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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四世同堂》中的北平市民生活，因沦陷而灰暗凄惨，借此机我们可以重温一下这段历史的真实面貌。
最近，央视热播新版的电视连续剧《四世同堂》。剧中一个普通北平市民家庭在抗战中的悲欢离合，不禁又勾起了我们对于古城北京那段特殊岁月的回忆。抗战八年间，在耀眼的刺刀和太阳旗下，这座古都的人们经历了怎样的屈辱与辛酸?有人怀着重整河山待后生的信念，投身革命。有人唱着《大刀进行曲》的旋律，战死沙场。但更多的人，留在了这座城市，他们是宏大历史烽烟背后的芸芸众生，是这座城市最为普通的细胞和元素。由于种种原因，北平市民的这八年生活，被掩盖在了血雨腥风之下，鲜有记载。以致我们只能通过文学作品，去追忆那一段“狼烟北平”的岁月。即使普通无长，但他们确确实实经历了这寒冬般的生活，是这段历史最好的叙述者与见证人。本文试图拨开历史的迷雾，借助口述史与档案资料，为读者再现一幅鲜活的历史图景，保留一份真实的城市档案。
工商业的崩溃
1937年7月29日，北平，西方作家笔下的“东方佛罗伦萨”，沦入日寇手中。20世纪初，古都北平在短短的三十余年间，也曾多次兵临城下，政权也几易其手。对于日本人进城，北平的市民只能又是一声长叹，机械性的关门闭户，习惯性的躲避兵祸。许多普通市民都认为，日本人拿够了，抢足了，自会撤兵。多则半年，少则一月，北平城还是北平城。但是万没想到，噩梦才刚刚开始。
从日军进城的这一天起，居住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上至达官显贵，下到市井小民，都被强加了一个名字——亡国奴。平日上街，他们必须设法躲避开上大街的日军坦克与横冲直撞的日伪轿车，不然一不留神，就做了轮下冤鬼。在茶馆酒肆，说话也必须谨言慎行，一时失言，就会马上被日伪汉奸安上个“反日分子”的头衔。即使在家中，也不得过安生日子，随时可能有宪兵闯入，进行搜查与质问。一句话，在那个年月的北平，中国老百姓向往的安稳日子成了遥不可及的奢望。即使想与世无争，莫问国事，你也躲不开经济这只无形的手，北平经济的崩溃，将每一个人拖入了战争痛苦的泥潭之中。
日本对整个华北地区实行的是战略性掠夺的策略，这无疑是将北平乃至全华北民众的生活与他们罪恶的“圣战”强行捆绑在了一起。结果导致物价的走向完全不受经济规律的控制。在日伪统治时期，市场混乱，价格波动极大，一夜暴富或者一夜倾家荡产的事情很常见。据一位当年在前门大街当学徒的陈士老人回忆，前门大街上的一个杂货铺老板，借高利贷进了很多货物，希望可以靠囤积来发一笔财。就当这位做着黄粱美梦的时候，市场价格突然在数日内暴跌，因无力还债，被逼上吊自杀了。结果就在他自杀后的第二天，他囤积的货物价格又突然暴涨。虽然价格时有波动，但就北平总体而言，物价在八年中还是翻了数倍。物价飞涨的原因是不言而喻的。日军对许多领域进行了掠夺与控制，使得许多商品，达到了有价无市的状态。不要说粮食药品，到了战争后期，即使小小的火柴都已经买不到了，那是因为火柴头上的磷，全都拿去支援“圣战”了。
老北京因为是几代帝都，达官显贵，商贾巨富云集。所以城市经济主要是靠今天所谓的第三产业，自清末到民国形成了几个颇具规模的商圈。如前门外的前门商圈，宣武门外的琉璃厂商圈，还有内城的隆福寺、护国寺、东安市场等等。但在日伪的统治下，北平的工商业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可谓百业萧条。据统计，到1945年光复，北平大部分买卖铺户都几乎被耗到了油尽灯枯的地步。许多大街上开业铺户不足三成。
