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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刀切”到“微调”和“点刹”，从依靠行政命令到经济、法律、行政手段多重灵活配合，改革开放30年来宏观调控思路和手段不断改进，为“中国经济奇迹”的实现作出了重要贡献。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集中进行了6次针对抑制通货膨胀的宏观调控，经验表明，我国经济宏观调控要做到“三适”，即适时、适度与适可而止。比如1984年抑制通货膨胀之所以不彻底，主要原因在于不够适时，即1984年动手调控的时间偏短；而1988年抑制通货膨胀之所以欠成功，主要原因在于不够适度，即调控的力度偏大；1993年之所以也不够理想，主要是虽然较好地做到了适时、适度，但没有做到适可而止。新世纪后，2003年的调整，因为“三适”基本上都做到了，从而取得了比较全面的成功。
尤其是，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实践，我国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已由过去“一收就紧、一放就乱”的“一刀切”，逐步转变为目前宽严相济的“微调”和“点刹”；调控手段也从过去依靠行政命令和计划手段，丰富为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的灵活配合。在未来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道路上，更加灵活有效、符合国情的宏观调控依然不可或缺。
第一次宏观调控(1979～1981)
——两次中央会议刹住“一拥而上”
第一次宏观调控针对的是1978年的经济过热而出现的通货膨胀。在当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会议提出，国民经济中一些重大的比例失调状况还没有完全改变过来，基本建设必须积极地而又量力地循序进行，不可一拥而上。
1979年3月，李先念、陈云同志就财经工作写信给党中央，明确提出，现在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情况相当严重，要有两三年的调整时期。同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用3年时间进行国民经济调整。4月，召开了专门讨论经济问题的中央工作会议，正式提出用3年时间对整个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实行新八字方针，即“调整、改革、整顿、提高”。
然而，在1979年、1980年两年中，从中央到地方对调整的认识并不统一，贯彻执行不力，基建总规模没有降下来，地方和企业财权扩大后盲目上项目，财政大量赤字，货币发行过多。为此，1980年12月，党中央再次召开工作会议，决定在经过1979年和1980年两年调整之后，1981年对国民经济进行进一步的大调整。至此，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次国民经济调整才得以有效地进行。
第二次宏观调控(1985～1986)
——半途而废、留有隐患
第二次宏观调控针对的是1984年的经济过热而出现的通货膨胀。当年11月，国务院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门严格控制财政支出，控制信贷投放。次年，198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强和完善宏观经济的有效控制和管理，坚决防止盲目追求和攀比增长速度的现象。
但这一年过热局面没有控制住，许多地方和单位仍在盲目上项目、铺摊子。为此，1986年3月通过的“七五”计划，分为前两年和后三年两个阶段。前两年进行调整，着重解决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过大、消费基金增长过猛的问题。
然而，在1986年第一季度工业生产增长速度回落之后，许多人认为经济增长出现滑坡，强烈要求放松银根，刺激经济增长。加之1986年是“七五”计划的第一年，各地加快发展的积极性很高。在各种压力下，原计划用3年时间进行调整的计划没有得以继续，所以1986年进行的宏观调控过程中，仍潜伏着进一步引发新的过热的可能性。
第三次宏观调控(1989～1990)
——“急刹车”、“硬着陆”
第三次宏观调控针对的是1987～1988年的经济过热而出现的通货膨胀。这是我国改革开放以后所进行的比较重要的一次宏观经济调控。
起因是从1979年到1988年，由于实行改革开放，长期被压抑的潜在生产力获得了解放，我国经济实现了差不多连续10年的快速增长，但经济中积累的不协调、不平衡因素也越来越多。加上1988年初，在大量商品仍然供不应求、通货膨胀率客观还比较高的条件下，就过早地作出决定，要进行全面的价格改革“攻关”；极少数重要商品的价格继续由国家宏观控制，并进行适时适度的调整；绝大多数商品价格完全开放，由市场调节。接着又放开了高价烟、酒的价格，市场销售价一举提高了好几倍甚至上10倍，社会商品零售物价指数也上升到了两位数，而银行一年期的储蓄存款利率只有7.2%，商品价格指数与银行利率明显倒挂，很快就出现了全国性的商品抢购现象。与此同时，尽管当时国家预算内的基本建设投资得到一定控制，但预算外投资规模的膨胀远远没有控制住，而且愈演愈烈。
