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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是一个最能体现马克思货币思想的文献。在《手稿》的第二章，马克思分四个小节，即达里蒙《论银行改革》《货币的生产和本质》《贵金屬作为货币关系的承担者》以及《货币流通和货币的三种规定》集中阐发了他最初的货币思想，这些文献共同构成了研究马克思货币观最直接、最重要的文字材料。但在这个过程中，似乎出现了某种阻力以致使研究者难以准确地把握马克思货币理论的核心。这或许和马克思片段式或者图景式的写作手法有关，但更多的是货币自身内在逻辑结构容易给人造成认识上的误区，使得货币在被赋予“资本”职能的时候，演变成为资本的阐释工具，频繁地出现在马克思对资本论述的语境中。通过考察货币的价值通约性、可交换性和物质代表性等基本属性，不难发现货币与资本的可能性边界存在三重维度的划分：一是以是否退出流通领域作为第一重划分；二是以社会是否具有“雇佣劳动”或“自由工人”作为第二重划分；三是以能否实现价值增值为第三重划分。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支配下，在货币向资本的转化过程中，不论商品交换在何种形式上进行，雇佣工人都将从人的因素向物的因素转化，沦为资本保值增值的手段。这里包括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是劳动能力的对象化。商品市场上所交易的产品都是工人劳动能力的对象化或者说是外化。除此之外，还应注意“货币拜物教”的发生。尤其是在货币拜物教影响深远的当下，如何正视自己劳动能力，正确辨识货币与资本是首要前提，进而从中得出一些创新驱动发展的当代启示。
[关键词]马克思；货币理论；资本；创新驱动发展
[中图分类号]F8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284（2018）04-0014-05
在理解马克思货币理论的过程中总伴随着一个误区，那就是通过“钱”这个词将“货币”与“资本”混淆，即研究货币理论时，“资本”概念会不自觉地影响和干扰着思维主体对“货币”的认识。实际上，“货币”与“资本”有着明显的界限，它们既对立又同一。准确把握马克思对货币理论的认识，厘清“货币”与“资本”的关系，对引领创新向纵深发展带来巨大的启示作用。
一、《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货币认识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货币的认识途径是从自我出发，沿着主体性哲学方向，实现对货币现象的解释。这种认识是一种停留在哲学层面的感性直观，但并未就货币理论的经济学意义展开广泛而深入的探讨，也未实现对黑格尔“异化理论（theory of alienation）”的扬弃。他将“货币”比作“有形的神明”[1]140“娼妇”[1]140“普遍牵线人”[1]140和“皮条客”[1]377用来说明“货币”是值得拥有的对象和具有占有一切对象的特性。如此这样，容易造成一个逻辑上的矛盾，即作为对象的货币并不意味着是异化的对象。“对象”和“异化”不是同义的反复，二者在何种情况下才能实现自我替换是马克思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问题。为此，马克思借用了黑格尔“异化”的思想，侧重从认识论的主体角度来阐明劳动的对象化过程就是同自身相异化的活动。作为对象化劳动的物质表现形式（私有财产）对于劳动主体来说，便成了一种异己存在物。如果将货币当作私有财产或“积累的劳动”[2]133，那么异化劳动的思想就会使得上述诸如“作为对象化的劳动（货币）是如何发生异化”这个问题得到合理的解释。当然，上述前提能否实现的关键在于认清一个事实：私有财产的价值形式是货币还是资本？就《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这个文献来说，马克思并未详细且深刻地区分“货币”与“资本”的关系。他更多的时候是从人本主义的角度，以经验材料为依据，说明货币对于认识主客体的哲学关系。通过引用歌德著作《浮士德》和莎士比亚《雅典的泰门》中关于货币的论述来实现对货币的定义，认为货币是“实际的头脑”[1]139“真正的创造力”[1]140和“起颠倒作用的力量”[1]140等。“货币”在哲学上的规定，虽未明晰“货币”与“资本”的关系，但解释了“货币”在扩张人的本质力量的同时也加剧了人的异化，使货币由手段变成了目的，初步建构了“货币”的理论框架。
