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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在去世之前,曾满怀忧虑地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安徽十一个教授联名上书新教育部长袁贵仁,希望他能够解答这个问题。我想,做一个抽象的回答是比较容易的,但是要具体地变革,涉及到很多方面。
对于中国现在教育的形势,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叫做成就巨大,问题成堆。这两个事实显而易见,互相不能替代。
当前,中国教育正处在一个历史性大变革的前夜。在所有各类教育问题当中,我梳理归纳为三类不同的问题:教育观念的变革,就是我们通常说的观念的更新;教育制度的变革,就是体制和管理问题;人才培养模式的变革,就是在学校,在教学过程当中到底应该怎么教,怎么学,具体的教育过程。往往我们只看到第三部分,即关于教学过程的问题。但实际上教学过程这一块,理论上说,只要有一个好的制度,就是有教育家办学的这个体制,这些问题教育家自己可以解决。就好像农民自己知道怎么种地,不需要你给他做很多规划,做很多研究,你把权交给他就行了。所以制度变革还是比较核心的。但是制度变革,它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前提,就是它的制度变革的理念,也就说我们改革的方向,是向何处去,往哪个方向去改?在这个意义上来讲,确定一个面向未来的新的教育理想、教育价值,就是重新给我们的教育发展定位,确立新的坐标,这是第一位的问题。如果没有新的价值方向,新的理想,我们往往会就事论事,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最后过了很多年发现我们还在原地踏步。
改革开放之初,有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中国和美国互派了一个教育代表团,互相看看对方怎么样。中国的代表团到美国一看,它们的学生自由散漫、吊儿郎当,上课随便说话,做小动作,训练也不刻苦。因而断言:二十年以后,中国的教育肯定超过美国。美国的代表团到中国的学校一看,不得了,意气风发,斗志昂扬,书声朗朗,刻苦训练。他们也断言,二十年以后,中国的教育肯定超过美国。现在三十年已经过去了,奇迹并没有发生。美国仍然是首屈一指的教育和科技大国,中国仍然没有培养出我们所呼唤的大师,少年儿童仍然在应试教育的苦海中挣扎。这说明三十年来,在教育的品质上,在教育现代化的座标上,我们并没有真正地前进。
学龄人口减少为何竞争更加激烈?科举制度废除为何观念难以去除?什么才是教育的根本?什么才是教育的宗旨?新的教育理念究竟是什么?
中国教育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城乡教育整体上都已经超越了极度短缺、极度贫困的状态。而且近些年来,学龄儿童,学龄人口开始大幅度地下降,教育的供求关系开始变得越来越宽松,民办高校招生非常困难。过不了几年,我相信公办高校也会出现这个问题。教育的内部外部环境比较宽松了,尤其是中央政府确定了优先投资和发展教育的这么一个国策。所以某种程度上讲,钱已经不是最重要的制约,供求关系也不是制约。
今天中国教育已经到了这么一个阶段,就是我们过去解决的主要是有学上的问题,而现在要解决的是上好学的问题,要提高教育品质,追求好的教育。但是我们今天的问题是对于什么是好的教育,还没有形成共识。
那么面向未来的教育理想究竟是什么?我们的教育文化究竟需要做什么样的更新?我想它有两个对立物。一是以科举制度为核心的教育文化。读书做官,唯书为上。这套东西在五四以后,一直成为现代知识分子和新教育所批判的对象。包括蔡元培对北大的改造,也就是针对这些东西。中国传统教育的这个弊病,陈腐刻板僵硬的这种教育模式,深刻地影响了整个所谓儒家文化圈的教育现实。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不惜一次又一次地发动教育革命,其中有一个重要的任务,都是改变这种考试至上,分数至上,理论脱离实际,把学生当成敌人,这么一套旧的传统。但是,80年代以后出现了很大的变化,对传统教育的这种警惕和制衡荡然无存。随着恢复高考制度,全民族的教育热情迅速地转化为高涨的应试追求。应试教育从80年代以后愈演愈烈,为考试而教,为考试而学,所以教育到了这地步是非常悲哀和陈旧的,已经丧失了教育的本意。
