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足球曾经学英国、学德国、学巴西，最后一事无成。中国大学从民国起学德国、学日本、学英美，到抗战时大多数在校生都在学习法政，国家急需的理工科人才颇为少见。中国职教从改革开放后学德国、学加拿大、学英国，最终会学成什么样？是时候“反求诸已”了，问一问我们到底有哪些特长。从本月起，我们会讨论中国职业教育的四个特征，希望引起大家对中国职业教育特征的思考。
　　中国的职业教育具有鲜明的政治导向，这一点毫无疑义。这个导向是由我国的教育方针决定的：从1927年毛泽东提出“苏维埃的文化教育总方针在于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在于使广大中国民众都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开始，到“十九大”提出“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每个历史时期都会出台新的教育方针，但纵观所有的教育方针，有一根主线始终贯穿其中：培养全面发展的人。
　　什么样的人才是全面发展的？曾经在相当长一段時间内，人们认为全面发展的人就是德智体美劳得到平等发展的人，甚至有人认为全面发展就是各科成绩都优秀的人。所以有人批评全面发展的教育目的阻碍了中国教育的发展，使人才培养呈现平庸化倾向——为了“全面发展”，不必发挥特长，而只需补齐短板。这些想法显然是对全面发展的教育目的的误读。马克思提出“全面发展”时的原话是：“未来教育对所有已满一定年龄的儿童来说，就是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在马克思看来，教育不可能脱离社会现实而独立存在，它被嵌入在社会中，被社会形塑，同时也要参与到改造社会的进程中。所以，受教育的人不仅被社会的各种规范所制约，同时也要学会改造社会的能力与方法。一个高度社会化的人就是全面发展的人。
　　按照这个理解，早期共产党人进行了各种教育实践，如苏联在教育活动中大量引入义务劳动，中国曾经取消应届生高考，改从有实践经验的青年中招收大学生，其基本想法都是通过各种形式的劳动把社会化因素引入教育体系，建立起教育与社会的紧密联结 但不幸的是，这些实践都不太成功。正因为如此，“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等原则与理念受到了一些人的批评，认为这些口号只是说说而已，“说了不做、做的不说”。在职业教育中，这种思想倾向导致了“社会化”这个目标从教育活动中的析出：第一个表现是把技术与技术应用的社会情境对立起来，认为职业教育应该传授一些放之四海而皆准、可以脱离具体应用情境的技术与技能，进而认为职业教育是一种传授技术知识的教育，使职业教育“参照普通教育办学”，具备了知识学上的可能性。第二个表现是把促进就业与社会化进程对立起来，有些人极力推动职业教育的“就业导向”，认为只要就业率高，职业教育就是成功的，至于就业是否代表了学生的社会化程度高则无暇顾及，所以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职业教育只注重就业的结果而忽视培养的过程。第三个表现是把教育与社会实践对立起来。999年，江泽民把“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进一步表述为“教育与社会实践相结合”，对学校教育而言更具可操作性，但即使这样，职业教育中的社会实践仍然十分少有，一般都只在最后一年或半年的顶岗实习中发生。
　　据此，我们认为，职业教育发展需要建立在真正尊重“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等基本原则的基础之上。至于说之前的相关教育实践都不太成功，我们需要问的问题是：到底是“全面发展”的目标错了，还是当年人们在实践中走偏了？
　　在今天的中国，社会资源的丰富程度、教育活动的复杂程度早巳不是当年的苏联和新中国成立后三十年可同日而语，具备了在更高水平上探索“全面发展”教育观的可能性与可行性。首先，在与西方政治制度的对抗中，中国的制度优势正在显现，完全具备了让青年学生在社会实践中体验制度优越性的条件，而不能再满足于教条的灌输。其次，社会生产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具备了吸纳职业教育的巨大体量，使职业院校更多地融入社会具备了基本可行性。目前从产业界得到的反馈是，只要校企合作项目设计得当，企业愿意参与职业教育，反而是学校由于体制机制障碍存在诸多顾虑。最后，信息化、智能化技术极大地缩短了学校与社会的距离，让学生可以在学校环境里体验社会实践、参与社会活动。
　　职业教育界存在的问题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原则、教育理论存在“职业性麻木”：天天见到、听到的东西往往被视而不见、充耳不闻。有必要在职业教育领域重新开展基本教育理论、教育思想的研讨，使职业教育界对什么是全面发展、什么是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有更全面的认识，并推动这些认识引导下的教育教学改革。
　　（作者系江苏理工学院职业教育学部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