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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教科书都把政治斗争、经济建设作为头版头条向后代传递，关于医学科技的介绍都是副刊的事情。除了偶尔在某个王朝倒闭的时候提提到一句“瘟疫流行，人民大批死亡”宇样的话，我不记得在中学历史课本中出现过有关瘟疫的记载。
我们习惯于把任何祸根都归结为制度，并把这种认识看成是文明的一部分，现在看来，瘟疫才是人类的头号公敌，起码，我们也应该把瘟疫灾变看成跟民主一样重要的知识接受下来。再好的体制也有对付不了天灾的时候。我们三五年就会遭到一次自然界的大规模袭击，但用不了三五天就会忘掉，可对邻居无意间的一句玩笑能记恨一辈子。其实那不过是人与人之间的争斗，跟人和自然的斗争相比，人类之间的斗争都可以看成是内讧，它的影响远非瘟疫造成的后果所能比拟。我用一个假设会更清楚一点 不妨把瘟疫是自然向人类发起的战争，迄今为止，人类之间战争动用过的最具毁灭性的武器莫过核弹，但仅用过两枚而已，而且是人的意志能够控制的。与此相比，我把瘟疫看成是自然对人类不间断的生化攻击，而且人类自身被作为武器，更严厉的是，在某个时间段内是人力无法左右的。
显然，瘟疫不比战争、洪水、地震这些消灭人口的事情性质更恶劣，但却更能引起人们的痛恨和批判。主要因为它的能力远远超过其他灾难，仅以美国为例，在1918——1919年的大流感中，有67. 5万人因此丧命，超过一战、二战、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死亡人数的总和，还有，其他任何灾难都有人能够确保幸免于难，而瘟神却可能光顾任何人、任何体制。人类和瘟疫斡旋的过程，是个不断重新理解、重新塑造文化的过程，瘟疫的后果，渗透进人类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身体篇
人有无数种死法，像“舍身忘利”死、“见义勇为”死，好赖都能被赋予一些价值，李贽在《五死篇》中罗列了、“临阵而死”，“不屈而死”、“尽忠被谗而死”、“功成而死”等五种”天下第一等好死”，顶不济的也有“死于非命”，唯独被瘟疫整死，连一个值钱的词都找不出来。当然，那些为救治患者的人员除外。所以，要安内必先攘外，保存住性命，才谈得上和人斗争。这个粗浅的道理却总是不被人重视。 对于生活在意识形态中的人来说，权利、财富和性感是构成我们衣食住行的指南，健康好像从没被看成真的优点。有个笑话说拍马的境界，某人对领导说，您以为您的身体是属于自己的吗，不，它是属于人民的，您不爱惜怎么得了。今天，恐怕每个中国人都能体会到自己像领导一般重要。 人们学会了保持距离、再保持距离，甚至有人开始怀念古代的作揖礼，二人相距2米开外，一抱拳一躬身，既避免了身体接触，因为低头说话也不会把口水喷到对方脸上。
身体的公共性和行为的一致性，当然如果仅仅停留在口罩的层数、消毒水的浓度上，还只是一种技术标准而构不成文化事件，我所指的是，最另类、特立独行的人也得融进这样的群众运动中去，没有什么意识形态能有如此力量，无论是恐慌还是消解恐慌的方式，传染病充分证明了“身体是由他人书写”。
我想把SARS比作一种审判机制不过分的话，那我们至少得到了一种平等，不是结果，而是审判台，疾病和死亡把人群推到了共同底线，按权利和财产划分的人类暂时履行按是否感染病毒的阶级分类法，在一个短暂的时间内，好和坏只有一个界限，就是没感染和已感染。
