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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刀切”到“微调”和“点刹”,从依靠行政命令到经济、法律、行政手段多重灵活配合,改革开放30年来宏观调控思路和手段不断改进,为“中国经济奇迹”的实现作出了重要贡献。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集中进行了6次针对抑制通货膨胀的宏观调控,经验表明,我国经济宏观调控要做到“三适”,即适时、适度与适可而止。比如1984年抑制通货膨胀之所以不彻底,主要原因在于不够适时,即1984年动手调控的时间偏短;而1988年抑制通货膨胀之所以欠成功,主要原因在于不够适度,即调控的力度偏大;1993年之所以也不够理想,主要是虽然较好地做到了适时、适度,但没有做到适可而止。新世纪后,2003年的调整,因为“三适”基本上都做到了,从而取得了比较全面的成功。
尤其是,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实践,我国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已由过去“一收就紧、一放就乱”的“一刀切”,逐步转变为目前宽严相济的“微调”和“点刹”;调控手段也从过去依靠行政命令和计划手段,丰富为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的灵活配合。在未来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道路上,更加灵活有效、符合国情的宏观调控依然不可或缺。
第一次宏观调控(1979~1981)
——两次中央会议刹住“一拥而上”
第一次宏观调控针对的是1978年的经济过热而出现的通货膨胀。在当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会议提出,国民经济中一些重大的比例失调状况还没有完全改变过来,基本建设必须积极地而又量力地循序进行,不可一拥而上。
1979年3月,李先念、陈云同志就财经工作写信给党中央,明确提出,现在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情况相当严重,要有两三年的调整时期。同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用3年时间进行国民经济调整。4月,召开了专门讨论经济问题的中央工作会议,正式提出用3年时间对整个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实行新八字方针,即“调整、改革、整顿、提高”。
然而,在1979年、1980年两年中,从中央到地方对调整的认识并不统一,贯彻执行不力,基建总规模没有降下来,地方和企业财权扩大后盲目上项目,财政大量赤字,货币发行过多。为此,1980年12月,党中央再次召开工作会议,决定在经过1979年和1980年两年调整之后,1981年对国民经济进行进一步的大调整。至此,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次国民经济调整才得以有效地进行。
第二次宏观调控(1985~1986)
——半途而废、留有隐患
第二次宏观调控针对的是1984年的经济过热而出现的通货膨胀。当年11月,国务院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门严格控制财政支出,控制信贷投放。次年,198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强和完善宏观经济的有效控制和管理,坚决防止盲目追求和攀比增长速度的现象。
但这一年过热局面没有控制住,许多地方和单位仍在盲目上项目、铺摊子。为此,1986年3月通过的“七五”计划,分为前两年和后三年两个阶段。前两年进行调整,着重解决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过大、消费基金增长过猛的问题。
然而,在1986年第一季度工业生产增长速度回落之后,许多人认为经济增长出现滑坡,强烈要求放松银根,刺激经济增长。加之1986年是“七五”计划的第一年,各地加快发展的积极性很高。在各种压力下,原计划用3年时间进行调整的计划没有得以继续,所以1986年进行的宏观调控过程中,仍潜伏着进一步引发新的过热的可能性。
第三次宏观调控(1989~1990)
——“急刹车”、“硬着陆”
第三次宏观调控针对的是1987~1988年的经济过热而出现的通货膨胀。这是我国改革开放以后所进行的比较重要的一次宏观经济调控。
起因是从1979年到1988年,由于实行改革开放,长期被压抑的潜在生产力获得了解放,我国经济实现了差不多连续10年的快速增长,但经济中积累的不协调、不平衡因素也越来越多。加上1988年初,在大量商品仍然供不应求、通货膨胀率客观还比较高的条件下,就过早地作出决定,要进行全面的价格改革“攻关”;极少数重要商品的价格继续由国家宏观控制,并进行适时适度的调整;绝大多数商品价格完全开放,由市场调节。接着又放开了高价烟、酒的价格,市场销售价一举提高了好几倍甚至上10倍,社会商品零售物价指数也上升到了两位数,而银行一年期的储蓄存款利率只有7.2%,商品价格指数与银行利率明显倒挂,很快就出现了全国性的商品抢购现象。与此同时,尽管当时国家预算内的基本建设投资得到一定控制,但预算外投资规模的膨胀远远没有控制住,而且愈演愈烈。
