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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唐代团窠形式动物纹样是唐代受众审美意象的反映。文章以唐代丝织品中团窠形式动物组合纹样为研究对象，通过文献、图像资料的收集探索此类丝织品纹样中的动物主题图案的题材分类与图案特点，将其与唐文化之间的映射关系进行总结。受众对于动物纹样的审美感受与时代特点密不可分，随着现代文明的提升，应找寻传统与现代的契合点，使得传统纹样与现代社会更好地相容。经过研究可以看出，对于唐代团窠形式动物纹样演化，与唐代审美偏好密不可分，可以从纹样的演变脉络折射出唐代的文化现象。通过对传统纹样“以古鉴今”的研究，可结合现代社会热点汲取古代装饰纹样的图形构成形式，对动物及动物题材纹样的演化过程与应用形式进行反思，从而对传统纹样的现代创新设计起到借鉴意义。
关键词： 团窠纹样;动物題材纹样;形式特点;题材演变;映射关系;唐代
中图分类号： TS941.12;K876.9 文献标志码： B 文章编号： 10017003（2020）12009510
引用页码： 121203 DOI： 10.3969/j.issn.1001-7003.2020.12.015（篇序）
Mapp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animal theme of Tuantang pattern in Tang dynastyand culture of Tang dynasty
ZHAO Gang1， LIU Chunxiao2， ZHANG Yi2
（1.School of Arts and Crafts， Suzhou Art & Design Technology Institute， Suzhou 215000， China;2.School of Design， Jiangnan University， Wuxi 214122， China）
Abstract： The animal patterns in the form of Tuantang in the Tang dynasty reflected the aesthetic image of the audience in the Tang dynasty. This study took the animal patterns in the form of Tuantang in silk textiles of the Tang dynasty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rough the collection of literature and image data， it explored the theme classification and pattern characteristics of animal motifs in such silk fabric patterns， and summarized the mapp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animal theme of Tuantang pattern and Tang culture. The audience’s aesthetic experience for animal patterns is inseparable from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modern civiliz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find an integrating point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 so that traditional patterns are better compatible with modern society. Through research， it can be seen that the evolution of animal patterns in the form of Tuantang in the Tang dynasty is inseparable from aesthetic preference in the Tang dynasty， and cultural phenomenon