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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对留在大陆的很多知识分子来说，遇到了学术与创作生涯的一个拐点，尤其对那些正处于学术与创作生命高峰或上升期的人，无疑被踩了“刹车”。撰述停止，忙于应付各类学习和运动。在这些人当中，远离北方政治中心、居于岭南一隅的一位名震学界的学者，却是个例外。在当时的环境下，他以其高贵的人格，不羁的秉性，“孤清、倔傲”，保持了知识分子“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独立治学，艰难著述，为后世中国知识界留下了一笔难得的精神遗产——他，便是陈寅恪。
从1949年到1966年，陈寅恪在运动不断、时被批判的环境中，不改研究方法与思想，撰述不止，竟然到达了自己又一个学术高峰。学者陆键东说：“若以1949年为界划定陈寅恪晚年治学生涯，则从该年到1966年这17年间，陈寅恪每一年都在辛勤著述，从未间断。”他梳理了陈寅恪从1949年至1969年最后20年著述情况：1949年陈寅恪年届60岁，在这一时期前后，陈寅恪陆续修订并发表其最新的著述《长恨歌》《连昌宫词》《艳诗及悼亡诗》及《白乐天之思想行为与佛道关系》等，一年后汇成《元白诗笺证稿》一书，凡16万字。从1949年至1969年，陈寅恪新撰论文达17篇，共十数万字。从1953年至1964年11年间，陈寅恪写下专著《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两部，总字数达90万言。这百多万文字是在15年间完成的，几达陈寅恪一生著述的一半。60岁以后的陈寅恪，迎来了他学术生命的第二次辉煌。（《陈寅恪的最后20年》修订本，三联书店2013年版）而陈寅恪是在什么环境与条件下著书立说的呢？为什么是陈寅恪而不是其他人取得如此丰硕的成果？
【健康状况：著书立说的最大障碍】
在解放后到“文革”前，从外部环境看，虽然政治运动不断，但陈寅恪一直是受到官方部分高层的尊重与保护的，生活上尤其受到优待。他的一举一动一度被作为“陈府动态”上报广东省委。著书立说基本不受官方干扰，这一点，很少有知识分子能享受到。这显然与陈寅恪在学界的重要地位分不开。
对晚年陈寅恪来说，著书立说最大的障碍也许来自他的身体。陈寅恪自言从少年起即“体孱多病”，成年之后依旧如故。最致命的是，双眼先后过早失明，给他的学术生涯造成极大创伤。数年间，乱世奔波，他无暇根治眼疾，一度贻误时机。1937年，右眼视网膜脱落，因北平沦陷，急于离京，免遭日军逼迫，遂放弃手术治疗，致右眼失明。1944年，左眼视网膜严重剥离，手术未获成功;第二年，不幸失明。这期间，他的情绪极其低落。是年作诗云：“去年病目实已死，虽号为人与鬼同。可笑家人作生日，宛如设祭奠亡翁。”（《眼疾叹》）双眼失明，著书立说的艰难可想而知。后经夫人唐筼和亲友的多方劝导，始重新振作，尝试用耳代目、以口代手的方式备课、写作，艰难地继续工作。
1949年初，陈寅恪到岭南大学（1952年院系调整后并入中山大学）时，经检查，他血压偏高，双目只能在明亮处隐约分辨影像的轮廓，其他尚属健康。50年代中期前，在助手的协助下，他的写作、授课如常，并无大的问题。经历1957年后，著述停滞，身体漸差，患有神经衰弱、肠胃、心脏等病，消化功能也不好，偏食，每餐吃得少，靠散步帮助消化，写作“进入了艰苦的跋涉阶段。著述已开始失去了快乐，而成为毅力与意志的考验”。“1957年后的陈寅恪，其著述坚忍矣、凄苦矣、无尽矣。”（《陈寅恪的最后20年》修订本）即使如此，直到1958年7月，他才上书中山大学校长，表示坚决不再上课，原因是实在愤怒于大字报的谩骂与攻击。