我们通常总认为青壮年最有抵抗力，但人们迄今仍然不理解为何1919年那次世界性流感第二次爆发，其死亡率比正常水平要高5～20倍，并且为何死者主要是年轻人，许多学者推测这可能是因为春季的流感病毒出现基因变异，使其传染性和致命性显著提高，但这显然无法解释为何年轻人是主要的受害者。有人认为这可能是由于流感和肺炎的交互作用带来的，而肺炎主要感染年轻人，特别是年轻男性。但是在这次流感中，欧洲和日本的女性死亡率同男性一样高，而印度女性的死亡率甚至比男性还高，表明肺炎的影响不是主要因素。
一般我们也坚信“生命在于运动”，可龟不会长跑，而且几乎从不锻炼身体，但无疑比兔子更长寿，厉害的竟能活到数百岁。
这次“非典”之初多数专家都指出，其传染方式为飞沫传播，可香港陶大花园的情况显然无法凭此解释。种种情况都说明，科学只是某种经验性真理，对未知的并不断变化的情形预见能力有限。要想一劳永逸地保护人类自身，还需致力于预见方面的研究。精神篇
疾病影响人的性情自不待言，《共产党宣言》刚猛火爆，据说就是因为作者其时正逢痔疮肆虐，心气烦躁之故。东晋士人狂放怪诞，是吃多了“五石散”落下的毛病，之所以要吃“五石散”，却又是因为其时正逢伤寒盛行，人们以为“五石散”能克伤寒(今天我终于醒悟，经过现代化浇灌的我们并不比古人高明，拿板蓝根、盐、醋甚至黑糯米来对付一无所知的SARS，在方法论上真可谓一奶同胞)。奇怪的是，到了后世，这些不得不如此的事情却被文人们诠释为故意如此，毛病终于还是被领会成了风度、气质，其间的技术成分被全部忽略、删除，够荒诞的。不过这还不是最荒诞的，更有证据表明，艾略特的名诗佳句泰半出于他感冒时所作，我推测是感冒药的副作用产生的类毒品效果使他格外能胡思乱想吧，要不他也不至于生出感冒依赖症。看来沈宏非的“吃什么、写什么”理论并不都是凭空捏造的。
比影响性情更严重的是，疾病会扭曲道德。传染还是不传染，这是个所有伦理学家都不能回避的道德问题。它比路线斗争时期出现的道德问题更加复杂难解。两军对决，你叛变了，同志们是要找你算帐的，可是敌人很欢迎你啊。再说，谁也不用躲你远远的，相反，却都要要凑近你，同志们为了靠近你好下手，敌人凑近是为了听你的情报更清楚点。
报载，有些地方有的患者去医院诊断，被发现是非典后，跳窗而逃。我们固然可以谴责他们不讲公德，不遵循法律，谴责他们愚昧无知，但是，我们想过没有他们为何而逃，他们的逃走源于对公权的不信任。他们如果感觉留下会得到良好的救治，干嘛冒着生命的危险跑掉，他们很有可能根据以往的经验，作出公权出于各种目的可能把他们的私利泯灭掉的推论。尽管事实上并不是如此，他们也被自己的假想所口下倒。
我自己所能做到的最好的事情，就是不要被传染．并且还能基本保持日常事务不被耽误，较坏的是．万一发现自己已经被传染，也要尽一切可能洁身自好，决不连累他人。当然， 由于传染源目前占正常人的比例很小，不被人传染要比不传染比人的难度要大，做到最好反而比做得较好要容易得多。最坏的事情是，病毒的发作产生了某种变异，人们身染重症却毫无症状，怀揣”火种”坚持工作，和群众打成一片，成为超级”毒皇”。 目前已经获得此殊荣的那个广州人，差不多真的把自己弄成了全民公敌，被他传染的人死了好几个，奇怪的是他自己却活了下来。与其那样，还不如偷懒要滑，在这种特殊背景下，偷懒反而是值得推荐的一种躲避瘟神的好手段。据我所知．北京有些特殊单位是把自己不能被感染作为一项任务来下达的。
