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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女性文学的早期研究应本着历史真实的态度，中国近代重要女性期刊《妇女杂志》因此进入研究视阈。小说《黄鹂语》的文本细读向人们揭示了女性叙事仍然被男权思想所遮蔽，从文本主题、文本结构、人物塑造等各方面都被陈规旧律所束缚。而女性文学也在文学的缓慢进程中艰难发展。
关键词：《妇女杂志》 女性叙事 《黄鹂语》
女性文学，根据女权主义批评家们的定义，是指女性作者以呈现女性意识和性别特征为内容的文学①，但在历史纷繁复杂的发展中，女性文学的萌芽实际上是一项需要细密进行考察的工作。正是在此基础上，王德威提出的“没有晚清，何来五四”这个思路仍然是有效的，《中国小说模式的转变》、《中国小说的近代变革》将研究视角推溯至近代也是有其依据的。在近现代女性文学现代性的进程中，从政治地位、经济地位、文化审美、精神构建等各个层面都发生了蜕变，这种变化与世界的变化相呼应，更融入甚至积极参与过时代的主题。因此，只有站在一个宏观的文化研究视阈中，才能清楚洞悉女性文学与其他文学、文化现象的关联；而以微观的具象切入，则能掌握女性文学所特有的“性别”特质。
《妇女杂志》正是这样一个典型文本。作为民国时期营销时间最长、发行量最大的商办女性期刊，《妇女杂志》的出版从民国初年开始，经历了民国初年女权低落时期直至“五四”酝酿、高潮、退潮期、北伐时期等女权运动发展的重要时期。在“寒蕾、君肥、寄尘、惜华”的笔名之下，隐藏的赫然都是男儿身，女性的文字只散见于“国文范作”、“通讯”等栏目中。尽管情形随着女性解放的浪潮扩大而逐渐有所好转，但女性发出的“自己的声音”仍显薄弱。因此，在《妇女杂志》的文本中，男性力图塑造的女性叙事话语就显现出了特殊的指向意义。从《妇女杂志》的第一篇小说《黄鹂语》的文本细读即能显现若干端倪。《黄鹂语》作者叫红豆村人，在当时的文学界的确名不见经传，却能代表当时普通撰稿人的基本情形。小说发表的年份也应引起我们的注意：1915年。这一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的《新青年》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日本提出企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在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情况下，护国战争开始。《黄鹂语》就似冰山一角，向我们揭示当时仍潜藏在“大事件”后的女性状况。
这篇小说讲述一位北美阜其尼亚省思洛维海港旁贵族少女卢达尔，在少女时期受到老渔人的教诲，当上议员夫人、位居高位的时候她却清心寡欲，一再劝阻丈夫在仕途发展，在丈夫逝世后，回到故乡开幼稚园当教师的故事。小说情节固然简单，但却蕴涵一个颇含有悖论意味的问题，少女卢达尔年轻时就美貌无双，又才艺双全，本应该在社会上有所作为，但她却安心囿于家庭做家庭主妇，丈夫去世后的教师职业，也变成了一种无奈归隐之举。一方面是女性解放的浪潮呼声，一方面是女性仍然在小说中做着恭顺的“贤妻良母”，在社会大事件频频爆发的时候，小说主人公就以其自身的发展道路，向广大女性传递了男性试图表达的潜话语：女性要戒骄戒躁，在社会名利或者不如直接表达为“社会大事件”面前应当处于退让的态度。难怪梁启超1897年发表的《变法通议·论女学》也认为“（中国）女子二万万，全属分利，而无一生利者”。②这种主流话语里仍充斥的男权思想就这样通过文艺样式对女性进行了话语“启蒙”。它实际上在向读者灌输着理想女性的一系列标准，这种标准在《妇女杂志》的其他文章当中早就表述得很清楚：“理想之女学生……数学之可用于家计，缝纫之制衣裳，生理之有关于卫生，物理之足矣破迷信，家政之宜如何整理，侍奉之宜如何谨慎，斯诚不愧为德慧双修、中西一贯，将来之贤妻良母矣。”在着装上，“是可以立俭德而辟奇离之陋俗矣”。在家庭生活中，则要“务使家庭之间，其乐融融”，“其感情较之旧日女界尤为厚也，其孝行较之旧日女界尤为笃也，家庭之陋习则欲以渐除之，所得于学校者，渐灌输于家庭焉”。③小说的主人公卢达尔正是用自己的举动践行了“理想之女学生”的标准，也展现了教育对女性成长之功。正因如此，这篇小说成为《妇女杂志》的小说开篇之作。