解放后，陈寅恪虽已接受了双目失明的现实，但命运之神并没有特别眷顾与同情这位苦情学人。除了身体机能不可避免的衰退，在七旬之年又再遭断腿之厄。1962年7月，陈寅恪在洗漱时突然滑倒在家中的浴盆里，右腿股骨颈折断。虽在广东省委的特别关照下，校方使用了最好的医疗服务，也无济于事。暮年膑足，长卧病榻，已成残酷事实。这一年，陈寅恪72岁。腿断后，散步的乐趣也没有了，身体机能加快了衰老。他对身边人说：“一个人没有眼睛等于没有了百分之五十的生命，没有了腿，等于连另外的百分之五十也少了一半。”就是这剩余的百分之二十五的生命，陈寅恪也要用来继续写作，保持了膑足前的工作习惯。出院后，广东省委拨专款让学校给他安排了三个护士，生活上提供特别供应（此种待遇一直保持到“文革”爆发止）。有很多人因此不解、不满，时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四书记的陶铸知晓后，发怒道：“陈先生，七十四岁，腿断了，眼瞎了，还在一天天著书，他自己失去了独立生活的能力，像个不能独立活动的婴儿一样，难道不需要人照顾吗……你若像陈寅老这个样子，眼睛看不见，腿又断了，又在著书立说，又有这样的水平，亦一定给你三个护士。”
1963年时，陈寅恪悲观地估计自己最多只有三年寿命，数次向家人交代遗嘱，对来访的人说：“左丘失明，孙子膑足，日暮西山。”是年秋，《钱柳因缘诗释证稿》初稿基本完成，原先他还有整理《大唐西域记》的计划，但此时已不可能实施了。他感伤地说：“现在我也有玄奘翻译大宝积经时之感，觉得精疲力竭，精力已尽了。”他紧迫地要修订自己已发表的论文与著作，编辑专集——虽然对有生之年出版这些著作并不抱希望。为了让著作能留存于世，他让助手黄萱与夫人唐筼把未刊稿在此后的两三年间作了两稿以上的誊清与复写，终使其著作得以较完整地保留下来。晚年著述，已成其生命之寄托。黄萱在上世纪80年代回忆陈寅恪这段学术人生时，用“惊天地，泣鬼神”六字概括，给其1949年后的写作染上了一层悲壮色彩。
【远离政治】
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继续著书立说，没有助手的协助，其实是很难完成的。1946年，陈寅恪返回清华园时，身边常年有汪篯、王永兴、陈庆华三个助手协助工作。他只需口述，助手们便能记录得大致不差。从1949年到1951年，一直担任助手的程曦突然不辞而别，跑到香港大学求职。有一年时间，陈寅恪没有专任助手协助教学与著述。夫人唐筼就担负起为丈夫备课、抄写文稿、读材料的工作。有时唐筼心脏病发作，历史系的老师便临时充当助手协助上课。1952年底，黄萱开始担任专任助手，到1966年7月止，长达14年。陈寅恪非常依赖这个助手。1964年，陈寅恪给黄萱的工作鉴定中写道：“我之尚能补正旧稿，撰著新文，均由黄先生之助力。若非她帮助我便为完全废人，一事无成矣。”不过黄萱一直非常谦虚与低调： 先生晚年完成的著作，是得到各方面的支持的。特别是他早年的学生，也就是现在的专家教授们常为他找材料。如蒋天枢教授、王永兴教授常给他寄来有关的书籍等等。在校内的资料，多数是周连宽教授从图书馆给找来的。他同事和同学中，也时有人给他抄来应用的东西。助手的工作非我一人的微力能全部负担得起……（《老中大的故事》，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在校内，周连宽从1954年至1964年，在长达10年中专为陈寅恪搜寻史料、查阅各类图书版本。1956年时，中山大学一度考虑为陈寅恪多配备一名助手，但他没有答应。陈寅恪对助手的人选非常挑剔。1957年底，他向学校请求将一位即将毕业、与陈家往来较密的学生高守真留校当助手，但学校意外地没有同意，原因是她不是党员。1959年，终于安排党员教师胡守为担任了他的助手。除几位助手常年协助教学与著述，陈寅恪晚年所有往来书函和诗作都由夫人唐筼负责代笔与抄录。其三位女公子言：“在两老年事益高，身体愈衰的垂暮之岁，父亲能做到伤残老人难以达到的境界，母亲的功劳绝不可少，尤其在晚年更为突出。”（《也同欢乐也同愁：忆父亲陈寅恪母亲唐筼》，三联书店2010年版）
1949年后的陈寅恪，为了集中一切时间与精力著书立说，力排一切干扰，坚辞一切社会事务，这是他能取得成果的又一重要原因。他严格控制访客，“深居简出，极少待客”，没有其允许，坚决不见，毫不通融，即使是官方高层与学校负责人。“闭户高眠辞贺客，任他嗤笑任他嗔”，这是陈寅恪在1964年春节拒绝拜年者后写的诗句，坚决、“无情”之态跃然纸上。1961年，老友吴宓曾从重庆来访，并在日记中留下了珍贵的现场记录。8月31日凌晨，吴宓记录了陈寅恪对外界社会的态度：