萧条的原因多种多样。一方面，商户的正常营业秩序遭到了严重破坏，在进货方面，日伪当局设置了诸多规定，层层盘剥，再加上全国已是一片战场，从外省进货既不安全，成本又高。就华北地区而言，各种政治势力犬牙交错，往往一家的货品要给几个“政府”交税，再加上各路土匪山贼的打劫．到了北京，羊毛也变成了金针。世道大乱使得北京的工商业举步维艰。没有了国家政权保护管理的北京工商业就如同没了娘的孤儿，受尽了困苦与刁难。这时的工商业人士，在饱尝了亡国之苦后，最能深刻体会到国富民则强，国破家难存的道理。
比起商路遭到破坏，更为要命的是日本人和汉奸的骚扰与敲诈。据当年大栅栏商业街绸缎庄学徒的老人张金芳回忆，那时的买卖铺户每天开门就是提心吊胆，根本没心思做生意，老顾客减少了一半都多，在日伪时期能有很大消费能力的，不是日本人就是狗汉奸。伺候他们可说是又恨又怕。恨是恨他们这些人无恶不作，坑苦了老百姓，不愿做他们的生意。但更怕这些恶棍趁机找茬敲诈勒索，横生枝节。所以和他们谈生意都格外地快。那时绸缎庄里经常有日伪汉奸领来的日本客人。他们兴致勃勃地挑选丝绸布料去做日本和服，价钱方面基本都是他们说了算，为的就是让这帮活阎王快点走。这时往往日伪汉奸会把价钱压得很低，甚至不到进价的一半，给商户造成巨大损失。像瑞蚨祥绸缎庄，同仁堂中药店等大买卖，即使仗着本金厚名誉好，在这种乱世中也只是勉强维持。更不要说一些小本经营的店铺，有几次这样的亏本生意，就倾家荡产了。
如果说经济上的盘剥与勒索尚可忍受，对人格的侮辱则使得许多商家忍无可忍。北京鼎鼎大名的老字号“爆肚冯”，在日伪时期曾经一度改卖烧饼，名动四九城的名吃之所以改行，皆因一碗卤煮。据“爆肚冯”第四代掌门人冯广聚回忆，民国年间，父亲冯金河带着他们兄弟四人，在前门外门框胡同开设“爆肚冯”。1937年日军进城，客人一夜间就少了。像大栅栏商业街，主要靠着住在内城的上层人出城消费而带动。战争爆发，内城居民都不敢轻易出门，更不要说来外城消费了。因此整个大栅栏一下子萧条了下来。而冯金河做为一个本分的生意人，仍然小心地伺候着来店里吃饭的每位主顾。那时，冯家店前的马路翻修，有一个日本监工常到店中来吃吃喝喝，从不给钱。老实的掌柜冯金河仍然奉行着和气生财的原则，尽量不与其争执。但是日本监工得寸进尺，更觉得这家人好欺负，一天竟然端着一碗卤煮来到冯家的店里。众所周知，做爆肚生意的大都是回民，忌吃猪肉。冯家也不例外，这无疑是对中国人人格的挑衅与污蔑。冯掌柜上前劝阻，日本监工反而大喊大叫地将一碗卤煮扔向了店里的山墙，溅得整个店里都是。这次冯家父子真是忍无可忍了，长期的愤怒一时间全都爆发了出来。冯家父子出手给了日本人几个耳光，将其痛打了一顿赶出了店门。他们本以为这次闯下了大祸，没想到等了几天，竟然没有日本人来抓人。如同《四世同堂》里的祁老爷子一样，冯家父子明白了这样的道理——对待这种得寸进尺的侵略者，先磕头后说话是根本不能解决问题的。只有硬对硬，才能让他们知道中国人也不是好欺负的。虽然躲过了这次劫难，但是每日提心吊胆得做生意，冯家的买卖也随着 世道的不济而一落千丈了。
“共和面”的集体记忆
食品副食是一个城市居民的生活必需品。但是日伪时期的北京市民，连这方面也得不到保证，甚至根本是一种奢求。许多读过《四世同堂》原著或观看过电视剧的读者都会记得，剧中人祁老爷子因为发现自家的粮食没有存足三个月而责骂大孙媳的情节。兵荒马乱的年月让书中的祁老爷子养成了留足三月口粮的“战备”习惯。这留粮的情节本已是对旧中国民不聊生的一种讽刺。而在日本人的统治下，中国人的最低生活保障也成了一种奢望。
一方面是物价飞涨，钱贱如纸。许多老百姓根本没有钱享受“奢侈”的米面果蔬。这种情况甚至波及到了皇亲贵戚的生活，前清军咨大臣，贝勒爷载涛，因为不肯与日本人合作，宁死不做伪满的官职，导致生活断了来源，随着物价的飞涨，贝勒爷的生活竟也成了难题，无奈之下，载涛只得挑选自家的珍玩古董，自己夹上小包袱，到西直门关厢去出售。拿回钱来聊补家用。堂堂的王爷竟然沦落到摆地摊卖祖产的份上，其他的阶层更是不堪了。
