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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我国著名教育家、高等教育学创始人潘懋元先生的人生丰富多彩，是富于传奇的教育人生。研究潘先生的教育人生，从他求学、从教和研究等志向和阅历中可以发现，他的学术人格中有两个鲜明特征：一曰“诚”，二曰“闯”。其一，他赤诚向学，是个有志于学的勤奋学子。赤诚向学的经历，为他以后的研究打下了受益终身、扎实宽广的学问基础以及科学管理时间的“弹钢琴”的工作方法。其二，他忠诚教育事业，是个幸福的好老师。从15岁时（1935年）失败的教学经历起他就立志从教。他热爱教育、热爱学生。他的家庭学术沙龙持续30多年，成为研究生教育的重要课堂和师生的精神家园。其三，他精诚开拓，是个极具创造性的研究者。他开创了高等教育学这门“中国创造”的新兴学科。潘懋元先生是个真诚的人。他以诚为根，一生忠诚地实践“诚”；他诚中有闯，勇于创新，成就了一个中国学者、中国教育家的“中国梦”。真可谓：“由诚而成懋业，敢闯而创新元”。
关键词：潘懋元；高等教育学；内外部关系规律；学术人格；诚；闯
中图分类号： G40-09
文献标识码：A
我国著名教育家、高等教育学创始人潘懋元先生的人生丰富灿烂，内蕴深刻，是富于传奇的教育人生。研究潘先生丰富而传奇的教育人生，可以发现，他的学术人格、生命意蕴和人生哲学有两个鲜明的特征：一曰“诚”，二曰“闯”。
——曰其“诚”。中国文化的这一核心概念“诚”，是潘先生立身处世之根。他赤诚向学，忠诚教育，精诚开拓，如《中庸》所言：“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唯天下至诚为能化”。
——曰其“闯”。“闯”是潘先生的英雄本色，是他大丈夫立功立德立言的本体功夫。他性格坚强乐观，敢闯，善闯，能闯。他敢于创新，敢为天下先，闯出一条新路，闯出一门“中国创造”的新兴学科。
合起来，潘先生诚中有闯，闯中有诚；因诚而闯，由闯见诚；二者相互联系，和谐统一。从蒙童开始，他就欣欣然赤诚地憧憬向往问学之路；他克服种种困难虔诚的“理想与追求”①就是做一个好教师；他无怨无悔真诚地热爱教师这个职业，他无限忠诚祖国和人民的教育事业，“板凳敢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地开创出高等教育学这门“中国创造”的新兴学科。时至今日，我们满怀欣喜地看到，中国高等教育学日益成熟的体系、壮大的队伍、丰硕的成果、以及对不同层面教育政策与实践产生的积极影响。真可谓：“由诚而成懋业，敢闯而创新元”。
一、赤诚向学：“岂甘终暴弃，老大徒伤悲”②
潘懋元先生天资聪颖而又自强不息，在曲折的求学经历中，他赤诚向学，克服种种困难，上下求索，“博学、审问、慎思、明辩，笃行”，终于学有所成，体现了中国人所追求和向往的“诚则明矣，明则诚矣”的“诚”、“明”境界。从他的治学方法和立身处世哲学、学术视野和精神力量、国际视野和爱国情怀等方面，我们都可以饶有趣味地看出，他的成就深受早年求学经历的影响。
（一）寒门弟子愿有志，求学多艰不畏难
潘懋元先生1920年8月4日出生于广东省汕头市一个普通而贫穷的小商贩家庭。父亲潘镜耀觉得他们做生意很辛苦，希望子女们能够读点书，找一个比较好的职业，不像他那样做苦力，而且他觉得小懋元聪慧灵活、有读书潜力，不是做米糕生意的料，所以想尽办法让孩子念书。可以看出，父母的辛勤劳作和殷切期盼对潘懋元先生的求学产生了积极而良好的影响。在潘懋元先生6岁左右时，他父亲就让比懋元大6岁、正在上小学的哥哥潘载和在家里教小懋元念书，他哥哥也就成了他的启蒙老师（他哥哥很有才华，可惜21岁时英年早逝）。那时，小懋元白天在家帮着干些杂活儿，闲时自己翻翻书，期盼哥哥下午放学回家用小学启蒙课本教他念书，以及讲述学校当天发生的有趣故事。
8岁那年（1928年），潘懋元先生正式进小学。他不是从初小一年级开始读起，而是插班进初小三年级。他真心实意地喜欢学校的读书生活，学习非常刻苦用功。断断续续读了两年小学，高小毕业时，汕头私立时中中学的校长杨雪立先生主持考试，出了一道作文题：“我之志愿”。小懋元用文言文写两三百字，给校长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并由此结下了一段师生缘份。日后杨雪立校长特别照顾这个优秀寒门弟子，只收半费让他进时中中学继续学业。
中学生活给潘懋元先生打开了一个富有魅力的广阔新天地，在这里他得以尽情、尽心、尽性地发展他的兴趣和天赋。他如饥似渴地学习，对阅读和书籍的兴趣一发不可收拾。正常的课程学习之外，他看了很多课外书籍。这所学校有个很好的藏书楼，专门辟出了一间用作读书室。在潘懋元先生幼小的心里，书籍对他有无穷的吸引力。他和哥哥一起，先是借学校藏书楼的书看，之后就到汕头市图书馆借书看。当时的规定是“押钱借书”：一次押一块钱，借两、三本书；过几天将书还回去，仍然可借两、三本书；这样不断往复，用一块钱可以看很多书。渐渐地，他成了“书痴”，爱书如命，成天总是抱着书在看。汕头市图书馆借的书不够看，就经常买书看。钱不够，就从午饭钱中节省出来。他早上在家吃饭，父亲每天给一毛钱让中午在学校吃饭，晚上回家吃饭。他常常中午舍不得吃饭，将钱省下来买书，饿着肚子到晚上回家才吃饭，直到胃痛被父母发现才罢。
书山有路，学海泛舟，日积月累，水到渠成，潘懋元先生就开始写东西向外投稿。12岁念初中一年级时，第一次在汕头《市民日报》上发表文章，从此一发不可收。他花很多时间在写作上，包括诗歌、散文、小说、时事评论等。中学阶段，他在报纸上发表不少文章，同学们给他起了个外号“文学家”。发文章还能拿些稿费，稿费主要用来买书，大多是文学方面的书籍。从这时开始，对文学的爱好成了他生活的一部分，终身保留。不管是后来念高中、念师范、念大学，还是后来参加工作，他一有空就看些东西或写些东西。刚开始也许是为了赚稿费，后来慢慢成了生活习惯。现在他还抽时间看小说，特别是出差途中，《中篇小说选刊》是他旅行箱中必不可少的读物。虽然与文学有不解之缘，但他始终没有滋生出要做文学家的梦。似乎命中注定，潘懋元先生是要当老师的。 潘懋元先生天赋的另一方面还在于，他有着很强的逻辑思维和抽象思维能力。小时候，他会望着深邃莫测的天空，望着天上的星星和月亮，浮想联翩：星星后面再过去是什么东西呢？是不是空的呢？是不是有堵墙还是什么呢？是不是到底了呢？到了底以后又是什么呢？从东面过去是什么呢？从西面过去又是什么呢？
这些关于时空、关于宇宙的大本大源的问题，一个接着一个冒出来，让他的小脑袋充满着困惑和疑问，充满着思考和想象，也展现和发展了他良好的探究精神和思维能力。这种思维能力对他日后的教学和研究无疑具有很大的帮助。
（二）行效今古智仁勇，学贯中西“封资修”
15岁那年历时半年的小学代课教师经历，坚定了潘懋元先生的理想与追求：“当老师，当一名好老师”。此后，他想办法念师范、自学教育著作、旁听师专课程等，都是为了当好老师。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参加了两年多的抗战工作，多次执行任务，又经常在报纸上发表一些针砭时政的文章。由于“抛头露面”，生命安全受到威胁，在共产党组织“隐蔽精干”政策的指示下，青年懋元真诚向往和务实地选择到战时已迁至福建长汀的厦门大学求学。
1940年6月中旬，连绵阴雨后放晴的一天，青年懋元带着父亲辗转托人筹措的一百块钱路费，和两个好友一起怀着对学问的憧憬，向长汀进发。南方的6月，潮湿闷热，烈日毒辣；崎岖的山路，雨后泥泞；铿锵三人，跋山涉水，翻越崇山峻岭，穿越因战时而荒无人烟的地方，前后走了一个多星期才达到长汀。7天的山路，记载了潘懋元追寻理想的足迹，也见证了他的青春梦想，更证明了一条朴素而简单的真理：命运虽不可知，但路就在自己脚下。