“主观为自己，客观为他人”这句话常遭到我们教科书的批判，而我觉得这是目前最好的行为方式。因为主观为他人、客观为他人听起来虽好，但不能实现，完全的为自己，万一哪个患者这么做，结局也是灾难性的。
有人提出了这场瘟疫中的囚徒困境。说每个人出于自己的安全选择出走，对个人而言是理性的，但对于群体而言，又是非理性的。结果导致个人利益和群体利益的共同损失。我承认有囚徒困境的存在，但我不赞同因为囚徒困境就要放弃个人理性，同时需要指出的是，选择逃走并不符合个人理性。逃走的过程不可避免要经历比较危险的公共场所，交通工具，这将使危险性大大增加。不如不动、不走，恰恰是为了个人考虑，而不是考虑所谓不传染其他人一一这是客观上的后果，但不是我考虑的出发点。
在不明瘟疫面前．人类并不像自己平时宣称的那样智慧，古希腊文明和我们的先秦思想只会诱惑人们按争霸的套路重组权力，却从没正确指导过日常生活。连专家都抓不到把时，老百姓像只无头苍蝇乱撞就是情理中的事了，听信谣传、抢购，都是顺理成章的了，人类在互相斗争时，还要顾及气节、信仰，可在瘟疫面前，全然不用担心面子、良心、更不用说理性和知识了。可以说，疫情不断扩大的过程，就是人类马不停蹄地伤害自尊、降低道德底线的过程。至于一些指责，是在疾病可控制范围时的说法，假如情况真的坏到《鼠疫》中那样，任何理性、自制，结果都跟胡来没有不同。与此相关的，是对随便什么宗教的胡乱迷恋。
历史上，几乎每种宗教的传播都伴随着对疾病的治疗效果，《圣经》上记载，基督不仅用画饼让人们充饥，还用来路不明的东西为人治病。佛教传入中土更是与古印度医术结伴而来，在洛阳传道的西域高僧安世高，就是位手艺高超的医生。就是现在已经国际化了的西藏，信众们还对高僧活佛身上的每一件分泌物视如灵药，如同济公身上搓下的汗垢，包治百病的。
而宗教疗效．通常又和患者的道德水准紧密联系，当人们没有更好办法的时候，这个属于迷信范畴的观念就会占据上风，患者会疑心自己干了什么不体面的事情。欧洲中世纪被宗教统治的文化使人们把瘟疫发生的原因归结为是由于人类自身的罪孽引来了上帝的愤怒。在德国一些狂热的基督徒认为是人类集体的堕落引来了愤怒神明的惩罚，他们穿过欧洲的大小城镇游行，用镶有铁尖的鞭子彼此鞭打，不断地哼唱着“我最有罪”。而在德国的梅因兹，有12万犹太人被活活烧死。在斯特拉斯堡则有16万犹太人被杀。
有这种心理暗示的人们接下来当然是要恐慌，人们在一无所知的瘟疫面前没理由不恐慌。恐慌引起的后果开始是物质层面的，是抢购风，然后是精神的，引起精神层面恐慌的因素太多，但最重要的莫过专家的手段和态度，过度自信和过分没把握都能触发群众的不良联想，有人连夜忏悔祷告做好事，有人把所有知道的预防手段全部用上，但恐慌还只是一种心理活动，一旦用它指导行动，就将造成更大的麻烦了。
当恐慌进入麻木期，就有各种宣泄渠道应运而生。坏事被解构成为好事。我们看到，从精神文明的角度，拿公款大吃大喝的人少了，在家即便想搞腐败，起码在技术上增加了困难，没有场地费、服务费、品牌费和要命的三陪费，恐十白想奢侈都办不到，不敢想象谁会在自己家里喝路易十三吃野生保护动物，而鲍翅燕窝，又绝非寻常家庭主妇能为，剩下的大抵只有节约一途了，打麻将的人少了，大部分有泡妞习惯的人都端正了品行，乐观地看，是S厶nS陶；台了他们的情操，就算有见色忘命的，也找不到目标下手。女同志们在口罩的掩护下，除非是碰上一个骨灰级的老手一一比如，常年生活在中东地区．练出一副能透过面罩看到本质的——你几乎没法判断她们长得究竟如何，个六层口罩还不像穆斯林的面纱，除了透气，就什么信息也不透露，顶级的透视相机都无能为力的。既然外面的世界不但不精彩而且很无奈，那么家就显得春光明媚了，再加上强制半强制人们必须留恋这个地方，家庭就更加团结了。有确凿的报道说，在此期间．北京市的离婚率较往年下降了一半，性学专家李银河还说．这将增加婚内性生活的次数，有助家庭稳定。我们还欣喜地注意到，爱扎堆的人少了，人们又喜欢独立思考了，开会写总结少了，读书学习的特别是钻研医学知识的人多了。
