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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学”并非专治经史子集等侠义概念的“汉学”，中国各民族及其文化应参与并增益，以使国学研究内容丰满，且愈益生动。
《辞源》曰：国学，一国所固有之学术也。言辞虽简单，却道出了国学之根本。而今天，多数人把国学界定为以先秦经典及诸子学为根基，涵盖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和同时期的汉赋、六朝骈文、唐宋诗词、元曲与明清小说并历代史学等一套特有而完整的文化、学术体系。这几乎让国学成了汉民族文化的天下。试问，由五十六个民族共同创造的中华文明，在今天为何发展成唯汉文化而独尊，而少数民族文化却被置之度外？
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曾说，中国文化是中国五十六个民族共同创造的。这五十六个民族创造的文化都属于国学的范畴。而且后来融入到中国文化的外来文化，也都属于国学的范围。我们现在的国学研究还很粗糙，很多应该包括的的内容还没有挖掘出来。
正基于此，2005年9月20日，一份署名为季羡林和冯其庸的报告递交到了党中央。两位老人写到：“在中国的古代，曾经有一些民族留下了语言文字，但是后来这些民族却消失了。这些文字通常叫做死文字。例如：粟特文、吐火罗文、于黹文、印度古梵文等，以上这些珍贵的资料，老早即被西方的掠夺者所劫取，但在这些古文献资料里，不仅包含着当时的民族风情，而且反映着西部不少少数民族政权的内附关系，以至于汉政权行政机构的设施等等。但是这些珍贵的资料大部分在外国人手里，其解释权也由他们掌握主导，我建议急需做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建立研究机构，培养专业人才，并调集国内极少数的几位专家一起来带研究生；二是向国外派留学生，不仅学习这些古文字，而且可以在国外搜集原始资料。我们凭借这些资料，一是可以向兄弟民族做历史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二是万一有国际争端的时候，我们可以主动利用这些资料，解释这些资料。”仅仅过了6天，中央领导就作了批示，要求财政部和教育部全力支持西域研究所的建立。西域研究所也因此而获得了国家拨款的第一批1000万的研究资金。
西域历史语言文化研究的意义
2005年，在去罗布泊考察的路上，冯其庸先生忧心忡忡：西域研究所的建立指日可待，但却难以寻觅一位有实力的学者来主持。一路同行的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荣新江得知后，突然间想到了一个人，那是在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上，经常用流利的英文、德文提问的沈卫荣。荣教授发现，近年来，沈卫荣在德国、美国和日本频频发表论文，他精于藏语文，擅于汉藏历史，在学术界的影响很大。“我觉得他非常有前瞻性。国学院招兵买马的时候，需要找一个西域所的头儿，要有学术地位，又有后劲，可以到学校连篇累牍地出东西。”荣新江说。
后来，荣教授给沈卫荣发了一封电子邮件，他在邮件中自称平生第一次，破例为冯其庸先生当说客。荣教授的一番热情果然打动了沈卫荣，让这位阔别中国16年的学子回到了祖国。
说起中国的西域学研究，沈卫荣想起了几年前那难以忘怀的一幕。
2001年，已获德国波恩大学中亚语言文化学博士学位的沈卫荣，受聘于德国洪堡大学，代理藏学教席，教授古藏文课。他的出现遭到了德国学生的质疑：“为什么找一个中国人、一个汉人来当我们的藏文老师？”这让沈卫荣几乎有点恼怒：“为什么你们德国人能学藏学，我们中国人就不能学？再怎么说我们汉人和西藏有两千年的关系了，你们有什么关系？”
回顾留德的历史，沈卫荣有点激动。沈卫荣在波恩大学选择了汉学作为自己的副修课程。博士入学要考古典语文，不同于德国同学的拉丁语考试，身为中国人，他接到的是一篇古汉语的试卷。“拿出来题目我都呆了。”沈卫荣说，“试卷的题目居然是《孟子·梁惠王上》的古文翻译——‘五十步笑百步’那一段。”沈卫荣觉得这简直是一种耻辱，他对教授说这是他五、六岁时就知道的故事。“怎么会呢？你的老乡很多都不会的，这是《孟子》里的，那么难。”德国教授觉得难以置信。“这个故事谁都会。如果我翻译的不好，那是我的德文不好，但我古汉语是绝对没有问题的。”沈卫荣说。