好事多磨，经过两次投考，1941年夏天，潘懋元先生第二次报考厦门大学终于如愿以偿。厦门大学是由爱国华侨陈嘉庚先生于1921年“精忠报国、舍家兴学”创办的，自创校之初就形成了一种“自强不息、止于至善”的优良传统。在艰苦的抗战时期，在校长萨本栋“勤俭爱国、舍身治校”精神的感召下，更形成了一种长汀精神。这种精神不仅体现了全校师生的信念与追求，更体现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坚强意志。解读潘懋元先生的教育人生，不难发现：他在厦门大学的求学经历，厦门大学在艰苦的战争年代所体现的坚强意志和南方之强的形象，以及爱国华侨陈嘉庚、校长萨本栋、王亚南等优秀人物的榜样，对他产生了良好而深远的影响，涵育了他受益终身的坚强执着的品格和忠诚于教育的爱国主义情怀。
在厦门大学，潘懋元修了两个专业：主修教育学，副修经济学。他惜时如金，万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如饥似渴、全心全意、诚诚恳恳地投身于新的学习生活中。在教育学专业，他系统学习了教育学和心理学方面的知识。他的老师中不乏名师，例如，系主任李培囿教授是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回来的教育学博士，美国著名教育家杜威的学生；另一位阮康成教授也是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回来的教育学博士（阮康成后来去了美国，临终前通过潘先生将一部分遗产赠给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设立“阮康成教育奖学金”）；还有一位年轻的陈景磐教授在教育史研究方面开始崭露头角，后来成为著名的教育史方面的专家。
在经济学专业，他同样学了不少经济学方面的知识。现在我们常会惊赞，潘先生对一些教育统计上的数据如数家珍，对教育与经济、教育与社会的关系特别敏锐，这与他早年副修经济学专业当然有着很大的关系。他修了著名经济学家、与郭大力一起翻译《资本论》的留德回国的王亚南教授的高级经济学课程。王亚南教授将理论问题与中国的官僚主义、中国经济的特殊问题联系起来的授课方式，给了他深刻的影响。特别是在方法论上，王亚南喜欢引用物理学家海森堡的名言：“提出正确的问题，往往等于解决了问题的一半”，要求学生用研究的态度进行学习。期末也是开卷考试，有一道题是要求学生对所讲内容提问，然后再上最后一堂课，回答学生们提出的问题。这种思考问题和研究问题的教学方法和方法论对潘先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日后潘懋元先生在研究生教学中推行了“三段教学法”，大约与此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
潘懋元先生还是个很会进行“时间管理”的高手。大学四年，他注重多方面地发展自己。他一边读书，一边到中小学兼课，后来还做了中学教务主任；他还同一帮爱好文学的青年一起搞文学活动，其中有些人后来在文学上颇有成就，如姚一苇、朱伯石等。他担任教育系的级会主席、教育学会主席和学生服务处主任等，组织教育兴趣小组，如“仲尼组”（孔子，字仲尼）、“杜威组”、“行知组”、“卢梭组”等，开展读书活动。紧张的学习和多方面的工作，使潘懋元先生学会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工作方法，学会了被他称之为“弹钢琴”的科学管理时间、多方工作和谐兼顾的工作艺术。他把工作、学习、生活、情感当成具有不同音质、音色的琴键，合理地分配自己的时间、精力，处理各种复杂的事务。这种“弹钢琴”的工作方法使他受益匪浅。多年来，潘懋元先生教学、科研、行政、社会活动，多面作战，合理协调，靠的就是这种“弹钢琴”的管理时间的艺术。
在学与用、学与思的结合中，他真诚地认识到，要学以致用，所学理论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与人民大众需要相结合。他关心当时的文字大众化运动，认为要实行大众化，就必须让劳工受教育。1945年大学毕业时，潘懋元先生结合中国当时的社会实际撰写的毕业论文是“劳工教育的理论与实施”。这里不妨摘录他大学毕业论文上的一段话：
劳工教育是解决劳工问题的重要方法。在现代的生产关系中，劳工问题日趋严重，所以劳工教育的重要性，亦日见提高。劳工问题的得失，不但关系到劳工本身，而且影响整个社会的经济和国家的政治，所以劳工教育的重要性，亦就不只对于劳工本身有重大的作用，而且对于政治组织、生产事业亦有非常的影响。劳工是生产事业的原动力，劳工教育的重要性尤为不可忽视[1]。
由此，潘先生的赤子之心略见一斑。他一生都心系广大劳动人民，心系广大民众。日后，潘先生特别关注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高等职业教育、民办高等教育，很难说与此没有一脉相承的关系。 在回顾自己的学习经历和知识源泉时，潘懋元先生曾老老实实地坦诚、却又不无幽默生动地戏说：“我整个的一个‘封’、‘资’、‘修’”。虽是戏说，却反映了潘懋元先生学习生活中三个方面的知识来源——童年时代，学习的是中国传统文化 （戏称为“封”）；青年时期上大学，主要是学习美国实用主义的哲学（戏称为“资”）；1950年代初在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进修研究生，主要学习俄语前苏联教育理论（戏称为“修”）。他的这批研究生同学，如黄济、王策三、王天一、章志光、王道俊、邵达成、王逢贤、谢之良等，后来都成为大家，在教育学界或心理学界取得很高成就。
三个方面的知识来源，构成了潘懋元先生良好的知识结构，奠定了他扎实的学术功底，为他提供了丰富而深厚的精神滋养。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奠定了他扎实的中国文化功底，奠定了他的基本伦理和道德观念，奠定了他深厚的爱国主义情怀。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哲学的讲究灵活、讲究实用，以及前苏联教育模式的注重教学过程和教学质量等，为潘懋元先生展现了广阔的学术视野和灵动的方法论启示。日后，潘懋元先生在学习和研究生涯中，在长期坚持不懈地“学习—教学—学习”、“理论—实践—理论”的贯通中，他体现出深厚的国学功底和学贯中西的理论基础，体现出广博的学术视野和恢宏的学术气魄，体现出立足现实的务实精神和纵横驰骋的大气象，体现出广阔的国际视野和深厚的爱国情怀等等……这些特点，都可以从早年的学习经历中找到影响。
二、忠诚教育：“如果有来生，我还愿意做教师”
《中庸》讲：“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一个人真诚地追求某种美好的目标，就会从灵魂深处化作一种理想、一种信仰、一种动力，滋养他的现实生活，为他提供一种力量源泉，促成他虔诚地去追求它、实践它、完成它，从而实现生命的意义。对潘懋元先生而言，“当个好老师”，无疑是他虔诚的理想和追求、执念和信仰。他一辈子都在向往它，追求它，忠诚它，信仰它，实践它，实现它。他曾无限深情地坦诚：“我一生最为欣慰的是，我的名字排在教师的行列里。如果有来生，我还是愿意选择做教师。”他的生命轨迹大写的是：忠诚祖国和人民的教育事业。
（一）初为人师挫愈奋，理想追求行更坚
机缘巧合，15岁那年潘懋元先生有了第一次当老师的经历。1935年，潘懋元先生陪着他生病的哥哥回到揭阳老家养病。当时，揭阳树德小学校长是他哥哥的朋友，探访他哥哥病情时，见到了聪明、懂事、已经练得良好口才的少年潘懋元，正巧树德小学缺老师，便聘请少年潘懋元做树德兼课教师。1935年秋天，少年潘懋元第一次登上神圣的讲台。为了迎接人生中的第一次讲课，少年潘懋元课前下足了功夫，做了认真的备课，但到了上课的那一天，一站上讲台，就紧张万分，语速变快，只用了二十来分钟就讲完了备课的内容，再也不知道讲什么好。他窘迫地站在讲台上。调皮的小学生们一看到老师不知所措，便在下面叽叽喳喳、打打闹闹，教室里面乱作一团。这第一次教学显然是失败的。