二、《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的货币认识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的《货币章》中对“货币”关系的讨论，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马克思的货币理论。不仅如此，这部著作还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基础上探明了“货币”与“资本”的界限问题。毫无疑问，货币理论的突破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转向有很大关系。关于这点，可以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找到明确答案。作者因为遇到物质利益的难事，才将研究方向从哲学转向了经济学。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理解私有财产的价值形式是“货币”还是“资本”的关键在于对“货币”与“资本”的理解，以及二者在何种形式上对立同一。而流通中的资本是以货币为前提，因此不妨将货币作为研究的逻辑前提，在如何认识货币“神秘性”[3]56的问题上，《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提供了一些线索，即从货币的性质入手来理解货币如何以自身为前提，实现自我生成和目的的。
（一）货币的价值通约性
商品的价值是由对象化在商品中的必要劳动规定的，劳动量是一切商品评价和比较的唯一尺度，但用无形的劳动量作为比较的尺度难以在比较中取得有效进展。因为单个商品的使用价值（商品的自然属性）不同，使得一种商品与其他任何商品难以交换，这就意味着为促成交换顺利进行，必须将交换的一方“设定为自身不等同，设定为交换价值”[4]91，进而达到某种“质的等同性”[5]21。这种质的等同性实际上就是价值（注：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马克思对交换价值和价值的概念并未作明晰的界定，他仅把价值视作独立于商品的自然存在之外的社会存在或交换价值的一般形式，直到《资本论》（第1卷）才有明确定义）。在商品交换之前，商品对自身进行估价，并把它置于某种规定的比例之中。在商品交换时，商品把交换价值作为自身，同时取得一个和它自然存在不同的存在，使得交换达成。那么，不同质的商品何以能处在同一单位量的比例上？这是因为商品是一定劳动时间的对象化。这就使得一种商品与其他任何商品得以有一个共同的量的比例关系。因此，商品的交换其实就是在等劳动量的前提下，实现商品社会存在形式的变化。当然，这里所指的劳动是必要劳动。而关于必要劳动的论述，马克思集中在《资本章》。他在《货币章》仅认为“劳动时间作为价值尺度，只是观念存在”[4]88。如果按照这样的逻辑顺序理解劳动时间，那么就会产生一种可能。商品在实现交换价值的过程中，真正的兴趣并不在于一种商品与其他任何商品在劳动时间量上完全相等，而是表明这种商品是“等价物”[4]93。它可以实现与其他任何商品相互交换的比例。在观念中，商品自身成为一种价值尺度。 （二）货币的可交换性
马克思将货币比作是“永久的商品”[4]99旨在说明货币与商品一样，都具有可交换性。当然这里所说的货币可交换性是相对商品而言的可交換，因为货币的可交换性是从商品的可交换性发展而来的。商品之所以可交换是因为商品二重性的存在，交换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商品自然存在形式与社会存在形式的二重分离。商品的社会存在形式，即商品的交换价值，是商品“内在的货币属性”[4]96。货币也正是在商品交换的过程中脱离了商品的自然存在形式，取得了一个与任何其他商品交换的“一般社会存在”[4]96。这就导致了一种特殊的局面，即从商品交换过程中抽象出的代表交换价值一般形式的货币与商品的自然存在形式并存。此时，作为从商品“胚胎”中孕育而来的货币，成为商品的对象，是一种异己的存在物。商品与货币的交换性便会发生。商品与货币的交换，是为了获得代表交换价值的一般形式，而交换价值则摆脱了商品自然形式而独立化。也正是因为此种与商品对立而独立的特点，使得商品的交换由手段变成了目的，促进交换的主客体关系发生颠倒，这也为货币的扭曲和货币幻象的出现奠定了物质基础。
（三）货币的物质代表性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将货币比作“一般财富的代表”[4]175“万物的结晶”[4]172和“永动机”[4]153，就是为了说明货币的物质代表性。作为交换价值一般形式的货币对于商品而言表现为异己的存在物，“一种对象化的权力”[6]207。占有货币意味着占有商品交换价值的象征形式。换句话说，货币就是一张“凭证”[4]103，通过它可在流通领域领取具有等量交换价值的一切商品。这也是由于货币与交换价值的逻辑而决定的。货币是与商品自然存在形式相分离的交换价值，而交换价值则是“物化在产品中的相对劳动时间”[4]109。因此，占有货币的另一种抽象即是占有更多的交换价值和相对劳动时间的一般形式。从交换价值这个层面说，货币的物质代表性表现为一种异己和独立的物的关系，这就是财富；从劳动时间的角度看，货币的物质代表性表现为一种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个人的能力表现为通过货币占有他人劳动时间，这就是权力，即实现支配他人的权力。但此种权力是在流通或交换领域实现的，因此存在界限和路径依赖的关系。值得特别强调的是：货币之所以具有物质代表性是因为货币是“等价物”，本身具有交换价值，比如作为货币的金和银。若是仅将货币当成一种铸币或“价值符号”，那就割裂了货币的发展史。
（四）货币与资本的界限