寅恪兄说明宁居中山大学较康乐（生活、图书），政府于是特致尊礼，毫不系于苏联学者之请问也！此后政府虽再三敦请，寅恪兄决计不离中山大学而入京：以义命自持，坚卧不动，不见来访之宾客，尤坚决不见任何外国人士，不谈政治，不评时事政策，不臧否人物……决不从时俗为转移。（《吴宓日记》）
虚衔虽有，但他很少参加社会事务。在50年代初期，陈寅恪对担任社会职务抱着极其不合作的态度。1953年11月，北京方面劝其北返，担任中国科学院中古史研究所所长，他却惊人地给出两个条件：一是允许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二是“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1954年，中央有意选他为第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多次上门做工作，他没有答应——在1949年后的留陆学人中，有几个人敢如此说“不”？更别说提出这样那样的条件。50年代中期以后，陈寅恪才有所松口。1955年，他受聘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1956年担任全国政协第二届委员会委员，后为全国政协第三、第四届常务委员。此外，他还是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筹备委员会委员、副主任，中国史学会广州分会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館副馆长等。但所有这些社会头衔，对他来说都是挂名虚衔，活动是从来不参加的。
【先生之风，“高山仰止”】
身体的不幸给陈寅恪带来了不便与痛苦，其实也给予了晚年陈寅恪著书立说的机会。必须承认，在当时特殊的政治环境下，陈寅恪的双目失明（后期腿亦摔断）在无形中保护了他，使其得以足不出户，不参加运动，不作表态讲话，免去了政治风险，留下了写作的时间与空间。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有人提出“陈寅恪以年老多病为借口，逃避政治运动”，认为不应让其独立于运动之外。陆键东先生说：“正因为能以病盲为由避免一切周旋，坚不降志的陈寅恪，终能在极‘左’旋风横扫大地的十余年间保持了一块罕见的小小的‘清净之地’，得以不太受干扰完成其晚年两部重要的著作。”陈寅恪自己对此心里也是有数的。在1961年8月31日的吴宓日记中，记有陈寅恪“尤以病盲，得免与一切周旋，安居自守，乐其所乐，不降志，不辱身，堪诚为人所难及”等语。祸福相依，大抵如此吧。
从1965年开始，陈寅恪开始撰写余生最后的“自撰年谱”（先生对黄萱语）《寒柳堂记梦未定稿》。1966年春，已完成弁言及文七章，正准备续写一两章时，“文革”开始了。7月，黄萱被历史系召回参加运动;9月，校方撤走三个护士（自出资留下轮班护士一人）;各种无偿的特殊供应渐次撤销，批判、抄家、写检查的厄运降临。此时谁也保不了他，余生的撰述之愿再也不能完成了。生活越发艰难，身体机能的衰退使他越来越接近死亡。
1969年春节后，陈寅恪被勒令搬出住了16年的家，无形中更加快了死亡。是年10月7日，他因心力衰竭，伴以肠梗阻、肠麻痹悲愤而逝。
现在回过头来看，陈寅恪在1949年至1966年那样的环境下，在目盲足膑的身体条件下，居然能排除干扰独立治学，从根本上说，这是由他强大的意志力、毅力与决心决定的。任何外部的因素都是次要的。黄萱说：“以陈先生当时的健康状况，倘无一种巨大的坚毅精神，是不可能坚持教学和研究工作的。他曾说：‘人家必会以为我清闲得很，怎能知道我是日日夜夜在想问题、准备教学和做研究工作的。’”（《老中大的故事》）陈寅恪生前常对子女说：“我年纪大了以后，不会以年迈为藉口而休息（指脑力劳动），仍要坚持做学问。”他这种终身执着于学术的坚守，当为后世学人示范。
作为史学大师，陈寅恪在20世纪末被推上“神坛”并非偶然。在那段特殊的时期，陈寅恪的存在，多少为中国知识分子留下了可引以为傲的一点资本。他在1949年后写下的这百余万字，象征意义要远远大于它的学术价值。在这个过程中，他所表现出的学识、见识与胆识，他所付出的汗水、精力与心血，无人可及。先生之风，让那些“悔食自矜，曲学阿世”（《赠蒋秉南序》）者汗颜。他是个个案，但又不该成为后无来者的孤独舞者。“高山仰止”，他用实际行动诫示中国后世賫志于学术者，在任何环境下，保持知识分子“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坚持个人理想与追求，是何其重要，何等可贵。