第一次，往往是个重大的坎，跨过这个坎，战胜自己，就离成功近了一步；战胜不了自己，就与成功失之交臂。面对失败，有的人会放弃，有的人会坚持，哪里跌倒哪里爬起来。潘懋元先生无疑属于能够坚持的人。第一次教学虽然失败了，但理想的种子却在他心里发芽。15岁，不可能对教师的社会意义有更深刻的认识，也不懂“太阳下面最光辉的职业”所包含的责任与意义，失败的第一次教学更不可能给他带来什么兴趣，但性格中的倔强和执着，“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牛劲儿”，促使他这第一次在困难中萌发出立志从教的理想。“一定要做个好老师”的诚挚信念，使潘懋元先生找到了为之努力奋斗一生、忠诚一生的目标，支撑他在以后的人生道路中，无论遇到什么艰难困苦，都要忠诚坚定地走下去。而且，经过几十年的人生阅历，他悟出一个道理：理想，是要有兴趣为支柱的，但兴趣所在，却不一定就是理想所在。理想的形成，也不一定从兴趣开始。有意义的理想，往往是和困难相始终的。如果只谈兴趣，不谈理想，就会缺少克服困难的动力。日后，潘懋元先生从事高等教育研究，遇到困难也总是想办法克服，有时候甚至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这也是他“贵在坚持”的品格使然。正是这种品格，使他不断走向成功。
（二）育人最是欣慰事，来生仍愿执教鞭
潘懋元先生性格坚毅执着，为人真诚豁达，具有良好的文笔和口才，具有很强的逻辑思维和抽象思维能力，具有智慧性的幽默感，以及具有影响他人的感召力，这些优良品质和“正能量”，无疑很有助于成就一个优秀教师。潘懋元先生从小虔诚的理想与追求就是当教师。为此，他一生诚于斯，信于斯，忠于斯，敬于斯，笃于斯，乐于斯。斯斯文文，郁郁乎文哉，精心育桃李，芳菲满天下。值得欢欣鼓舞的是，2014年9月9日，在庆祝第三十个教师节来临之际，潘懋元先生获选“全国教书育人楷模”的称号，在人民大会堂受到习近平主席的亲切接见。这对一位教师来说，是莫大的荣誉和肯定。
从15岁初为人师至今，潘懋元先生已有80年教龄。80年来，潘懋元先生教学成果斐然，所教学生难以数计，单研究生就有几百人。潘先生为我国高等教育学领域培养了许多优秀的专业人才，他的学生遍布全国各地，包括香港、台湾和澳门的学者。许多学生都已学业有成，不少人成为具有学术影响的专家学者和学科带头人，不少人成为高校和教育部门的领导。老实说，厦门大学所处的地理位置相较于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交通相对不便，这里能够发展成为影响全国的高等教育研究中心，吸引全国各地的精英学子来此学习，很大程度上源于潘懋元先生的学术影响力和人格魅力。
在教学中，潘懋元先生以坦诚的态度，与学生们诚实地对话。研究生培养中，每年的研究生入学，潘先生在第一次报告中总是要提及韩愈的《师说》：“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他真诚地鼓励学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鼓励学生在学术发展上展开讨论，允许学生与导师有不同的意见，提倡学术沟通，提倡学术平等。同样，他要求学生要做到“诚”，为人为学，诚实无欺，老老实实，踏踏实实。针对研究生需要“在研究中学习，在学习中研究”的特点，潘懋元先生求真务实地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研究生教学法——“学习—研究—教学实践”三位一体的研究生课程教学法，将学习、研究、教学实践三者有机结合起来，促进研究生既系统地学习一门课程，又能深入钻研某一课题。 潘懋元先生热爱学生，创新了研究生培养模式。他举办的家庭学术沙龙是一道亮丽的学术风景线。每星期六的晚上，只要不出差讲学或参加学术活动，他就在家里举办学术沙龙。在家庭沙龙上，在温馨活泼的氛围中，师生们就学术、时事、生活畅所欲言，既谈学问中的人生，也谈人生中的学问，无所谓学问与非学问的区别，团结紧张与严肃活泼并无明显的界限。同时，伴以满室茶香、咖啡香和各种点心，在精神食粮的享受中有物质食粮的享受，真正体现出了“自由讨论，平等对话，启迪思维，追求真理”的沙龙学术原则。他的家庭学术沙龙持续了30多年，并且随着研究生人数的增加日益兴盛，成为研究生教育的重要课堂和师生的精神家园。
“三生有幸入潘门，一世倾情谢师恩”。从我个人跟随潘先生求学的经历中体会出，潘先生能发现、鼓励和发扬我的长处，对于我的不足他洞察秋毫，但多数时候他很高妙地让我自己用诚心去体悟和自觉。对我而言，通过诚心和自觉地体悟，似乎更能感知一种力量，从而更加努力向上向善。教育的真谛不正是这样吗？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片云推动另一片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2005至2006年，我和殷小平一起整理《潘懋元教育口述史》，在潘先生温馨的家，伴着茶香，听着潘先生真诚地讲述他的教育人生，真切地感知他为人为学的真诚和一个教育家的赤子情怀，印象是如此的美好。近些年来，对潘先生的阅读和理解愈深，愈感觉出他身上有一种精神力量。这种力量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的思维和信念、生活和性格。潘先生对我的影响深入到骨子里，深入到日常生活中。遇到问题时，我头脑中不经意间就会冒出潘先生的影响：“潘先生会怎么看（这件事），潘先生会怎么做？”我还常自勉：“是潘先生的学生，不能丢潘先生的人”。老实说，身为潘先生学生，有一种自豪感，也有一种自尊自爱自律感。良师的影响，如影随形，春风化育，受益终生。
三、精诚开拓：“板凳敢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①
《中庸》说：“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人生在世，要立功立德立言，成就一番事业，自始至终，就要做到“诚”；没有“诚”，“无物”，做不成事，不能成功。潘懋元先生不仅教书育人，是一个好老师，更是极具创造性的好学者、好研究者。潘懋元先生敢为天下先，“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板凳敢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精诚地开拓出一片崭新的研究领域，开创出高等教育学这门“中国创造”新兴学科。回顾古今中外的教育研究史，一门学科的创立和发展，与一位真诚的学者虔诚努力、毕生奋斗密切相联，这在整个教育史上，堪称奇迹。潘懋元先生就是这样一位创造奇迹的人。他是英雄，敢为天下先；他是创始人，创造新兴学科。而且，这一“中国创造”光耀中华，影响全球。
（一）英雄曾敢先天下，学科今已蔚神州
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潘懋元先生就结合工作需要，开始饶有兴趣地、诚诚恳恳、兢兢业业地拓荒于高等教育研究领域。回顾起来，这一研究的发端，也是始于“诚”。
1956年，在党中央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和“干部要变外行为内行，大学干部要学点教育学”的背景下，厦门大学要求潘懋元先生给全校干部和教师开设教育学讲座。但当时的教育学理论主要以中小学生为研究对象，脱离大学实际，不切合高校干部和教师的需要。诚实地说，这样的教学，效果不好，是失败的。但失败的经历，对于性格坚强的潘懋元先生来说，从来就不是拦路虎。如果说15岁那次“失败的教学”，让潘懋元先生立志“当个好老师”的话，这35岁时“失败的教学”，则改变了他的研究视野——他开始转向高等教育研究，开始思考高等专业教育问题和高等学校教育问题。他敏锐地抓住了高等教育和普通教育的区别，指出它们不仅是程度的区别而且有着本质的区别，大胆提出要建立一门高等专业教育学。
1957年，潘懋元先生在厦门大学《学术论坛》第3期上发表“高等专业教育问题在教育学上的重要地位”一文，这是新中国第一篇倡导高等教育研究的学术论文。他勇于创新，在文中提出：
究竟是什么原因使高等教育问题和普通教育问题中间存在很大的差别呢？主要由于下列两个因素：（1）高等学校教育，就其性质言，是专业的，内容复杂，与国民经济各个部门直接联系。就其系统而言，是建立在普通教育基础上的高等教育；（2）大学生是十八、九岁以上的青年人，已经达到成人的阶段，他们的身心发展特征与社会经验不同于中小学生[2]（P5）。