我们的现行教育还有另外一个对立面,就是50年代以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这一套管理文化和教育文化,它很大程度上来自于苏联模式,就是高度集权,整齐划一。我给它归纳为几个基本价值:一是重理轻文,就是崇尚技术主义、供给主义;二是高度的专门化,或者叫过度的专门化,崇尚分门别类、快速地培养速成专家。其实这个模式是苏联在30年代工业化时期形成的,当时苏联还能培养很多大师,但我们培养不出来,我们把它的弊病发扬光大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工科的博导却当不了教育部长,就因为他缺乏通识。这种过度专门狭窄的教育,它有很大的缺陷,更不利于创新性人才的培养。
面向未来的教育理想,新的教育文化究竟是什么?2003年中央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价值观,实际上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它针对的就是此前很长时间实行的,以GDP为本,以速度规模、数字为本的发展观。在教育领域同样如此,以物为本、以经营创收为本、以升学率为本等等,就是不以人为本。所以中央提出以人为本的价值的时候,还提出了一个新的口号,叫做举办人民满意的教育。我们的教育很长时间,只需要党和政府满意就可以了,不需要人民满意,它只需要符合所谓国家主义的一些发展目标,是为实现一个国家的整体目标而服务的,它长期处于一种服务或者工具论的地位,从来没有取得过它的主体性地位。所以今天提出以人为本,举办人民满意的教育,都是革命性的变革。
以人为本,具体的在我们新的教育文化当中,应该怎么体现呢?它有这么几个方面,首先是恢复教育树人育人的这个基本宗旨。回顾一下学校生活就知道,这个概念远远没有变成普遍的现实。事实上很多地方政府或者学校领导,他们是以速度、规模、数字、升学率、经营创收,这些东西为本,而不是真的以学生为本。那么以人为本的价值观,给它提了一个概念,就叫做以每一个学生的健康成长和终身幸福为本。这是一个新的教育理想。以每一个,而不是以少数优秀学生为本,不是以少数能够考上重点大学的学生为本。如果我们的教育只对能够升学的这部分学生有用,那么这种教育确实是无用的。所以面向每一个学生,是非常重要的概念。实际上是教育公平的价值,只有体现了以每一个学生为本,保障每一个学生的教育权利和教育机会,才可能真正地来推进教育公平。这就需要改变我们现在实行了很多年的精英主义的教育价值。
为什么我们的教育资源极大地宽松,各级学校的入学率极大地增加,供求关系极大地改善,我们的择校竞争反而越来越残酷了,这不是不合常情吗?显然是由另外的一些制度造成的。这里面一个核心的制度,是我们从50年代开始,沿用多年的重点学校制度,人为地制造、打造一小批重中之重,任何学校都没法跟它们公平竞争,这一小批学校就成为家长趋之若鹜的对象,因而出现了高昂的择校费这些不正常的现象。尽管在2006年的《义务教育法》里面已经明确规定:在义务教育阶段,不得举办或变相举办重点学校。但现在每个城市都有一批叫名牌学校、明星学校、优质学校,不叫重点学校的重点学校,集中了最多的资源,可以采取特殊政策招生等等,因而也成为一个腐败重地。贯彻面向每一个人的教育,就意味着要变革我们现在的教育利益格局,变革面向少数人的重点学校制度。
从个性发展到生活教育,西方教育为何领先中国?社会热议教育家办学,谁才是真正的教育家?国家办学政府管理,大学的独立性如何保障?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更新,是要改变我们的培养目标,或者包括教育方针。因为我们现在的培养方针、教育目标等等,几乎都是在上个世纪50年代形成的。后来到80年代做了一些改变,从过去叫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到80年代把它定型为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这是一个非常政治化的口号,今天已经不合时宜了。所以我们建议,面向未来的新的教育方针,应该是培养社会主义社会的合格公民。培养一个公民,这是一个非常严格的、非常准确的概念,也是全世界通用的一个概念。
另外还有一个教育方针,就是要全面发展。为什么这个方针也需要质疑呢?因为它在现实生活当中,全面发展往往变成了一种平均发展或者平庸发展。今天在世界范围内,或者说在中国实现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我们更应该主张的是个性发展,这是全世界的现代教育的基本价值。教育的功能目的就在于让每个学生认识自我,发现自我,实现自我。今天我们会发现很多学生,到大学毕业,到研究生毕业的时候,还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自己想干什么。他还没有一个自我发现、自我实现的这么一个过程。实际上这个教育就没有完成,他只不过取得了一些学历,取得了一些资格而已,他并没有真正地完成自我。市场经济是最大程度地依赖人的主动性、创造性的个性发展,所以个性发展应该成为比全面发展更重要的目标。
