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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养老保险制度从现收现付制到基金刺的转轨是当今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总体趋势，我国自1997年开始也进行了现收现付制向“统帐结合”制的转轨，但在转轨过程中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其中的诸多不确定因素引发我们对转轨初衷的思考。本文试图围绕制度转轨的四个不确定因素，即“艾伦条件”产生的不确定性、转轨成本的不确定性、个人账户“空账”做实的不确定性、金融市场完善程度的不确定性，分析探讨养老保险制度转轨问题。
关键词：养老保险；制度转轨；不确定性
一、“艾伦条件”产生的不确定性
“艾伦条件”的基础是萨缪尔逊的储蓄型叠代模型。该模型假定每个人只有两个时期：工作期和养老期。工作期工资为w，并以w为缴费基数缴纳养老金，缴费费率为r，养老期领取养老金。用Pt表示在t期工作的人数，Pt-1表示t期进入养老期的人数，人口增长率用b表示，则有Pt=Pt-1（1+b）。在现收现付制下，处于养老期的人领取的养老金总额W总=w·r·Pt；假定工资不变，则老人年轻时的缴费W总’=w·r ·Pt-1。则有收益率=W总/W总’=w·r·Pt/w·r·Pt-1=Pt/Pt-1=1+b，该式表明，在现收现付制下，养老保险有一个收益率，并且等于人口增长率。萨缪尔逊的分析表明，现收现付制养老保险虽然不能像基金制养老保险那样取得在资本市场上的投资收益，但它却可以取得基于人口增长的“生物收益”。艾伦在其基础上增加了劳动生产率这一要素，假定工资增长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g，则老年期的工资w’=w（1+g），此时的收益率=W总/W总’=w（1+g）·r·Pt/w·r·Pt-1=(1+g)(1+b)=1+g+b+gb≈1+g+b，即老年一代享受的养老金总额W总=W总’（1+g+b）①，其中的g+b即为现收现付制下的收益率。
个人账户制下，假设市场利率为I，则简化模型中老年一代享受的养老金总额W总=W总’（1+I）②，比较①式和②式，可以发现，当g+b>I时，现收现付制下的收益率更大，选择现收现付制有更好的收益回报；当g+b 以2011年为例，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为4.79%，企业年中薪资增长率为11.8%，而2011年市场利率变化幅度较大，难以得出一个较合理反映整年度利率状况的数据。因此人口增长率与实际工资增长率之和与实际市场利率之间难以有一个准确的大小判断，在这样的环境下，究竟选择现收现付制还是基金制，则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我国目前实行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制度，是采取部分基金制的折中方法，但是如果人口增长率与实际工资增长率之和大于市场实际利率，则采取现收现付制更为合理。
二、转轨成本的不确定性
转轨成本根源于旧的现收现付制下养老保险的给付责任并不会因转轨而免除。旧制度下的给付责任，即现收现付制下的隐性债务虽然是转轨成本的根源，但它不等于转轨成本。隐性债务产生于现收现付制下购买力在代际间的强制转移，无论是否转轨，下一代人对上一代人养老金给付的债务清偿责任总是存在的。[2]随着现收现付制向部分基金制转换，虽然，部分现收现付制的隐性债务隐藏于新制度中的现收现付制中，但是，另一部分，即转向基金制的隐性债务因失去资金来源而显性化了。讨论隐性债务显性化的比例究竟是多少还应考察原制度中的多少比例转向了基金制，转轨比例越大，隐性债务显性化程度就越高。目前在转轨过渡期（隐性债务的显性化的漫长的60年左右的时期），工资总额的28%进入养老保险账户中，其中，20%进入统筹账户，8%进入个人账户，但目前我国仍未搞清28%中究竟哪一块为过渡费率，即哪一块是职工在旧制度中积累的债权。