潘懋元先生在文章中进一步旗帜鲜明地大胆提出，要建立一门“高等专业教育学”或“高等学校教育学”。他说：
高等教育专业教育有许多特殊问题要研究，是教育理论工作重要与广阔的园地。……必须像“学前教育学”那样，逐步地建立一门称为“高等专业教育学”或“高等学校教育学”的教育科学[2]（P16）。
与此同时，他与同事们一起合作编写了我国第一本探讨高等教育问题的教材《高等学校教育学讲义》，提出并分析建立一门“高等专业教育学”或“高等学校教育学”理论与设想。
随着“文革”的结束和祖国科学春天的到来，潘懋元先生旧议重提，倡导建立高等教育学科。1978年，他在《光明日报》和《厦门大学学报》上相继发表文章：“必须开展高等教育理论研究——建立高等教育学刍议”，大力倡导开展高等教育理论研究。这是第一次公开而正式地提出要建立一门“高等教育学”。同时，他率先在厦门大学成立了全国第一个高等教育研究室，研究室迅速发展成为影响全国的高等教育研究中心。20世纪80年代初，高等教育学作为一门学科得到国家的正式认可，成为教育学中的一门相对独立的二级学科。为了壮大研究队伍，潘懋元先生开始着力培养后备研究力量，先后招收全国第一批高等教育学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他也因此成为我国第一位高等教育学的硕士生导师和博士生导师。
从1979年开始，潘懋元先生就着手编写《高等教育学》。编写《高等教育学》的过程，充分体现了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真诚踏实、老老实实的科学态度和责任感。从编制大纲、组织编写、反复修改、油印试用，到定稿出版，前后历经6年，终于出版《高等教育学》。这反映了一个教育理论工作者的真诚态度和科学精神。当然，《高等教育学》是中国、也是世界上第一部高等教育学著作，也是高等教育学作为一门学科正式建立的标志性著作。从此，高等教育学作为一个新兴学科正式建立。 在高等教育学理论大厦中，“两个规律”无疑是核心而重要的理论基础。“两个规律”的提出和修正，也充分体现了“诚”的精神。1980年第一机械工业部教育局在湖南大学为其部属几十所高校领导干部办教育科学研究班，邀请潘懋元先生去讲课。在讲课中，潘懋元先生第一次正式而公开提出，教育有两条基本规律：一条是外部关系规律，一条是内部关系规律。1983年在编写《高等教育学讲座》中，他又对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做了进一步阐述，对规律的表述又做了修正。
从潘懋元先生不断发展高等教育学的研究方法中，也可以看出他诚实的治学态度。2001年，他和博士生们一起出版了《多科学观点的高等教育研究》一书。他在书的《序言》中提出：
为了建构高等教育学科理论体系，我们在研究高等教育现实问题（应用研究）的基础上，要有计划地进行一系列理论与实际结合的研究，做好理论准备和方法论准备，逐步向学科建设的目标逼近[3]（P212）。
一门学科的建设，既要有独特的研究对象，完整的理论体系，还要逐渐形成独特的研究方法。高等教育学的独特的研究方法可能就是多学科的研究方法[3]（P215）。
高等教育学是一门不断走向成熟的学科，从潘先生开拓性的研究中可以看出，他不断发展他的观点，完善他的观点，这就是诚实地、老老实实地做学问的态度，也是他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的体现。
（二）踏遍青山人未老，大爱无疆中国心
高等教育学不是一门关在书斋里的学问，它是一门开放的学科，一门“接地气”的应用性学科，一门具有很强现实感和时代感的学科。潘懋元先生不是关在书斋里闭门造车，他的学问、他的关怀、他的情怀与社会现实紧密相联，与时代潮流紧密相联，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科学发展需要紧密相联。他认为，高等教育是一个复杂的、开放的、多维的系统，相较其它教育系统，它更与社会方方面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高等教育必须同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科学发展相适应，并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提供服务，从而在主动适应外部环境及其发展变化中，获得社会支持并增强自身活力，发挥自身的功能，实现自身的价值。因此，在进行高等教育学科建立和理论建设的同时，潘先生花了相当时间和精力关注世界和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现实问题。他关注知识经济社会和高科技革命对高等教育的挑战和应对之策，他关注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问题，关注中国高等职业教育发展问题，关注中国民办高等教育发展问题。
多年来，潘先生已经养成了一种习惯，带领学生们去各地进行教育实践和教育考察。近些年来，他关注得最多的是中国的高等职业教育问题和民办教育问题。他认为：“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发展，关键在两个方面，一是民办高等教育，二是高等职业技术教育。中国高等教育中，目前问题最大的，恐怕是职业技术教育。这个问题如果解决得好，成就也很突出；如果解决得不好，也会从整体上影响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质量”[4]。因此，他每年都要带博士生们去进行教育考察和教育调查，从中找出高等教育现实中的问题和症结，为进一步的理论研究和政策研究提供支持。
多年来，常常会有不同高校邀请潘先生去讲座或指导，潘先生心怀天下、关注现实，他几乎是来者不拒，有求必应。记得有一次潘先生到广州讲学，我陪同前往，我们坐早上7点从厦门起飞的飞机出发，中午到达广州，下午潘先生进行讲座，晚上又坐飞机回厦门。这样大强度而紧张的旅途奔波，我有些吃不消，第二天要花相当时间恢复。但潘先生第二天还要给博士生们上课，他一讲就是一整天，让人好生佩服。我发现，潘先生会“时间管理”体现在很会劳逸结合、很会休息上。他在飞机上喜欢看小说，也能小睡一阵子，一下飞机就很快能进入工作状态。记得有一次，我们坐车赶飞机去外地，刚才潘先生还在说着话，过了一会儿就睡着了，我则未能入睡。过了一小小会儿，潘先生就醒了，他很新鲜地继续聊天。又一次，飞机晚点，我们已经上了飞机，但飞机不能按时起飞，约几十架飞机起飞后才轮到我们的飞机起飞，一般人坐在那里百无聊赖，潘先生则很有兴致地观察一架架飞机如何起飞，神情怡然如正在好奇和探究的孩童。从夫子游，耳濡目染，印象深刻而美好。我想，这深刻而美好的印象，是学生眼中老师立体、丰满而美好的形象，是近距离深切地感知潘先生的真诚之心和人格魅力。潘先生行者无疆，大爱无疆，闪耀的是一颗爱祖国爱人民爱教育的中国心。
结语：生为教育诚和闯，既开风气又为师
有些人来到这个世界上，似乎冥冥之中命中注定带有一种使命感，为着某种特殊使命而降临于人世。著名教育家、高等教育学创始人潘懋元先生无疑就属于这种带有使命感的人。“诚”与“闯”，是中国文化的鲜明特征和中国知识分子君子人格的理想追求。潘懋元先生一生忠诚地实践了“诚”，他由诚而成，完成了他的使命，实现了生命的意义；他敢闯而创，成就了一个优秀教师、一位教育家的光荣事业——桃李天下成懋业，高教研究闯新元。
写到这里，想到《中庸》上的一段话作为本文的结束语：
“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
参考文献
[1]潘懋元.劳工教育的理论与实施[A]（1945）.//潘懋元文集·卷七.昔年作品及其他[C].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7.
