析如下：居民，10次，累计时间计516秒，占整期节目的20.89%；伊春市委书记，4次，累计时间计358秒，占整期节目的14.09%；哈尔滨市住宅局，4次，累计时间计121秒，占整期节目的4.90%；共青农垦局，4次，累计时间计101秒，占整期节目的4.09%；人大常委，3次，累计时间计153秒，占整期节目的6.19%；伊春市长，3次，累计时间计80秒，占整期节目的3.16%；国家住房与城建部住房保障司，2次，累计时间计77秒，占整期节目的3.12%；伊春美溪区，2次，累计时间计83秒，占整期节目的3.36%；通河县，2次，累计时间计35秒，占整期节目的1.42%；伊春市合计，9次，累计时间计521秒，占整期节目的21.10%。
分块分析为：地方部门，28次，累计时间计1299秒，占整期节目的52.59%；居民，10次，累计时间计516秒，占整期节目的20.89%；国家部门，5次，累计时间计230秒，占整期节目的9.31%；开发商，1次，累计时间计20秒，占整期节目的0.80%。
经由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节目中以普通民众作为主体的大众话语和以专家学者等为主体的精英话语占据了最主要的话语权。事实上，作为国家主流媒体，本该在节目中占据主要地位的主流话语权却被稀释了。作为大众话语权主体的普通百姓大量在国家台中的出现，且占据最多的时间分配，毫无疑问有助于推动和引导民众表达自身的思想意识。与大众话语权占据重要地位相呼应的是，对民众权利意识的呼唤、对公共意识价值观的呼唤、对公共政府的呼唤。当然，这并不是说媒体本身的高度，可以要求公民或政府如何行动和思考，而是媒体通过展现那些“按照公共政府或者按照民主、科学、透明、高效、廉洁要求自己的政府”，展现那些“特别具有公民素质的公民，比如法治、权利、博弈、平等、责任、公平、包容、尊重等等”⑦，通过这样的方法，媒体得以唤醒政府和公民的责任意识，使之能够见贤思齐，在不断的效仿和学习中帮助社会得以向更健康的方向前进发展。在这个意义上，深度报道是以话语权分配的方式完成了其对于公共领域或曰大众领域的启蒙意义。
公信力下的启蒙意义
2010年6月19日，《新闻调查》栏目播出的《职业的创伤》反响强烈，引发我们很多思考，这包括对公民权利如何实现的思考，对经济高速发展背景下如何回归人本主义的思考，对社会制度保障问题的思考，对社会阶层发展问题的思考。我们看到片中的唐建友在身患急性白血病之后获取职业病鉴定所需材料时的一筹莫展，有同样遭遇的胡旭容在这条道路上的举步维艰和苍白无力，而他们仅仅是这个怪圈里最平常的两个例证，同样不幸的人成千上万。另一期节目《走向谈判的工会》讲述的是，很多年前，南京市总工会开始在外企里培养能够与资方谈判的工人代表，劳资谈判的结果是：只要外企的经营未受重大的损失，未出现经济危机，每年外企都要为工人加薪6%~20%。并且到记者采访时这个项目已经运行了3年。两期节目对比之下，就会让人思考和反省，进而促成行动。《新闻调查》的记者们就是这样：哪里有积极的有益于公民民主权利实现的例子，就去哪里采访，找到其中促进这一目标实现的进步因素，把它放大，让更多的人知道什么是合格的公民，什么是合格的政府，并把这些通过节目展示给受众，将媒介的积极效果落在民生民权的实处。这才是深度报道的终极追求，而不是把眼睛紧紧盯在收视率上，像一个满身铜臭的商人。
康德说：“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⑧或许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所谓启蒙，就是引导公众从自我屏蔽的某种被监护的状态中挣脱出来，成为一个心灵自由的主体。
通过前文的分析我们发现，如同我们的国家正在经历转型一样，以《新闻调查》为代表的电视深度报道正在经历从权力附庸到社会公器的深刻转型。在内容上，深度报道常常涉及国家、社会、公民、道德、法治等多个方面；在形式上，话语权的分配更加倾向于大众话语和精英话语，并据此来完成对国家和公民的启蒙，从而引发国家和公民内在“挣脱”意识的觉醒，促使政府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公共政府，公民成为一个具备公民素质的现代公民，社会成为一个文明和包容的理想社会。
在2010年2月3日于北京召开的“2010·中国新视角高峰论坛”上，香港凤凰卫视著名主持人曹景行呼吁：“政治的现实、权力的垄断加上我们看到的市场经济下面的金钱的压迫，我们看到世界上各种文化的席卷，这带来种种不安的感觉，所以，我们才会提出我们要不要启蒙。对我们来说，我们的文化反而在富裕当中消失了，我们原来的传统经不起这样的侵袭，所以今天要重新来一个启蒙。”⑨的确，在今天这样的社会语境下，作为社会和信息触角的新闻媒体，理所当然要担负起启蒙的社会责任，帮助我们的国家和公民完成这一历史进程中特殊的一环。只要这个国家有“蒙”的存在，媒体就有责任去开“启”，无论这个“蒙”遮蔽的是个人还是社会、是当前还是历史，真正的启蒙就是要对蒙昧发起冲击，深度报道无疑可以成为这个“启”的工具。考察世界历史，欧洲的启蒙运动与文艺复兴是有内在联系的，只有在启蒙之后才可能迎来真正的复兴。事实上，我们正在迎来一个新的契机：通过启蒙让国人完成近代以来从未完成的事业——人的现代化。这是我们今天启蒙的目标，也是新闻媒体的历史使命。