就资本的一般性而言，资本的前提是货币，由货币而生成，但是这种货币的存在形式已不再是从交换价值的其他实体中排除出来的自为规定，而是那种使资本“变大或增大”[4]228，从而使资本以其自身为目的而保存的东西。因此，“货币”与“资本”的界限至少有三个前提性的划分：一是以是否退出流通领域作为第一重划分。在简单的流通中，如果商品之间的交换价值以“货币”为“媒介”[7]4，那么商品的价值规定就会在商品实现之时消失，于是商品便成了直接消费的对象。如果商品与货币相交换（W-G）或者货币与商品交换（G-W），那么对于前者来说，一种作为交换价值一般形式的货币只在观念上得到实现；对于后者而言，在交换过程中作为商品的自然存在形式将会消失而退出流通。所以，交换价值作为交换价值而存在，就必须在流通领域保存自身，既是作为价值的保存，又是作为实体的保存。这就是货币与资本的界限所在。倘若货币要在流通中实现自身，就需要向资本转化。因为对资本而言，他是一个生产过程，更为重要的是它不仅能在流通中保存自己“永存的交换价值的规定性”[4]228，而且还能增值。二是以社会是否具有“雇佣劳动”或“自由工人”[8]203作为第二重划分。纯粹意义上的货币流通实际上是为商品交换服务的。商品的拥有者，即对象化在商品中劳动的所有者是工人自身，而用于交换的劳动产品其实是为了满足工人生活必需的一种形式和手段。不论货币与商品交换还是商品与货币交换都改变不了工人作为货币的所有者或对象化劳动的所有者的主体地位。作为“货币的货币”实质在交换过程中充当中介作用，它在一种商品与任何其他商品交换之后退出流通领域。这就使得资本与货币在生产关系上有着明显的界限。资本对社会劳动力的支配，必须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总体实现统治的基础上，即此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居“普照的光”[4]48位置，成为一种“特殊的以太”[4]48，这样资本的生产方式才能得以实现。那么，“雇佣劳动”便可当作一种商品在市场上自由流通。于是，“自由的工人”[8]203在此情况下有了二重意义：一方面工人是自由的个体，他将他的劳动力当作商品进行支配；另一方面工人自由得一无所有，为了获得生活资料出卖劳动力，是一种“饿死的自由”[9]360。“雇佣劳动力”和“自由工人”[8]203的出现使得“作为资本的货币”占有大量的雇佣劳动力，成为一种可以支配他人劳动的社会化权力。而对于货币的所有者来说，占有货币预示着占有更多交换价值，其目的在于通过交换取得产品的自然存在形式来满足生活需要。它是产品社会存在形式与自然存在形式的对立，不是劳动与劳动异化的对立，从而决定了“资本”与“货币”存在着界限。三是以能否实现价值增值为第三重划分。货币，作为交换价值“一般性”的代表在量上存在一定限制，总表现为一定数额的财富象征形式。作为“资本的货币”与“作为货币的货币”的异质在于“资本”存在“欲望”[4]228。此种“欲望”[4]228是不断突破自我量的界限的趋势，即实现交换价值“不断自行倍增”[4]228的过程。正因为“资本”具有这种“价值增殖”的特性，使得“资本”与“货币”的边界逐渐明晰。理解“资本”价值增殖的首要前提在于对“雇佣劳动”的区分，必须在“必要劳动”与“剩余劳动”的基础上，通过概念抽象出“剩余价值”，才能在学理层面解释“资本”与“货币”的对立，从而理解“‘资本’的‘神秘性’”问题。对于货币，它的本质在于说明产品的存在形式的分离。而它在流通中所起的作用在于实现异质商品在交换中量的规定，而不是量的增加。 （五）货币幻象：货币拜物教的产生
货币拜物教的产生是由“货币形而上学性”[10]42所引起的。作为交换价值一般形式的货币，实际上是对社会关系的一种抽象和颠倒。原来在社会交换过程中充当媒介工具的货币，成为现实中主体性的存在，是人们生产、交换的目的，进而使得货币与商品、生产与交换发生颠倒。在这之中，货币的至上性由此生成，体现在货币自身从颠倒性的关系中获取了抽象的统治力量。它在实现生产与交换关系颠倒的同时，也将社会存在的个人置于“物的依赖关系”[4]113-114中。由此，这种物的统治现象在文化领域便被扭曲幻化成“货币拜物教”。
马克思关于“货币拜物教”的直观论述及其否定主要集中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这一文献中。他认为“货币的普遍性”[1]137在于它具有占有一切对象的特性。个人特性决定人的本质这一现象已经扭曲为对货币的占有。这实际上就是用哲学话语将货币表达成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正基于此，马克思就货币的异化及扭曲而展开批判。但是在这过程里，需要解决一个前文所论及的问题：对象化的货币是否意味着货币的异化？这是一个有前提的判断，而它的前提在于一定要将货币置于实现自我增值为目的的生产关系之中。关于这个前提假设，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作了详细阐述。他在“货币”一章中通过分析货币抽象的本质和具体的表现形式而发现：货币向资本转化的逻辑在结构上与黑格尔“主体与客体颠倒”的逻辑存在一致性，即货币向资本的转化形成了对象化的货币发生异化的趋势，而“货币拜物教”的产生实质就是货币异化在文化思想上的表現。
三、马克思货币理论对创新发展的启示