[2]潘懋元.高等专业教育问题在教育学上的重要地位[A].//潘懋元文集·卷二.理论研究（上）[C].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5.
[3]潘懋元.多科学观点的高等教育研究[A].//潘懋元文集·卷二.理论研究（上）[C].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212.
[4]潘懋元口述，肖海涛，殷小平整理.潘懋元教育口述史[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228.
（责任编辑 李震声）
关键词：潘懋元；高等教育学；内外部关系规律；学术人格；诚；闯
中图分类号： G40-09
文献标识码：A
我国著名教育家、高等教育学创始人潘懋元先生的人生丰富灿烂，内蕴深刻，是富于传奇的教育人生。研究潘先生丰富而传奇的教育人生，可以发现，他的学术人格、生命意蕴和人生哲学有两个鲜明的特征：一曰“诚”，二曰“闯”。
——曰其“诚”。中国文化的这一核心概念“诚”，是潘先生立身处世之根。他赤诚向学，忠诚教育，精诚开拓，如《中庸》所言：“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唯天下至诚为能化”。
——曰其“闯”。“闯”是潘先生的英雄本色，是他大丈夫立功立德立言的本体功夫。他性格坚强乐观，敢闯，善闯，能闯。他敢于创新，敢为天下先，闯出一条新路，闯出一门“中国创造”的新兴学科。
合起来，潘先生诚中有闯，闯中有诚；因诚而闯，由闯见诚；二者相互联系，和谐统一。从蒙童开始，他就欣欣然赤诚地憧憬向往问学之路；他克服种种困难虔诚的“理想与追求”①就是做一个好教师；他无怨无悔真诚地热爱教师这个职业，他无限忠诚祖国和人民的教育事业，“板凳敢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地开创出高等教育学这门“中国创造”的新兴学科。时至今日，我们满怀欣喜地看到，中国高等教育学日益成熟的体系、壮大的队伍、丰硕的成果、以及对不同层面教育政策与实践产生的积极影响。真可谓：“由诚而成懋业，敢闯而创新元”。
一、赤诚向学：“岂甘终暴弃，老大徒伤悲”②
潘懋元先生天资聪颖而又自强不息，在曲折的求学经历中，他赤诚向学，克服种种困难，上下求索，“博学、审问、慎思、明辩，笃行”，终于学有所成，体现了中国人所追求和向往的“诚则明矣，明则诚矣”的“诚”、“明”境界。从他的治学方法和立身处世哲学、学术视野和精神力量、国际视野和爱国情怀等方面，我们都可以饶有趣味地看出，他的成就深受早年求学经历的影响。
（一）寒门弟子愿有志，求学多艰不畏难
潘懋元先生1920年8月4日出生于广东省汕头市一个普通而贫穷的小商贩家庭。父亲潘镜耀觉得他们做生意很辛苦，希望子女们能够读点书，找一个比较好的职业，不像他那样做苦力，而且他觉得小懋元聪慧灵活、有读书潜力，不是做米糕生意的料，所以想尽办法让孩子念书。可以看出，父母的辛勤劳作和殷切期盼对潘懋元先生的求学产生了积极而良好的影响。在潘懋元先生6岁左右时，他父亲就让比懋元大6岁、正在上小学的哥哥潘载和在家里教小懋元念书，他哥哥也就成了他的启蒙老师（他哥哥很有才华，可惜21岁时英年早逝）。那时，小懋元白天在家帮着干些杂活儿，闲时自己翻翻书，期盼哥哥下午放学回家用小学启蒙课本教他念书，以及讲述学校当天发生的有趣故事。
8岁那年（1928年），潘懋元先生正式进小学。他不是从初小一年级开始读起，而是插班进初小三年级。他真心实意地喜欢学校的读书生活，学习非常刻苦用功。断断续续读了两年小学，高小毕业时，汕头私立时中中学的校长杨雪立先生主持考试，出了一道作文题：“我之志愿”。小懋元用文言文写两三百字，给校长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并由此结下了一段师生缘份。日后杨雪立校长特别照顾这个优秀寒门弟子，只收半费让他进时中中学继续学业。
中学生活给潘懋元先生打开了一个富有魅力的广阔新天地，在这里他得以尽情、尽心、尽性地发展他的兴趣和天赋。他如饥似渴地学习，对阅读和书籍的兴趣一发不可收拾。正常的课程学习之外，他看了很多课外书籍。这所学校有个很好的藏书楼，专门辟出了一间用作读书室。在潘懋元先生幼小的心里，书籍对他有无穷的吸引力。他和哥哥一起，先是借学校藏书楼的书看，之后就到汕头市图书馆借书看。当时的规定是“押钱借书”：一次押一块钱，借两、三本书；过几天将书还回去，仍然可借两、三本书；这样不断往复，用一块钱可以看很多书。渐渐地，他成了“书痴”，爱书如命，成天总是抱着书在看。汕头市图书馆借的书不够看，就经常买书看。钱不够，就从午饭钱中节省出来。他早上在家吃饭，父亲每天给一毛钱让中午在学校吃饭，晚上回家吃饭。他常常中午舍不得吃饭，将钱省下来买书，饿着肚子到晚上回家才吃饭，直到胃痛被父母发现才罢。
书山有路，学海泛舟，日积月累，水到渠成，潘懋元先生就开始写东西向外投稿。12岁念初中一年级时，第一次在汕头《市民日报》上发表文章，从此一发不可收。他花很多时间在写作上，包括诗歌、散文、小说、时事评论等。中学阶段，他在报纸上发表不少文章，同学们给他起了个外号“文学家”。发文章还能拿些稿费，稿费主要用来买书，大多是文学方面的书籍。从这时开始，对文学的爱好成了他生活的一部分，终身保留。不管是后来念高中、念师范、念大学，还是后来参加工作，他一有空就看些东西或写些东西。刚开始也许是为了赚稿费，后来慢慢成了生活习惯。现在他还抽时间看小说，特别是出差途中，《中篇小说选刊》是他旅行箱中必不可少的读物。虽然与文学有不解之缘，但他始终没有滋生出要做文学家的梦。似乎命中注定，潘懋元先生是要当老师的。 潘懋元先生天赋的另一方面还在于，他有着很强的逻辑思维和抽象思维能力。小时候，他会望着深邃莫测的天空，望着天上的星星和月亮，浮想联翩：星星后面再过去是什么东西呢？是不是空的呢？是不是有堵墙还是什么呢？是不是到底了呢？到了底以后又是什么呢？从东面过去是什么呢？从西面过去又是什么呢？
这些关于时空、关于宇宙的大本大源的问题，一个接着一个冒出来，让他的小脑袋充满着困惑和疑问，充满着思考和想象，也展现和发展了他良好的探究精神和思维能力。这种思维能力对他日后的教学和研究无疑具有很大的帮助。
（二）行效今古智仁勇，学贯中西“封资修”
15岁那年历时半年的小学代课教师经历，坚定了潘懋元先生的理想与追求：“当老师，当一名好老师”。此后，他想办法念师范、自学教育著作、旁听师专课程等，都是为了当好老师。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参加了两年多的抗战工作，多次执行任务，又经常在报纸上发表一些针砭时政的文章。由于“抛头露面”，生命安全受到威胁，在共产党组织“隐蔽精干”政策的指示下，青年懋元真诚向往和务实地选择到战时已迁至福建长汀的厦门大学求学。
1940年6月中旬，连绵阴雨后放晴的一天，青年懋元带着父亲辗转托人筹措的一百块钱路费，和两个好友一起怀着对学问的憧憬，向长汀进发。南方的6月，潮湿闷热，烈日毒辣；崎岖的山路，雨后泥泞；铿锵三人，跋山涉水，翻越崇山峻岭，穿越因战时而荒无人烟的地方，前后走了一个多星期才达到长汀。7天的山路，记载了潘懋元追寻理想的足迹，也见证了他的青春梦想，更证明了一条朴素而简单的真理：命运虽不可知，但路就在自己脚下。
好事多磨，经过两次投考，1941年夏天，潘懋元先生第二次报考厦门大学终于如愿以偿。厦门大学是由爱国华侨陈嘉庚先生于1921年“精忠报国、舍家兴学”创办的，自创校之初就形成了一种“自强不息、止于至善”的优良传统。在艰苦的抗战时期，在校长萨本栋“勤俭爱国、舍身治校”精神的感召下，更形成了一种长汀精神。这种精神不仅体现了全校师生的信念与追求，更体现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坚强意志。解读潘懋元先生的教育人生，不难发现：他在厦门大学的求学经历，厦门大学在艰苦的战争年代所体现的坚强意志和南方之强的形象，以及爱国华侨陈嘉庚、校长萨本栋、王亚南等优秀人物的榜样，对他产生了良好而深远的影响，涵育了他受益终身的坚强执着的品格和忠诚于教育的爱国主义情怀。