（作者系文史学者）
从1949年到1966年，陈寅恪在运动不断、时被批判的环境中，不改研究方法与思想，撰述不止，竟然到达了自己又一个学术高峰。学者陆键东说：“若以1949年为界划定陈寅恪晚年治学生涯，则从该年到1966年这17年间，陈寅恪每一年都在辛勤著述，从未间断。”他梳理了陈寅恪从1949年至1969年最后20年著述情况：1949年陈寅恪年届60岁，在这一时期前后，陈寅恪陆续修订并发表其最新的著述《长恨歌》《连昌宫词》《艳诗及悼亡诗》及《白乐天之思想行为与佛道关系》等，一年后汇成《元白诗笺证稿》一书，凡16万字。从1949年至1969年，陈寅恪新撰论文达17篇，共十数万字。从1953年至1964年11年间，陈寅恪写下专著《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两部，总字数达90万言。这百多万文字是在15年间完成的，几达陈寅恪一生著述的一半。60岁以后的陈寅恪，迎来了他学术生命的第二次辉煌。（《陈寅恪的最后20年》修订本，三联书店2013年版）而陈寅恪是在什么环境与条件下著书立说的呢？为什么是陈寅恪而不是其他人取得如此丰硕的成果？
【健康状况：著书立说的最大障碍】
在解放后到“文革”前，从外部环境看，虽然政治运动不断，但陈寅恪一直是受到官方部分高层的尊重与保护的，生活上尤其受到优待。他的一举一动一度被作为“陈府动态”上报广东省委。著书立说基本不受官方干扰，这一点，很少有知识分子能享受到。这显然与陈寅恪在学界的重要地位分不开。
对晚年陈寅恪来说，著书立说最大的障碍也许来自他的身体。陈寅恪自言从少年起即“体孱多病”，成年之后依旧如故。最致命的是，双眼先后过早失明，给他的学术生涯造成极大创伤。数年间，乱世奔波，他无暇根治眼疾，一度贻误时机。1937年，右眼视网膜脱落，因北平沦陷，急于离京，免遭日军逼迫，遂放弃手术治疗，致右眼失明。1944年，左眼视网膜严重剥离，手术未获成功;第二年，不幸失明。这期间，他的情绪极其低落。是年作诗云：“去年病目实已死，虽号为人与鬼同。可笑家人作生日，宛如设祭奠亡翁。”（《眼疾叹》）双眼失明，著书立说的艰难可想而知。后经夫人唐筼和亲友的多方劝导，始重新振作，尝试用耳代目、以口代手的方式备课、写作，艰难地继续工作。
1949年初，陈寅恪到岭南大学（1952年院系调整后并入中山大学）时，经检查，他血压偏高，双目只能在明亮处隐约分辨影像的轮廓，其他尚属健康。50年代中期前，在助手的协助下，他的写作、授课如常，并无大的问题。经历1957年后，著述停滞，身体漸差，患有神经衰弱、肠胃、心脏等病，消化功能也不好，偏食，每餐吃得少，靠散步帮助消化，写作“进入了艰苦的跋涉阶段。著述已开始失去了快乐，而成为毅力与意志的考验”。“1957年后的陈寅恪，其著述坚忍矣、凄苦矣、无尽矣。”（《陈寅恪的最后20年》修订本）即使如此，直到1958年7月，他才上书中山大学校长，表示坚决不再上课，原因是实在愤怒于大字报的谩骂与攻击。
解放后，陈寅恪虽已接受了双目失明的现实，但命运之神并没有特别眷顾与同情这位苦情学人。除了身体机能不可避免的衰退，在七旬之年又再遭断腿之厄。1962年7月，陈寅恪在洗漱时突然滑倒在家中的浴盆里，右腿股骨颈折断。虽在广东省委的特别关照下，校方使用了最好的医疗服务，也无济于事。暮年膑足，长卧病榻，已成残酷事实。这一年，陈寅恪72岁。腿断后，散步的乐趣也没有了，身体机能加快了衰老。他对身边人说：“一个人没有眼睛等于没有了百分之五十的生命，没有了腿，等于连另外的百分之五十也少了一半。”就是这剩余的百分之二十五的生命，陈寅恪也要用来继续写作，保持了膑足前的工作习惯。出院后，广东省委拨专款让学校给他安排了三个护士，生活上提供特别供应（此种待遇一直保持到“文革”爆发止）。有很多人因此不解、不满，时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四书记的陶铸知晓后，发怒道：“陈先生，七十四岁，腿断了，眼瞎了，还在一天天著书，他自己失去了独立生活的能力，像个不能独立活动的婴儿一样，难道不需要人照顾吗……你若像陈寅老这个样子，眼睛看不见，腿又断了，又在著书立说，又有这样的水平，亦一定给你三个护士。”