在此情况下，中央紧急作出“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的决定，坚决进行宏观调控，全面压缩需求，控制物价。1989年11月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提出用３年或者更长一些时间基本完成治理整顿任务。至此，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三次国民经济调整才得以有效地进行。
由于这次经济失控的范围宽、来势猛、影响大，因而调控的步伐也就比较急，采取的措施与力度也比较大。可以说基本上是用行政命令的方法进行“急刹车”。这样仅仅经过不到一年时间，经济就重新达到了基本平衡。但这次宏观调控，在取得很大成绩的同时，也有着某些不足。现在一般将这次宏观调控形容为“硬着陆”，虽然没有“机毁人亡”，但机体已受到了不少不可避免的损伤。
第四次宏观调控(1993～1996)
——“软着陆”、通货紧缩
第四次宏观调控针对的是1992年到1993年上半年的经济过热而出现的通货膨胀。这次起因是1992年以后，各方面加快经济建设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到1993年上半年又出现了明显的过热，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上升近一倍，通货膨胀率又超过了两位数。
1993年6月,中央发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的意见》，采取16条措施，正式开始了以整顿金融秩序为重点、治理通货膨胀为首要任务的宏观调控。
这次调整主要是运用信贷、税收等经济办法，将经济过热的局面缓缓扭转过来。重点虽然还是控制基建投资，但主要不是直接压缩投资和具体项目，而是严格控制银行信贷规模和开征高额的投资方向调节税。在此前提下，具体压什么、压多少，主要由各部门、各地方自行决策，以达到既压缩建设规模、又提高建设效果的双重目的。
仅仅经过了两年时间，经济基本上恢复了平衡，而且经济增长速度没有大幅度下滑。因此，将其形容为“软着陆”，评价明显比前一次要高。
但回头分析，这次也有所不足。最主要的是，调控的时间拖长了一些。因为从当时经济的总体形势看，到1995年下半年，调控已经基本到位了。从1996年开始，理应适当调整宏观经济政策，适度放松，增加一些基本建设投资，以扩大就业和适当增加居民消费需求。但没有作这样的调整，而是继续从紧。到1997年下半年，市场销售不畅进一步加剧，开始从过去的通货膨胀变成了通货紧缩，物价指数绝对下降。一直到2003年，物价指数才从绝对下降转为基本持平。
第五次宏观调控(2003下半年～2005）
——适时、适度与适可而止
第五次宏观调控的起因，是随着新世纪的到来与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实施，各方面都希望加快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发展步伐。加上成功地加入了WTO，经济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进一步扩大，各地方、各部门发展经济的热情迅速高涨，经济形势很快又出现了过热现象。
这样，从2003年下半年起又进行宏观调控。这次动手比较早，仅仅在出现了局部过热、还没有形成全面过热的情况下就开始了。力度比较适中，即使对重点调控领域，也没有采取“一刀切”、“急刹车”的办法一律加以控制，而是有保有压，区别不同情况加以不同对待。
措施范围也比较适当，不是不加区别地全面收紧，而主要是把住把好土地和资金供应两个重要“门闸”。特别是对调控延续时间的掌握比较准确，即在形势基本稳定下来以后，就在内部明确，“看来这次宏观调控已经基本到位，一般可以不再采取激烈的措施了。”因此，其效果可以說比任何一次都好。
本次调整，因为“三适”即适时、适度与适可而止基本上都做到了，从而才取得了比较全面的成功。这是非常宝贵的经验。
第六次宏观调控(2007年下半年～）
——多管齐下、综合治理
从2007年以来，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一直居高不下，7月份以来，CPI连续保持在5%以上的高位。作为判断是否存在通货膨胀的一个重要依据，有关专家认为，5%的CPI是一个比较关键的数字。CPI在5%以内比较正常，是绿灯区；CPI在5%～9%之间，是黄灯区；9%以上属于严重的通胀，是红灯区。
因此，面对当前的经济形势及通货膨胀的类型，政府采取了多种经济政策进行治理，在2007年央行已经10次调整存款准备金率，上调后的存款准备金率达到14.5%，创20余年来的历史新高。
2007年11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了从紧的货币政策要求，加强银行体系流动性管理，抑制货币信贷过快增长。并明确提出，2008年要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将进一步发挥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重要作用，严格控制货币信贷总量和投放节奏。