in the Tang dynasty can be reflected from the pattern evolution. In the study of traditional pattern， the hotspots of modern society can be combined to draw the graph constitution form of ancient decorative patterns and to reflect the evolution process and application form of animals and animal patterns. This paper provides reference for modern innovative design of traditional patterns.
Key words： Tuantang pattern; pattern with animal theme; form characteristics; theme evolution; mapping relationship; Tang dynasty
唐代丝织品中的团窠动物纹样，是在丝绸之路文化大融合背景下形成的极具包容性的纹样代表，是唐代受众在坚持本土文化的基础上，对外来文化兼收并蓄、和而不同的态度中形成的。赵丰在《中国丝绸艺术史》[1]、《锦程：中国丝绸与丝绸之路》[2]、《中国丝绸通史》[3]等著作中，对唐代团窠动物纹样的生成、演变及其与“陵阳公样”的关系有较多的论述。薛爱华[4]编著的《撒马尔罕的金桃》中，展现了唐代的社会文化与物质生活的画面，对家畜、野兽、飞禽品种的详细介绍，为后期对唐代丝织品中动物形象题材的分析提供了参照。大量的研究集中在对组成团窠形式的个别元素图形进行的针对性研究，并未对整体的唐代团窠纹样进行系统的分析与应用探索。但是，前辈们的丰富科研成果，对本文的理论与应用研究有很大的启发。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自己民族的历史文化不可抛弃。因此，对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研究与应用，也是顺应时代潮流的表现。 1 唐代团窠动物丝绸纹样的主要题材分类及特点
1.1 禽类动物纹样题材
1.1.1 含绶鸟
学术界对于喙部或颈部搭配绶带的直立鸟形象的纹样定名，无统一标准，有“含绶鸟”“戴胜立鸟”“雁衔绶带”等说法，本文以“含绶鸟”定义喙部衔有璎络或联珠带、颈后系有飘状绶带的立鸟团窠图案题材[5]。
藏于梵蒂冈博物馆的萨珊时期鸟纹波斯织锦（公元6—7世纪），形象趋于几何化（图1），鸟颈部、翅膀、腹部饰联珠带[6]，是典型的波斯萨珊式装饰纹样[7]。此类纹样在波斯萨珊王朝的货币、银器、壁画等处有较多的运用，象征着帝王的神格化，王权神授，是琐罗亚斯德教的守护力“祖灵”宗教崇拜[7]。随着丝路通商的繁盛，波斯萨珊式装饰纹样逐渐影响着中国装饰纹样风格。唐代流行的窠内含绶鸟造型，经过本
土化发展演变，图案风格更为饱满，可分为双鸟（表1中1#、2#、3#、4#）和独立鸟（表1中5#、6#、7#、8#）两种类型。其形象立于花台之上，口中衔璎珞、缀珠、项链、联珠带等物，颈后飘带，尾翅如卷草般向上弯曲，鸟身硕大，内填有联珠带等几何纹样装饰，展现出鸟纹形象的健美之风。绶带作为西域题材纹样元素，受到了本土对于“绶带”音同“寿”，以及彰显官位的丝带意义的赋予，属于本土认同的外来纹样，经本土化演变、交融，流行于唐代。
1.1.2 鸭与雁
唐代丝织品中鸭与雁的形象十分类似，本文以考古报告、文献专著及博物馆网站中所定义的题材种类为参照，将鸭纹与雁纹结合进行分析。
唐代团窠纹样中鸭子形象的流行与唐代的斗鸭娱乐活动有关，鸭的形象也会以一定的频率出现在唐代的装饰纹样中，时间考证为中唐前后。从新疆、青海出土的鸭纹织物中可看出（图2），主题纹样多以大面积联珠、植物窠环相配，动物形象简洁概括，头部较小，喙部扁平，鸟嘴末端微微上翘或张开，脖颈弯曲，对称排列，立于花台之上。
据图像资料考证，大雁主题团窠纹样的出现多在唐中晚期。南飞迁徙的大雁有鸿雁传书的说法，也被赋予了思念的意义，就成了人们心中的灵鸟。团窠雁纹的呈现形式十分多样，可分为轴对称式飞翔与反转对称式飞翔两种形态。轴对称式团窠雁纹形象较小，与周围点缀的花卉植物纹搭配，两者融为一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振翅欲飞，灵动优美（图3）。反转对称式团窠雁鸟纹在晚唐时期十分流行，藏于法国吉美博物馆的红底手绘对雁纹幡头中（图4），窠环已然隐去，两只大雁在隐形的圆形团窠区域内展翅飞翔。反转对称布局让画面的动感十足，雁翅毛羽分明，色彩艳丽，是唐代装饰纹样向写实、自由风格过渡的表现。