于此同时，还进一步了解到．无事生非的人少了，一些胡同串子闹事率比去年同期下降了90多个百分点，特别是打架斗殴的几乎没有了，过去他们往往是看对方不顺眼，一言不合就要动手，自非典流行以来，他们相互看对方顺眼了，学会保持距离了，即使双方有什么争端也不再诉诸武力了。邻里之间更加和睦了，互相更加自觉地减少了往来。
尽管我担心，人类习惯于学习享乐的技术，一旦过上几天太平日子，就要流行房中术、美容秘笈和吃喝方法论，不少人是憋足了劲等待着“解放”的那一天，但眼下，这毕竟是让精神文明办的人不胜欣慰的成果，是瘟神带给人们的额外收获。就像笑话中说的，非典办成了谁都办不了的事。老子说，祸福相依．指的就是这个意思。
我是相信人类有能力战胜一切疾病的，而且能够干净彻底地杜绝任何传染，只要把每一个人的成分都弄成独特的互不沟通的就行了。办法是现成的容易想到的，操作起来，就不知道时猴年马月的事了。至少在这段历史时期内，我们还应该想想，当我们忙碌倒把睡觉当作“战略性打盹”、把发展等价为GDP的雄起、把现代化简化为一些数量指标时，我们是否就真的按最好的方式活下去了。经过这次全民运动的洗礼，我已经有了一个悬念，如果发展了、发达了、人均收入极大提高了的现代化日历中，缺少保证人民在传染病下的安全条款，我个人认为，这样的现代化至少是不充分的。
在以前，村妇丢了钱，会留下一句恶毒的咒骂 让捡到的人买药吃。我现在倒真疑心，我们一面拼命生产、创造财富，一面又煞费苦心花钱去清除这种生产和财富所制造的后遗症，是不是有点像村妇的咒语中说的那样。但愿不要让村妇的话不幸言中。(责编／康恺)
我们习惯于把任何祸根都归结为制度，并把这种认识看成是文明的一部分，现在看来，瘟疫才是人类的头号公敌，起码，我们也应该把瘟疫灾变看成跟民主一样重要的知识接受下来。再好的体制也有对付不了天灾的时候。我们三五年就会遭到一次自然界的大规模袭击，但用不了三五天就会忘掉，可对邻居无意间的一句玩笑能记恨一辈子。其实那不过是人与人之间的争斗，跟人和自然的斗争相比，人类之间的斗争都可以看成是内讧，它的影响远非瘟疫造成的后果所能比拟。我用一个假设会更清楚一点 不妨把瘟疫是自然向人类发起的战争，迄今为止，人类之间战争动用过的最具毁灭性的武器莫过核弹，但仅用过两枚而已，而且是人的意志能够控制的。与此相比，我把瘟疫看成是自然对人类不间断的生化攻击，而且人类自身被作为武器，更严厉的是，在某个时间段内是人力无法左右的。
显然，瘟疫不比战争、洪水、地震这些消灭人口的事情性质更恶劣，但却更能引起人们的痛恨和批判。主要因为它的能力远远超过其他灾难，仅以美国为例，在1918——1919年的大流感中，有67. 5万人因此丧命，超过一战、二战、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死亡人数的总和，还有，其他任何灾难都有人能够确保幸免于难，而瘟神却可能光顾任何人、任何体制。人类和瘟疫斡旋的过程，是个不断重新理解、重新塑造文化的过程，瘟疫的后果，渗透进人类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身体篇