虽然愤怒，但沈卫荣知道国际学术界对中国的忽视不是完全毫无根据的。沈卫荣说，中国学者不懂各种曾经在古代中国出现过的古文字。其中懂粟特文的只有英国人和日本人，中国人一个都没有。与此类似的还有原始印欧语言中的一种独立语言吐火罗语。吐火罗语曾在公元后第一个千纪的后半期流行于塔里木河流域（今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中南部）。但是它与现代语言的勘对工作是两个德国人完成的，在中国只有过世的季羡林先生才懂。另外，中国懂梵文的学者也不多了，至于西夏文，全世界会的都不到10个人，中国的情况也不可乐观。
中国西域研究落伍于世界主流的境况，给这班刚刚组建的西域学研究的专家们带来了不小的压力，但相比之下，还是有更大的动力在背后推动着他们前进。
现在，由沈卫荣主持的西域历史文化研究所已经吸引来了王炳华、乌云毕力格、孟宪实、毕波、张丽香等一流学者的加盟。还在这些学者的努力下，开设了藏文、满文、蒙文、梵文、古突厥文、回鹘文、西夏文、粟特文、维吾尔文等课程，更为难得的是，他们还找来了一位日本学者荻原裕敏博士教授吐火罗文——这个以前只有季羡林先生才会的文字。
沈卫荣认为西域学不仅是对国学的研究意义重大，它的政治意义也不可忽视。沈卫荣说，只有两个民族之间真正有亲和关系才会成为一体，也只有在这个前提下才能实现民族的交融、国家的安定。在政治上的强行捆绑，是无法解决民族问题的。在多年的西域学研究中，沈卫荣找到了汉藏文化之间的很多交融的地方，特别是在宗教上。现在有很多汉人信藏传佛教，也有藏族人接受汉传佛教，这部分拥有共同信仰的人对于这两个民族的融合、文化的交流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世界第一个汉藏佛学
研究中心的诞生
2008年6月22日，世界上第一个汉藏佛学研究中心在中国人民大学成立。
作为汉藏佛学研究中心的发起人，沈卫荣认为，佛教是中国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是国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佛教虽然不是起源在中国，但佛教经历过中国化的过程，并且已经成为中国文化中根深蒂固的一部分了。沈卫荣说，佛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影响最深、最大的一个宗教。即便是备受追崇的儒教都没有佛教的影响力大。举个例子，儒教中有孝敬父母之说，而在佛教的教义中，忠孝的境界更大。因为佛教讲究轮回，你不知道你曾转过多少世，也许这辈子我们只是萍水相逢，但前生有可能是父子，如果人们都抱着这样一种宽容和博爱的心态，人与人之间将会更加有爱。
佛教的精神遗产是多数人可以接受的，也可以服务于我们的社会。比如慈悲、非暴力、不杀生，这些都是好的方面，而从这里衍生出来的环保，则更有益于社会的发展。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佛教不仅有着众多的信徒，佛教本身也是一门博大精深的学问。而在国际佛学研究中，一直把东亚地区的汉传佛教与印藏佛教划分为截然不同的领域，其中尤以印藏佛学研究成果最为丰富。而汉藏佛学研究这一课题，在西方学术研究中几乎处于空白。
沈卫荣认为，之所以国际佛教研究中最为强势的是印藏佛教，是因为印度佛教是佛教的源头，而藏传佛教被人认为是印度佛教最完整的、最忠实的延续。甚至认为，西藏文明是印度文明的延续，这当然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藏传佛教不等于在西藏的佛教，在它后来的发展中，不但融入了很多西藏固有的文化因素，而且也很多地融入了汉传佛教的东西。而汉传佛教中也有很多教法是从藏传佛教中传过来的，汉藏两种佛教传统是相互交融的，是不可以割裂的。据沈卫荣介绍，真正的印度佛教实际上在13世纪就没有了，否认汉藏佛教之间的关系是不符合事实的。
三年来，汉藏佛学研究中心已经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沈卫荣自豪地说：“现在跟我研究汉藏佛学的二十多个学生中，出国深造的已有11个。今年夏天出国留学的4个学生，一个去了哈佛大学，一个去了汉堡大学，一个去了芝加哥大学，一个去了慕尼黑大学，以前也有一个去了慕尼黑，三个去了法国科学研究中心。”他还说，汉藏佛学研究中心以后应该在中国学术界异军突起，未来中国学者能够在世界佛学界享有一定的地位的首先也应该就是这个领域。