以上是其一，其二是隐性债务在转轨过渡期的总值经常被错当成转轨成本计量，它包括转轨期开始前已经退休的“老人”在旧制度中积累的养老金权益的现值和已参加工作的“中人”，按其对旧制度的贡献获得的部分养老金权益的现值。[2]即使是这样，就“老人”在旧制度中积累的养老金权益现值和“中人”对旧制度的贡献获得的部分养老金权益现值也没有一个准确的计量，尤其是“中人”的过渡养老金计量问题 。
其三是产生的转轨成本由谁负担的问题，采用怎样的分摊方案才能最快速的消化转轨成本尚不明确。有学者提出通过国家减持国有资产和发行特别国债等方式筹建资金，通过一个相对较长的时间逐步消化转轨成本[3]，也可以通过减少养老保险支出、增加税收、政府借款的方式来逐步消化转轨成本。当然，不同的分摊方案会对中国的宏观经济运行产生不同的影响，我们要做的就是使这种方案在宏观经济发展期产生的负面影响减到最低。
三、个人账户“空账”能否解决
由于制度设计之前，社会统筹部分的供款率约为工资总额的7.6%，个人账户中有16%的工资收入，退休金实际支出为工资总额的近18%，这样，统筹部分的收入占已退休人员支出的42%，不足以维持老年人口的基本生活需要，于是只能动用个人账户中的基金来发放退休金，导致个人账户“空账”运行。即便在制度改革后社会统筹部分有相应增加，也丝毫不能改变问题的性质，即在职一（下转第10页）（上接第4页）代人要养活两代老年人口，缴费费率被一再提高。此外，退休年龄偏低、养老保险基金管理水平低、监管缺失等问题也加大了“空账”规模。
虽然2010年全国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9万亿，但做实账户仅2039亿元，等于账户有1.7万亿元的缺口。一方面职工个人账户大部分是“空账”，另一方面已有的积累资金保值增值无门，在物价水平快速上涨的背景下，实际上处于缩水和贬值的状态。可以说，中国的“统帐结合”制在本质上仍是公共养老金的制度，个人账户于个人没有任何影响，仍是遵循现收现付的财务机制，个人账户中的资金只是账面上的数字积累，实际没有任何资金保证。回顾到制度设计的初衷，是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冲击，而如今巨大的“空账”压力，不仅没有实现预期的目标，反倒造成了更为严重的后果。制度转轨已是趋势，但是“空账”究竟在未来的多久可以解决仍是一个未知数。
四、金融市场的完善
养老保险制度转轨的关键是设立了“个人账户”，制度实施后，部分地区也进行了“做实”个人账户的试点工作。但是随着人口老龄化、通货膨胀速度的加快，积累起来的养老保险基金保值增值成为首要问题。据世界银行预测，至2030年，我国养老基金总额将达1.8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三大养老金，发展前景非常广阔。而2000年至2008年我国养老金账户年均收益率不到2%，低于同期的CPI年均增幅，这其中的问题在于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仍处于起步阶段，市场机制未能充分有效地发挥作用，金融市场结构仍存在缺陷，市场的运行环境仍不够完善；与此同时，与金融投资相关的法律法规制度仍不够健全，也没有养老保险基金投资的专门法律条例出台。
全球主要国家的养老基金都购买企业股票和债券，是资本市场上的主要投资者之一。我国金融结构不合理阻碍了养老保险基金多元化投资；资本市场制度缺失，发展滞后；股票市场投资环境恶劣，投资风险又偏大；债券市场市场分割，品种单一，市场化程度低[4]。这些问题严重阻碍了养老保险基金投资金融市场的步伐，存入银行和购买国债实属无奈之举。
养老保险制度能否顺利转轨还要看金融市场的完善程度，在多大程度上吸纳养老保险基金成为主要的机构投资者，通过分散化投资引导养老保险基金走向一条保值增值的路子。
结语
养老保险制度能否实现顺利转轨现在仍是一个未知数，综合考虑有诸多不确定因素的阻碍，其中巨大且不确定的转轨成本造成的一系列问题和养老保险基金保值增值的问题是当下亟待我们解决的主要难题。
参考文献：
[1]梁君林 杜世奇.养老保险制度转轨的经济学分析[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3（05）:14.