1963年时，陈寅恪悲观地估计自己最多只有三年寿命，数次向家人交代遗嘱，对来访的人说：“左丘失明，孙子膑足，日暮西山。”是年秋，《钱柳因缘诗释证稿》初稿基本完成，原先他还有整理《大唐西域记》的计划，但此时已不可能实施了。他感伤地说：“现在我也有玄奘翻译大宝积经时之感，觉得精疲力竭，精力已尽了。”他紧迫地要修订自己已发表的论文与著作，编辑专集——虽然对有生之年出版这些著作并不抱希望。为了让著作能留存于世，他让助手黄萱与夫人唐筼把未刊稿在此后的两三年间作了两稿以上的誊清与复写，终使其著作得以较完整地保留下来。晚年著述，已成其生命之寄托。黄萱在上世纪80年代回忆陈寅恪这段学术人生时，用“惊天地，泣鬼神”六字概括，给其1949年后的写作染上了一层悲壮色彩。
【远离政治】
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继续著书立说，没有助手的协助，其实是很难完成的。1946年，陈寅恪返回清华园时，身边常年有汪篯、王永兴、陈庆华三个助手协助工作。他只需口述，助手们便能记录得大致不差。从1949年到1951年，一直担任助手的程曦突然不辞而别，跑到香港大学求职。有一年时间，陈寅恪没有专任助手协助教学与著述。夫人唐筼就担负起为丈夫备课、抄写文稿、读材料的工作。有时唐筼心脏病发作，历史系的老师便临时充当助手协助上课。1952年底，黄萱开始担任专任助手，到1966年7月止，长达14年。陈寅恪非常依赖这个助手。1964年，陈寅恪给黄萱的工作鉴定中写道：“我之尚能补正旧稿，撰著新文，均由黄先生之助力。若非她帮助我便为完全废人，一事无成矣。”不过黄萱一直非常谦虚与低调： 先生晚年完成的著作，是得到各方面的支持的。特别是他早年的学生，也就是现在的专家教授们常为他找材料。如蒋天枢教授、王永兴教授常给他寄来有关的书籍等等。在校内的资料，多数是周连宽教授从图书馆给找来的。他同事和同学中，也时有人给他抄来应用的东西。助手的工作非我一人的微力能全部负担得起……（《老中大的故事》，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在校内，周连宽从1954年至1964年，在长达10年中专为陈寅恪搜寻史料、查阅各类图书版本。1956年时，中山大学一度考虑为陈寅恪多配备一名助手，但他没有答应。陈寅恪对助手的人选非常挑剔。1957年底，他向学校请求将一位即将毕业、与陈家往来较密的学生高守真留校当助手，但学校意外地没有同意，原因是她不是党员。1959年，终于安排党员教师胡守为担任了他的助手。除几位助手常年协助教学与著述，陈寅恪晚年所有往来书函和诗作都由夫人唐筼负责代笔与抄录。其三位女公子言：“在两老年事益高，身体愈衰的垂暮之岁，父亲能做到伤残老人难以达到的境界，母亲的功劳绝不可少，尤其在晚年更为突出。”（《也同欢乐也同愁：忆父亲陈寅恪母亲唐筼》，三联书店2010年版）
1949年后的陈寅恪，为了集中一切时间与精力著书立说，力排一切干扰，坚辞一切社会事务，这是他能取得成果的又一重要原因。他严格控制访客，“深居简出，极少待客”，没有其允许，坚决不见，毫不通融，即使是官方高层与学校负责人。“闭户高眠辞贺客，任他嗤笑任他嗔”，这是陈寅恪在1964年春节拒绝拜年者后写的诗句，坚决、“无情”之态跃然纸上。1961年，老友吴宓曾从重庆来访，并在日记中留下了珍贵的现场记录。8月31日凌晨，吴宓记录了陈寅恪对外界社会的态度：
寅恪兄说明宁居中山大学较康乐（生活、图书），政府于是特致尊礼，毫不系于苏联学者之请问也！此后政府虽再三敦请，寅恪兄决计不离中山大学而入京：以义命自持，坚卧不动，不见来访之宾客，尤坚决不见任何外国人士，不谈政治，不评时事政策，不臧否人物……决不从时俗为转移。（《吴宓日记》）