如今社会所羡慕的公务员阶层，在日伪时期，处境也相当困苦。当时在日伪供职的许多“公务人”员曾在《华北新报》上登出《小公务员的生活》、《请为公务人员着想》等长篇文章。描述了日伪公务员的生活窘况。以一个中等科员来说，在1944年上半年，一个月加上补贴可以拿到240元。但当时的房租均价是30元到40元，一尺布要10余元，一袋面则要200余元。一个科员的收入不要说养家，连自己的最低生存都成了问题。纵向比较一下，不要说战前，比之1939年的统计数字，科员的工资涨了近一倍，但同时粮食涨了30多倍，布匹涨了100多倍，房租涨的较少，也有5倍左右。这种加薪的幅度比之物价的猛涨，真可谓是小巫见大巫。到了1944年，一个科长想召集自己的科员开会，往往要去街角路边寻找，因为他们的科员，都去街上拉洋车补贴家用了。对于日伪时期的物价飞涨，著名相声演员“小蘑菇”常宝垄曾编演过这样的相声：“一打听面粉八块钱一袋，真便宜啊，赶紧买吧，拿过来一看，是牙粉袋(巴掌大可放二两重物的袋子)……”后来这种讽刺时局的相声段子遭到禁演。
另一方面，像祁老爷子家一样，即使是你还有购买能力，许多商品你也根本是买不到的。比如粮食，由于华北，乃至整个日占区都要对日军提供军粮，所以米面如同石油一样，是战争的另一条生命线。日伪当局可说是想尽一切办法向乡村收粮抢粮，扫荡抢粮的鬼子在抗日战争题材的电影中是最为常见的题材。另一方面粮食对于城市的供给完全打破市场规律，按照计划分配的原则进行实施。对于日本人当然是宽松优惠。他们取精用宏，养尊处优。不要说人，即使是军马也要用粮食喂养。那些军马吃豆类的作物消化不了，粪便中还有没有消化的豆子，附近饿极了的饥民就将其拣出来充饥。悲惨的情景，让人不忍目睹。
对于家境好的市民，粮食与副食的供应，也成了问题。一位当年辅仁大学的学生董毅在1940年2月21日写下了这样的日记：“自阴历年以后，物价飞涨不已，白糖迄今已一元八分一斤，比肉还贵，肉有行无市，有钱买不着肉，豆腐四分一块，面一元八一斤，大米一百二十八元一石，次米三毛七一斤，但都没有地方买，见面时人人皆为过日子问题暗暗切齿发愁不已。”
在日伪时期，市民最常食用的还是要数“共和面”了。这点老舍先生在《四世同堂》中的描写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祁家最小的生命妞妞最后就是因为吃杂质过多的共和面，里面的沙子、谷壳卡在阑尾处，引起了急性阑尾炎。她肚子里阵阵绞痛，浑身缩成一团，浑身直冒冷汗，旧裤子，小褂子都湿透了，在受尽了人间苦难以后，离开了人世。如同老舍先生描述的一样，所谓的共和面，就是三四十种猫不闻狗不舔的废物混合成的东西。据老人们回忆，这种混合面的成分在日伪统治时期也并不固定。年景好的时候，里面多数是陈康烂谷和一些谷壳麦秆之类的东西。如果年景不好，以上的东西都属奢求，更多的掺进了碎石子、沙粒、虫子甚至煤渣。曾在鹤年堂学徒的傅留城老人回忆；“老百姓开始忍受不了“共和面”，就提着口袋到处找卖粮的地方，不过粮店就是不卖，因为日本人已经下了封粮的死命令。没办法，后来老百姓连用来喂猪的白薯干、豆饼之类的东西都抢着买。再到后来干脆连共和面也不易得到了，一旦买到，不得不强忍着咽下了。”共和面的口感是可想而知的，更要命的是这种东西既没有营养，而且容易引起腹泻或者便秘，对于抵抗力弱的老人和孩子无异于一道催命符。到了战争后期，日本人对于粮食的管控更加严格，动不动就封铺抢店。即使是共和面也成了“香饽饽”，因此城市中竟然衍生出了一些小贩，他们清早起来，悄悄地走街串巷，收购上来一些共和面，再赶出城外，卖给关厢的困苦百姓，从中赚取一点利润。那时的北平老百姓，即使想吃到一些猪狗都不肯食用的共和面，都要如此偷偷摸摸。其艰难困苦，可想而知。