人有无数种死法，像“舍身忘利”死、“见义勇为”死，好赖都能被赋予一些价值，李贽在《五死篇》中罗列了、“临阵而死”，“不屈而死”、“尽忠被谗而死”、“功成而死”等五种”天下第一等好死”，顶不济的也有“死于非命”，唯独被瘟疫整死，连一个值钱的词都找不出来。当然，那些为救治患者的人员除外。所以，要安内必先攘外，保存住性命，才谈得上和人斗争。这个粗浅的道理却总是不被人重视。 对于生活在意识形态中的人来说，权利、财富和性感是构成我们衣食住行的指南，健康好像从没被看成真的优点。有个笑话说拍马的境界，某人对领导说，您以为您的身体是属于自己的吗，不，它是属于人民的，您不爱惜怎么得了。今天，恐怕每个中国人都能体会到自己像领导一般重要。 人们学会了保持距离、再保持距离，甚至有人开始怀念古代的作揖礼，二人相距2米开外，一抱拳一躬身，既避免了身体接触，因为低头说话也不会把口水喷到对方脸上。
身体的公共性和行为的一致性，当然如果仅仅停留在口罩的层数、消毒水的浓度上，还只是一种技术标准而构不成文化事件，我所指的是，最另类、特立独行的人也得融进这样的群众运动中去，没有什么意识形态能有如此力量，无论是恐慌还是消解恐慌的方式，传染病充分证明了“身体是由他人书写”。
我想把SARS比作一种审判机制不过分的话，那我们至少得到了一种平等，不是结果，而是审判台，疾病和死亡把人群推到了共同底线，按权利和财产划分的人类暂时履行按是否感染病毒的阶级分类法，在一个短暂的时间内，好和坏只有一个界限，就是没感染和已感染。
我们通常总认为青壮年最有抵抗力，但人们迄今仍然不理解为何1919年那次世界性流感第二次爆发，其死亡率比正常水平要高5～20倍，并且为何死者主要是年轻人，许多学者推测这可能是因为春季的流感病毒出现基因变异，使其传染性和致命性显著提高，但这显然无法解释为何年轻人是主要的受害者。有人认为这可能是由于流感和肺炎的交互作用带来的，而肺炎主要感染年轻人，特别是年轻男性。但是在这次流感中，欧洲和日本的女性死亡率同男性一样高，而印度女性的死亡率甚至比男性还高，表明肺炎的影响不是主要因素。
一般我们也坚信“生命在于运动”，可龟不会长跑，而且几乎从不锻炼身体，但无疑比兔子更长寿，厉害的竟能活到数百岁。
这次“非典”之初多数专家都指出，其传染方式为飞沫传播，可香港陶大花园的情况显然无法凭此解释。种种情况都说明，科学只是某种经验性真理，对未知的并不断变化的情形预见能力有限。要想一劳永逸地保护人类自身，还需致力于预见方面的研究。精神篇
疾病影响人的性情自不待言，《共产党宣言》刚猛火爆，据说就是因为作者其时正逢痔疮肆虐，心气烦躁之故。东晋士人狂放怪诞，是吃多了“五石散”落下的毛病，之所以要吃“五石散”，却又是因为其时正逢伤寒盛行，人们以为“五石散”能克伤寒(今天我终于醒悟，经过现代化浇灌的我们并不比古人高明，拿板蓝根、盐、醋甚至黑糯米来对付一无所知的SARS，在方法论上真可谓一奶同胞)。奇怪的是，到了后世，这些不得不如此的事情却被文人们诠释为故意如此，毛病终于还是被领会成了风度、气质，其间的技术成分被全部忽略、删除，够荒诞的。不过这还不是最荒诞的，更有证据表明，艾略特的名诗佳句泰半出于他感冒时所作，我推测是感冒药的副作用产生的类毒品效果使他格外能胡思乱想吧，要不他也不至于生出感冒依赖症。看来沈宏非的“吃什么、写什么”理论并不都是凭空捏造的。
比影响性情更严重的是，疾病会扭曲道德。传染还是不传染，这是个所有伦理学家都不能回避的道德问题。它比路线斗争时期出现的道德问题更加复杂难解。两军对决，你叛变了，同志们是要找你算帐的，可是敌人很欢迎你啊。再说，谁也不用躲你远远的，相反，却都要要凑近你，同志们为了靠近你好下手，敌人凑近是为了听你的情报更清楚点。