（作者单位：中央文献研究室
摘自《望新闻周刊》2008年第26期）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集中进行了6次针对抑制通货膨胀的宏观调控，经验表明，我国经济宏观调控要做到“三适”，即适时、适度与适可而止。比如1984年抑制通货膨胀之所以不彻底，主要原因在于不够适时，即1984年动手调控的时间偏短；而1988年抑制通货膨胀之所以欠成功，主要原因在于不够适度，即调控的力度偏大；1993年之所以也不够理想，主要是虽然较好地做到了适时、适度，但没有做到适可而止。新世纪后，2003年的调整，因为“三适”基本上都做到了，从而取得了比较全面的成功。
尤其是，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实践，我国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已由过去“一收就紧、一放就乱”的“一刀切”，逐步转变为目前宽严相济的“微调”和“点刹”；调控手段也从过去依靠行政命令和计划手段，丰富为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的灵活配合。在未来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道路上，更加灵活有效、符合国情的宏观调控依然不可或缺。
第一次宏观调控(1979～1981)
——两次中央会议刹住“一拥而上”
第一次宏观调控针对的是1978年的经济过热而出现的通货膨胀。在当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会议提出，国民经济中一些重大的比例失调状况还没有完全改变过来，基本建设必须积极地而又量力地循序进行，不可一拥而上。
1979年3月，李先念、陈云同志就财经工作写信给党中央，明确提出，现在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情况相当严重，要有两三年的调整时期。同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用3年时间进行国民经济调整。4月，召开了专门讨论经济问题的中央工作会议，正式提出用3年时间对整个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实行新八字方针，即“调整、改革、整顿、提高”。
然而，在1979年、1980年两年中，从中央到地方对调整的认识并不统一，贯彻执行不力，基建总规模没有降下来，地方和企业财权扩大后盲目上项目，财政大量赤字，货币发行过多。为此，1980年12月，党中央再次召开工作会议，决定在经过1979年和1980年两年调整之后，1981年对国民经济进行进一步的大调整。至此，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次国民经济调整才得以有效地进行。
第二次宏观调控(1985～1986)
——半途而废、留有隐患
第二次宏观调控针对的是1984年的经济过热而出现的通货膨胀。当年11月，国务院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门严格控制财政支出，控制信贷投放。次年，198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强和完善宏观经济的有效控制和管理，坚决防止盲目追求和攀比增长速度的现象。
但这一年过热局面没有控制住，许多地方和单位仍在盲目上项目、铺摊子。为此，1986年3月通过的“七五”计划，分为前两年和后三年两个阶段。前两年进行调整，着重解决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过大、消费基金增长过猛的问题。
然而，在1986年第一季度工业生产增长速度回落之后，许多人认为经济增长出现滑坡，强烈要求放松银根，刺激经济增长。加之1986年是“七五”计划的第一年，各地加快发展的积极性很高。在各种压力下，原计划用3年时间进行调整的计划没有得以继续，所以1986年进行的宏观调控过程中，仍潜伏着进一步引发新的过热的可能性。
第三次宏观调控(1989～1990)
——“急刹车”、“硬着陆”
第三次宏观调控针对的是1987～1988年的经济过热而出现的通货膨胀。这是我国改革开放以后所进行的比较重要的一次宏观经济调控。
起因是从1979年到1988年，由于实行改革开放，长期被压抑的潜在生产力获得了解放，我国经济实现了差不多连续10年的快速增长，但经济中积累的不协调、不平衡因素也越来越多。加上1988年初，在大量商品仍然供不应求、通货膨胀率客观还比较高的条件下，就过早地作出决定，要进行全面的价格改革“攻关”；极少数重要商品的价格继续由国家宏观控制，并进行适时适度的调整；绝大多数商品价格完全开放，由市场调节。接着又放开了高价烟、酒的价格，市场销售价一举提高了好几倍甚至上10倍，社会商品零售物价指数也上升到了两位数，而银行一年期的储蓄存款利率只有7.2%，商品价格指数与银行利率明显倒挂，很快就出现了全国性的商品抢购现象。与此同时，尽管当时国家预算内的基本建设投资得到一定控制，但预算外投资规模的膨胀远远没有控制住，而且愈演愈烈。