注 释：
①《新闻调查（2010）栏目介绍》，http://news.cntv.cn/program/xinwendiaocha/shouye/index.shtml。
②刘献廷：《广阳杂记》，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3页。
③⑤⑦张洁：《转型期的媒体诉求》，《新闻大学》，2009（4）。
④卡罗尔·里奇著，钟欣译：《译序：获奖记者是这样炼成的》，《新闻写作与训练教程（第三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⑥葛兰西：《狱中杂记》，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16页。
⑧康德著，何兆武译：《回答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22页。
⑨曹景行：《启蒙目标是让中国人建立起健全人的性格》，搜狐财经，2010新视角高峰论坛精彩观点，2010，2，3．http://business.sohu.com/20100203/n270032943.shtml。
（作者单位：燕山大学文法学院）
编校：赵 亮
谈及媒体，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政府的喉舌，至于国家级媒体更是被理所当然地视作一种传统的宣传工具。然而进入新世纪以来，我们能清晰地看到媒体功能正在发生的转变：主流媒体正在向更多的公共领域努力，在承担了媒体宣传功能的同时也在实现着其公共功能，尤其是公共领域的启蒙功能，诸如民主和民权的启蒙、公民社会形成中的公共意识的启蒙、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启蒙等。
很多学者书写中国电视史时都会把1993年5月《东方时空》的问世看做是一个里程碑，它标志着中央电视台迈出了电视新闻改革的第一步。在此之后，中国的电视新闻报道进一步走向深入调查。1994年《焦点访谈》开播，1996年《新闻调查》创办，在这以后，大量的新闻访谈和深度报道节目在中国大地上风起云涌地出现。党的十六大之后政策环境趋向宽松，特别是“贴近生活、贴近实际、贴近群众”三贴近原则的提出，使得新闻报道走向深入调查成为可能。正如《新闻调查》的宣传词所说的那样，“注重研究真问题，探究事实真相，追求理性、平衡和深入，促进和推动社会的和谐和进步”，①这些深度节目开始向公共领域探求，把眼光投向社会的平衡、民权的维护和对政策进步的推动上面来。深度调查类节目在坚守舆论监督者这一形象的同时，也开始思考新闻报道更深层的人文意义。这些转变都在显示，在中国进入转型期以后，新闻业自身也在不断进行着自我调整，新闻媒体的功能不再仅仅局限于舆论监督，而是更加看中其节目内在的社会启蒙功能。
本文所指的“启蒙”，并不是经典新闻理论中“引导人们舆论行为、舆论评价的舆论导向”的功能，而是作为“一切智人出兴于世，作大归依，为我启蒙发覆”②这个意义上的明晰事理和开导蒙昧。《新闻调查》作为中国深度调查类节目的代表，2000年以后提出“探寻事实真相”的“调查性报道”的创作理念，它对何谓“真相”做出这样的解释和界定：“真相就是正在抑制或被遮蔽的事实。有的真相被权力遮蔽，有的被利益遮蔽，有的被道德观念和偏见遮蔽，有的被集体意识遮蔽，有的被狭窄的生活圈子和知识技术遮蔽。”③十几年来，《新闻调查》不断实践着这个理念，制作出了《艾滋病人小路》、《从市长到囚犯》、《以生命的名义》、《南丹矿难内幕》、《与神话较量的人》、《“非典”突袭人民医院》、《农民连续自杀调查》等许多影响力深远的节目。
选题是节目的灵魂。对于深度调查报道，基本的选题标准是明确和清晰。当然仅凭这一点还远远不够，按照卡罗尔·里奇在其编写的大学新闻写作教材上的要求是，一定要“让读者看见，令读者在乎”。④所以，《新闻调查》所报道的事件无论是重大的社会热点，还是深刻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现象，都不可避免地具有某种焦点性因素，这是因为缺乏重大性和重要性的选题不但无法再让观众获得心理上的满足，亦无法体现出深度调查报道所一贯承担的社会道义和社会良心。