“轻闲”的日本医生
在这种恶劣的生活环境下，疾病长期与北平人相伴。据不完全统计，那时的北平街头每天因为冻饿和疾病而死的“倒卧”(即老北京话中对于街上饿殍的称呼)就多达300余人。
民国以来，除去传统的中医外，北平市民渐渐接受了西医院。有名的西医院如协和、道济医院等，都是北平市民通常的就医选择。但是自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这些教会背景的医院也全被日本人占领。有条件的外国医护人员都撤回本国，而许多有名的中国医师或者退回家中隐居，或者转移至大后方。取而代之的则是日方的军代表和日本大夫。为了恢复秩序，这些日本大夫也都出门诊。开始的时候，由于中国大夫都跑光了，几乎都是日本医生门诊，医院一天里干脆就是一个病人都没有，情景很是冷清。由于日军在城市里的种种暴行，市民们最终将“日本人”与“日本军”画上了等号。这些平日里的魔鬼避之惟恐不及，谁还敢把自己的命交给他们医治。所以北平市民有病宁可生扛，也不肯到这些医院中看病。后来日本人无奈，四处派人寻找中国大夫，威逼利诱他们回到医院。有了中国大夫，医院里的病人才多了起来。但是同时医院里也出了许多“怪事”。有些病人明明挂了号等候看病的，可等到大夫叫号的时候，人却不见了。他们是“害怕”日本人，往往花钱挂了号看到是日本大夫出诊，宁可让钱打水漂，也不肯进去看病。这样的情形使得日本大夫悠闲到心慌的程度。以至于他们推出了一种“白牌”，每天大概派发十余个，拿到“白牌”的患者可以免费看病、取药、甚至住院接受治疗。尽管如此．这种“白牌”也经常用不完。
对日本人的厌恶，蔓延到了日占北平的方方面面。罪恶的战争不仅使得两国人民都处于水深火热。对于普通民众的交往，也产生了很大的阻碍。据统计，日伪时期在北平居住的日本侨民有五万余人，加上朝鲜人，
最近，央视热播新版的电视连续剧《四世同堂》。剧中一个普通北平市民家庭在抗战中的悲欢离合，不禁又勾起了我们对于古城北京那段特殊岁月的回忆。抗战八年间，在耀眼的刺刀和太阳旗下，这座古都的人们经历了怎样的屈辱与辛酸?有人怀着重整河山待后生的信念，投身革命。有人唱着《大刀进行曲》的旋律，战死沙场。但更多的人，留在了这座城市，他们是宏大历史烽烟背后的芸芸众生，是这座城市最为普通的细胞和元素。由于种种原因，北平市民的这八年生活，被掩盖在了血雨腥风之下，鲜有记载。以致我们只能通过文学作品，去追忆那一段“狼烟北平”的岁月。即使普通无长，但他们确确实实经历了这寒冬般的生活，是这段历史最好的叙述者与见证人。本文试图拨开历史的迷雾，借助口述史与档案资料，为读者再现一幅鲜活的历史图景，保留一份真实的城市档案。
工商业的崩溃
1937年7月29日，北平，西方作家笔下的“东方佛罗伦萨”，沦入日寇手中。20世纪初，古都北平在短短的三十余年间，也曾多次兵临城下，政权也几易其手。对于日本人进城，北平的市民只能又是一声长叹，机械性的关门闭户，习惯性的躲避兵祸。许多普通市民都认为，日本人拿够了，抢足了，自会撤兵。多则半年，少则一月，北平城还是北平城。但是万没想到，噩梦才刚刚开始。
从日军进城的这一天起，居住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上至达官显贵，下到市井小民，都被强加了一个名字——亡国奴。平日上街，他们必须设法躲避开上大街的日军坦克与横冲直撞的日伪轿车，不然一不留神，就做了轮下冤鬼。在茶馆酒肆，说话也必须谨言慎行，一时失言，就会马上被日伪汉奸安上个“反日分子”的头衔。即使在家中，也不得过安生日子，随时可能有宪兵闯入，进行搜查与质问。一句话，在那个年月的北平，中国老百姓向往的安稳日子成了遥不可及的奢望。即使想与世无争，莫问国事，你也躲不开经济这只无形的手，北平经济的崩溃，将每一个人拖入了战争痛苦的泥潭之中。