在厦门大学，潘懋元修了两个专业：主修教育学，副修经济学。他惜时如金，万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如饥似渴、全心全意、诚诚恳恳地投身于新的学习生活中。在教育学专业，他系统学习了教育学和心理学方面的知识。他的老师中不乏名师，例如，系主任李培囿教授是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回来的教育学博士，美国著名教育家杜威的学生；另一位阮康成教授也是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回来的教育学博士（阮康成后来去了美国，临终前通过潘先生将一部分遗产赠给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设立“阮康成教育奖学金”）；还有一位年轻的陈景磐教授在教育史研究方面开始崭露头角，后来成为著名的教育史方面的专家。
在经济学专业，他同样学了不少经济学方面的知识。现在我们常会惊赞，潘先生对一些教育统计上的数据如数家珍，对教育与经济、教育与社会的关系特别敏锐，这与他早年副修经济学专业当然有着很大的关系。他修了著名经济学家、与郭大力一起翻译《资本论》的留德回国的王亚南教授的高级经济学课程。王亚南教授将理论问题与中国的官僚主义、中国经济的特殊问题联系起来的授课方式，给了他深刻的影响。特别是在方法论上，王亚南喜欢引用物理学家海森堡的名言：“提出正确的问题，往往等于解决了问题的一半”，要求学生用研究的态度进行学习。期末也是开卷考试，有一道题是要求学生对所讲内容提问，然后再上最后一堂课，回答学生们提出的问题。这种思考问题和研究问题的教学方法和方法论对潘先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日后潘懋元先生在研究生教学中推行了“三段教学法”，大约与此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
潘懋元先生还是个很会进行“时间管理”的高手。大学四年，他注重多方面地发展自己。他一边读书，一边到中小学兼课，后来还做了中学教务主任；他还同一帮爱好文学的青年一起搞文学活动，其中有些人后来在文学上颇有成就，如姚一苇、朱伯石等。他担任教育系的级会主席、教育学会主席和学生服务处主任等，组织教育兴趣小组，如“仲尼组”（孔子，字仲尼）、“杜威组”、“行知组”、“卢梭组”等，开展读书活动。紧张的学习和多方面的工作，使潘懋元先生学会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工作方法，学会了被他称之为“弹钢琴”的科学管理时间、多方工作和谐兼顾的工作艺术。他把工作、学习、生活、情感当成具有不同音质、音色的琴键，合理地分配自己的时间、精力，处理各种复杂的事务。这种“弹钢琴”的工作方法使他受益匪浅。多年来，潘懋元先生教学、科研、行政、社会活动，多面作战，合理协调，靠的就是这种“弹钢琴”的管理时间的艺术。
在学与用、学与思的结合中，他真诚地认识到，要学以致用，所学理论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与人民大众需要相结合。他关心当时的文字大众化运动，认为要实行大众化，就必须让劳工受教育。1945年大学毕业时，潘懋元先生结合中国当时的社会实际撰写的毕业论文是“劳工教育的理论与实施”。这里不妨摘录他大学毕业论文上的一段话：
劳工教育是解决劳工问题的重要方法。在现代的生产关系中，劳工问题日趋严重，所以劳工教育的重要性，亦日见提高。劳工问题的得失，不但关系到劳工本身，而且影响整个社会的经济和国家的政治，所以劳工教育的重要性，亦就不只对于劳工本身有重大的作用，而且对于政治组织、生产事业亦有非常的影响。劳工是生产事业的原动力，劳工教育的重要性尤为不可忽视[1]。
由此，潘先生的赤子之心略见一斑。他一生都心系广大劳动人民，心系广大民众。日后，潘先生特别关注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高等职业教育、民办高等教育，很难说与此没有一脉相承的关系。 在回顾自己的学习经历和知识源泉时，潘懋元先生曾老老实实地坦诚、却又不无幽默生动地戏说：“我整个的一个‘封’、‘资’、‘修’”。虽是戏说，却反映了潘懋元先生学习生活中三个方面的知识来源——童年时代，学习的是中国传统文化 （戏称为“封”）；青年时期上大学，主要是学习美国实用主义的哲学（戏称为“资”）；1950年代初在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进修研究生，主要学习俄语前苏联教育理论（戏称为“修”）。他的这批研究生同学，如黄济、王策三、王天一、章志光、王道俊、邵达成、王逢贤、谢之良等，后来都成为大家，在教育学界或心理学界取得很高成就。
三个方面的知识来源，构成了潘懋元先生良好的知识结构，奠定了他扎实的学术功底，为他提供了丰富而深厚的精神滋养。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奠定了他扎实的中国文化功底，奠定了他的基本伦理和道德观念，奠定了他深厚的爱国主义情怀。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哲学的讲究灵活、讲究实用，以及前苏联教育模式的注重教学过程和教学质量等，为潘懋元先生展现了广阔的学术视野和灵动的方法论启示。日后，潘懋元先生在学习和研究生涯中，在长期坚持不懈地“学习—教学—学习”、“理论—实践—理论”的贯通中，他体现出深厚的国学功底和学贯中西的理论基础，体现出广博的学术视野和恢宏的学术气魄，体现出立足现实的务实精神和纵横驰骋的大气象，体现出广阔的国际视野和深厚的爱国情怀等等……这些特点，都可以从早年的学习经历中找到影响。
二、忠诚教育：“如果有来生，我还愿意做教师”
《中庸》讲：“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一个人真诚地追求某种美好的目标，就会从灵魂深处化作一种理想、一种信仰、一种动力，滋养他的现实生活，为他提供一种力量源泉，促成他虔诚地去追求它、实践它、完成它，从而实现生命的意义。对潘懋元先生而言，“当个好老师”，无疑是他虔诚的理想和追求、执念和信仰。他一辈子都在向往它，追求它，忠诚它，信仰它，实践它，实现它。他曾无限深情地坦诚：“我一生最为欣慰的是，我的名字排在教师的行列里。如果有来生，我还是愿意选择做教师。”他的生命轨迹大写的是：忠诚祖国和人民的教育事业。
（一）初为人师挫愈奋，理想追求行更坚
机缘巧合，15岁那年潘懋元先生有了第一次当老师的经历。1935年，潘懋元先生陪着他生病的哥哥回到揭阳老家养病。当时，揭阳树德小学校长是他哥哥的朋友，探访他哥哥病情时，见到了聪明、懂事、已经练得良好口才的少年潘懋元，正巧树德小学缺老师，便聘请少年潘懋元做树德兼课教师。1935年秋天，少年潘懋元第一次登上神圣的讲台。为了迎接人生中的第一次讲课，少年潘懋元课前下足了功夫，做了认真的备课，但到了上课的那一天，一站上讲台，就紧张万分，语速变快，只用了二十来分钟就讲完了备课的内容，再也不知道讲什么好。他窘迫地站在讲台上。调皮的小学生们一看到老师不知所措，便在下面叽叽喳喳、打打闹闹，教室里面乱作一团。这第一次教学显然是失败的。
第一次，往往是个重大的坎，跨过这个坎，战胜自己，就离成功近了一步；战胜不了自己，就与成功失之交臂。面对失败，有的人会放弃，有的人会坚持，哪里跌倒哪里爬起来。潘懋元先生无疑属于能够坚持的人。第一次教学虽然失败了，但理想的种子却在他心里发芽。15岁，不可能对教师的社会意义有更深刻的认识，也不懂“太阳下面最光辉的职业”所包含的责任与意义，失败的第一次教学更不可能给他带来什么兴趣，但性格中的倔强和执着，“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牛劲儿”，促使他这第一次在困难中萌发出立志从教的理想。“一定要做个好老师”的诚挚信念，使潘懋元先生找到了为之努力奋斗一生、忠诚一生的目标，支撑他在以后的人生道路中，无论遇到什么艰难困苦，都要忠诚坚定地走下去。而且，经过几十年的人生阅历，他悟出一个道理：理想，是要有兴趣为支柱的，但兴趣所在，却不一定就是理想所在。理想的形成，也不一定从兴趣开始。有意义的理想，往往是和困难相始终的。如果只谈兴趣，不谈理想，就会缺少克服困难的动力。日后，潘懋元先生从事高等教育研究，遇到困难也总是想办法克服，有时候甚至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这也是他“贵在坚持”的品格使然。正是这种品格，使他不断走向成功。