在此情况下,中央紧急作出“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的决定,坚决进行宏观调控,全面压缩需求,控制物价。1989年11月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提出用3年或者更长一些时间基本完成治理整顿任务。至此,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三次国民经济调整才得以有效地进行。
由于这次经济失控的范围宽、来势猛、影响大,因而调控的步伐也就比较急,采取的措施与力度也比较大。可以说基本上是用行政命令的方法进行“急刹车”。这样仅仅经过不到一年时间,经济就重新达到了基本平衡。但这次宏观调控,在取得很大成绩的同时,也有着某些不足。现在一般将这次宏观调控形容为“硬着陆”,虽然没有“机毁人亡”,但机体已受到了不少不可避免的损伤。
第四次宏观调控(1993~1996)
——“软着陆”、通货紧缩
第四次宏观调控针对的是1992年到1993年上半年的经济过热而出现的通货膨胀。这次起因是1992年以后,各方面加快经济建设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到1993年上半年又出现了明显的过热,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上升近一倍,通货膨胀率又超过了两位数。
1993年6月,中央发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的意见》,采取16条措施,正式开始了以整顿金融秩序为重点、治理通货膨胀为首要任务的宏观调控。
这次调整主要是运用信贷、税收等经济办法,将经济过热的局面缓缓扭转过来。重点虽然还是控制基建投资,但主要不是直接压缩投资和具体项目,而是严格控制银行信贷规模和开征高额的投资方向调节税。在此前提下,具体压什么、压多少,主要由各部门、各地方自行决策,以达到既压缩建设规模、又提高建设效果的双重目的。
仅仅经过了两年时间,经济基本上恢复了平衡,而且经济增长速度没有大幅度下滑。因此,将其形容为“软着陆”,评价明显比前一次要高。
但回头分析,这次也有所不足。最主要的是,调控的时间拖长了一些。因为从当时经济的总体形势看,到1995年下半年,调控已经基本到位了。从1996年开始,理应适当调整宏观经济政策,适度放松,增加一些基本建设投资,以扩大就业和适当增加居民消费需求。但没有作这样的调整,而是继续从紧。到1997年下半年,市场销售不畅进一步加剧,开始从过去的通货膨胀变成了通货紧缩,物价指数绝对下降。一直到2003年,物价指数才从绝对下降转为基本持平。
第五次宏观调控(2003下半年~2005)
——适时、适度与适可而止
第五次宏观调控的起因,是随着新世纪的到来与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实施,各方面都希望加快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发展步伐。加上成功地加入了WTO,经济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进一步扩大,各地方、各部门发展经济的热情迅速高涨,经济形势很快又出现了过热现象。
这样,从2003年下半年起又进行宏观调控。这次动手比较早,仅仅在出现了局部过热、还没有形成全面过热的情况下就开始了。力度比较适中,即使对重点调控领域,也没有采取“一刀切”、“急刹车”的办法一律加以控制,而是有保有压,区别不同情况加以不同对待。
措施范围也比较适当,不是不加区别地全面收紧,而主要是把住把好土地和资金供应两个重要“门闸”。特别是对调控延续时间的掌握比较准确,即在形势基本稳定下来以后,就在内部明确,“看来这次宏观调控已经基本到位,一般可以不再采取激烈的措施了。”因此,其效果可以說比任何一次都好。
本次调整,因为“三适”即适时、适度与适可而止基本上都做到了,从而才取得了比较全面的成功。这是非常宝贵的经验。
第六次宏观调控(2007年下半年~)
——多管齐下、综合治理
从2007年以来,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一直居高不下,7月份以来,CPI连续保持在5%以上的高位。作为判断是否存在通货膨胀的一个重要依据,有关专家认为,5%的CPI是一个比较关键的数字。CPI在5%以内比较正常,是绿灯区;CPI在5%~9%之间,是黄灯区;9%以上属于严重的通胀,是红灯区。
因此,面对当前的经济形势及通货膨胀的类型,政府采取了多种经济政策进行治理,在2007年央行已经10次调整存款准备金率,上调后的存款准备金率达到14.5%,创20余年来的历史新高。
2007年11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了从紧的货币政策要求,加强银行体系流动性管理,抑制货币信贷过快增长。并明确提出,2008年要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将进一步发挥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重要作用,严格控制货币信贷总量和投放节奏。
