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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卫是个多面的人，看起来温和，却留有狂放的胡子。
表情腼腆却时不时蹦出“愤青”式用词。
而他的充性窥探跟赏玩意味的《闺阁》系列与政治批判与暗讽意味的《鸟人》系列大概最能体现他的复杂。
宏观上的悲观主义者
采访的那天，正是邹卫的妻子留学一年归国的日子，他开着辆簇新的小小的米黄色的甲壳虫，说是送给老婆的礼物。可是当我后来问起他对婚姻的看法时，他却说他都不记得是哪年结的婚，甚至从未拍过婚纱照，更不带结婚戒指，即便离婚都是可以接受的，因为生命中再大的悲痛也经历过了。但言谈司又对妻子很感激，因在2000年到2004年，邹卫就读于俄罗斯的列宾美术学院时，孩子刚出生不久妻子却并未阻止他留学，甘愿留在国内带孩子。邹卫当然不是个乐观的人，如他自己所说，太过理性是个宏观上的悲观主义者，但徽观上是个乐观主义者，也因此，那些充满戏剧感的“小飞人”，除了昭然若揭的政治暗讽，尚看得出画家的童趣。
邹卫出生于60年代，父母都是高级知识分子。他良好的学识应该跟家庭有很大关系，从小酷爱读书，非常博学，跟他聊天，我甚至不太愿意插话，囡知道自己没文化，生怕露了怯。从彼得大帝到毛泽东-从深宫闰闻到印象派，从罗大佑到崔健，思维极跳跃，又很健谈。还不忘打击我说你们8。后都是小把戏，我不太服气，便说那些自己也是听过的。他笑着说但你不能理解他们所承载的意义。
的确如此，60年代出生的人都经历了那个年代特有的沉重、扭曲。邹卫的家庭也不例外，他的本名其实并非邹卫，而是邹西羽，文革期间，单凭“西羽”两字，他的父亲就被认定是反革命分子，崇洋媚外。邹卫说他对这个社会很绝望，这种绝望大抵从那个时候就已在心里滋生。
我总是觉得，如果一个人面对死亡时年纪太小，会在内心里发生一些质变，也许表面上跟别的人并无不同。邹卫的父亲去世时，他才13岁，而他说，他对父亲的感情很深，即便到了现在年过四十，还经常翻他父亲当年的笔记来看。再晚一点，18岁时，亲眼目睹一起长大的女生被一辆车撞死，脑浆四溢。
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些残酷的经历，发生了便成为生命的刻痕。
如果说这样的经历算做传奇，那么邹卫在他的人生里制造了太多的不可思议。大那年的寒假，带了120元钱以及一堆明信片，穿着一件棉袄，从南京出发，一路逃票北上最远抵达漠河，大年三十也是在火车上过的。每到一座城市，就给家里寄张明信片，他说他出发之前跟他母亲说，如果哪天你们不再收到我的明信片，那就是我死在了外面。当然没有那么严重，活着固然艰难，死亡却也没有那么容易。想起同事TANTA写过的一段文字：没有人能把自己的人生变成一场纯粹的狂欢，多数人的生活，都是偶尔的刻意放纵跟长期的蛰伏。
我有些羡慕这个男人，勇气仿佛造物恩赐的灯笼，提着它可以看到满天星光，然而是什么，让多数人情愿守着一袋黯淡的土豆，而放弃璀璨的星光?
大学四年，邹卫跑遍国内除了深圳跟西藏的所有地方，“烟台的姑娘最漂亮，湖南人最毒辣，云南的姑娘很可爱，最喜欢的是四川跟山东人。”邹卫笑眯眯地总结。之所以没有去到深圳跟西藏，是因为一早就决定毕业后来深圳赚钱，而西藏则需要更多的金钱才能成行。
1994年从南京艺术学院毕业后，邹卫只身来到深圳。
我有的只是小灵气，而非大才华
邹卫说自己有的不过是些小灵气，而非大才华。然而就是这些“小灵气”使他在1994年到2000年去俄罗斯学习之前经历了一段不凡的人生，安身立命对他从来都非难事。毕业不久就自组了设计公司，“现在从这个门出去。走不远就能看到我设计的东西。那几年，全国都有慕名而来的厂商，但是只要张口跟我讲次价。就不必再谈。”可是他的语气里也并无骄傲之感。“我是个自我教育很严厉的人，最终的愿望还是想成为一个艺术家。而非只是个设计师，设计师其实吃的是青春饭，年纪大点接收的信息跟思维都不如年轻人。”自我认识的清晰以及对自己的期望让他在2000年，自己的孩子才1岁时，毅然结束了公司，去列宾美术学院深造。
四年后归国，他已然不是旧日邹卫。
《闺阁》系列并不是我真正想要的东西
尽管《闰阁》系列的作品为邹卫在艺术界带来声望，这一系列的全部作品都被国内外买家高价买走，他自己却完全不认为这是种成就，若无意外，也不会继续再创作这个系列。“《鸟人》才是我真正想要表达的东西。”若说《闺阁》是种赏玩，《鸟人》则是厚重的。