（二）育人最是欣慰事，来生仍愿执教鞭
潘懋元先生性格坚毅执着，为人真诚豁达，具有良好的文笔和口才，具有很强的逻辑思维和抽象思维能力，具有智慧性的幽默感，以及具有影响他人的感召力，这些优良品质和“正能量”，无疑很有助于成就一个优秀教师。潘懋元先生从小虔诚的理想与追求就是当教师。为此，他一生诚于斯，信于斯，忠于斯，敬于斯，笃于斯，乐于斯。斯斯文文，郁郁乎文哉，精心育桃李，芳菲满天下。值得欢欣鼓舞的是，2014年9月9日，在庆祝第三十个教师节来临之际，潘懋元先生获选“全国教书育人楷模”的称号，在人民大会堂受到习近平主席的亲切接见。这对一位教师来说，是莫大的荣誉和肯定。
从15岁初为人师至今，潘懋元先生已有80年教龄。80年来，潘懋元先生教学成果斐然，所教学生难以数计，单研究生就有几百人。潘先生为我国高等教育学领域培养了许多优秀的专业人才，他的学生遍布全国各地，包括香港、台湾和澳门的学者。许多学生都已学业有成，不少人成为具有学术影响的专家学者和学科带头人，不少人成为高校和教育部门的领导。老实说，厦门大学所处的地理位置相较于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交通相对不便，这里能够发展成为影响全国的高等教育研究中心，吸引全国各地的精英学子来此学习，很大程度上源于潘懋元先生的学术影响力和人格魅力。
在教学中，潘懋元先生以坦诚的态度，与学生们诚实地对话。研究生培养中，每年的研究生入学，潘先生在第一次报告中总是要提及韩愈的《师说》：“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他真诚地鼓励学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鼓励学生在学术发展上展开讨论，允许学生与导师有不同的意见，提倡学术沟通，提倡学术平等。同样，他要求学生要做到“诚”，为人为学，诚实无欺，老老实实，踏踏实实。针对研究生需要“在研究中学习，在学习中研究”的特点，潘懋元先生求真务实地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研究生教学法——“学习—研究—教学实践”三位一体的研究生课程教学法，将学习、研究、教学实践三者有机结合起来，促进研究生既系统地学习一门课程，又能深入钻研某一课题。 潘懋元先生热爱学生，创新了研究生培养模式。他举办的家庭学术沙龙是一道亮丽的学术风景线。每星期六的晚上，只要不出差讲学或参加学术活动，他就在家里举办学术沙龙。在家庭沙龙上，在温馨活泼的氛围中，师生们就学术、时事、生活畅所欲言，既谈学问中的人生，也谈人生中的学问，无所谓学问与非学问的区别，团结紧张与严肃活泼并无明显的界限。同时，伴以满室茶香、咖啡香和各种点心，在精神食粮的享受中有物质食粮的享受，真正体现出了“自由讨论，平等对话，启迪思维，追求真理”的沙龙学术原则。他的家庭学术沙龙持续了30多年，并且随着研究生人数的增加日益兴盛，成为研究生教育的重要课堂和师生的精神家园。
“三生有幸入潘门，一世倾情谢师恩”。从我个人跟随潘先生求学的经历中体会出，潘先生能发现、鼓励和发扬我的长处，对于我的不足他洞察秋毫，但多数时候他很高妙地让我自己用诚心去体悟和自觉。对我而言，通过诚心和自觉地体悟，似乎更能感知一种力量，从而更加努力向上向善。教育的真谛不正是这样吗？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片云推动另一片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2005至2006年，我和殷小平一起整理《潘懋元教育口述史》，在潘先生温馨的家，伴着茶香，听着潘先生真诚地讲述他的教育人生，真切地感知他为人为学的真诚和一个教育家的赤子情怀，印象是如此的美好。近些年来，对潘先生的阅读和理解愈深，愈感觉出他身上有一种精神力量。这种力量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的思维和信念、生活和性格。潘先生对我的影响深入到骨子里，深入到日常生活中。遇到问题时，我头脑中不经意间就会冒出潘先生的影响：“潘先生会怎么看（这件事），潘先生会怎么做？”我还常自勉：“是潘先生的学生，不能丢潘先生的人”。老实说，身为潘先生学生，有一种自豪感，也有一种自尊自爱自律感。良师的影响，如影随形，春风化育，受益终生。
三、精诚开拓：“板凳敢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①
《中庸》说：“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人生在世，要立功立德立言，成就一番事业，自始至终，就要做到“诚”；没有“诚”，“无物”，做不成事，不能成功。潘懋元先生不仅教书育人，是一个好老师，更是极具创造性的好学者、好研究者。潘懋元先生敢为天下先，“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板凳敢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精诚地开拓出一片崭新的研究领域，开创出高等教育学这门“中国创造”新兴学科。回顾古今中外的教育研究史，一门学科的创立和发展，与一位真诚的学者虔诚努力、毕生奋斗密切相联，这在整个教育史上，堪称奇迹。潘懋元先生就是这样一位创造奇迹的人。他是英雄，敢为天下先；他是创始人，创造新兴学科。而且，这一“中国创造”光耀中华，影响全球。
（一）英雄曾敢先天下，学科今已蔚神州
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潘懋元先生就结合工作需要，开始饶有兴趣地、诚诚恳恳、兢兢业业地拓荒于高等教育研究领域。回顾起来，这一研究的发端，也是始于“诚”。
1956年，在党中央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和“干部要变外行为内行，大学干部要学点教育学”的背景下，厦门大学要求潘懋元先生给全校干部和教师开设教育学讲座。但当时的教育学理论主要以中小学生为研究对象，脱离大学实际，不切合高校干部和教师的需要。诚实地说，这样的教学，效果不好，是失败的。但失败的经历，对于性格坚强的潘懋元先生来说，从来就不是拦路虎。如果说15岁那次“失败的教学”，让潘懋元先生立志“当个好老师”的话，这35岁时“失败的教学”，则改变了他的研究视野——他开始转向高等教育研究，开始思考高等专业教育问题和高等学校教育问题。他敏锐地抓住了高等教育和普通教育的区别，指出它们不仅是程度的区别而且有着本质的区别，大胆提出要建立一门高等专业教育学。
1957年，潘懋元先生在厦门大学《学术论坛》第3期上发表“高等专业教育问题在教育学上的重要地位”一文，这是新中国第一篇倡导高等教育研究的学术论文。他勇于创新，在文中提出：
究竟是什么原因使高等教育问题和普通教育问题中间存在很大的差别呢？主要由于下列两个因素：（1）高等学校教育，就其性质言，是专业的，内容复杂，与国民经济各个部门直接联系。就其系统而言，是建立在普通教育基础上的高等教育；（2）大学生是十八、九岁以上的青年人，已经达到成人的阶段，他们的身心发展特征与社会经验不同于中小学生[2]（P5）。
潘懋元先生在文章中进一步旗帜鲜明地大胆提出，要建立一门“高等专业教育学”或“高等学校教育学”。他说：
高等教育专业教育有许多特殊问题要研究，是教育理论工作重要与广阔的园地。……必须像“学前教育学”那样，逐步地建立一门称为“高等专业教育学”或“高等学校教育学”的教育科学[2]（P16）。
与此同时，他与同事们一起合作编写了我国第一本探讨高等教育问题的教材《高等学校教育学讲义》，提出并分析建立一门“高等专业教育学”或“高等学校教育学”理论与设想。
