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是孤独的，既有精神上的和者盖寡之孤独，也有因性格中的内倾寡泄而孤独，更有生活中的厌群辟嚣而孤独。有群集的征兆，或将要群聚之时，鲁迅略有不安，内心有些微排斥或拒绝。他说：“我在群集里面，是向来坐不久的。”（《两地书》18页）也就是说，处在人群之中时，鲁迅有怕的感觉;他承认他是群的一员，有群员的责任和义务。至于这责任和义务怎么发挥，可不是群多力量大，群集成大事，他倒是要静静地自我发挥。他的“坐不久”，是感觉群集时的不值及对自我的浪费，还不如早早地退群走掉。“离开了那些无聊人，亦不必一同吃饭，听些无聊话了，这就很舒服”（《两地书》96页）。鲁迅很清楚，群里的人，不光是不舍由头地拉你去坐，坐完了还要吃，吃完了还要聊，聊起来没时没点，没完没了，愈聊愈上瘾，怎么陪得起呀！于是“常常辞谢宴会的邀请”成了“他的习惯”。（林语堂语）鲁迅研究专家李长之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写的《鲁迅批判》中，把鲁迅定为-个“离群”的人，他说：“鲁迅在性格上是内倾的，他不善于如通常人之处理生活。他宁愿孤独，而不喜欢‘群’。”他处处有对‘群’的恶感。鲁迅厌群聊之“语言无味”，厌“群往吃之”的丑态，厌群无端之消耗，厌群无风之是非。为了宝贵的时间，为了享受读书写作之乐趣，鲁迅只得离群了。
　　 孙犁有“宜散”论，他说：“我以为文人宜散不宜聚，一集中，一结为团体，就必然分去很多精力，影响写作。”这话是孙犁1980年9月答吴泰昌问时讲的，似乎有很强的针对性，因为那时还提倡集体创作，集中谋篇，聚中出成果。孙犁是不喜欢群聚，更不相信闹中会出成果，他谈出了聚则“影响写作”的看法。八年后的1988年10月，孙犁在和郭志刚谈话时再次谈到这个话题。他说：“我一生作文，像个散兵，我从来没有依附过什么人，也没有拉拢过什么人。我觉得，我没有必要那样去做。”孙犁第三次提到这个话题已是十四年后的1994年9月，他在《我与文艺团体》一文中说：“文人宜散不宜聚，聚则易生派别，有派别必起纷争，纷争必树旗帜，有旗帜必有代表人物。”
　　 鲁迅说：“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工夫都用在工作上的。”他的所谓天才，文章的源源不断，就是这么来的。他用了一个“挤”字，像挤牛奶一样，挤出时间。作为耗时最大的群聚、群吃、群喝、群聊、群玩，鲁迅当然陪不起了，为时计只好离群而孤已。孙犁在提出“宜散”论的同时，还提出了“寂寞”论。他说：“文章乃寂寞之道。”又说：“我常常在感到寂寞、痛苦、空虛的时候进行创作。”如果门前车水马龙，室内喧闹纷乱，他很难写出东西。于是他书“谈话莫过五分钟”的告示，置于门桌上。鲁迅说过：人一旦成猛人，便会被包围，突围是很难的。猛人即官人，其实成名人，成名家，成大器是一样要被包围的。包围者要从那里得到需要的东西，等到他们拿到东西，被包围者的时间便被他们拿去了，这是他们最不愿舍弃的。于是鲁迅便“脱群”，孙犁便“宜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