在现代社会中，由于“货币”与“资本”存在边界模糊的问题，导致人们在认识上将“资本”与“货币”混淆。这就使得在对待“货币”时，总是以批判“资本”的态度去审视，将“货币”妖魔化或当作道德的批判对象。实际上，人类整个社会的联系和发展，都是依靠于这样一个不依赖于人，结果又控制人的物（货币）的逻辑而开展的。因此，“货币”的产生是历史逻辑的推演，是一个历史性的发展结果，不能因为它颠倒与商品、生产与交换的关系，就以“倒转”或者“翻转”的理论彻底否定它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所起的积极作用。正本清源，回到马克思经典文本和文献中去，不难发现：马克思始终坚持唯物史观的立场和态度，认为货币突破自身的限制向资本的转化是一种必然趋势。正因如此， “货币”向“资本”的转化过程，对于推动科学技术创新、知识劳动的创新和制度的创新等，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一）货币向资本的转化实现了科学技术的创新与发展
与其说货币是实现科学技术创新的直接动力，不如说交换价值是实现科学技术创新的直接动力。作为交换价值一般形式的货币，能在跨区域的交换中取得更先进的生产设备、更高级的生产专利技术和更优秀的生产工人。倘若这些生产资源能在生产领域流通，则有助于社会企业的生产设备和生产技术的升级换代，从而提高企业生产力水平，为企业更多地获取对象化的交换价值来奠定生产基础。而对于那些生产力较高，处在竞争前列的企业来说，要获取更多的利润，实现自身个别劳动时间转化为社会劳动时间，就必须加大对创新的货币投入，实现生产力的快速提升，这就无形中推动了整个社会科学技术创新的发展。
（二）货币向资本的转化实现了知识劳动的发展
在资本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之下，货币向资本的转化过程正好使得以“理性”“实证”为标志的知识体系建立起来。在现代的经济学语境下，知识被当作一种生产要素纳入生产体系之中。而知识劳动的特殊性决定了它是一种复杂劳动，是多倍的简单劳动，因此便造就了这样一个逻辑，即雇佣劳动力若要从简单劳动中解放出来，就必须使得劳动具有知识创新性的“基质”。于是，知识创新驱动雇佣劳动力提升知识水平、创新意识就显得格外重要了。
（三）货币向资本的转化促进制度创新
货币对科学技术的创新驱动，在某种意义上而言就是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则必然要求生产关系和生产制度进行某些调整。货币对创新发展的启示就在于对现有体制改革的推动上。一是要改善国内的投资环境，吸引更多的国外优质企业加大对本国市场的货币投入。二是要用制度促使先进生产技术的传播，在带动居民就业的同时，为现代化建设吸收更多的货币资金投入。
当然，货币内在的逻辑结构决定着货币不总是产生积极的意义，它也有自身固有的缺陷。尤其是在货币转化为资本的进程中，剥削工人剩余价值的特定属性需要特别注意。我们在肯定货币对创新驱动的意义上，也应正确理解货币这种自我否定的缺失。坚持人本主义向度才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题中之义。
四、结语
“货币”是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前提，它在马克思批判理论中扮演着重要的作用。因而在对待货币这个问题上，需要人们在世界观、价值观上辩证地看待。既要正确理解“作为货币的货币”在流通中抽象为交换价值的一般形式，又要懂得“作为资本的货币”在价值增值过程中对雇佣劳动造成的消极作用。其实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支配下，在货币向资本的转化过程中，不论商品交换在何种形式上进行，雇佣工人都将从人的因素向物的因素转化，沦为资本保值增值的手段。这里面包括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是劳动能力的对象化。商品市场上所交易的产品都是工人的劳动能力的对象化或者说是外化。对象化是马克思借用黑格尔的哲学术语而创新的名词，表达的是在人化世界之中，个人主体对于整个世界的构建。在手稿中强调的是这种异己力量的来源问题。另一个是异己的商品力量或货币向资本转化的过程对作为创造者的工人本身所带来的影响。工人创造出了这个新生的事物，但是在资本化的过程中，这种物从手段变成了目的本身，支配着工人。这就很容易让人产生出一个疑问：产生这个现象的根源在哪里？到底是雇佣工人造成的，还是整个交换系统逐渐显露出对工人的压迫和抛弃。于是，这个问题的表面是对象和异化的讨论，实际上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内部矛盾的分析。也正是因为这样的讨论，才有资本自反性的发生和资本主义走向崩溃的确证。
在货币向资本转化的过程中，不仅要关切劳动异化的问题，更要注意“货币拜物教”的发生。这是一个实践向度的问题，也是本篇文章研究的实践意义核心内涵所指。货币向资本的转化或资本化的过程中，作为交换的个体，如何在这样的浪潮之中保持个人的主体性原则。商品的相对价值被量化，实指个人的劳动将被量化。于是，人的劳动被简单地归结为“钱”的问题。尤其是在货币拜物教的背景下，如何正视自己劳动能力，而不是以货币数量的多少来衡量个人的劳动能力，是当前需要研究并在实践上解决的问题。货币不是上帝，也不可能是万能的。资本的交换系统不可能将所有的物品或产品纳入进来，比如关于人的良知、知识、爱情、善意等等。资本化的进程中，不应以把货币当成上帝，用货币作为衡量一切的唯一标准。作为个人，需要在交换中正视自己，从中获得幸福，而不是相反。
[参 考 文 献]
[1]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137-140.