报载，有些地方有的患者去医院诊断，被发现是非典后，跳窗而逃。我们固然可以谴责他们不讲公德，不遵循法律，谴责他们愚昧无知，但是，我们想过没有他们为何而逃，他们的逃走源于对公权的不信任。他们如果感觉留下会得到良好的救治，干嘛冒着生命的危险跑掉，他们很有可能根据以往的经验，作出公权出于各种目的可能把他们的私利泯灭掉的推论。尽管事实上并不是如此，他们也被自己的假想所口下倒。
我自己所能做到的最好的事情，就是不要被传染．并且还能基本保持日常事务不被耽误，较坏的是．万一发现自己已经被传染，也要尽一切可能洁身自好，决不连累他人。当然， 由于传染源目前占正常人的比例很小，不被人传染要比不传染比人的难度要大，做到最好反而比做得较好要容易得多。最坏的事情是，病毒的发作产生了某种变异，人们身染重症却毫无症状，怀揣”火种”坚持工作，和群众打成一片，成为超级”毒皇”。 目前已经获得此殊荣的那个广州人，差不多真的把自己弄成了全民公敌，被他传染的人死了好几个，奇怪的是他自己却活了下来。与其那样，还不如偷懒要滑，在这种特殊背景下，偷懒反而是值得推荐的一种躲避瘟神的好手段。据我所知．北京有些特殊单位是把自己不能被感染作为一项任务来下达的。
“主观为自己，客观为他人”这句话常遭到我们教科书的批判，而我觉得这是目前最好的行为方式。因为主观为他人、客观为他人听起来虽好，但不能实现，完全的为自己，万一哪个患者这么做，结局也是灾难性的。
有人提出了这场瘟疫中的囚徒困境。说每个人出于自己的安全选择出走，对个人而言是理性的，但对于群体而言，又是非理性的。结果导致个人利益和群体利益的共同损失。我承认有囚徒困境的存在，但我不赞同因为囚徒困境就要放弃个人理性，同时需要指出的是，选择逃走并不符合个人理性。逃走的过程不可避免要经历比较危险的公共场所，交通工具，这将使危险性大大增加。不如不动、不走，恰恰是为了个人考虑，而不是考虑所谓不传染其他人一一这是客观上的后果，但不是我考虑的出发点。
在不明瘟疫面前．人类并不像自己平时宣称的那样智慧，古希腊文明和我们的先秦思想只会诱惑人们按争霸的套路重组权力，却从没正确指导过日常生活。连专家都抓不到把时，老百姓像只无头苍蝇乱撞就是情理中的事了，听信谣传、抢购，都是顺理成章的了，人类在互相斗争时，还要顾及气节、信仰，可在瘟疫面前，全然不用担心面子、良心、更不用说理性和知识了。可以说，疫情不断扩大的过程，就是人类马不停蹄地伤害自尊、降低道德底线的过程。至于一些指责，是在疾病可控制范围时的说法，假如情况真的坏到《鼠疫》中那样，任何理性、自制，结果都跟胡来没有不同。与此相关的，是对随便什么宗教的胡乱迷恋。
历史上，几乎每种宗教的传播都伴随着对疾病的治疗效果，《圣经》上记载，基督不仅用画饼让人们充饥，还用来路不明的东西为人治病。佛教传入中土更是与古印度医术结伴而来，在洛阳传道的西域高僧安世高，就是位手艺高超的医生。就是现在已经国际化了的西藏，信众们还对高僧活佛身上的每一件分泌物视如灵药，如同济公身上搓下的汗垢，包治百病的。
而宗教疗效．通常又和患者的道德水准紧密联系，当人们没有更好办法的时候，这个属于迷信范畴的观念就会占据上风，患者会疑心自己干了什么不体面的事情。欧洲中世纪被宗教统治的文化使人们把瘟疫发生的原因归结为是由于人类自身的罪孽引来了上帝的愤怒。在德国一些狂热的基督徒认为是人类集体的堕落引来了愤怒神明的惩罚，他们穿过欧洲的大小城镇游行，用镶有铁尖的鞭子彼此鞭打，不断地哼唱着“我最有罪”。而在德国的梅因兹，有12万犹太人被活活烧死。在斯特拉斯堡则有16万犹太人被杀。