新的教育理想,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从应试教育走向生活教育。生活教育是什么?现在很多人已经不清楚了。最初由杜威发动的西方的进步主义教育运动,就是把这个为生活做准备的教育作为一个基本的价值。那么它的对立物是什么呢?我们知道教育哲学的理论,从中世纪到工业革命,到现代,它有一个演变,在中世纪以前的时候,它是神本位的,就是以宗教为本的。到了工业革命以后,它转化为以学科为中心的知识本位,即我们今天看到的教育学。但是杜威以后,西方教育的新旧分野是以杜威的进步主义教育运动来划分的,它颠覆了学科中心的逻辑,提出了儿童中心论,即根据青少年成长的实际需要来组织教学。青少年成长的实际需要肯定不仅仅是学习这个学科知识,学科知识只是几分之一。所以在1918年,美国中等教育改革委员会,明确地提出中学、高中不应该成为大学预科,中学的任务不是仅仅为升学做准备,而是为生活做准备,培养一个即将进入社会的未来的公民。
他们提出了一个七项基本原则。第一是健康;第二是公民的权利和义务;第三,有价值地利用闲暇时间;第四,积极的家庭成员;第五,必要的学习过程的掌握,就是自娱教育,自娱自乐;第六,合乎道德的品质;第七,职业训练。他们就把高中的教育目标分成七个方面,所以按这个划分,智育只占了七分之一。这就是为什么到今天为止,我们看到全世界的大多数国家的学校的面貌,跟我们中国的学校面貌不一样,我们还处在一个前现代化的状态,而大多数国家都已经超越了这个阶段。它是为生活做准备的教育。一个未来的公民,不仅要进入职业生活、学术生活,还要进入家庭,要成为妻子或者丈夫等等,这些都是教育的功能,都是需要培养的,都是需要学习的。我们素质教育喊了那么多年,它并没有有效地抵御和改变应试教育,因为素质教育,它并不是一个严格的教育理论,而是90年代第一线的校长教师,在工作过程当中,自己提出的一个口号,一个概念,他的所指很明确,也是为了抵制应试教育,但它并不是一个真正的教育哲学或者教育理论,所以它内部是没有构建的。但是生活教育是一个世界范围内的现代教育理论,而且它在上个世纪30年代以后,经过陶行知、陈鹤琴,很大一批五四知识分子的传播,已经在中国深入人心,所以在40年代的时候,儿童中心、生活教育盛行,就是像教育ABC一样,大家都知道。现在反而大家都不知道了。这是我们中国的教育现代化缺失的这一课,是需要补上的。如果我们完成了这样的观念更新、文化的更新,我们面向未来的教育改革,它的方向就比较清晰了。
(作者:北京理工大学教授)
对于中国现在教育的形势,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叫做成就巨大,问题成堆。这两个事实显而易见,互相不能替代。
当前,中国教育正处在一个历史性大变革的前夜。在所有各类教育问题当中,我梳理归纳为三类不同的问题:教育观念的变革,就是我们通常说的观念的更新;教育制度的变革,就是体制和管理问题;人才培养模式的变革,就是在学校,在教学过程当中到底应该怎么教,怎么学,具体的教育过程。往往我们只看到第三部分,即关于教学过程的问题。但实际上教学过程这一块,理论上说,只要有一个好的制度,就是有教育家办学的这个体制,这些问题教育家自己可以解决。就好像农民自己知道怎么种地,不需要你给他做很多规划,做很多研究,你把权交给他就行了。所以制度变革还是比较核心的。但是制度变革,它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前提,就是它的制度变革的理念,也就说我们改革的方向,是向何处去,往哪个方向去改?在这个意义上来讲,确定一个面向未来的新的教育理想、教育价值,就是重新给我们的教育发展定位,确立新的坐标,这是第一位的问题。如果没有新的价值方向,新的理想,我们往往会就事论事,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最后过了很多年发现我们还在原地踏步。
改革开放之初,有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中国和美国互派了一个教育代表团,互相看看对方怎么样。中国的代表团到美国一看,它们的学生自由散漫、吊儿郎当,上课随便说话,做小动作,训练也不刻苦。因而断言:二十年以后,中国的教育肯定超过美国。美国的代表团到中国的学校一看,不得了,意气风发,斗志昂扬,书声朗朗,刻苦训练。他们也断言,二十年以后,中国的教育肯定超过美国。现在三十年已经过去了,奇迹并没有发生。美国仍然是首屈一指的教育和科技大国,中国仍然没有培养出我们所呼唤的大师,少年儿童仍然在应试教育的苦海中挣扎。这说明三十年来,在教育的品质上,在教育现代化的座标上,我们并没有真正地前进。
学龄人口减少为何竞争更加激烈?科举制度废除为何观念难以去除?什么才是教育的根本?什么才是教育的宗旨?新的教育理念究竟是什么?