与男权思想相联系的，就是强烈的“文以载道”的训诫色彩压制了作品本身的文学性。小说为了宣扬女性要戒虚荣戒浮华的弊病，设计了听取渔翁教诲及回忆教诲的主干情节。宏篇大论的宣讲取代了人物性格的塑造、情节的发展，变成了空洞的说教。作者主题先行，甚至在小说最后不惜现身说法，“是篇草创，敷演殊未能工。顾区区之意，实欲使读者惩浮华之失而返于淳朴。篇中天然之良一语，是其的也。善读者当能略辞取意”。作者唯恐读者不解其意，直接将故事的寓意予以解释。这种创作观念的流行正得之于当时的小说观念。正如梁启超“小说界革命”所倡导的：“今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小说始。”④小说被赋予了开启民智、救亡图存的利器的地位，当时“小说界革命”观念普及之广、影响之深恐怕是今人难以想象的，吴趼人曾感叹，“吾感夫饮冰子《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之说出，提倡改良小说，不数年而吾国之新著新译之小说，几于汗万牛充万栋，尤复日出不已而未有穷期也”。⑤当时几乎所有门类的小说都染上了政治小说的说教之风，甚至一些当时的狭邪小说，“如模仿《九尾龟》（被称为“嫖界指南”）的《九尾狐》，居然也祭起‘洵足醒世俗之庸愚，开社会之智识’的大旗”。⑥这样，小说的娱乐游戏功能遭到了排斥，小说的社会责任使命进一步加深。《黄鹂语》作为一篇言情小说，尽管距离“小说革命”年月已久，也并未改变这种观念的影响。
尽管《黄鹂语》的主旨在于警诫女性要摒弃虚荣浮夸的人生态度，返归到朴拙自然的生活状态，但是其仍然采用了通俗言情小说的形式加以表现，因此也就不可避免地带上了很多鸳鸯蝴蝶派小说的“程式”。小说开篇设计了很多悬念，首先以老人的吟唱引出少女卢达尔的离奇出场；其次，设置贪恋浮华生活的母亲给予障碍；再次，少女卢达尔婚事的波折；最后是卢达尔丈夫的逝世给予卢达尔的打击。在种种困难的考验下，最终主人公摆脱了虚幻浮躁的城市生活，归隐田园。读者跟随小说进行了一次人生体验，从而得到心理舒缓。这种娱乐功能基本上沿袭了读者惯常接受的审美模式，女主人公丈夫的逝世，也完全切合当时鸳鸯蝴蝶派“哀情骈俪”戏码，承接了《玉梨魂》、《孽怨镜》的风格。同时，作者出于对作品主人公的“偏爱”，而将主人公设计得“唯美化”、“完人化”。作者开篇用大量笔触描绘女主人公的美貌，其性格也是聪明谦顺、日后更为贤妻良母。而她的丈夫约翰，更是“长身玉立好修饰、善言辞、占政界中优胜地位”。短篇小说容纳不了才子佳人的完整故事，所以仓促结尾。作者的写作功力根本不能控制小说的发展，显而易见的激情也没能转化为作者的艺术个性，艺术创造力因此疲软，这不能不说是近代小说创作的一个真实案例。正如袁进在《中国小说的近代变革》一书中指出的近代小说的特殊矛盾：中国近代政治既促进了近代小说的发展，又延缓了小说的成熟，将小说作为政治的扬声器，造成小说对“人”的轻视，对“个性”的忽视，而小说繁荣的出现，伴随的是读者的增加和小说质量的低劣，小说家、理论家对小说艺术特性的轻视。
于是《黄鹂语》似乎成为一个“失败”的小说文本，失败的艺术结构，失败的主旨，但是综观《妇女杂志》早期的小说创作，和《黄鹂语》类似的作品却频频出现，《妇女杂志》一卷二号的《碧栏绮影》、一卷三号的《红鹦鹉》、一卷六号的《我国之武士道》和《呜呼毒蛇》皆是如此，这种普遍的状况向我们展示了中国的女性文学在发展早期是如何的筚路蓝缕，在深厚的传统思想的重压下，貌似“新潮”的读物，也在传达着陈旧的“陈规戒律”，因此当我们感叹新文化运动女性创作队伍不健全的时候，当一些研究者认为当时的女性创作艺术含量不高的时候，只要多一些对《妇女杂志》类女性期刊的考察，就会得到一个符合历史的结论，也会从更符合女性文学发展的角度进行评述。（课题号：现代中国女性话语的乌托邦研究10YJA751047）
注 释：
①盛英：《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史》，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2）。
②梁启超：《饮冰室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38页。
③飘萍女史：《理想之女学生》，《妇女杂志》。
④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饮冰室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87页。
⑤吴趼人：《月月小说·序》，《月月小说》，1906（9）。