有这种心理暗示的人们接下来当然是要恐慌，人们在一无所知的瘟疫面前没理由不恐慌。恐慌引起的后果开始是物质层面的，是抢购风，然后是精神的，引起精神层面恐慌的因素太多，但最重要的莫过专家的手段和态度，过度自信和过分没把握都能触发群众的不良联想，有人连夜忏悔祷告做好事，有人把所有知道的预防手段全部用上，但恐慌还只是一种心理活动，一旦用它指导行动，就将造成更大的麻烦了。
当恐慌进入麻木期，就有各种宣泄渠道应运而生。坏事被解构成为好事。我们看到，从精神文明的角度，拿公款大吃大喝的人少了，在家即便想搞腐败，起码在技术上增加了困难，没有场地费、服务费、品牌费和要命的三陪费，恐十白想奢侈都办不到，不敢想象谁会在自己家里喝路易十三吃野生保护动物，而鲍翅燕窝，又绝非寻常家庭主妇能为，剩下的大抵只有节约一途了，打麻将的人少了，大部分有泡妞习惯的人都端正了品行，乐观地看，是S厶nS陶；台了他们的情操，就算有见色忘命的，也找不到目标下手。女同志们在口罩的掩护下，除非是碰上一个骨灰级的老手一一比如，常年生活在中东地区．练出一副能透过面罩看到本质的——你几乎没法判断她们长得究竟如何，个六层口罩还不像穆斯林的面纱，除了透气，就什么信息也不透露，顶级的透视相机都无能为力的。既然外面的世界不但不精彩而且很无奈，那么家就显得春光明媚了，再加上强制半强制人们必须留恋这个地方，家庭就更加团结了。有确凿的报道说，在此期间．北京市的离婚率较往年下降了一半，性学专家李银河还说．这将增加婚内性生活的次数，有助家庭稳定。我们还欣喜地注意到，爱扎堆的人少了，人们又喜欢独立思考了，开会写总结少了，读书学习的特别是钻研医学知识的人多了。
于此同时，还进一步了解到．无事生非的人少了，一些胡同串子闹事率比去年同期下降了90多个百分点，特别是打架斗殴的几乎没有了，过去他们往往是看对方不顺眼，一言不合就要动手，自非典流行以来，他们相互看对方顺眼了，学会保持距离了，即使双方有什么争端也不再诉诸武力了。邻里之间更加和睦了，互相更加自觉地减少了往来。
尽管我担心，人类习惯于学习享乐的技术，一旦过上几天太平日子，就要流行房中术、美容秘笈和吃喝方法论，不少人是憋足了劲等待着“解放”的那一天，但眼下，这毕竟是让精神文明办的人不胜欣慰的成果，是瘟神带给人们的额外收获。就像笑话中说的，非典办成了谁都办不了的事。老子说，祸福相依．指的就是这个意思。
我是相信人类有能力战胜一切疾病的，而且能够干净彻底地杜绝任何传染，只要把每一个人的成分都弄成独特的互不沟通的就行了。办法是现成的容易想到的，操作起来，就不知道时猴年马月的事了。至少在这段历史时期内，我们还应该想想，当我们忙碌倒把睡觉当作“战略性打盹”、把发展等价为GDP的雄起、把现代化简化为一些数量指标时，我们是否就真的按最好的方式活下去了。经过这次全民运动的洗礼，我已经有了一个悬念，如果发展了、发达了、人均收入极大提高了的现代化日历中，缺少保证人民在传染病下的安全条款，我个人认为，这样的现代化至少是不充分的。
在以前，村妇丢了钱，会留下一句恶毒的咒骂 让捡到的人买药吃。我现在倒真疑心，我们一面拼命生产、创造财富，一面又煞费苦心花钱去清除这种生产和财富所制造的后遗症，是不是有点像村妇的咒语中说的那样。但愿不要让村妇的话不幸言中。(责编／康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