[2] 戴圣鹏.唯物主义历史观视野中的“资本”[J].学术界，2015， （12）：133.
[3] 张定鑫.资本的神秘性[J].江汉论坛，2016，（1）：56.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8-228.
[5] 杨兴业，邹广文.论马克思的货币本质观[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8，（6）：21.
[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07.
[7] （台）吕炳强.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货币现象学[C]//第十二届中国现象学年会论文集.2007：4.
[8] 恩格斯.反杜林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203.
[9] 列宁全集（第3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360.
[10] 王巍.货币形而上学性及其抽象化机制[J].求实，2016，（3）：42.
〔责任编辑：崔家善〕
[关键词]马克思；货币理论；资本；创新驱动发展
[中图分类号]F8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284（2018）04-0014-05
在理解马克思货币理论的过程中总伴随着一个误区，那就是通过“钱”这个词将“货币”与“资本”混淆，即研究货币理论时，“资本”概念会不自觉地影响和干扰着思维主体对“货币”的认识。实际上，“货币”与“资本”有着明显的界限，它们既对立又同一。准确把握马克思对货币理论的认识，厘清“货币”与“资本”的关系，对引领创新向纵深发展带来巨大的启示作用。
一、《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货币认识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货币的认识途径是从自我出发，沿着主体性哲学方向，实现对货币现象的解释。这种认识是一种停留在哲学层面的感性直观，但并未就货币理论的经济学意义展开广泛而深入的探讨，也未实现对黑格尔“异化理论（theory of alienation）”的扬弃。他将“货币”比作“有形的神明”[1]140“娼妇”[1]140“普遍牵线人”[1]140和“皮条客”[1]377用来说明“货币”是值得拥有的对象和具有占有一切对象的特性。如此这样，容易造成一个逻辑上的矛盾，即作为对象的货币并不意味着是异化的对象。“对象”和“异化”不是同义的反复，二者在何种情况下才能实现自我替换是马克思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问题。为此，马克思借用了黑格尔“异化”的思想，侧重从认识论的主体角度来阐明劳动的对象化过程就是同自身相异化的活动。作为对象化劳动的物质表现形式（私有财产）对于劳动主体来说，便成了一种异己存在物。如果将货币当作私有财产或“积累的劳动”[2]133，那么异化劳动的思想就会使得上述诸如“作为对象化的劳动（货币）是如何发生异化”这个问题得到合理的解释。当然，上述前提能否实现的关键在于认清一个事实：私有财产的价值形式是货币还是资本？就《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这个文献来说，马克思并未详细且深刻地区分“货币”与“资本”的关系。他更多的时候是从人本主义的角度，以经验材料为依据，说明货币对于认识主客体的哲学关系。通过引用歌德著作《浮士德》和莎士比亚《雅典的泰门》中关于货币的论述来实现对货币的定义，认为货币是“实际的头脑”[1]139“真正的创造力”[1]140和“起颠倒作用的力量”[1]140等。“货币”在哲学上的规定，虽未明晰“货币”与“资本”的关系，但解释了“货币”在扩张人的本质力量的同时也加剧了人的异化，使货币由手段变成了目的，初步建构了“货币”的理论框架。
二、《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的货币认识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的《货币章》中对“货币”关系的讨论，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马克思的货币理论。不仅如此，这部著作还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基础上探明了“货币”与“资本”的界限问题。毫无疑问，货币理论的突破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转向有很大关系。关于这点，可以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找到明确答案。作者因为遇到物质利益的难事，才将研究方向从哲学转向了经济学。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理解私有财产的价值形式是“货币”还是“资本”的关键在于对“货币”与“资本”的理解，以及二者在何种形式上对立同一。而流通中的资本是以货币为前提，因此不妨将货币作为研究的逻辑前提，在如何认识货币“神秘性”[3]56的问题上，《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提供了一些线索，即从货币的性质入手来理解货币如何以自身为前提，实现自我生成和目的的。