[2]梁君林 蔡慧 宋言奇.中国养老保险隐性债务显性化研究[J].中国人口科学,2010（05）:38.
[3]袁志刚 葛劲峰. 由现收现付制向基金制转轨的经济学分析[J].社会保障研究.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04):50.
[4]仵志浩 我国养老保险基金多元化投资问题研究[J].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11月.
关键词：养老保险；制度转轨；不确定性
一、“艾伦条件”产生的不确定性
“艾伦条件”的基础是萨缪尔逊的储蓄型叠代模型。该模型假定每个人只有两个时期：工作期和养老期。工作期工资为w，并以w为缴费基数缴纳养老金，缴费费率为r，养老期领取养老金。用Pt表示在t期工作的人数，Pt-1表示t期进入养老期的人数，人口增长率用b表示，则有Pt=Pt-1（1+b）。在现收现付制下，处于养老期的人领取的养老金总额W总=w·r·Pt；假定工资不变，则老人年轻时的缴费W总’=w·r ·Pt-1。则有收益率=W总/W总’=w·r·Pt/w·r·Pt-1=Pt/Pt-1=1+b，该式表明，在现收现付制下，养老保险有一个收益率，并且等于人口增长率。萨缪尔逊的分析表明，现收现付制养老保险虽然不能像基金制养老保险那样取得在资本市场上的投资收益，但它却可以取得基于人口增长的“生物收益”。艾伦在其基础上增加了劳动生产率这一要素，假定工资增长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g，则老年期的工资w’=w（1+g），此时的收益率=W总/W总’=w（1+g）·r·Pt/w·r·Pt-1=(1+g)(1+b)=1+g+b+gb≈1+g+b，即老年一代享受的养老金总额W总=W总’（1+g+b）①，其中的g+b即为现收现付制下的收益率。
个人账户制下，假设市场利率为I，则简化模型中老年一代享受的养老金总额W总=W总’（1+I）②，比较①式和②式，可以发现，当g+b>I时，现收现付制下的收益率更大，选择现收现付制有更好的收益回报；当g+b
二、转轨成本的不确定性
转轨成本根源于旧的现收现付制下养老保险的给付责任并不会因转轨而免除。旧制度下的给付责任，即现收现付制下的隐性债务虽然是转轨成本的根源，但它不等于转轨成本。隐性债务产生于现收现付制下购买力在代际间的强制转移，无论是否转轨，下一代人对上一代人养老金给付的债务清偿责任总是存在的。[2]随着现收现付制向部分基金制转换，虽然，部分现收现付制的隐性债务隐藏于新制度中的现收现付制中，但是，另一部分，即转向基金制的隐性债务因失去资金来源而显性化了。讨论隐性债务显性化的比例究竟是多少还应考察原制度中的多少比例转向了基金制，转轨比例越大，隐性债务显性化程度就越高。目前在转轨过渡期（隐性债务的显性化的漫长的60年左右的时期），工资总额的28%进入养老保险账户中，其中，20%进入统筹账户，8%进入个人账户，但目前我国仍未搞清28%中究竟哪一块为过渡费率，即哪一块是职工在旧制度中积累的债权。
以上是其一，其二是隐性债务在转轨过渡期的总值经常被错当成转轨成本计量，它包括转轨期开始前已经退休的“老人”在旧制度中积累的养老金权益的现值和已参加工作的“中人”，按其对旧制度的贡献获得的部分养老金权益的现值。[2]即使是这样，就“老人”在旧制度中积累的养老金权益现值和“中人”对旧制度的贡献获得的部分养老金权益现值也没有一个准确的计量，尤其是“中人”的过渡养老金计量问题 。
其三是产生的转轨成本由谁负担的问题，采用怎样的分摊方案才能最快速的消化转轨成本尚不明确。有学者提出通过国家减持国有资产和发行特别国债等方式筹建资金，通过一个相对较长的时间逐步消化转轨成本[3]，也可以通过减少养老保险支出、增加税收、政府借款的方式来逐步消化转轨成本。当然，不同的分摊方案会对中国的宏观经济运行产生不同的影响，我们要做的就是使这种方案在宏观经济发展期产生的负面影响减到最低。