日本对整个华北地区实行的是战略性掠夺的策略，这无疑是将北平乃至全华北民众的生活与他们罪恶的“圣战”强行捆绑在了一起。结果导致物价的走向完全不受经济规律的控制。在日伪统治时期，市场混乱，价格波动极大，一夜暴富或者一夜倾家荡产的事情很常见。据一位当年在前门大街当学徒的陈士老人回忆，前门大街上的一个杂货铺老板，借高利贷进了很多货物，希望可以靠囤积来发一笔财。就当这位做着黄粱美梦的时候，市场价格突然在数日内暴跌，因无力还债，被逼上吊自杀了。结果就在他自杀后的第二天，他囤积的货物价格又突然暴涨。虽然价格时有波动，但就北平总体而言，物价在八年中还是翻了数倍。物价飞涨的原因是不言而喻的。日军对许多领域进行了掠夺与控制，使得许多商品，达到了有价无市的状态。不要说粮食药品，到了战争后期，即使小小的火柴都已经买不到了，那是因为火柴头上的磷，全都拿去支援“圣战”了。
老北京因为是几代帝都，达官显贵，商贾巨富云集。所以城市经济主要是靠今天所谓的第三产业，自清末到民国形成了几个颇具规模的商圈。如前门外的前门商圈，宣武门外的琉璃厂商圈，还有内城的隆福寺、护国寺、东安市场等等。但在日伪的统治下，北平的工商业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可谓百业萧条。据统计，到1945年光复，北平大部分买卖铺户都几乎被耗到了油尽灯枯的地步。许多大街上开业铺户不足三成。
萧条的原因多种多样。一方面，商户的正常营业秩序遭到了严重破坏，在进货方面，日伪当局设置了诸多规定，层层盘剥，再加上全国已是一片战场，从外省进货既不安全，成本又高。就华北地区而言，各种政治势力犬牙交错，往往一家的货品要给几个“政府”交税，再加上各路土匪山贼的打劫．到了北京，羊毛也变成了金针。世道大乱使得北京的工商业举步维艰。没有了国家政权保护管理的北京工商业就如同没了娘的孤儿，受尽了困苦与刁难。这时的工商业人士，在饱尝了亡国之苦后，最能深刻体会到国富民则强，国破家难存的道理。
比起商路遭到破坏，更为要命的是日本人和汉奸的骚扰与敲诈。据当年大栅栏商业街绸缎庄学徒的老人张金芳回忆，那时的买卖铺户每天开门就是提心吊胆，根本没心思做生意，老顾客减少了一半都多，在日伪时期能有很大消费能力的，不是日本人就是狗汉奸。伺候他们可说是又恨又怕。恨是恨他们这些人无恶不作，坑苦了老百姓，不愿做他们的生意。但更怕这些恶棍趁机找茬敲诈勒索，横生枝节。所以和他们谈生意都格外地快。那时绸缎庄里经常有日伪汉奸领来的日本客人。他们兴致勃勃地挑选丝绸布料去做日本和服，价钱方面基本都是他们说了算，为的就是让这帮活阎王快点走。这时往往日伪汉奸会把价钱压得很低，甚至不到进价的一半，给商户造成巨大损失。像瑞蚨祥绸缎庄，同仁堂中药店等大买卖，即使仗着本金厚名誉好，在这种乱世中也只是勉强维持。更不要说一些小本经营的店铺，有几次这样的亏本生意，就倾家荡产了。
如果说经济上的盘剥与勒索尚可忍受，对人格的侮辱则使得许多商家忍无可忍。北京鼎鼎大名的老字号“爆肚冯”，在日伪时期曾经一度改卖烧饼，名动四九城的名吃之所以改行，皆因一碗卤煮。据“爆肚冯”第四代掌门人冯广聚回忆，民国年间，父亲冯金河带着他们兄弟四人，在前门外门框胡同开设“爆肚冯”。1937年日军进城，客人一夜间就少了。像大栅栏商业街，主要靠着住在内城的上层人出城消费而带动。战争爆发，内城居民都不敢轻易出门，更不要说来外城消费了。因此整个大栅栏一下子萧条了下来。而冯金河做为一个本分的生意人，仍然小心地伺候着来店里吃饭的每位主顾。那时，冯家店前的马路翻修，有一个日本监工常到店中来吃吃喝喝，从不给钱。