（一）货币的价值通约性
商品的价值是由对象化在商品中的必要劳动规定的，劳动量是一切商品评价和比较的唯一尺度，但用无形的劳动量作为比较的尺度难以在比较中取得有效进展。因为单个商品的使用价值（商品的自然属性）不同，使得一种商品与其他任何商品难以交换，这就意味着为促成交换顺利进行，必须将交换的一方“设定为自身不等同，设定为交换价值”[4]91，进而达到某种“质的等同性”[5]21。这种质的等同性实际上就是价值（注：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马克思对交换价值和价值的概念并未作明晰的界定，他仅把价值视作独立于商品的自然存在之外的社会存在或交换价值的一般形式，直到《资本论》（第1卷）才有明确定义）。在商品交换之前，商品对自身进行估价，并把它置于某种规定的比例之中。在商品交换时，商品把交换价值作为自身，同时取得一个和它自然存在不同的存在，使得交换达成。那么，不同质的商品何以能处在同一单位量的比例上？这是因为商品是一定劳动时间的对象化。这就使得一种商品与其他任何商品得以有一个共同的量的比例关系。因此，商品的交换其实就是在等劳动量的前提下，实现商品社会存在形式的变化。当然，这里所指的劳动是必要劳动。而关于必要劳动的论述，马克思集中在《资本章》。他在《货币章》仅认为“劳动时间作为价值尺度，只是观念存在”[4]88。如果按照这样的逻辑顺序理解劳动时间，那么就会产生一种可能。商品在实现交换价值的过程中，真正的兴趣并不在于一种商品与其他任何商品在劳动时间量上完全相等，而是表明这种商品是“等价物”[4]93。它可以实现与其他任何商品相互交换的比例。在观念中，商品自身成为一种价值尺度。 （二）货币的可交换性
马克思将货币比作是“永久的商品”[4]99旨在说明货币与商品一样，都具有可交换性。当然这里所说的货币可交换性是相对商品而言的可交換，因为货币的可交换性是从商品的可交换性发展而来的。商品之所以可交换是因为商品二重性的存在，交换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商品自然存在形式与社会存在形式的二重分离。商品的社会存在形式，即商品的交换价值，是商品“内在的货币属性”[4]96。货币也正是在商品交换的过程中脱离了商品的自然存在形式，取得了一个与任何其他商品交换的“一般社会存在”[4]96。这就导致了一种特殊的局面，即从商品交换过程中抽象出的代表交换价值一般形式的货币与商品的自然存在形式并存。此时，作为从商品“胚胎”中孕育而来的货币，成为商品的对象，是一种异己的存在物。商品与货币的交换性便会发生。商品与货币的交换，是为了获得代表交换价值的一般形式，而交换价值则摆脱了商品自然形式而独立化。也正是因为此种与商品对立而独立的特点，使得商品的交换由手段变成了目的，促进交换的主客体关系发生颠倒，这也为货币的扭曲和货币幻象的出现奠定了物质基础。
（三）货币的物质代表性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将货币比作“一般财富的代表”[4]175“万物的结晶”[4]172和“永动机”[4]153，就是为了说明货币的物质代表性。作为交换价值一般形式的货币对于商品而言表现为异己的存在物，“一种对象化的权力”[6]207。占有货币意味着占有商品交换价值的象征形式。换句话说，货币就是一张“凭证”[4]103，通过它可在流通领域领取具有等量交换价值的一切商品。这也是由于货币与交换价值的逻辑而决定的。货币是与商品自然存在形式相分离的交换价值，而交换价值则是“物化在产品中的相对劳动时间”[4]109。因此，占有货币的另一种抽象即是占有更多的交换价值和相对劳动时间的一般形式。从交换价值这个层面说，货币的物质代表性表现为一种异己和独立的物的关系，这就是财富；从劳动时间的角度看，货币的物质代表性表现为一种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个人的能力表现为通过货币占有他人劳动时间，这就是权力，即实现支配他人的权力。但此种权力是在流通或交换领域实现的，因此存在界限和路径依赖的关系。值得特别强调的是：货币之所以具有物质代表性是因为货币是“等价物”，本身具有交换价值，比如作为货币的金和银。若是仅将货币当成一种铸币或“价值符号”，那就割裂了货币的发展史。
（四）货币与资本的界限
就资本的一般性而言，资本的前提是货币，由货币而生成，但是这种货币的存在形式已不再是从交换价值的其他实体中排除出来的自为规定，而是那种使资本“变大或增大”[4]228，从而使资本以其自身为目的而保存的东西。因此，“货币”与“资本”的界限至少有三个前提性的划分：一是以是否退出流通领域作为第一重划分。在简单的流通中，如果商品之间的交换价值以“货币”为“媒介”[7]4，那么商品的价值规定就会在商品实现之时消失，于是商品便成了直接消费的对象。如果商品与货币相交换（W-G）或者货币与商品交换（G-W），那么对于前者来说，一种作为交换价值一般形式的货币只在观念上得到实现；对于后者而言，在交换过程中作为商品的自然存在形式将会消失而退出流通。所以，交换价值作为交换价值而存在，就必须在流通领域保存自身，既是作为价值的保存，又是作为实体的保存。这就是货币与资本的界限所在。倘若货币要在流通中实现自身，就需要向资本转化。因为对资本而言，他是一个生产过程，更为重要的是它不仅能在流通中保存自己“永存的交换价值的规定性”[4]228，而且还能增值。二是以社会是否具有“雇佣劳动”或“自由工人”[8]203作为第二重划分。纯粹意义上的货币流通实际上是为商品交换服务的。商品的拥有者，即对象化在商品中劳动的所有者是工人自身，而用于交换的劳动产品其实是为了满足工人生活必需的一种形式和手段。