随着“文革”的结束和祖国科学春天的到来，潘懋元先生旧议重提，倡导建立高等教育学科。1978年，他在《光明日报》和《厦门大学学报》上相继发表文章：“必须开展高等教育理论研究——建立高等教育学刍议”，大力倡导开展高等教育理论研究。这是第一次公开而正式地提出要建立一门“高等教育学”。同时，他率先在厦门大学成立了全国第一个高等教育研究室，研究室迅速发展成为影响全国的高等教育研究中心。20世纪80年代初，高等教育学作为一门学科得到国家的正式认可，成为教育学中的一门相对独立的二级学科。为了壮大研究队伍，潘懋元先生开始着力培养后备研究力量，先后招收全国第一批高等教育学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他也因此成为我国第一位高等教育学的硕士生导师和博士生导师。
从1979年开始，潘懋元先生就着手编写《高等教育学》。编写《高等教育学》的过程，充分体现了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真诚踏实、老老实实的科学态度和责任感。从编制大纲、组织编写、反复修改、油印试用，到定稿出版，前后历经6年，终于出版《高等教育学》。这反映了一个教育理论工作者的真诚态度和科学精神。当然，《高等教育学》是中国、也是世界上第一部高等教育学著作，也是高等教育学作为一门学科正式建立的标志性著作。从此，高等教育学作为一个新兴学科正式建立。 在高等教育学理论大厦中，“两个规律”无疑是核心而重要的理论基础。“两个规律”的提出和修正，也充分体现了“诚”的精神。1980年第一机械工业部教育局在湖南大学为其部属几十所高校领导干部办教育科学研究班，邀请潘懋元先生去讲课。在讲课中，潘懋元先生第一次正式而公开提出，教育有两条基本规律：一条是外部关系规律，一条是内部关系规律。1983年在编写《高等教育学讲座》中，他又对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做了进一步阐述，对规律的表述又做了修正。
从潘懋元先生不断发展高等教育学的研究方法中，也可以看出他诚实的治学态度。2001年，他和博士生们一起出版了《多科学观点的高等教育研究》一书。他在书的《序言》中提出：
为了建构高等教育学科理论体系，我们在研究高等教育现实问题（应用研究）的基础上，要有计划地进行一系列理论与实际结合的研究，做好理论准备和方法论准备，逐步向学科建设的目标逼近[3]（P212）。
一门学科的建设，既要有独特的研究对象，完整的理论体系，还要逐渐形成独特的研究方法。高等教育学的独特的研究方法可能就是多学科的研究方法[3]（P215）。
高等教育学是一门不断走向成熟的学科，从潘先生开拓性的研究中可以看出，他不断发展他的观点，完善他的观点，这就是诚实地、老老实实地做学问的态度，也是他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的体现。
（二）踏遍青山人未老，大爱无疆中国心
高等教育学不是一门关在书斋里的学问，它是一门开放的学科，一门“接地气”的应用性学科，一门具有很强现实感和时代感的学科。潘懋元先生不是关在书斋里闭门造车，他的学问、他的关怀、他的情怀与社会现实紧密相联，与时代潮流紧密相联，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科学发展需要紧密相联。他认为，高等教育是一个复杂的、开放的、多维的系统，相较其它教育系统，它更与社会方方面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高等教育必须同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科学发展相适应，并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提供服务，从而在主动适应外部环境及其发展变化中，获得社会支持并增强自身活力，发挥自身的功能，实现自身的价值。因此，在进行高等教育学科建立和理论建设的同时，潘先生花了相当时间和精力关注世界和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现实问题。他关注知识经济社会和高科技革命对高等教育的挑战和应对之策，他关注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问题，关注中国高等职业教育发展问题，关注中国民办高等教育发展问题。
多年来，潘先生已经养成了一种习惯，带领学生们去各地进行教育实践和教育考察。近些年来，他关注得最多的是中国的高等职业教育问题和民办教育问题。他认为：“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发展，关键在两个方面，一是民办高等教育，二是高等职业技术教育。中国高等教育中，目前问题最大的，恐怕是职业技术教育。这个问题如果解决得好，成就也很突出；如果解决得不好，也会从整体上影响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质量”[4]。因此，他每年都要带博士生们去进行教育考察和教育调查，从中找出高等教育现实中的问题和症结，为进一步的理论研究和政策研究提供支持。
多年来，常常会有不同高校邀请潘先生去讲座或指导，潘先生心怀天下、关注现实，他几乎是来者不拒，有求必应。记得有一次潘先生到广州讲学，我陪同前往，我们坐早上7点从厦门起飞的飞机出发，中午到达广州，下午潘先生进行讲座，晚上又坐飞机回厦门。这样大强度而紧张的旅途奔波，我有些吃不消，第二天要花相当时间恢复。但潘先生第二天还要给博士生们上课，他一讲就是一整天，让人好生佩服。我发现，潘先生会“时间管理”体现在很会劳逸结合、很会休息上。他在飞机上喜欢看小说，也能小睡一阵子，一下飞机就很快能进入工作状态。记得有一次，我们坐车赶飞机去外地，刚才潘先生还在说着话，过了一会儿就睡着了，我则未能入睡。过了一小小会儿，潘先生就醒了，他很新鲜地继续聊天。又一次，飞机晚点，我们已经上了飞机，但飞机不能按时起飞，约几十架飞机起飞后才轮到我们的飞机起飞，一般人坐在那里百无聊赖，潘先生则很有兴致地观察一架架飞机如何起飞，神情怡然如正在好奇和探究的孩童。从夫子游，耳濡目染，印象深刻而美好。我想，这深刻而美好的印象，是学生眼中老师立体、丰满而美好的形象，是近距离深切地感知潘先生的真诚之心和人格魅力。潘先生行者无疆，大爱无疆，闪耀的是一颗爱祖国爱人民爱教育的中国心。
结语：生为教育诚和闯，既开风气又为师
有些人来到这个世界上，似乎冥冥之中命中注定带有一种使命感，为着某种特殊使命而降临于人世。著名教育家、高等教育学创始人潘懋元先生无疑就属于这种带有使命感的人。“诚”与“闯”，是中国文化的鲜明特征和中国知识分子君子人格的理想追求。潘懋元先生一生忠诚地实践了“诚”，他由诚而成，完成了他的使命，实现了生命的意义；他敢闯而创，成就了一个优秀教师、一位教育家的光荣事业——桃李天下成懋业，高教研究闯新元。
写到这里，想到《中庸》上的一段话作为本文的结束语：
“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
参考文献
[1]潘懋元.劳工教育的理论与实施[A]（1945）.//潘懋元文集·卷七.昔年作品及其他[C].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7.
[2]潘懋元.高等专业教育问题在教育学上的重要地位[A].//潘懋元文集·卷二.理论研究（上）[C].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5.
[3]潘懋元.多科学观点的高等教育研究[A].//潘懋元文集·卷二.理论研究（上）[C].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212.
[4]潘懋元口述，肖海涛，殷小平整理.潘懋元教育口述史[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228.
（责任编辑 李震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