老实的掌柜冯金河仍然奉行着和气生财的原则，尽量不与其争执。但是日本监工得寸进尺，更觉得这家人好欺负，一天竟然端着一碗卤煮来到冯家的店里。众所周知，做爆肚生意的大都是回民，忌吃猪肉。冯家也不例外，这无疑是对中国人人格的挑衅与污蔑。冯掌柜上前劝阻，日本监工反而大喊大叫地将一碗卤煮扔向了店里的山墙，溅得整个店里都是。这次冯家父子真是忍无可忍了，长期的愤怒一时间全都爆发了出来。冯家父子出手给了日本人几个耳光，将其痛打了一顿赶出了店门。他们本以为这次闯下了大祸，没想到等了几天，竟然没有日本人来抓人。如同《四世同堂》里的祁老爷子一样，冯家父子明白了这样的道理——对待这种得寸进尺的侵略者，先磕头后说话是根本不能解决问题的。只有硬对硬，才能让他们知道中国人也不是好欺负的。虽然躲过了这次劫难，但是每日提心吊胆得做生意，冯家的买卖也随着 世道的不济而一落千丈了。
“共和面”的集体记忆
食品副食是一个城市居民的生活必需品。但是日伪时期的北京市民，连这方面也得不到保证，甚至根本是一种奢求。许多读过《四世同堂》原著或观看过电视剧的读者都会记得，剧中人祁老爷子因为发现自家的粮食没有存足三个月而责骂大孙媳的情节。兵荒马乱的年月让书中的祁老爷子养成了留足三月口粮的“战备”习惯。这留粮的情节本已是对旧中国民不聊生的一种讽刺。而在日本人的统治下，中国人的最低生活保障也成了一种奢望。
一方面是物价飞涨，钱贱如纸。许多老百姓根本没有钱享受“奢侈”的米面果蔬。这种情况甚至波及到了皇亲贵戚的生活，前清军咨大臣，贝勒爷载涛，因为不肯与日本人合作，宁死不做伪满的官职，导致生活断了来源，随着物价的飞涨，贝勒爷的生活竟也成了难题，无奈之下，载涛只得挑选自家的珍玩古董，自己夹上小包袱，到西直门关厢去出售。拿回钱来聊补家用。堂堂的王爷竟然沦落到摆地摊卖祖产的份上，其他的阶层更是不堪了。
如今社会所羡慕的公务员阶层，在日伪时期，处境也相当困苦。当时在日伪供职的许多“公务人”员曾在《华北新报》上登出《小公务员的生活》、《请为公务人员着想》等长篇文章。描述了日伪公务员的生活窘况。以一个中等科员来说，在1944年上半年，一个月加上补贴可以拿到240元。但当时的房租均价是30元到40元，一尺布要10余元，一袋面则要200余元。一个科员的收入不要说养家，连自己的最低生存都成了问题。纵向比较一下，不要说战前，比之1939年的统计数字，科员的工资涨了近一倍，但同时粮食涨了30多倍，布匹涨了100多倍，房租涨的较少，也有5倍左右。这种加薪的幅度比之物价的猛涨，真可谓是小巫见大巫。到了1944年，一个科长想召集自己的科员开会，往往要去街角路边寻找，因为他们的科员，都去街上拉洋车补贴家用了。对于日伪时期的物价飞涨，著名相声演员“小蘑菇”常宝垄曾编演过这样的相声：“一打听面粉八块钱一袋，真便宜啊，赶紧买吧，拿过来一看，是牙粉袋(巴掌大可放二两重物的袋子)……”后来这种讽刺时局的相声段子遭到禁演。
另一方面，像祁老爷子家一样，即使是你还有购买能力，许多商品你也根本是买不到的。比如粮食，由于华北，乃至整个日占区都要对日军提供军粮，所以米面如同石油一样，是战争的另一条生命线。日伪当局可说是想尽一切办法向乡村收粮抢粮，扫荡抢粮的鬼子在抗日战争题材的电影中是最为常见的题材。另一方面粮食对于城市的供给完全打破市场规律，按照计划分配的原则进行实施。对于日本人当然是宽松优惠。他们取精用宏，养尊处优。不要说人，即使是军马也要用粮食喂养。那些军马吃豆类的作物消化不了，粪便中还有没有消化的豆子，附近饿极了的饥民就将其拣出来充饥。悲惨的情景，让人不忍目睹。