这些年沈卫荣也经常到国外，把汉藏佛学传播出去，让外国人知道印藏佛学不是佛学的全部。与此同时，在国内的研究中心里有关研究的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经过努力，汉藏佛学研究中心已经编并写出版了《汉藏佛学艺术研究》、《圣人无分别总持经对勘与研究》、《如来藏二谛见——不败尊者说如来藏》、《变法法性论研究》等汉、英文著作。最近，他们又开始筹备出版汉藏佛學研究的大型学术论文集《汉藏佛学研究新论》。
至此，曾因人大国学院开办这样的分支机构而出现的争论终于平息。那场大国学梦想（反对国学中过分强调汉文化而忽视少数民族文化）对抗国学即汉学的狭隘的国学理念的争论终于可以偃旗息鼓了。而沈卫荣在国学院领导的这支西域历史语言研究队伍又开始全速前进，争夺下一个学术的制高点。
也许这就是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所为之自豪的：“这样的高效率展现了我们开办国学院的理想和初衷，以及为实现理想所付出的、甚至多少有些急切的努力。两个学术机构的建立和教学、研究的实践，说明了人大国学院主张的‘国学’并非专治经史子集等侠义概念的‘汉学’，这意味着中国各民族及其文化的参与并增益，使得我们的国学研究内容丰满、外延扩展，因而更加名副其实，同时愈益生动起来。”
链接：
沈卫荣，1962年出生于江苏无锡。德国波恩大学中亚语言文化系博士。曾任德国波恩大学合作研究员，尼泊尔兰比尼国际（佛学）研究所研究员，美国哈佛大学印度梵文系合作研究员，日本京都大学文学部佛教学专业外国人共同研究员，日本综合地球环境学研究所客员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院长、宗教高等研究院副院长、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汉藏佛学研究中心主任。发表了大量日文、英文、德文的学术论文和专著、汉文论文近四十篇。著有《幻化网秘密藏续》、《一世达赖喇嘛传》、《寻找香格里拉》、《西藏历史与佛教的语文学研究》等著作，并主编《西域历史语言研究丛书》、《汉藏佛学研究丛书》、《西域历史语言研究集刊》等学术丛书和刊物。
《辞源》曰：国学，一国所固有之学术也。言辞虽简单，却道出了国学之根本。而今天，多数人把国学界定为以先秦经典及诸子学为根基，涵盖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和同时期的汉赋、六朝骈文、唐宋诗词、元曲与明清小说并历代史学等一套特有而完整的文化、学术体系。这几乎让国学成了汉民族文化的天下。试问，由五十六个民族共同创造的中华文明，在今天为何发展成唯汉文化而独尊，而少数民族文化却被置之度外？
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曾说，中国文化是中国五十六个民族共同创造的。这五十六个民族创造的文化都属于国学的范畴。而且后来融入到中国文化的外来文化，也都属于国学的范围。我们现在的国学研究还很粗糙，很多应该包括的的内容还没有挖掘出来。
正基于此，2005年9月20日，一份署名为季羡林和冯其庸的报告递交到了党中央。两位老人写到：“在中国的古代，曾经有一些民族留下了语言文字，但是后来这些民族却消失了。这些文字通常叫做死文字。例如：粟特文、吐火罗文、于黹文、印度古梵文等，以上这些珍贵的资料，老早即被西方的掠夺者所劫取，但在这些古文献资料里，不仅包含着当时的民族风情，而且反映着西部不少少数民族政权的内附关系，以至于汉政权行政机构的设施等等。但是这些珍贵的资料大部分在外国人手里，其解释权也由他们掌握主导，我建议急需做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建立研究机构，培养专业人才，并调集国内极少数的几位专家一起来带研究生；二是向国外派留学生，不仅学习这些古文字，而且可以在国外搜集原始资料。我们凭借这些资料，一是可以向兄弟民族做历史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二是万一有国际争端的时候，我们可以主动利用这些资料，解释这些资料。”仅仅过了6天，中央领导就作了批示，要求财政部和教育部全力支持西域研究所的建立。西域研究所也因此而获得了国家拨款的第一批1000万的研究资金。