虚衔虽有，但他很少参加社会事务。在50年代初期，陈寅恪对担任社会职务抱着极其不合作的态度。1953年11月，北京方面劝其北返，担任中国科学院中古史研究所所长，他却惊人地给出两个条件：一是允许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二是“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1954年，中央有意选他为第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多次上门做工作，他没有答应——在1949年后的留陆学人中，有几个人敢如此说“不”？更别说提出这样那样的条件。50年代中期以后，陈寅恪才有所松口。1955年，他受聘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1956年担任全国政协第二届委员会委员，后为全国政协第三、第四届常务委员。此外，他还是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筹备委员会委员、副主任，中国史学会广州分会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館副馆长等。但所有这些社会头衔，对他来说都是挂名虚衔，活动是从来不参加的。
【先生之风，“高山仰止”】
身体的不幸给陈寅恪带来了不便与痛苦，其实也给予了晚年陈寅恪著书立说的机会。必须承认，在当时特殊的政治环境下，陈寅恪的双目失明（后期腿亦摔断）在无形中保护了他，使其得以足不出户，不参加运动，不作表态讲话，免去了政治风险，留下了写作的时间与空间。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有人提出“陈寅恪以年老多病为借口，逃避政治运动”，认为不应让其独立于运动之外。陆键东先生说：“正因为能以病盲为由避免一切周旋，坚不降志的陈寅恪，终能在极‘左’旋风横扫大地的十余年间保持了一块罕见的小小的‘清净之地’，得以不太受干扰完成其晚年两部重要的著作。”陈寅恪自己对此心里也是有数的。在1961年8月31日的吴宓日记中，记有陈寅恪“尤以病盲，得免与一切周旋，安居自守，乐其所乐，不降志，不辱身，堪诚为人所难及”等语。祸福相依，大抵如此吧。
从1965年开始，陈寅恪开始撰写余生最后的“自撰年谱”（先生对黄萱语）《寒柳堂记梦未定稿》。1966年春，已完成弁言及文七章，正准备续写一两章时，“文革”开始了。7月，黄萱被历史系召回参加运动;9月，校方撤走三个护士（自出资留下轮班护士一人）;各种无偿的特殊供应渐次撤销，批判、抄家、写检查的厄运降临。此时谁也保不了他，余生的撰述之愿再也不能完成了。生活越发艰难，身体机能的衰退使他越来越接近死亡。
1969年春节后，陈寅恪被勒令搬出住了16年的家，无形中更加快了死亡。是年10月7日，他因心力衰竭，伴以肠梗阻、肠麻痹悲愤而逝。
现在回过头来看，陈寅恪在1949年至1966年那样的环境下，在目盲足膑的身体条件下，居然能排除干扰独立治学，从根本上说，这是由他强大的意志力、毅力与决心决定的。任何外部的因素都是次要的。黄萱说：“以陈先生当时的健康状况，倘无一种巨大的坚毅精神，是不可能坚持教学和研究工作的。他曾说：‘人家必会以为我清闲得很，怎能知道我是日日夜夜在想问题、准备教学和做研究工作的。’”（《老中大的故事》）陈寅恪生前常对子女说：“我年纪大了以后，不会以年迈为藉口而休息（指脑力劳动），仍要坚持做学问。”他这种终身执着于学术的坚守，当为后世学人示范。
作为史学大师，陈寅恪在20世纪末被推上“神坛”并非偶然。在那段特殊的时期，陈寅恪的存在，多少为中国知识分子留下了可引以为傲的一点资本。他在1949年后写下的这百余万字，象征意义要远远大于它的学术价值。在这个过程中，他所表现出的学识、见识与胆识，他所付出的汗水、精力与心血，无人可及。先生之风，让那些“悔食自矜，曲学阿世”（《赠蒋秉南序》）者汗颜。他是个个案，但又不该成为后无来者的孤独舞者。“高山仰止”，他用实际行动诫示中国后世賫志于学术者，在任何环境下，保持知识分子“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坚持个人理想与追求，是何其重要，何等可贵。
（作者系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