笔者搜集了《新闻调查》截至2010年6月19日的当年6个月24期节目，统计如下：民生类8期，占33.3%；民权类5期，占20.8%；发展类5期，占20.8%；社会类3期，占12.5%；其他类3期，占12.5%。这24期节目的题材涉及玉树地震、世博会、西南旱灾等社会热点问题，维权、拆迁、人道主义、医疗制度等社会问题，诸如裸聊等社会丑恶现象，还有能源开发、经济转型、党的好干部等社会发展和人物典型。我们从这些数据中应该不难发现《新闻调查》的编导们对公共领域热切的关注，用制片人张洁的话说，在这个并不纯粹的公共媒体里面，他们有着共通的“公共追求”。⑤
区别于其他类型的新闻节目，深度调查类节目最大的魅力就在于不是简单地陈述新闻事实或者发表评论，而是通过记者走到新闻背后去采访挖掘不同当事人和旁观者，力图多角度、多侧面地呈现事实原貌。尽管作为中央台的一档王牌新闻节目，《新闻调查》的底色总是呈现为政治优先的话语结构方式，但从我们对它的选题、制作和话语权的分析上看，2000年以后的《新闻调查》已经日益彰显出对公共领域和公共价值观的强烈兴趣取向，用纪实性的结构方式，通过深入、多角度多侧面的调查呈现方式来实现其日渐明晰的启蒙功能。
对启蒙话语在话语权结构中的考察
话语权，顾名思义就是说话的权利。在这里，所谓“说话的权利”并不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话语表达，它是指个人或社团通过媒体将其意义传播于社会，进而确立自己的社会地位的一种权利。换句话说，话语权代表了信息传播主体的潜在的现实影响力。西方学者葛兰西最早曾经从意识形态斗争的角度论述过话语及话语权的问题，在葛兰西看来，“社会集团的领导作用表现在两种形式中——在统治的形式中和‘精神和道德领导’的形式中”。⑥广而言之，话语权是公民新闻自由权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属新闻自由权利中的“表达权”，它是公民的一项不可让予和剥夺的民主权利。
从意识形态角度观察媒体，主要存在三种话语形态：主流话语、精英话语和大众话语。这三类话语事实上构成了当下社会主要的话语权结构体系。任何媒体都不可能只选择某一种话语而摒弃其他的话语，尤其是作为央视这样一个国家级大台的王牌新闻栏目，更不能在这三种话语空间中出现失衡状态。因此在深度调查节目中，记者多方采访、多面查实、多角度的叙说方式是必要也必需的形式，因为，至少在表象上，它显示了多方话语权的平衡。
笔者从2009年《新闻调查》播出的43期节目中以随机抽样的方式选取《安居的希望》这一期试分析如下：
本期节目时长共计41分10秒，合2470秒，受访者分别是来自林业、矿业、垦区、城边棚户区居民共计15人，开发商、共青农场、农垦分局及农场、哈尔滨市住宅局、国家住房与城建部住房保障司、伊春美溪区长、黑龙江伊春市委市政府、黑龙江通河县、伊春林业局等11个方面，包括居民、国家部门、地方部门、开发商等4大块。话语权分析如下：居民，10次，累计时间计516秒，占整期节目的20.89%；伊春市委书记，4次，累计时间计358秒，占整期节目的14.09%；哈尔滨市住宅局，4次，累计时间计121秒，占整期节目的4.90%；共青农垦局，4次，累计时间计101秒，占整期节目的4.09%；人大常委，3次，累计时间计153秒，占整期节目的6.19%；伊春市长，3次，累计时间计80秒，占整期节目的3.16%；国家住房与城建部住房保障司，2次，累计时间计77秒，占整期节目的3.12%；伊春美溪区，2次，累计时间计83秒，占整期节目的3.36%；通河县，2次，累计时间计35秒，占整期节目的1.42%；伊春市合计，9次，累计时间计521秒，占整期节目的21.10%。
分块分析为：地方部门，28次，累计时间计1299秒，占整期节目的52.59%；居民，10次，累计时间计516秒，占整期节目的20.89%；国家部门，5次，累计时间计230秒，占整期节目的9.31%；开发商，1次，累计时间计20秒，占整期节目的0.80%。
经由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节目中以普通民众作为主体的大众话语和以专家学者等为主体的精英话语占据了最主要的话语权。事实上，作为国家主流媒体，本该在节目中占据主要地位的主流话语权却被稀释了。作为大众话语权主体的普通百姓大量在国家台中的出现，且占据最多的时间分配，毫无疑问有助于推动和引导民众表达自身的思想意识。与大众话语权占据重要地位相呼应的是，对民众权利意识的呼唤、对公共意识价值观的呼唤、对公共政府的呼唤。当然，这并不是说媒体本身的高度，可以要求公民或政府如何行动和思考，而是媒体通过展现那些“按照公共政府或者按照民主、科学、透明、高效、廉洁要求自己的政府”，展现那些“特别具有公民素质的公民，比如法治、权利、博弈、平等、责任、公平、包容、尊重等等”⑦，通过这样的方法，媒体得以唤醒政府和公民的责任意识，使之能够见贤思齐，在不断的效仿和学习中帮助社会得以向更健康的方向前进发展。在这个意义上，深度报道是以话语权分配的方式完成了其对于公共领域或曰大众领域的启蒙意义。