中国教育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城乡教育整体上都已经超越了极度短缺、极度贫困的状态。而且近些年来,学龄儿童,学龄人口开始大幅度地下降,教育的供求关系开始变得越来越宽松,民办高校招生非常困难。过不了几年,我相信公办高校也会出现这个问题。教育的内部外部环境比较宽松了,尤其是中央政府确定了优先投资和发展教育的这么一个国策。所以某种程度上讲,钱已经不是最重要的制约,供求关系也不是制约。
今天中国教育已经到了这么一个阶段,就是我们过去解决的主要是有学上的问题,而现在要解决的是上好学的问题,要提高教育品质,追求好的教育。但是我们今天的问题是对于什么是好的教育,还没有形成共识。
那么面向未来的教育理想究竟是什么?我们的教育文化究竟需要做什么样的更新?我想它有两个对立物。一是以科举制度为核心的教育文化。读书做官,唯书为上。这套东西在五四以后,一直成为现代知识分子和新教育所批判的对象。包括蔡元培对北大的改造,也就是针对这些东西。中国传统教育的这个弊病,陈腐刻板僵硬的这种教育模式,深刻地影响了整个所谓儒家文化圈的教育现实。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不惜一次又一次地发动教育革命,其中有一个重要的任务,都是改变这种考试至上,分数至上,理论脱离实际,把学生当成敌人,这么一套旧的传统。但是,80年代以后出现了很大的变化,对传统教育的这种警惕和制衡荡然无存。随着恢复高考制度,全民族的教育热情迅速地转化为高涨的应试追求。应试教育从80年代以后愈演愈烈,为考试而教,为考试而学,所以教育到了这地步是非常悲哀和陈旧的,已经丧失了教育的本意。
我们的现行教育还有另外一个对立面,就是50年代以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这一套管理文化和教育文化,它很大程度上来自于苏联模式,就是高度集权,整齐划一。我给它归纳为几个基本价值:一是重理轻文,就是崇尚技术主义、供给主义;二是高度的专门化,或者叫过度的专门化,崇尚分门别类、快速地培养速成专家。其实这个模式是苏联在30年代工业化时期形成的,当时苏联还能培养很多大师,但我们培养不出来,我们把它的弊病发扬光大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工科的博导却当不了教育部长,就因为他缺乏通识。这种过度专门狭窄的教育,它有很大的缺陷,更不利于创新性人才的培养。
面向未来的教育理想,新的教育文化究竟是什么?2003年中央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价值观,实际上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它针对的就是此前很长时间实行的,以GDP为本,以速度规模、数字为本的发展观。在教育领域同样如此,以物为本、以经营创收为本、以升学率为本等等,就是不以人为本。所以中央提出以人为本的价值的时候,还提出了一个新的口号,叫做举办人民满意的教育。我们的教育很长时间,只需要党和政府满意就可以了,不需要人民满意,它只需要符合所谓国家主义的一些发展目标,是为实现一个国家的整体目标而服务的,它长期处于一种服务或者工具论的地位,从来没有取得过它的主体性地位。所以今天提出以人为本,举办人民满意的教育,都是革命性的变革。
以人为本,具体的在我们新的教育文化当中,应该怎么体现呢?它有这么几个方面,首先是恢复教育树人育人的这个基本宗旨。回顾一下学校生活就知道,这个概念远远没有变成普遍的现实。事实上很多地方政府或者学校领导,他们是以速度、规模、数字、升学率、经营创收,这些东西为本,而不是真的以学生为本。那么以人为本的价值观,给它提了一个概念,就叫做以每一个学生的健康成长和终身幸福为本。这是一个新的教育理想。以每一个,而不是以少数优秀学生为本,不是以少数能够考上重点大学的学生为本。如果我们的教育只对能够升学的这部分学生有用,那么这种教育确实是无用的。所以面向每一个学生,是非常重要的概念。实际上是教育公平的价值,只有体现了以每一个学生为本,保障每一个学生的教育权利和教育机会,才可能真正地来推进教育公平。这就需要改变我们现在实行了很多年的精英主义的教育价值。
为什么我们的教育资源极大地宽松,各级学校的入学率极大地增加,供求关系极大地改善,我们的择校竞争反而越来越残酷了,这不是不合常情吗?显然是由另外的一些制度造成的。这里面一个核心的制度,是我们从50年代开始,沿用多年的重点学校制度,人为地制造、打造一小批重中之重,任何学校都没法跟它们公平竞争,这一小批学校就成为家长趋之若鹜的对象,因而出现了高昂的择校费这些不正常的现象。尽管在2006年的《义务教育法》里面已经明确规定:在义务教育阶段,不得举办或变相举办重点学校。但现在每个城市都有一批叫名牌学校、明星学校、优质学校,不叫重点学校的重点学校,集中了最多的资源,可以采取特殊政策招生等等,因而也成为一个腐败重地。贯彻面向每一个人的教育,就意味着要变革我们现在的教育利益格局,变革面向少数人的重点学校制度。