不论货币与商品交换还是商品与货币交换都改变不了工人作为货币的所有者或对象化劳动的所有者的主体地位。作为“货币的货币”实质在交换过程中充当中介作用，它在一种商品与任何其他商品交换之后退出流通领域。这就使得资本与货币在生产关系上有着明显的界限。资本对社会劳动力的支配，必须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总体实现统治的基础上，即此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居“普照的光”[4]48位置，成为一种“特殊的以太”[4]48，这样资本的生产方式才能得以实现。那么，“雇佣劳动”便可当作一种商品在市场上自由流通。于是，“自由的工人”[8]203在此情况下有了二重意义：一方面工人是自由的个体，他将他的劳动力当作商品进行支配；另一方面工人自由得一无所有，为了获得生活资料出卖劳动力，是一种“饿死的自由”[9]360。“雇佣劳动力”和“自由工人”[8]203的出现使得“作为资本的货币”占有大量的雇佣劳动力，成为一种可以支配他人劳动的社会化权力。而对于货币的所有者来说，占有货币预示着占有更多交换价值，其目的在于通过交换取得产品的自然存在形式来满足生活需要。它是产品社会存在形式与自然存在形式的对立，不是劳动与劳动异化的对立，从而决定了“资本”与“货币”存在着界限。三是以能否实现价值增值为第三重划分。货币，作为交换价值“一般性”的代表在量上存在一定限制，总表现为一定数额的财富象征形式。作为“资本的货币”与“作为货币的货币”的异质在于“资本”存在“欲望”[4]228。此种“欲望”[4]228是不断突破自我量的界限的趋势，即实现交换价值“不断自行倍增”[4]228的过程。正因为“资本”具有这种“价值增殖”的特性，使得“资本”与“货币”的边界逐渐明晰。理解“资本”价值增殖的首要前提在于对“雇佣劳动”的区分，必须在“必要劳动”与“剩余劳动”的基础上，通过概念抽象出“剩余价值”，才能在学理层面解释“资本”与“货币”的对立，从而理解“‘资本’的‘神秘性’”问题。对于货币，它的本质在于说明产品的存在形式的分离。而它在流通中所起的作用在于实现异质商品在交换中量的规定，而不是量的增加。 （五）货币幻象：货币拜物教的产生
货币拜物教的产生是由“货币形而上学性”[10]42所引起的。作为交换价值一般形式的货币，实际上是对社会关系的一种抽象和颠倒。原来在社会交换过程中充当媒介工具的货币，成为现实中主体性的存在，是人们生产、交换的目的，进而使得货币与商品、生产与交换发生颠倒。在这之中，货币的至上性由此生成，体现在货币自身从颠倒性的关系中获取了抽象的统治力量。它在实现生产与交换关系颠倒的同时，也将社会存在的个人置于“物的依赖关系”[4]113-114中。由此，这种物的统治现象在文化领域便被扭曲幻化成“货币拜物教”。
马克思关于“货币拜物教”的直观论述及其否定主要集中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这一文献中。他认为“货币的普遍性”[1]137在于它具有占有一切对象的特性。个人特性决定人的本质这一现象已经扭曲为对货币的占有。这实际上就是用哲学话语将货币表达成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正基于此，马克思就货币的异化及扭曲而展开批判。但是在这过程里，需要解决一个前文所论及的问题：对象化的货币是否意味着货币的异化？这是一个有前提的判断，而它的前提在于一定要将货币置于实现自我增值为目的的生产关系之中。关于这个前提假设，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作了详细阐述。他在“货币”一章中通过分析货币抽象的本质和具体的表现形式而发现：货币向资本转化的逻辑在结构上与黑格尔“主体与客体颠倒”的逻辑存在一致性，即货币向资本的转化形成了对象化的货币发生异化的趋势，而“货币拜物教”的产生实质就是货币异化在文化思想上的表現。
三、马克思货币理论对创新发展的启示
在现代社会中，由于“货币”与“资本”存在边界模糊的问题，导致人们在认识上将“资本”与“货币”混淆。这就使得在对待“货币”时，总是以批判“资本”的态度去审视，将“货币”妖魔化或当作道德的批判对象。实际上，人类整个社会的联系和发展，都是依靠于这样一个不依赖于人，结果又控制人的物（货币）的逻辑而开展的。因此，“货币”的产生是历史逻辑的推演，是一个历史性的发展结果，不能因为它颠倒与商品、生产与交换的关系，就以“倒转”或者“翻转”的理论彻底否定它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所起的积极作用。正本清源，回到马克思经典文本和文献中去，不难发现：马克思始终坚持唯物史观的立场和态度，认为货币突破自身的限制向资本的转化是一种必然趋势。正因如此， “货币”向“资本”的转化过程，对于推动科学技术创新、知识劳动的创新和制度的创新等，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一）货币向资本的转化实现了科学技术的创新与发展
与其说货币是实现科学技术创新的直接动力，不如说交换价值是实现科学技术创新的直接动力。作为交换价值一般形式的货币，能在跨区域的交换中取得更先进的生产设备、更高级的生产专利技术和更优秀的生产工人。倘若这些生产资源能在生产领域流通，则有助于社会企业的生产设备和生产技术的升级换代，从而提高企业生产力水平，为企业更多地获取对象化的交换价值来奠定生产基础。而对于那些生产力较高，处在竞争前列的企业来说，要获取更多的利润，实现自身个别劳动时间转化为社会劳动时间，就必须加大对创新的货币投入，实现生产力的快速提升，这就无形中推动了整个社会科学技术创新的发展。