对于家境好的市民，粮食与副食的供应，也成了问题。一位当年辅仁大学的学生董毅在1940年2月21日写下了这样的日记：“自阴历年以后，物价飞涨不已，白糖迄今已一元八分一斤，比肉还贵，肉有行无市，有钱买不着肉，豆腐四分一块，面一元八一斤，大米一百二十八元一石，次米三毛七一斤，但都没有地方买，见面时人人皆为过日子问题暗暗切齿发愁不已。”
在日伪时期，市民最常食用的还是要数“共和面”了。这点老舍先生在《四世同堂》中的描写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祁家最小的生命妞妞最后就是因为吃杂质过多的共和面，里面的沙子、谷壳卡在阑尾处，引起了急性阑尾炎。她肚子里阵阵绞痛，浑身缩成一团，浑身直冒冷汗，旧裤子，小褂子都湿透了，在受尽了人间苦难以后，离开了人世。如同老舍先生描述的一样，所谓的共和面，就是三四十种猫不闻狗不舔的废物混合成的东西。据老人们回忆，这种混合面的成分在日伪统治时期也并不固定。年景好的时候，里面多数是陈康烂谷和一些谷壳麦秆之类的东西。如果年景不好，以上的东西都属奢求，更多的掺进了碎石子、沙粒、虫子甚至煤渣。曾在鹤年堂学徒的傅留城老人回忆；“老百姓开始忍受不了“共和面”，就提着口袋到处找卖粮的地方，不过粮店就是不卖，因为日本人已经下了封粮的死命令。没办法，后来老百姓连用来喂猪的白薯干、豆饼之类的东西都抢着买。再到后来干脆连共和面也不易得到了，一旦买到，不得不强忍着咽下了。”共和面的口感是可想而知的，更要命的是这种东西既没有营养，而且容易引起腹泻或者便秘，对于抵抗力弱的老人和孩子无异于一道催命符。到了战争后期，日本人对于粮食的管控更加严格，动不动就封铺抢店。即使是共和面也成了“香饽饽”，因此城市中竟然衍生出了一些小贩，他们清早起来，悄悄地走街串巷，收购上来一些共和面，再赶出城外，卖给关厢的困苦百姓，从中赚取一点利润。那时的北平老百姓，即使想吃到一些猪狗都不肯食用的共和面，都要如此偷偷摸摸。其艰难困苦，可想而知。
“轻闲”的日本医生
在这种恶劣的生活环境下，疾病长期与北平人相伴。据不完全统计，那时的北平街头每天因为冻饿和疾病而死的“倒卧”(即老北京话中对于街上饿殍的称呼)就多达300余人。
民国以来，除去传统的中医外，北平市民渐渐接受了西医院。有名的西医院如协和、道济医院等，都是北平市民通常的就医选择。但是自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这些教会背景的医院也全被日本人占领。有条件的外国医护人员都撤回本国，而许多有名的中国医师或者退回家中隐居，或者转移至大后方。取而代之的则是日方的军代表和日本大夫。为了恢复秩序，这些日本大夫也都出门诊。开始的时候，由于中国大夫都跑光了，几乎都是日本医生门诊，医院一天里干脆就是一个病人都没有，情景很是冷清。由于日军在城市里的种种暴行，市民们最终将“日本人”与“日本军”画上了等号。这些平日里的魔鬼避之惟恐不及，谁还敢把自己的命交给他们医治。所以北平市民有病宁可生扛，也不肯到这些医院中看病。后来日本人无奈，四处派人寻找中国大夫，威逼利诱他们回到医院。有了中国大夫，医院里的病人才多了起来。但是同时医院里也出了许多“怪事”。有些病人明明挂了号等候看病的，可等到大夫叫号的时候，人却不见了。他们是“害怕”日本人，往往花钱挂了号看到是日本大夫出诊，宁可让钱打水漂，也不肯进去看病。这样的情形使得日本大夫悠闲到心慌的程度。以至于他们推出了一种“白牌”，每天大概派发十余个，拿到“白牌”的患者可以免费看病、取药、甚至住院接受治疗。尽管如此．这种“白牌”也经常用不完。
对日本人的厌恶，蔓延到了日占北平的方方面面。罪恶的战争不仅使得两国人民都处于水深火热。对于普通民众的交往，也产生了很大的阻碍。据统计，日伪时期在北平居住的日本侨民有五万余人，加上朝鲜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