西域历史语言文化研究的意义
2005年，在去罗布泊考察的路上，冯其庸先生忧心忡忡：西域研究所的建立指日可待，但却难以寻觅一位有实力的学者来主持。一路同行的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荣新江得知后，突然间想到了一个人，那是在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上，经常用流利的英文、德文提问的沈卫荣。荣教授发现，近年来，沈卫荣在德国、美国和日本频频发表论文，他精于藏语文，擅于汉藏历史，在学术界的影响很大。“我觉得他非常有前瞻性。国学院招兵买马的时候，需要找一个西域所的头儿，要有学术地位，又有后劲，可以到学校连篇累牍地出东西。”荣新江说。
后来，荣教授给沈卫荣发了一封电子邮件，他在邮件中自称平生第一次，破例为冯其庸先生当说客。荣教授的一番热情果然打动了沈卫荣，让这位阔别中国16年的学子回到了祖国。
说起中国的西域学研究，沈卫荣想起了几年前那难以忘怀的一幕。
2001年，已获德国波恩大学中亚语言文化学博士学位的沈卫荣，受聘于德国洪堡大学，代理藏学教席，教授古藏文课。他的出现遭到了德国学生的质疑：“为什么找一个中国人、一个汉人来当我们的藏文老师？”这让沈卫荣几乎有点恼怒：“为什么你们德国人能学藏学，我们中国人就不能学？再怎么说我们汉人和西藏有两千年的关系了，你们有什么关系？”
回顾留德的历史，沈卫荣有点激动。沈卫荣在波恩大学选择了汉学作为自己的副修课程。博士入学要考古典语文，不同于德国同学的拉丁语考试，身为中国人，他接到的是一篇古汉语的试卷。“拿出来题目我都呆了。”沈卫荣说，“试卷的题目居然是《孟子·梁惠王上》的古文翻译——‘五十步笑百步’那一段。”沈卫荣觉得这简直是一种耻辱，他对教授说这是他五、六岁时就知道的故事。“怎么会呢？你的老乡很多都不会的，这是《孟子》里的，那么难。”德国教授觉得难以置信。“这个故事谁都会。如果我翻译的不好，那是我的德文不好，但我古汉语是绝对没有问题的。”沈卫荣说。
虽然愤怒，但沈卫荣知道国际学术界对中国的忽视不是完全毫无根据的。沈卫荣说，中国学者不懂各种曾经在古代中国出现过的古文字。其中懂粟特文的只有英国人和日本人，中国人一个都没有。与此类似的还有原始印欧语言中的一种独立语言吐火罗语。吐火罗语曾在公元后第一个千纪的后半期流行于塔里木河流域（今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中南部）。但是它与现代语言的勘对工作是两个德国人完成的，在中国只有过世的季羡林先生才懂。另外，中国懂梵文的学者也不多了，至于西夏文，全世界会的都不到10个人，中国的情况也不可乐观。
中国西域研究落伍于世界主流的境况，给这班刚刚组建的西域学研究的专家们带来了不小的压力，但相比之下，还是有更大的动力在背后推动着他们前进。
现在，由沈卫荣主持的西域历史文化研究所已经吸引来了王炳华、乌云毕力格、孟宪实、毕波、张丽香等一流学者的加盟。还在这些学者的努力下，开设了藏文、满文、蒙文、梵文、古突厥文、回鹘文、西夏文、粟特文、维吾尔文等课程，更为难得的是，他们还找来了一位日本学者荻原裕敏博士教授吐火罗文——这个以前只有季羡林先生才会的文字。
沈卫荣认为西域学不仅是对国学的研究意义重大，它的政治意义也不可忽视。沈卫荣说，只有两个民族之间真正有亲和关系才会成为一体，也只有在这个前提下才能实现民族的交融、国家的安定。在政治上的强行捆绑，是无法解决民族问题的。在多年的西域学研究中，沈卫荣找到了汉藏文化之间的很多交融的地方，特别是在宗教上。现在有很多汉人信藏传佛教，也有藏族人接受汉传佛教，这部分拥有共同信仰的人对于这两个民族的融合、文化的交流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世界第一个汉藏佛学
研究中心的诞生
2008年6月22日，世界上第一个汉藏佛学研究中心在中国人民大学成立。
作为汉藏佛学研究中心的发起人，沈卫荣认为，佛教是中国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是国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佛教虽然不是起源在中国，但佛教经历过中国化的过程，并且已经成为中国文化中根深蒂固的一部分了。沈卫荣说，佛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影响最深、最大的一个宗教。即便是备受追崇的儒教都没有佛教的影响力大。举个例子，儒教中有孝敬父母之说，而在佛教的教义中，忠孝的境界更大。因为佛教讲究轮回，你不知道你曾转过多少世，也许这辈子我们只是萍水相逢，但前生有可能是父子，如果人们都抱着这样一种宽容和博爱的心态，人与人之间将会更加有爱。