《闺阁》系列的产生表面看起来是个意外，结合邹卫的性格跟当时的境遇来看，却又是必然的。邻卫在《闺阁》的序中写到：记得我留学将要回国的时候，口袋里已凑不出回程的机票钱，于是我搬出一大堆风景写生画，想卖掉一些，一次，朋友介绍了个犹太大胡子、一看便知是个精明的主，在一堆画中左淘右筛地拣出两张画来，那是两张闲暇时画着玩儿的小稿，画的是旧式的女子和旧式的景物——我的俄国导师，又一位爱酒的大胡子，他常常满嘴的东方文化如何优雅迷人，玄密莫测，事实上他知之甚少或者说一无所知，他甚至弄不清中国男人头上的那根“漂亮的辫子”为什么要拿掉，于是我画了那样一组小稿准备放大后让老人家开开眼，买弄一下咱五千年文化，到后来，便忘得精光，弄其他事情去了。回国后，看见我们艺术界那片大林子里百花争妍，百鸟齐叫，好不热闹，看着看着就眼热了，于是也想扑上去跟着热闹一番，然而，画什么呢?现实主义的红光亮、高大全?我想，俄罗斯的那套没戏了，要早生五十年才对，而这并不现实，这期间我常这样郁闷的想，郁闷的翻着从前的画稿，直到有一天翻到了那两张被犹太大胡子买走的画着旧式景物的照片，忽然地就有了种亢奋，这个不是挺有画头的吗?于是，我茶饭不思夜以继日地干了起来，我重新又拣起了画笔，颜料在笔尖翻动的感觉真好，我完全沉浸在这个想像的情节里，这些叫做《闺阁》的组图就这么一张一张地进行着。
《闺阁》系列始终有两个裸体女人，她们看起来有良好的家世与教养，以及长久以来的压抑所形成的落寞而扭曲的脸，半退的衣衫表达着对性的渴望。这样的画作对于那些热衷与附庸风雅的人来说，的确足够吸引眼球。或者这样说，邹卫到底是个聪明人，很好的平衡了現实与梦想。从《闺阁》到《鸟人》的过渡，体现的是画家本人对古代文化的回眸到对现代社会的批判。
“这是个辉煌的年代，这是个亢奋的年代，这是个龌龊的年代。我们集体迷失在信仰的荒漠与道德一同沉沦。因为无知，所以无畏：也因为信仰，更可以无所惧怕。”邹卫如是说。
我们需要《闺阁》幽微精致的古文化情境，但更需要《鸟人》对现世的警醒。
表情腼腆却时不时蹦出“愤青”式用词。
而他的充性窥探跟赏玩意味的《闺阁》系列与政治批判与暗讽意味的《鸟人》系列大概最能体现他的复杂。
宏观上的悲观主义者
采访的那天，正是邹卫的妻子留学一年归国的日子，他开着辆簇新的小小的米黄色的甲壳虫，说是送给老婆的礼物。可是当我后来问起他对婚姻的看法时，他却说他都不记得是哪年结的婚，甚至从未拍过婚纱照，更不带结婚戒指，即便离婚都是可以接受的，因为生命中再大的悲痛也经历过了。但言谈司又对妻子很感激，因在2000年到2004年，邹卫就读于俄罗斯的列宾美术学院时，孩子刚出生不久妻子却并未阻止他留学，甘愿留在国内带孩子。邹卫当然不是个乐观的人，如他自己所说，太过理性是个宏观上的悲观主义者，但徽观上是个乐观主义者，也因此，那些充满戏剧感的“小飞人”，除了昭然若揭的政治暗讽，尚看得出画家的童趣。
邹卫出生于60年代，父母都是高级知识分子。他良好的学识应该跟家庭有很大关系，从小酷爱读书，非常博学，跟他聊天，我甚至不太愿意插话，囡知道自己没文化，生怕露了怯。从彼得大帝到毛泽东-从深宫闰闻到印象派，从罗大佑到崔健，思维极跳跃，又很健谈。还不忘打击我说你们8。后都是小把戏，我不太服气，便说那些自己也是听过的。他笑着说但你不能理解他们所承载的意义。
的确如此，60年代出生的人都经历了那个年代特有的沉重、扭曲。邹卫的家庭也不例外，他的本名其实并非邹卫，而是邹西羽，文革期间，单凭“西羽”两字，他的父亲就被认定是反革命分子，崇洋媚外。邹卫说他对这个社会很绝望，这种绝望大抵从那个时候就已在心里滋生。
我总是觉得，如果一个人面对死亡时年纪太小，会在内心里发生一些质变，也许表面上跟别的人并无不同。邹卫的父亲去世时，他才13岁，而他说，他对父亲的感情很深，即便到了现在年过四十，还经常翻他父亲当年的笔记来看。再晚一点，18岁时，亲眼目睹一起长大的女生被一辆车撞死，脑浆四溢。
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些残酷的经历，发生了便成为生命的刻痕。
如果说这样的经历算做传奇，那么邹卫在他的人生里制造了太多的不可思议。大那年的寒假，带了120元钱以及一堆明信片，穿着一件棉袄，从南京出发，一路逃票北上最远抵达漠河，大年三十也是在火车上过的。每到一座城市，就给家里寄张明信片，他说他出发之前跟他母亲说，如果哪天你们不再收到我的明信片，那就是我死在了外面。当然没有那么严重，活着固然艰难，死亡却也没有那么容易。想起同事TANTA写过的一段文字：没有人能把自己的人生变成一场纯粹的狂欢，多数人的生活，都是偶尔的刻意放纵跟长期的蛰伏。
我有些羡慕这个男人，勇气仿佛造物恩赐的灯笼，提着它可以看到满天星光，然而是什么，让多数人情愿守着一袋黯淡的土豆，而放弃璀璨的星光?