⑥袁进：《中国小说的近代变革》，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0页。
（作者为长春师范学院汉语言文学学院讲师）
编校：赵亮
关键词：《妇女杂志》 女性叙事 《黄鹂语》
女性文学，根据女权主义批评家们的定义，是指女性作者以呈现女性意识和性别特征为内容的文学①，但在历史纷繁复杂的发展中，女性文学的萌芽实际上是一项需要细密进行考察的工作。正是在此基础上，王德威提出的“没有晚清，何来五四”这个思路仍然是有效的，《中国小说模式的转变》、《中国小说的近代变革》将研究视角推溯至近代也是有其依据的。在近现代女性文学现代性的进程中，从政治地位、经济地位、文化审美、精神构建等各个层面都发生了蜕变，这种变化与世界的变化相呼应，更融入甚至积极参与过时代的主题。因此，只有站在一个宏观的文化研究视阈中，才能清楚洞悉女性文学与其他文学、文化现象的关联；而以微观的具象切入，则能掌握女性文学所特有的“性别”特质。
《妇女杂志》正是这样一个典型文本。作为民国时期营销时间最长、发行量最大的商办女性期刊，《妇女杂志》的出版从民国初年开始，经历了民国初年女权低落时期直至“五四”酝酿、高潮、退潮期、北伐时期等女权运动发展的重要时期。在“寒蕾、君肥、寄尘、惜华”的笔名之下，隐藏的赫然都是男儿身，女性的文字只散见于“国文范作”、“通讯”等栏目中。尽管情形随着女性解放的浪潮扩大而逐渐有所好转，但女性发出的“自己的声音”仍显薄弱。因此，在《妇女杂志》的文本中，男性力图塑造的女性叙事话语就显现出了特殊的指向意义。从《妇女杂志》的第一篇小说《黄鹂语》的文本细读即能显现若干端倪。《黄鹂语》作者叫红豆村人，在当时的文学界的确名不见经传，却能代表当时普通撰稿人的基本情形。小说发表的年份也应引起我们的注意：1915年。这一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的《新青年》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日本提出企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在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情况下，护国战争开始。《黄鹂语》就似冰山一角，向我们揭示当时仍潜藏在“大事件”后的女性状况。
这篇小说讲述一位北美阜其尼亚省思洛维海港旁贵族少女卢达尔，在少女时期受到老渔人的教诲，当上议员夫人、位居高位的时候她却清心寡欲，一再劝阻丈夫在仕途发展，在丈夫逝世后，回到故乡开幼稚园当教师的故事。小说情节固然简单，但却蕴涵一个颇含有悖论意味的问题，少女卢达尔年轻时就美貌无双，又才艺双全，本应该在社会上有所作为，但她却安心囿于家庭做家庭主妇，丈夫去世后的教师职业，也变成了一种无奈归隐之举。一方面是女性解放的浪潮呼声，一方面是女性仍然在小说中做着恭顺的“贤妻良母”，在社会大事件频频爆发的时候，小说主人公就以其自身的发展道路，向广大女性传递了男性试图表达的潜话语：女性要戒骄戒躁，在社会名利或者不如直接表达为“社会大事件”面前应当处于退让的态度。难怪梁启超1897年发表的《变法通议·论女学》也认为“（中国）女子二万万，全属分利，而无一生利者”。②这种主流话语里仍充斥的男权思想就这样通过文艺样式对女性进行了话语“启蒙”。它实际上在向读者灌输着理想女性的一系列标准，这种标准在《妇女杂志》的其他文章当中早就表述得很清楚：“理想之女学生……数学之可用于家计，缝纫之制衣裳，生理之有关于卫生，物理之足矣破迷信，家政之宜如何整理，侍奉之宜如何谨慎，斯诚不愧为德慧双修、中西一贯，将来之贤妻良母矣。”在着装上，“是可以立俭德而辟奇离之陋俗矣”。在家庭生活中，则要“务使家庭之间，其乐融融”，“其感情较之旧日女界尤为厚也，其孝行较之旧日女界尤为笃也，家庭之陋习则欲以渐除之，所得于学校者，渐灌输于家庭焉”。③小说的主人公卢达尔正是用自己的举动践行了“理想之女学生”的标准，也展现了教育对女性成长之功。正因如此，这篇小说成为《妇女杂志》的小说开篇之作。