三、个人账户“空账”能否解决
由于制度设计之前，社会统筹部分的供款率约为工资总额的7.6%，个人账户中有16%的工资收入，退休金实际支出为工资总额的近18%，这样，统筹部分的收入占已退休人员支出的42%，不足以维持老年人口的基本生活需要，于是只能动用个人账户中的基金来发放退休金，导致个人账户“空账”运行。即便在制度改革后社会统筹部分有相应增加，也丝毫不能改变问题的性质，即在职一（下转第10页）（上接第4页）代人要养活两代老年人口，缴费费率被一再提高。此外，退休年龄偏低、养老保险基金管理水平低、监管缺失等问题也加大了“空账”规模。
虽然2010年全国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9万亿，但做实账户仅2039亿元，等于账户有1.7万亿元的缺口。一方面职工个人账户大部分是“空账”，另一方面已有的积累资金保值增值无门，在物价水平快速上涨的背景下，实际上处于缩水和贬值的状态。可以说，中国的“统帐结合”制在本质上仍是公共养老金的制度，个人账户于个人没有任何影响，仍是遵循现收现付的财务机制，个人账户中的资金只是账面上的数字积累，实际没有任何资金保证。回顾到制度设计的初衷，是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冲击，而如今巨大的“空账”压力，不仅没有实现预期的目标，反倒造成了更为严重的后果。制度转轨已是趋势，但是“空账”究竟在未来的多久可以解决仍是一个未知数。
四、金融市场的完善
养老保险制度转轨的关键是设立了“个人账户”，制度实施后，部分地区也进行了“做实”个人账户的试点工作。但是随着人口老龄化、通货膨胀速度的加快，积累起来的养老保险基金保值增值成为首要问题。据世界银行预测，至2030年，我国养老基金总额将达1.8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三大养老金，发展前景非常广阔。而2000年至2008年我国养老金账户年均收益率不到2%，低于同期的CPI年均增幅，这其中的问题在于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仍处于起步阶段，市场机制未能充分有效地发挥作用，金融市场结构仍存在缺陷，市场的运行环境仍不够完善；与此同时，与金融投资相关的法律法规制度仍不够健全，也没有养老保险基金投资的专门法律条例出台。
全球主要国家的养老基金都购买企业股票和债券，是资本市场上的主要投资者之一。我国金融结构不合理阻碍了养老保险基金多元化投资；资本市场制度缺失，发展滞后；股票市场投资环境恶劣，投资风险又偏大；债券市场市场分割，品种单一，市场化程度低[4]。这些问题严重阻碍了养老保险基金投资金融市场的步伐，存入银行和购买国债实属无奈之举。
养老保险制度能否顺利转轨还要看金融市场的完善程度，在多大程度上吸纳养老保险基金成为主要的机构投资者，通过分散化投资引导养老保险基金走向一条保值增值的路子。
结语
养老保险制度能否实现顺利转轨现在仍是一个未知数，综合考虑有诸多不确定因素的阻碍，其中巨大且不确定的转轨成本造成的一系列问题和养老保险基金保值增值的问题是当下亟待我们解决的主要难题。
参考文献：
[1]梁君林 杜世奇.养老保险制度转轨的经济学分析[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3（05）:14.
[2]梁君林 蔡慧 宋言奇.中国养老保险隐性债务显性化研究[J].中国人口科学,2010（05）:38.
[3]袁志刚 葛劲峰. 由现收现付制向基金制转轨的经济学分析[J].社会保障研究.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04):50.
[4]仵志浩 我国养老保险基金多元化投资问题研究[J].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