佛教的精神遗产是多数人可以接受的，也可以服务于我们的社会。比如慈悲、非暴力、不杀生，这些都是好的方面，而从这里衍生出来的环保，则更有益于社会的发展。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佛教不仅有着众多的信徒，佛教本身也是一门博大精深的学问。而在国际佛学研究中，一直把东亚地区的汉传佛教与印藏佛教划分为截然不同的领域，其中尤以印藏佛学研究成果最为丰富。而汉藏佛学研究这一课题，在西方学术研究中几乎处于空白。
沈卫荣认为，之所以国际佛教研究中最为强势的是印藏佛教，是因为印度佛教是佛教的源头，而藏传佛教被人认为是印度佛教最完整的、最忠实的延续。甚至认为，西藏文明是印度文明的延续，这当然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藏传佛教不等于在西藏的佛教，在它后来的发展中，不但融入了很多西藏固有的文化因素，而且也很多地融入了汉传佛教的东西。而汉传佛教中也有很多教法是从藏传佛教中传过来的，汉藏两种佛教传统是相互交融的，是不可以割裂的。据沈卫荣介绍，真正的印度佛教实际上在13世纪就没有了，否认汉藏佛教之间的关系是不符合事实的。
三年来，汉藏佛学研究中心已经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沈卫荣自豪地说：“现在跟我研究汉藏佛学的二十多个学生中，出国深造的已有11个。今年夏天出国留学的4个学生，一个去了哈佛大学，一个去了汉堡大学，一个去了芝加哥大学，一个去了慕尼黑大学，以前也有一个去了慕尼黑，三个去了法国科学研究中心。”他还说，汉藏佛学研究中心以后应该在中国学术界异军突起，未来中国学者能够在世界佛学界享有一定的地位的首先也应该就是这个领域。
这些年沈卫荣也经常到国外，把汉藏佛学传播出去，让外国人知道印藏佛学不是佛学的全部。与此同时，在国内的研究中心里有关研究的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经过努力，汉藏佛学研究中心已经编并写出版了《汉藏佛学艺术研究》、《圣人无分别总持经对勘与研究》、《如来藏二谛见——不败尊者说如来藏》、《变法法性论研究》等汉、英文著作。最近，他们又开始筹备出版汉藏佛學研究的大型学术论文集《汉藏佛学研究新论》。
至此，曾因人大国学院开办这样的分支机构而出现的争论终于平息。那场大国学梦想（反对国学中过分强调汉文化而忽视少数民族文化）对抗国学即汉学的狭隘的国学理念的争论终于可以偃旗息鼓了。而沈卫荣在国学院领导的这支西域历史语言研究队伍又开始全速前进，争夺下一个学术的制高点。
也许这就是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所为之自豪的：“这样的高效率展现了我们开办国学院的理想和初衷，以及为实现理想所付出的、甚至多少有些急切的努力。两个学术机构的建立和教学、研究的实践，说明了人大国学院主张的‘国学’并非专治经史子集等侠义概念的‘汉学’，这意味着中国各民族及其文化的参与并增益，使得我们的国学研究内容丰满、外延扩展，因而更加名副其实，同时愈益生动起来。”
链接：
沈卫荣，1962年出生于江苏无锡。德国波恩大学中亚语言文化系博士。曾任德国波恩大学合作研究员，尼泊尔兰比尼国际（佛学）研究所研究员，美国哈佛大学印度梵文系合作研究员，日本京都大学文学部佛教学专业外国人共同研究员，日本综合地球环境学研究所客员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院长、宗教高等研究院副院长、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汉藏佛学研究中心主任。发表了大量日文、英文、德文的学术论文和专著、汉文论文近四十篇。著有《幻化网秘密藏续》、《一世达赖喇嘛传》、《寻找香格里拉》、《西藏历史与佛教的语文学研究》等著作，并主编《西域历史语言研究丛书》、《汉藏佛学研究丛书》、《西域历史语言研究集刊》等学术丛书和刊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