公信力下的启蒙意义
2010年6月19日，《新闻调查》栏目播出的《职业的创伤》反响强烈，引发我们很多思考，这包括对公民权利如何实现的思考，对经济高速发展背景下如何回归人本主义的思考，对社会制度保障问题的思考，对社会阶层发展问题的思考。我们看到片中的唐建友在身患急性白血病之后获取职业病鉴定所需材料时的一筹莫展，有同样遭遇的胡旭容在这条道路上的举步维艰和苍白无力，而他们仅仅是这个怪圈里最平常的两个例证，同样不幸的人成千上万。另一期节目《走向谈判的工会》讲述的是，很多年前，南京市总工会开始在外企里培养能够与资方谈判的工人代表，劳资谈判的结果是：只要外企的经营未受重大的损失，未出现经济危机，每年外企都要为工人加薪6%~20%。并且到记者采访时这个项目已经运行了3年。两期节目对比之下，就会让人思考和反省，进而促成行动。《新闻调查》的记者们就是这样：哪里有积极的有益于公民民主权利实现的例子，就去哪里采访，找到其中促进这一目标实现的进步因素，把它放大，让更多的人知道什么是合格的公民，什么是合格的政府，并把这些通过节目展示给受众，将媒介的积极效果落在民生民权的实处。这才是深度报道的终极追求，而不是把眼睛紧紧盯在收视率上，像一个满身铜臭的商人。
康德说：“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⑧或许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所谓启蒙，就是引导公众从自我屏蔽的某种被监护的状态中挣脱出来，成为一个心灵自由的主体。
通过前文的分析我们发现，如同我们的国家正在经历转型一样，以《新闻调查》为代表的电视深度报道正在经历从权力附庸到社会公器的深刻转型。在内容上，深度报道常常涉及国家、社会、公民、道德、法治等多个方面；在形式上，话语权的分配更加倾向于大众话语和精英话语，并据此来完成对国家和公民的启蒙，从而引发国家和公民内在“挣脱”意识的觉醒，促使政府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公共政府，公民成为一个具备公民素质的现代公民，社会成为一个文明和包容的理想社会。
在2010年2月3日于北京召开的“2010·中国新视角高峰论坛”上，香港凤凰卫视著名主持人曹景行呼吁：“政治的现实、权力的垄断加上我们看到的市场经济下面的金钱的压迫，我们看到世界上各种文化的席卷，这带来种种不安的感觉，所以，我们才会提出我们要不要启蒙。对我们来说，我们的文化反而在富裕当中消失了，我们原来的传统经不起这样的侵袭，所以今天要重新来一个启蒙。”⑨的确，在今天这样的社会语境下，作为社会和信息触角的新闻媒体，理所当然要担负起启蒙的社会责任，帮助我们的国家和公民完成这一历史进程中特殊的一环。只要这个国家有“蒙”的存在，媒体就有责任去开“启”，无论这个“蒙”遮蔽的是个人还是社会、是当前还是历史，真正的启蒙就是要对蒙昧发起冲击，深度报道无疑可以成为这个“启”的工具。考察世界历史，欧洲的启蒙运动与文艺复兴是有内在联系的，只有在启蒙之后才可能迎来真正的复兴。事实上，我们正在迎来一个新的契机：通过启蒙让国人完成近代以来从未完成的事业——人的现代化。这是我们今天启蒙的目标，也是新闻媒体的历史使命。
注 释：
①《新闻调查（2010）栏目介绍》，http://news.cntv.cn/program/xinwendiaocha/shouye/index.shtml。
②刘献廷：《广阳杂记》，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3页。
③⑤⑦张洁：《转型期的媒体诉求》，《新闻大学》，2009（4）。
④卡罗尔·里奇著，钟欣译：《译序：获奖记者是这样炼成的》，《新闻写作与训练教程（第三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⑥葛兰西：《狱中杂记》，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16页。
⑧康德著，何兆武译：《回答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22页。
⑨曹景行：《启蒙目标是让中国人建立起健全人的性格》，搜狐财经，2010新视角高峰论坛精彩观点，2010，2，3．http://business.sohu.com/20100203/n270032943.shtml。
（作者单位：燕山大学文法学院）
编校：赵 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