从个性发展到生活教育,西方教育为何领先中国?社会热议教育家办学,谁才是真正的教育家?国家办学政府管理,大学的独立性如何保障?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更新,是要改变我们的培养目标,或者包括教育方针。因为我们现在的培养方针、教育目标等等,几乎都是在上个世纪50年代形成的。后来到80年代做了一些改变,从过去叫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到80年代把它定型为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这是一个非常政治化的口号,今天已经不合时宜了。所以我们建议,面向未来的新的教育方针,应该是培养社会主义社会的合格公民。培养一个公民,这是一个非常严格的、非常准确的概念,也是全世界通用的一个概念。
另外还有一个教育方针,就是要全面发展。为什么这个方针也需要质疑呢?因为它在现实生活当中,全面发展往往变成了一种平均发展或者平庸发展。今天在世界范围内,或者说在中国实现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我们更应该主张的是个性发展,这是全世界的现代教育的基本价值。教育的功能目的就在于让每个学生认识自我,发现自我,实现自我。今天我们会发现很多学生,到大学毕业,到研究生毕业的时候,还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自己想干什么。他还没有一个自我发现、自我实现的这么一个过程。实际上这个教育就没有完成,他只不过取得了一些学历,取得了一些资格而已,他并没有真正地完成自我。市场经济是最大程度地依赖人的主动性、创造性的个性发展,所以个性发展应该成为比全面发展更重要的目标。
新的教育理想,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从应试教育走向生活教育。生活教育是什么?现在很多人已经不清楚了。最初由杜威发动的西方的进步主义教育运动,就是把这个为生活做准备的教育作为一个基本的价值。那么它的对立物是什么呢?我们知道教育哲学的理论,从中世纪到工业革命,到现代,它有一个演变,在中世纪以前的时候,它是神本位的,就是以宗教为本的。到了工业革命以后,它转化为以学科为中心的知识本位,即我们今天看到的教育学。但是杜威以后,西方教育的新旧分野是以杜威的进步主义教育运动来划分的,它颠覆了学科中心的逻辑,提出了儿童中心论,即根据青少年成长的实际需要来组织教学。青少年成长的实际需要肯定不仅仅是学习这个学科知识,学科知识只是几分之一。所以在1918年,美国中等教育改革委员会,明确地提出中学、高中不应该成为大学预科,中学的任务不是仅仅为升学做准备,而是为生活做准备,培养一个即将进入社会的未来的公民。
他们提出了一个七项基本原则。第一是健康;第二是公民的权利和义务;第三,有价值地利用闲暇时间;第四,积极的家庭成员;第五,必要的学习过程的掌握,就是自娱教育,自娱自乐;第六,合乎道德的品质;第七,职业训练。他们就把高中的教育目标分成七个方面,所以按这个划分,智育只占了七分之一。这就是为什么到今天为止,我们看到全世界的大多数国家的学校的面貌,跟我们中国的学校面貌不一样,我们还处在一个前现代化的状态,而大多数国家都已经超越了这个阶段。它是为生活做准备的教育。一个未来的公民,不仅要进入职业生活、学术生活,还要进入家庭,要成为妻子或者丈夫等等,这些都是教育的功能,都是需要培养的,都是需要学习的。我们素质教育喊了那么多年,它并没有有效地抵御和改变应试教育,因为素质教育,它并不是一个严格的教育理论,而是90年代第一线的校长教师,在工作过程当中,自己提出的一个口号,一个概念,他的所指很明确,也是为了抵制应试教育,但它并不是一个真正的教育哲学或者教育理论,所以它内部是没有构建的。但是生活教育是一个世界范围内的现代教育理论,而且它在上个世纪30年代以后,经过陶行知、陈鹤琴,很大一批五四知识分子的传播,已经在中国深入人心,所以在40年代的时候,儿童中心、生活教育盛行,就是像教育ABC一样,大家都知道。现在反而大家都不知道了。这是我们中国的教育现代化缺失的这一课,是需要补上的。如果我们完成了这样的观念更新、文化的更新,我们面向未来的教育改革,它的方向就比较清晰了。
(作者:北京理工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