鸭与雁的图像化呈现是唐代本土娱乐活动与人文思潮的体现，团窠内的鸭纹与雁纹，是唐代禽鸟纹样中，品种较为明确，图形呈现风格较为小巧灵活的形象存在。其中，窠内鸭纹以直立式为主、雁纹以飞翔式为主。
1.1.3 鹰
鹰是禽鸟中的猛禽，鹰的形象在禽类动物纹里象征着地位與力量。上文所提到的哥本哈根大卫藏品博物馆藏的对鹰对孔雀织锦残片中的对鹰形象（图5），与时间考证为中唐至晚唐之间的黄地中窠对鹰小花锦中鹰的形象十分相似（图6（a）），双鹰直立于花台之上，双翅收于身体两侧，双腿健壮，鹰喙末端呈现弯钩状，头部周围饰环形纹样点缀，有开光的意蕴。青海都兰出土的中窠花瓣鹰纹锦（图6（b）），头部也有环状纹样点缀，其双翼张开，鹰喙巨大，图形饱满有力，富有庄严之感。晚唐时期，反转对称的鹰纹形象出现，呈相互追逐态势，在现藏于英国维多利亚阿博特博物馆的蓝地团窠鹰纹锦中可以窥见（图6（c）），鹰喙较厚，双翅弯曲张开，勇猛之感减弱，形象类似鹦鹉。
唐代流行的放鹰打猎社会活动为鹰纹蒙上了勇敢与力量的色彩，到了晚唐时期，鹰的形象逐渐向观赏性风格过渡，鹰纹题材纹样的社会认同感与西域勇猛的异域风格结合，体现着和而不同的文化融合状态。
1.2 兽类动物纹题材
1.2.1 狮
狮子，古称“狻猊”“白泽”，属于外来输入物种[8]。范晔《后汉书》卷88中记载，狮子最早由安息作为“贡品”随着陆上丝绸之路进入中国，狮纹题材织锦也由大批中亚商人带入[9]。狮子进入中原后被认为是神兽、奇兽，属于吉祥瑞兽题材。狮纹织锦在唐代盛行，其原因是狮子在中国有力量与百兽之王的象征意义，容易被接受并加以运用。
唐代的窠内狮纹形象分为直立狮和动态狮两类，直立狮类别中又包含了对称式与独立式两类。唐代初期，由于织造技艺的局限，狮纹造型趋于几何化，图形线条平直简约，线条曲度较缓，狮子身躯饱满肥大，形态矫健，有神圣勇猛的视觉效果（表2中1#、2#）。中晚唐时期，窠内狮纹形象一改沉稳威猛之风，纹样风格逐渐丰富。中国丝绸博物馆藏立狮宝花纹锦（表2中3#、4#），以独立形式呈现的直立狮形象向温驯谦和，有呈现“狗化”趋势。动态狮形象有轴对称和反转对称两种形式，轴对称式稳定均衡（表2中5#、6#），反转对称式动感十足（表2中7#）。
唐代的窠内狮纹题材追溯根源是西域流行纹样，中亚地区的狮纹形象多为翼狮，象征着力量。唐代本土以无双翼的直立狮形象为主，作为祥瑞灵兽有镇守的意蕴，可见其是在东西图像文化交融的基础上，融入本土审美认同的符号呈现。
1.2.2 马
法国里昂织物博物馆藏联珠翼马纹锦（图7），是波斯和粟特系统的织物纹样，波斯翼马的原型是古希腊神话中长着双翼的飞马珀伽索斯[6]，是萨珊王朝袄教中日神密特拉的化身[10]。翼马纹在北朝之前基本难寻踪迹，中国西北地区出土的北朝晚期至盛唐时期织锦中，经常看到翼马的形象，由此可见翼马纹是外来的装饰纹样题材。
北魏何稠仿制的波斯锦中，出现了翼马的形象。翼马矫健有力，其侧方或马上还有骑士相伴，骑士的装饰是萨珊波斯王的模样，极具异域风情（图8（a））。初唐间大量出现的唐系翼马纬锦多以大型的、带有回纹的连珠圈作环，从联珠花树翼马纹锦复原图可见（图8（b）），窠内主要是相对跳跃的翼马，马首向外，双马之间饰有花树，风格清丽。翼马形象逐渐由狩猎翼马主题向花树翼马题材过渡的过程中，可以看出在文化交融的背景下，文风渐胜的唐代，受众审美心理的转化使得装饰纹样由健壮勇猛风格逐渐向优雅意境转变。 1.2.3 鹿
西亚地区大角鹿也称马鹿，与中国传统鹿相比体态较大，其图像形式早在公元6—7世纪的波斯萨珊时期器物中就已出现，如波斯狩鹿银盘（图9）。早在新疆地区，鹿纹装饰纹样就已流行，折射出当地居民的崇鹿文化，属于本土认同，加上波斯文化的传入，中原地区逐渐出现了具有西亚风格的大角鹿装饰纹样题材[11]。
在唐代的丝织品中，窠内的鹿纹有独立式和对称式两种。唐代早期，独立式大角鹿躯干壮硕有力，脖颈虽短，但昂首挺胸的态势，呈现出行走状态（图10（a））[7];对称式鹿纹常以花树纹点缀，大角鹿形象躯干较独立式瘦小，但鹿角夸张，颈部较长并系绶带，两蹄微抬，有轻盈活泼之感（图10（b））[7]。
唐代中晚期，独立式鹿纹以四足着地的立鹿与奔鹿形象为主（图11），形态怡静怡动、灵动轻巧，是鹿纹本土化的标志。对称式鹿纹中，对鹿纹基本不采用线条刚劲的巨大鹿角形状，以柔和的灵芝角代替，体态也由壮硕形象向轻盈灵巧过渡。可见，艺术形象本土化改造与流行的过程中，会根据不同的社会背景与受众需求形成不同的文化符号。
1.2.4 羊
在唐代早期，纺织品中的羊纹多为中亚系统织锦中的装饰图案。羊纹形象早在汉锦中就有应用，其形态多为绵羊，唐代团窠内的羊纹多为山羊形象，体格健壮。通过对图像资料的分析，将唐代的窠内羊纹分为弯曲角山羊与分叉角山羊两类（表3）。