大学四年，邹卫跑遍国内除了深圳跟西藏的所有地方，“烟台的姑娘最漂亮，湖南人最毒辣，云南的姑娘很可爱，最喜欢的是四川跟山东人。”邹卫笑眯眯地总结。之所以没有去到深圳跟西藏，是因为一早就决定毕业后来深圳赚钱，而西藏则需要更多的金钱才能成行。
1994年从南京艺术学院毕业后，邹卫只身来到深圳。
我有的只是小灵气，而非大才华
邹卫说自己有的不过是些小灵气，而非大才华。然而就是这些“小灵气”使他在1994年到2000年去俄罗斯学习之前经历了一段不凡的人生，安身立命对他从来都非难事。毕业不久就自组了设计公司，“现在从这个门出去。走不远就能看到我设计的东西。那几年，全国都有慕名而来的厂商，但是只要张口跟我讲次价。就不必再谈。”可是他的语气里也并无骄傲之感。“我是个自我教育很严厉的人，最终的愿望还是想成为一个艺术家。而非只是个设计师，设计师其实吃的是青春饭，年纪大点接收的信息跟思维都不如年轻人。”自我认识的清晰以及对自己的期望让他在2000年，自己的孩子才1岁时，毅然结束了公司，去列宾美术学院深造。
四年后归国，他已然不是旧日邹卫。
《闺阁》系列并不是我真正想要的东西
尽管《闰阁》系列的作品为邹卫在艺术界带来声望，这一系列的全部作品都被国内外买家高价买走，他自己却完全不认为这是种成就，若无意外，也不会继续再创作这个系列。“《鸟人》才是我真正想要表达的东西。”若说《闺阁》是种赏玩，《鸟人》则是厚重的。
《闺阁》系列的产生表面看起来是个意外，结合邹卫的性格跟当时的境遇来看，却又是必然的。邻卫在《闺阁》的序中写到：记得我留学将要回国的时候，口袋里已凑不出回程的机票钱，于是我搬出一大堆风景写生画，想卖掉一些，一次，朋友介绍了个犹太大胡子、一看便知是个精明的主，在一堆画中左淘右筛地拣出两张画来，那是两张闲暇时画着玩儿的小稿，画的是旧式的女子和旧式的景物——我的俄国导师，又一位爱酒的大胡子，他常常满嘴的东方文化如何优雅迷人，玄密莫测，事实上他知之甚少或者说一无所知，他甚至弄不清中国男人头上的那根“漂亮的辫子”为什么要拿掉，于是我画了那样一组小稿准备放大后让老人家开开眼，买弄一下咱五千年文化，到后来，便忘得精光，弄其他事情去了。回国后，看见我们艺术界那片大林子里百花争妍，百鸟齐叫，好不热闹，看着看着就眼热了，于是也想扑上去跟着热闹一番，然而，画什么呢?现实主义的红光亮、高大全?我想，俄罗斯的那套没戏了，要早生五十年才对，而这并不现实，这期间我常这样郁闷的想，郁闷的翻着从前的画稿，直到有一天翻到了那两张被犹太大胡子买走的画着旧式景物的照片，忽然地就有了种亢奋，这个不是挺有画头的吗?于是，我茶饭不思夜以继日地干了起来，我重新又拣起了画笔，颜料在笔尖翻动的感觉真好，我完全沉浸在这个想像的情节里，这些叫做《闺阁》的组图就这么一张一张地进行着。
《闺阁》系列始终有两个裸体女人，她们看起来有良好的家世与教养，以及长久以来的压抑所形成的落寞而扭曲的脸，半退的衣衫表达着对性的渴望。这样的画作对于那些热衷与附庸风雅的人来说，的确足够吸引眼球。或者这样说，邹卫到底是个聪明人，很好的平衡了現实与梦想。从《闺阁》到《鸟人》的过渡，体现的是画家本人对古代文化的回眸到对现代社会的批判。
“这是个辉煌的年代，这是个亢奋的年代，这是个龌龊的年代。我们集体迷失在信仰的荒漠与道德一同沉沦。因为无知，所以无畏：也因为信仰，更可以无所惧怕。”邹卫如是说。
我们需要《闺阁》幽微精致的古文化情境，但更需要《鸟人》对现世的警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