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到延安时，知青是由政府分配给每位知青每个月45斤原粮。我们不会合理支配，大手大脚，还时常给没有粮吃的老乡分点儿。这样一来，几乎每个月的粮食都不够吃。怎么办呢？学着老乡们的样子，省吃俭吃，可还是不行。
　　怎么办呢？活人不能让尿憋死。隔壁的羊圈，墙缝里有很多麻雀，晚上用手电筒照着去抓，一抓一个准儿。俗话说麻雀虽小也是肉，掏回来的麻雀用黄土泥裹住，扔进炕灶里，一会儿就熟了，吃起来那叫一个香。
　　去山里砍柴的时候，我们就捡拾鸟蛋。山里有各种各样的鸟蛋，而且颜色各异，有褐色的，灰色的，白色的，花斑点的，个头都不很大，大都像鹌鹑蛋大小。我们把这些蛋打在一个盆里做菜吃，美美地改善一下伙食，一时间好有满足感。
　　有时去山里能采到“地软”，是类似木耳的一种地生植物菌，生长条件比较苛刻，只生长在背阴处比较平坦的潮湿地段。山里还可以采到各色野果，酸酸涩涩的，大多叫不上名字来。这种事儿都是高队长家的大儿子“留地儿”指引的，还有小伙伴延兴、成子、诚兴、延惠，别看他们比我们小很多，可总是随我们到处跑，进山是少不了他们的，一个个像是跟屁虫，更像是小老师，教会了我们许多山林知识。他们后来大多成为我一生的朋友。
　　山上除了采摘，还能打点儿野味。听说临近村子的知青有打狐狸吃的，我们听着就眼馋，也就去打，可是进山多次，只抓回一只山鸡。最多的还是老乡给我们送来的“团儿”，“团儿”这种动物就是獾。獾肉非常细嫩，好做也好吃，只是不能过多地煮，时间长了就全变成一锅油了，就是那种专治烫伤的獾油。听老乡讲，“团儿”分为“人团儿”和“狗团儿”，五爪的是“人团儿”，四爪的是“狗团儿”，一般是一窝一窝在一起的，一抓就是一窝。
　　在小山村平日里很少能吃上正经的猪肉，偶尔吃上“团儿”肉，这可就打开了我们的味蕾，勾起了我们吃肉的欲望。高队长最了解我们了，也为我们想的最是周全。队里的山羊摔死了，老牛死了，总是先想到我们，紧着留给我们吃。老乡们还教我们吃田鼠，当地人叫做“瞎灰”。在地里扒田鼠是一举两得的事，大白天如果能挖到田鼠洞，就可以发现有各种各样的粮食，几乎是收什么庄稼，洞里就会有什么粮。在洞里的田鼠也比较好捉，因为，田鼠在光天化日之下眼睛是看不見东西的，所以它才有了“瞎灰”的绰号。据老乡讲，“瞎灰”肉是大补，怀了孕的妇女媳妇吃上最好。
　　除了这些，我们还经常打野猫吃。说是野猫，其实就是家猫走丢了，或没人要了的猫，猫肉并不好吃，有些发酸发硬，可是好歹是块肉呀，有的吃就算不错了。
　　更多的还是没吃的时候。记得最没吃的时候是我们一天只吃了一顿“钱钱饭”，就是用黑豆在碾子上压碎，再熬成粥一样的稀汤。我们都年轻力壮，农活重，吃得就多，经不住饿肚子。那时候，还不到领知青粮的日子，只能是硬着头皮前往公社粮站提前领粮。那一天大早，刚刚下过一场雪，我们知青四人，每人拿一根打狗棍上路，饿着肚子，过梁爬坡，好不容易到了粮站。粮站因为刚下过雪，天气潮湿。这种情况下，怕仓库里粮食受潮，规定是不能开仓放粮的。可是我们并不懂得，只知道肚子饿，没得吃，坚持领粮，就在粮站闹了起来。粮站的人急了，叫来一些人，把我们四个知青扭送到公社教训了一番。粮食没领到，饿了一天不说，还受了一顿窝囊气。还是队长和老乡们帮助了我们，高队长把会计叫来，吩咐说先从粮种中给我们预支些粮食吃。就这样，我们度过了最难熬的日子。
　　因为我们没有计划，因为我们的大手大脚，老乡没少说我们，更多的是教会我们尝试着从自然界之中去寻找可吃的东西，比如苦菜，比如棉蓬，再比如麸糠等等。棉蓬是生长在麦子地里的一种野草草籽，黑黑的、小小的，要把草籽在清水了泡洗多次，再碾碎，掺上些麸糠或玉米面上锅蒸着吃，有没有营养不知道，能一时填饱肚子也算可行。那时候，粮食少，麸糠也不多，能吃的我们全都尝试着吃过了。总结一下，还是麦麸最可吃。可是麦子产量少，分的自然就少，麦麸也就不会多。更多的还是各类谷糠，谷糠里要数糜子糠最苦最难吃，谷糠因为糙，团不成团，更是难以下咽。我们就下锅用麻油炸着吃。可是麻油也有限，没奈何，去地里摘豆角和着吃。
　　这样的岁月过了很长时间，久而久之，也就很自然，能适应了。尝过了没饭吃的滋味，自然就知道如何珍惜粮食，如何精打细算，经过了艰苦的磨练，自然就能够忍受各种困难，自然就有应对自如的准备和办法。
　　其实，这就是收获，这就是插队的所得。经过了，承受过了，历练过了，使你难忘，使你铭记，使你无论走到哪里，都无所畏惧，无论再去做什么，都不畏困难，都能轻蔑看待，坚定地勇往直前。
　　何晓新，北京灯市口男中毕业。1969年1月到延安蟠龙公社寺咀大队插队，1970年招工到延安县水泥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