在此情况下，中央紧急作出“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的决定，坚决进行宏观调控，全面压缩需求，控制物价。1989年11月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提出用３年或者更长一些时间基本完成治理整顿任务。至此，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三次国民经济调整才得以有效地进行。
由于这次经济失控的范围宽、来势猛、影响大，因而调控的步伐也就比较急，采取的措施与力度也比较大。可以说基本上是用行政命令的方法进行“急刹车”。这样仅仅经过不到一年时间，经济就重新达到了基本平衡。但这次宏观调控，在取得很大成绩的同时，也有着某些不足。现在一般将这次宏观调控形容为“硬着陆”，虽然没有“机毁人亡”，但机体已受到了不少不可避免的损伤。
第四次宏观调控(1993～1996)
——“软着陆”、通货紧缩
第四次宏观调控针对的是1992年到1993年上半年的经济过热而出现的通货膨胀。这次起因是1992年以后，各方面加快经济建设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到1993年上半年又出现了明显的过热，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上升近一倍，通货膨胀率又超过了两位数。
1993年6月,中央发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的意见》，采取16条措施，正式开始了以整顿金融秩序为重点、治理通货膨胀为首要任务的宏观调控。
这次调整主要是运用信贷、税收等经济办法，将经济过热的局面缓缓扭转过来。重点虽然还是控制基建投资，但主要不是直接压缩投资和具体项目，而是严格控制银行信贷规模和开征高额的投资方向调节税。在此前提下，具体压什么、压多少，主要由各部门、各地方自行决策，以达到既压缩建设规模、又提高建设效果的双重目的。
仅仅经过了两年时间，经济基本上恢复了平衡，而且经济增长速度没有大幅度下滑。因此，将其形容为“软着陆”，评价明显比前一次要高。
但回头分析，这次也有所不足。最主要的是，调控的时间拖长了一些。因为从当时经济的总体形势看，到1995年下半年，调控已经基本到位了。从1996年开始，理应适当调整宏观经济政策，适度放松，增加一些基本建设投资，以扩大就业和适当增加居民消费需求。但没有作这样的调整，而是继续从紧。到1997年下半年，市场销售不畅进一步加剧，开始从过去的通货膨胀变成了通货紧缩，物价指数绝对下降。一直到2003年，物价指数才从绝对下降转为基本持平。
第五次宏观调控(2003下半年～2005）
——适时、适度与适可而止
第五次宏观调控的起因，是随着新世纪的到来与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实施，各方面都希望加快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发展步伐。加上成功地加入了WTO，经济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进一步扩大，各地方、各部门发展经济的热情迅速高涨，经济形势很快又出现了过热现象。
这样，从2003年下半年起又进行宏观调控。这次动手比较早，仅仅在出现了局部过热、还没有形成全面过热的情况下就开始了。力度比较适中，即使对重点调控领域，也没有采取“一刀切”、“急刹车”的办法一律加以控制，而是有保有压，区别不同情况加以不同对待。
措施范围也比较适当，不是不加区别地全面收紧，而主要是把住把好土地和资金供应两个重要“门闸”。特别是对调控延续时间的掌握比较准确，即在形势基本稳定下来以后，就在内部明确，“看来这次宏观调控已经基本到位，一般可以不再采取激烈的措施了。”因此，其效果可以說比任何一次都好。
本次调整，因为“三适”即适时、适度与适可而止基本上都做到了，从而才取得了比较全面的成功。这是非常宝贵的经验。
第六次宏观调控(2007年下半年～）
——多管齐下、综合治理
从2007年以来，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一直居高不下，7月份以来，CPI连续保持在5%以上的高位。作为判断是否存在通货膨胀的一个重要依据，有关专家认为，5%的CPI是一个比较关键的数字。CPI在5%以内比较正常，是绿灯区；CPI在5%～9%之间，是黄灯区；9%以上属于严重的通胀，是红灯区。
因此，面对当前的经济形势及通货膨胀的类型，政府采取了多种经济政策进行治理，在2007年央行已经10次调整存款准备金率，上调后的存款准备金率达到14.5%，创20余年来的历史新高。
2007年11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了从紧的货币政策要求，加强银行体系流动性管理，抑制货币信贷过快增长。并明确提出，2008年要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将进一步发挥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重要作用，严格控制货币信贷总量和投放节奏。
（作者单位：中央文献研究室
摘自《望新闻周刊》2008年第2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