(作者单位:中央文献研究室
摘自《望新闻周刊》2008年第26期)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集中进行了6次针对抑制通货膨胀的宏观调控,经验表明,我国经济宏观调控要做到“三适”,即适时、适度与适可而止。比如1984年抑制通货膨胀之所以不彻底,主要原因在于不够适时,即1984年动手调控的时间偏短;而1988年抑制通货膨胀之所以欠成功,主要原因在于不够适度,即调控的力度偏大;1993年之所以也不够理想,主要是虽然较好地做到了适时、适度,但没有做到适可而止。新世纪后,2003年的调整,因为“三适”基本上都做到了,从而取得了比较全面的成功。
尤其是,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实践,我国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已由过去“一收就紧、一放就乱”的“一刀切”,逐步转变为目前宽严相济的“微调”和“点刹”;调控手段也从过去依靠行政命令和计划手段,丰富为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的灵活配合。在未来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道路上,更加灵活有效、符合国情的宏观调控依然不可或缺。
第一次宏观调控(1979~1981)
——两次中央会议刹住“一拥而上”
第一次宏观调控针对的是1978年的经济过热而出现的通货膨胀。在当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会议提出,国民经济中一些重大的比例失调状况还没有完全改变过来,基本建设必须积极地而又量力地循序进行,不可一拥而上。
1979年3月,李先念、陈云同志就财经工作写信给党中央,明确提出,现在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情况相当严重,要有两三年的调整时期。同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用3年时间进行国民经济调整。4月,召开了专门讨论经济问题的中央工作会议,正式提出用3年时间对整个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实行新八字方针,即“调整、改革、整顿、提高”。
然而,在1979年、1980年两年中,从中央到地方对调整的认识并不统一,贯彻执行不力,基建总规模没有降下来,地方和企业财权扩大后盲目上项目,财政大量赤字,货币发行过多。为此,1980年12月,党中央再次召开工作会议,决定在经过1979年和1980年两年调整之后,1981年对国民经济进行进一步的大调整。至此,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次国民经济调整才得以有效地进行。
第二次宏观调控(1985~1986)
——半途而废、留有隐患
第二次宏观调控针对的是1984年的经济过热而出现的通货膨胀。当年11月,国务院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门严格控制财政支出,控制信贷投放。次年,198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强和完善宏观经济的有效控制和管理,坚决防止盲目追求和攀比增长速度的现象。
但这一年过热局面没有控制住,许多地方和单位仍在盲目上项目、铺摊子。为此,1986年3月通过的“七五”计划,分为前两年和后三年两个阶段。前两年进行调整,着重解决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过大、消费基金增长过猛的问题。
然而,在1986年第一季度工业生产增长速度回落之后,许多人认为经济增长出现滑坡,强烈要求放松银根,刺激经济增长。加之1986年是“七五”计划的第一年,各地加快发展的积极性很高。在各种压力下,原计划用3年时间进行调整的计划没有得以继续,所以1986年进行的宏观调控过程中,仍潜伏着进一步引发新的过热的可能性。
第三次宏观调控(1989~1990)
——“急刹车”、“硬着陆”
第三次宏观调控针对的是1987~1988年的经济过热而出现的通货膨胀。这是我国改革开放以后所进行的比较重要的一次宏观经济调控。
起因是从1979年到1988年,由于实行改革开放,长期被压抑的潜在生产力获得了解放,我国经济实现了差不多连续10年的快速增长,但经济中积累的不协调、不平衡因素也越来越多。加上1988年初,在大量商品仍然供不应求、通货膨胀率客观还比较高的条件下,就过早地作出决定,要进行全面的价格改革“攻关”;极少数重要商品的价格继续由国家宏观控制,并进行适时适度的调整;绝大多数商品价格完全开放,由市场调节。接着又放开了高价烟、酒的价格,市场销售价一举提高了好几倍甚至上10倍,社会商品零售物价指数也上升到了两位数,而银行一年期的储蓄存款利率只有7.2%,商品价格指数与银行利率明显倒挂,很快就出现了全国性的商品抢购现象。与此同时,尽管当时国家预算内的基本建设投资得到一定控制,但预算外投资规模的膨胀远远没有控制住,而且愈演愈烈。