与男权思想相联系的，就是强烈的“文以载道”的训诫色彩压制了作品本身的文学性。小说为了宣扬女性要戒虚荣戒浮华的弊病，设计了听取渔翁教诲及回忆教诲的主干情节。宏篇大论的宣讲取代了人物性格的塑造、情节的发展，变成了空洞的说教。作者主题先行，甚至在小说最后不惜现身说法，“是篇草创，敷演殊未能工。顾区区之意，实欲使读者惩浮华之失而返于淳朴。篇中天然之良一语，是其的也。善读者当能略辞取意”。作者唯恐读者不解其意，直接将故事的寓意予以解释。这种创作观念的流行正得之于当时的小说观念。正如梁启超“小说界革命”所倡导的：“今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小说始。”④小说被赋予了开启民智、救亡图存的利器的地位，当时“小说界革命”观念普及之广、影响之深恐怕是今人难以想象的，吴趼人曾感叹，“吾感夫饮冰子《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之说出，提倡改良小说，不数年而吾国之新著新译之小说，几于汗万牛充万栋，尤复日出不已而未有穷期也”。⑤当时几乎所有门类的小说都染上了政治小说的说教之风，甚至一些当时的狭邪小说，“如模仿《九尾龟》（被称为“嫖界指南”）的《九尾狐》，居然也祭起‘洵足醒世俗之庸愚，开社会之智识’的大旗”。⑥这样，小说的娱乐游戏功能遭到了排斥，小说的社会责任使命进一步加深。《黄鹂语》作为一篇言情小说，尽管距离“小说革命”年月已久，也并未改变这种观念的影响。
尽管《黄鹂语》的主旨在于警诫女性要摒弃虚荣浮夸的人生态度，返归到朴拙自然的生活状态，但是其仍然采用了通俗言情小说的形式加以表现，因此也就不可避免地带上了很多鸳鸯蝴蝶派小说的“程式”。小说开篇设计了很多悬念，首先以老人的吟唱引出少女卢达尔的离奇出场；其次，设置贪恋浮华生活的母亲给予障碍；再次，少女卢达尔婚事的波折；最后是卢达尔丈夫的逝世给予卢达尔的打击。在种种困难的考验下，最终主人公摆脱了虚幻浮躁的城市生活，归隐田园。读者跟随小说进行了一次人生体验，从而得到心理舒缓。这种娱乐功能基本上沿袭了读者惯常接受的审美模式，女主人公丈夫的逝世，也完全切合当时鸳鸯蝴蝶派“哀情骈俪”戏码，承接了《玉梨魂》、《孽怨镜》的风格。同时，作者出于对作品主人公的“偏爱”，而将主人公设计得“唯美化”、“完人化”。作者开篇用大量笔触描绘女主人公的美貌，其性格也是聪明谦顺、日后更为贤妻良母。而她的丈夫约翰，更是“长身玉立好修饰、善言辞、占政界中优胜地位”。短篇小说容纳不了才子佳人的完整故事，所以仓促结尾。作者的写作功力根本不能控制小说的发展，显而易见的激情也没能转化为作者的艺术个性，艺术创造力因此疲软，这不能不说是近代小说创作的一个真实案例。正如袁进在《中国小说的近代变革》一书中指出的近代小说的特殊矛盾：中国近代政治既促进了近代小说的发展，又延缓了小说的成熟，将小说作为政治的扬声器，造成小说对“人”的轻视，对“个性”的忽视，而小说繁荣的出现，伴随的是读者的增加和小说质量的低劣，小说家、理论家对小说艺术特性的轻视。
于是《黄鹂语》似乎成为一个“失败”的小说文本，失败的艺术结构，失败的主旨，但是综观《妇女杂志》早期的小说创作，和《黄鹂语》类似的作品却频频出现，《妇女杂志》一卷二号的《碧栏绮影》、一卷三号的《红鹦鹉》、一卷六号的《我国之武士道》和《呜呼毒蛇》皆是如此，这种普遍的状况向我们展示了中国的女性文学在发展早期是如何的筚路蓝缕，在深厚的传统思想的重压下，貌似“新潮”的读物，也在传达着陈旧的“陈规戒律”，因此当我们感叹新文化运动女性创作队伍不健全的时候，当一些研究者认为当时的女性创作艺术含量不高的时候，只要多一些对《妇女杂志》类女性期刊的考察，就会得到一个符合历史的结论，也会从更符合女性文学发展的角度进行评述。（课题号：现代中国女性话语的乌托邦研究10YJA751047）
注 释：
①盛英：《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史》，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2）。
②梁启超：《饮冰室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38页。
③飘萍女史：《理想之女学生》，《妇女杂志》。
④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饮冰室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87页。
⑤吴趼人：《月月小说·序》，《月月小说》，1906（9）。
⑥袁进：《中国小说的近代变革》，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0页。
（作者为长春师范学院汉语言文学学院讲师）
编校：赵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