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名人云集，不乏资深吃货。张爱玲心心念念被苋菜汁染红的蒜瓣，鲁迅不厌其烦地描写茴香豆，张学良钟情白肉血肠，蒋介石心系黄埔蛋……这些文坛、政坛的名人美食往事，让我们念念不忘。相比之下，画坛是一个偏小众的圈子，画家们爱用画笔涂抹却不爱用墨水记录，于是，其作为吃货的往事就渐渐散佚在历史的断章中。
　　其实画家多为性情中人，又爱四处游历，不少人是骨灰级的“吃货”，而“吃货之神”非张大千莫属。据说，张大千在敦煌临摹壁画时，发现住处附近杨树下的野蘑菇特别好吃。离开敦煌时，他特意画了一张野蘑菇生长地点的秘密地图，标明了采摘路线、时间，还标明了哪一处的蘑菇长得最好，然后送给了后来任敦煌艺术研究所所长的常书鸿。这样的细节不禁让人感叹，《舌尖上的中国》里用8个月等待小花菇的桥段也不算什么了。
　　与张大千并称“南张北溥”的溥心畲，一生不羁放纵爱吃蟹。溥心畲的画干干净净，充满文人的清简之气，但据《安持人物琐忆》作者陈巨来回忆，溥心畲食量之大令人惊讶，吃蟹30个还不饱，吃完油条之后不洗手，马上画画，往往油渍满纸。于是，陈巨来每次求画求书之前，都以脸盆、肥皂、手巾奉之，求溥心畲先洗手。溥心畲以为这是对他恭敬，每次都下作拱手以谢，说“不客气，不客气”，但其实陈巨来是怕他手上的油弄脏宣纸。
　　画家们普遍性情随意，在饮食上很少给自己规定清规戒律。比如刘海粟对饮食从不忌口，除了蔬菜外，对糟猪脚爪、走油蹄膀和茶叶蛋也情有独钟。当年他十上黄山，每天共计要吃上10只茶叶蛋。刘海粟说：“人家能吃，我也能吃，并无什么禁忌。”对于烧猪肉、凤尾、生鱼、生虾甚至生牛肉都极为喜爱，全无禁忌。有人把刘海粟的“吃经”归纳为十六个字：宽宏达观，宠辱不惊；美食当前，照吃可也。
　　对待美食，黄永玉和刘海粟的态度一样旷达、随性。临近九十的他曾在接受采访时被问及养生诀窍，他笑着说：“爱抽烟，不吃水果，少休息，不爱锻炼。”洒脱性情可见一斑。在长篇自传体小说《无愁河的浪荡汉子》，黄永玉以多回合描述了“吃”的魅力。比如，“这一边疏疏落落几间临河吊脚楼，门面上摆着三两张小饭桌，桌上筷子筒、盐辣罐和另一张庄重的桌子上陈列的辣子炒酸菜干、干辣子豆豉油烹小鱼干、辣子炒酸萝卜丝、青辣子炒牛肉丝、腌萝卜、腌辣子，这些大盘子盛着的东西都盖着纱布，跟两口青花瓷酒坛，路过的人都要瞥上两眼。”
　　“文革”中，曾有一位很仰慕黄永玉的小青年，找到黄永玉劳动改造的地方，声称自己是红卫兵领导，让“臭知识分子们”站成一队，自报姓名和住址。这样，青年轻而易举地认识了黄永玉。事后，他找到黄永玉的家，说了些“要好好改造”的话，声称自己很喜欢诗词，拿出自己写的一首诗让黄永玉点评“平生太爱李太白，平时谦虚不爱说……”
　　不久，青年收到了黄永玉的亲笔回函：“我黄永玉不知道李太白，也不懂诗词，只知道平时去北京东单买一斤大肥肠和一把大蒜，回家爆炒，美美地吃一顿……”——这就是黄永玉在非常时期的幽默，即便身处人生低谷仍能调侃。
　　民国艺术家不乏远走异国他乡孤独求学者，美食，作为承载味觉记忆的重要素材，让他们一生念念不忘。
　　“画魂”潘玉良一生无子嗣，她将夫君潘赞化与原配妻子的儿子潘牟视如己出，为了拉近和潘牟的感情，常常亲手做红烧肉给他吃。但由于潘玉良的出身，她始终不被国内的环境接受。为了全心追求艺术，1937年，潘玉良再次出国，以后旅居法国40年。
　　在法国，她无时不在思念故土和亲人。她在给潘赞化的一封家信中写道：“我的精神很痛苦，老想回祖国。你想吃我做的红烧肉，等我身体好了，就回来做给你吃，……只要回去，我的病就好了。”
　　但他们没有再见面。潘赞化1959年逝世，潘玉良一年后才得到他的死讯，悲痛欲绝。1977年，潘玉良在贫病交加中客死异乡，她最终没能回去，给家人亲手做一顿红烧肉。
　　今时今日，当我们在这些民国画家的作品前驻足观望时，不免会想起隐没在画布背后，那些有血有肉的面孔和自由烂漫的性情。“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食欲又何尝不是驱动人类前进的原动力？如刘海粟的“吃观”，“美食当前，照吃可也”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