在此情况下,中央紧急作出“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的决定,坚决进行宏观调控,全面压缩需求,控制物价。1989年11月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提出用3年或者更长一些时间基本完成治理整顿任务。至此,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三次国民经济调整才得以有效地进行。
由于这次经济失控的范围宽、来势猛、影响大,因而调控的步伐也就比较急,采取的措施与力度也比较大。可以说基本上是用行政命令的方法进行“急刹车”。这样仅仅经过不到一年时间,经济就重新达到了基本平衡。但这次宏观调控,在取得很大成绩的同时,也有着某些不足。现在一般将这次宏观调控形容为“硬着陆”,虽然没有“机毁人亡”,但机体已受到了不少不可避免的损伤。
第四次宏观调控(1993~1996)
——“软着陆”、通货紧缩
第四次宏观调控针对的是1992年到1993年上半年的经济过热而出现的通货膨胀。这次起因是1992年以后,各方面加快经济建设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到1993年上半年又出现了明显的过热,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上升近一倍,通货膨胀率又超过了两位数。
1993年6月,中央发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的意见》,采取16条措施,正式开始了以整顿金融秩序为重点、治理通货膨胀为首要任务的宏观调控。
这次调整主要是运用信贷、税收等经济办法,将经济过热的局面缓缓扭转过来。重点虽然还是控制基建投资,但主要不是直接压缩投资和具体项目,而是严格控制银行信贷规模和开征高额的投资方向调节税。在此前提下,具体压什么、压多少,主要由各部门、各地方自行决策,以达到既压缩建设规模、又提高建设效果的双重目的。
仅仅经过了两年时间,经济基本上恢复了平衡,而且经济增长速度没有大幅度下滑。因此,将其形容为“软着陆”,评价明显比前一次要高。
但回头分析,这次也有所不足。最主要的是,调控的时间拖长了一些。因为从当时经济的总体形势看,到1995年下半年,调控已经基本到位了。从1996年开始,理应适当调整宏观经济政策,适度放松,增加一些基本建设投资,以扩大就业和适当增加居民消费需求。但没有作这样的调整,而是继续从紧。到1997年下半年,市场销售不畅进一步加剧,开始从过去的通货膨胀变成了通货紧缩,物价指数绝对下降。一直到2003年,物价指数才从绝对下降转为基本持平。
第五次宏观调控(2003下半年~2005)
——适时、适度与适可而止
第五次宏观调控的起因,是随着新世纪的到来与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实施,各方面都希望加快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发展步伐。加上成功地加入了WTO,经济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进一步扩大,各地方、各部门发展经济的热情迅速高涨,经济形势很快又出现了过热现象。
这样,从2003年下半年起又进行宏观调控。这次动手比较早,仅仅在出现了局部过热、还没有形成全面过热的情况下就开始了。力度比较适中,即使对重点调控领域,也没有采取“一刀切”、“急刹车”的办法一律加以控制,而是有保有压,区别不同情况加以不同对待。
措施范围也比较适当,不是不加区别地全面收紧,而主要是把住把好土地和资金供应两个重要“门闸”。特别是对调控延续时间的掌握比较准确,即在形势基本稳定下来以后,就在内部明确,“看来这次宏观调控已经基本到位,一般可以不再采取激烈的措施了。”因此,其效果可以說比任何一次都好。
本次调整,因为“三适”即适时、适度与适可而止基本上都做到了,从而才取得了比较全面的成功。这是非常宝贵的经验。
第六次宏观调控(2007年下半年~)
——多管齐下、综合治理
从2007年以来,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一直居高不下,7月份以来,CPI连续保持在5%以上的高位。作为判断是否存在通货膨胀的一个重要依据,有关专家认为,5%的CPI是一个比较关键的数字。CPI在5%以内比较正常,是绿灯区;CPI在5%~9%之间,是黄灯区;9%以上属于严重的通胀,是红灯区。
因此,面对当前的经济形势及通货膨胀的类型,政府采取了多种经济政策进行治理,在2007年央行已经10次调整存款准备金率,上调后的存款准备金率达到14.5%,创20余年来的历史新高。
2007年11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了从紧的货币政策要求,加强银行体系流动性管理,抑制货币信贷过快增长。并明确提出,2008年要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将进一步发挥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重要作用,严格控制货币信贷总量和投放节奏。
(作者单位:中央文献研究室
摘自《望新闻周刊》2008年第2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