（二）货币向资本的转化实现了知识劳动的发展
在资本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之下，货币向资本的转化过程正好使得以“理性”“实证”为标志的知识体系建立起来。在现代的经济学语境下，知识被当作一种生产要素纳入生产体系之中。而知识劳动的特殊性决定了它是一种复杂劳动，是多倍的简单劳动，因此便造就了这样一个逻辑，即雇佣劳动力若要从简单劳动中解放出来，就必须使得劳动具有知识创新性的“基质”。于是，知识创新驱动雇佣劳动力提升知识水平、创新意识就显得格外重要了。
（三）货币向资本的转化促进制度创新
货币对科学技术的创新驱动，在某种意义上而言就是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则必然要求生产关系和生产制度进行某些调整。货币对创新发展的启示就在于对现有体制改革的推动上。一是要改善国内的投资环境，吸引更多的国外优质企业加大对本国市场的货币投入。二是要用制度促使先进生产技术的传播，在带动居民就业的同时，为现代化建设吸收更多的货币资金投入。
当然，货币内在的逻辑结构决定着货币不总是产生积极的意义，它也有自身固有的缺陷。尤其是在货币转化为资本的进程中，剥削工人剩余价值的特定属性需要特别注意。我们在肯定货币对创新驱动的意义上，也应正确理解货币这种自我否定的缺失。坚持人本主义向度才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题中之义。
四、结语
“货币”是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前提，它在马克思批判理论中扮演着重要的作用。因而在对待货币这个问题上，需要人们在世界观、价值观上辩证地看待。既要正确理解“作为货币的货币”在流通中抽象为交换价值的一般形式，又要懂得“作为资本的货币”在价值增值过程中对雇佣劳动造成的消极作用。其实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支配下，在货币向资本的转化过程中，不论商品交换在何种形式上进行，雇佣工人都将从人的因素向物的因素转化，沦为资本保值增值的手段。这里面包括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是劳动能力的对象化。商品市场上所交易的产品都是工人的劳动能力的对象化或者说是外化。对象化是马克思借用黑格尔的哲学术语而创新的名词，表达的是在人化世界之中，个人主体对于整个世界的构建。在手稿中强调的是这种异己力量的来源问题。另一个是异己的商品力量或货币向资本转化的过程对作为创造者的工人本身所带来的影响。工人创造出了这个新生的事物，但是在资本化的过程中，这种物从手段变成了目的本身，支配着工人。这就很容易让人产生出一个疑问：产生这个现象的根源在哪里？到底是雇佣工人造成的，还是整个交换系统逐渐显露出对工人的压迫和抛弃。于是，这个问题的表面是对象和异化的讨论，实际上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内部矛盾的分析。也正是因为这样的讨论，才有资本自反性的发生和资本主义走向崩溃的确证。
在货币向资本转化的过程中，不仅要关切劳动异化的问题，更要注意“货币拜物教”的发生。这是一个实践向度的问题，也是本篇文章研究的实践意义核心内涵所指。货币向资本的转化或资本化的过程中，作为交换的个体，如何在这样的浪潮之中保持个人的主体性原则。商品的相对价值被量化，实指个人的劳动将被量化。于是，人的劳动被简单地归结为“钱”的问题。尤其是在货币拜物教的背景下，如何正视自己劳动能力，而不是以货币数量的多少来衡量个人的劳动能力，是当前需要研究并在实践上解决的问题。货币不是上帝，也不可能是万能的。资本的交换系统不可能将所有的物品或产品纳入进来，比如关于人的良知、知识、爱情、善意等等。资本化的进程中，不应以把货币当成上帝，用货币作为衡量一切的唯一标准。作为个人，需要在交换中正视自己，从中获得幸福，而不是相反。
[参 考 文 献]
[1]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137-140.
[2] 戴圣鹏.唯物主义历史观视野中的“资本”[J].学术界，2015， （12）：133.
[3] 张定鑫.资本的神秘性[J].江汉论坛，2016，（1）：56.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8-228.
[5] 杨兴业，邹广文.论马克思的货币本质观[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8，（6）：21.
[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07.
[7] （台）吕炳强.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货币现象学[C]//第十二届中国现象学年会论文集.2007：4.
[8] 恩格斯.反杜林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203.
[9] 列宁全集（第3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360.
[10] 王巍.货币形而上学性及其抽象化机制[J].求实，2016，（3）：42.
〔责任编辑：崔家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