公元7世纪的唐代联珠对羊纹锦（表3中1#、2#），是弯曲角山羊一类，身体壮硕，颈间系带，显示弯角山羊加入波斯双翼元素。这两类羊纹形象与公元5世纪波斯宫殿浮雕羊纹样组成类似（图12），其中如月亮般弯曲的正视羊角在波斯有神圣的天象象征意义，颈部的绶带象征王权神授，双翼也象征着超凡力量。由此可见，此类团窠形式弯角羊纹极有可能是受波斯风格羊纹的影响而形成的。唐代的窠内分叉角山羊形象包含了向下弯曲与向上弯曲两类（表3中3#、4#、5#、6#、7#），显示波斯元素逐渐消失，向本土化风格演化，线条简洁概括，体态健壮。
可见，唐代的山羊形象在西域纹样的影响下，天象象征意义减少，在本土化过程中，多为生活化场景与猎物崇拜为纹样审美形式。
1.3 龙凤传承动纹样题材
龙和凤是中国历朝历代的主要传承纹样，逐渐发展为王权的象征，唐代团窠图形内的龙纹与凤纹有着明确的阶级性，是统治阶级专用的装饰纹样题材。唐代的龙凤形象较为概括，多以游龙、立凤形象为主，外来图形元素融入较少[10]。
经过对团窠龙纹资料的收集发现，同一形制的联珠对龙纹绫已有5件。以新疆吐鲁番出土的双联珠对龙纹绫（图13（a））、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联珠龙纹绫残片（图13（b））为例，从该织物内动物的眼神、表情、身体、爪子的态势来看，唐代龙纹形象没有十分精细、明确，其与工艺技术的实现有关。
唐代團窠纹样内的凤鸟形象以直立凤形象为主。日本正仓院收藏的凤纹锦（图14（a）），与青海都兰出土的宝花立凤锦（图14（b）），时间考证皆为盛唐时期，并是独立凤形象，双翅展开，作飞翔态势，凤尾上翘，与植物窠环搭配，华丽庄重，优美又不失矫健。大唐西市博物馆藏红地簇四朵花对凤锦（图14（c）），其凤鸟形象较为写实，形态优雅，线条细腻，根据纹样风格推断，此件织锦为晚唐时期织物。
综上所述，唐代团窠形式动物纹样的窠内动物主题图案在构成上可以分为对称式与独立式两种，构成形式单一，以均衡形式呈现。在构成元素上，分为外来元素融入与本土元素应用两种，“绶带”“对翼”等波斯元素的融入，丰富了唐代动物主题的异域风情;鸭纹、雁纹等本土纹样中融入了本土生活景象与人文情怀。在整体风格上，由几何化风格的健壮动物形象向灵动、柔美过渡。
2 唐代团窠动物丝绸纹样题材与唐文化的映射关系
2.1 “中轴”“平衡”的构图格局意识映射
古代中国人在任何设计中，多以“中轴”“平衡”为构图审美标准。中轴对称是儒家“礼序”与“空间”的相互关系，以制造仪式制度，平衡的意境美感使得受众形成一种特定的视觉意识的观念，影响着中国古代装饰纹样艺术，是对称美学的体现。
就唐代团窠动物纹样中的动物主题而言，团窠环内的动物形态影响着纹样的整体格局，其格局包含了排列平衡感与构成平衡感两类。排列的平衡感与图形元素的连续、对称排列方式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单位图形的有规律重复会让视觉产生延续感与预知感，这种对图形的可预测思维，极易使受众产生“平衡”的视觉感受。构成平衡感在团窠纹样的动物题材构成中，包含了轴对称、反转对称与独立式三类。轴对称式动物纹样构成，即为中轴线两侧动物形象相同，是“相同”“稳定”节奏下的平衡感体现。反转对称方式如同中国古代太极图的“S”形纹样轨迹，即中轴线两侧呈现“变化”与“相合”的视觉节奏，体现着运动与均衡的相互关系，也称“喜相逢”式布局（表2中7#），纹样在平衡中透露出灵动感，生生不息，转运永恒[12]。独立式单位主题纹样构成形式完整，动物形态、姿势平稳有力，形态均衡，有鲜明的“平衡”视觉感受。
中轴平衡的窠内对称动物纹样与团窠环搭配，更加突出团窠单位纹样的饱满大气之感，符合唐代的装饰风格与民族气度。阐述天地世间关于万象变化的古老经典《易经》，以推易及变的观念，说明所谓的万物一直处于变化之中。在平衡中找寻变化，在变化中把握平衡，不仅是古代受众心中的思维意识，也侧面折射出装饰纹样构图的格局形态与唐代受众对于均衡稳定图形效果的审美偏爱。
2.2 “吉祥”“双对”的主题寄托含义映射
在古代中国，装饰纹样中的动物形象是古代受众对现实中存在的动物形象与想象型动物形象的描绘，其包含着鲜明的人文象征含义，同样有着“纹必有意，意必吉祥”说法。随着古代社会生产力的提升，动物纹样从最初始的生存崇拜意义与宗教含义，逐渐向吉祥含义转化，不仅是时代受众需求层次与文化程度的演化，其审美思维也逐渐发生着改变。本文从题材与构成两方面分析团窠动物图形的象征性含义。 在唐代对待外来文化包容、兼收的背景下，中亚、西亚流行的动物纹样题材对唐代团窠动物纹样有着深刻的影响。西方国家常以神话人物、动物形象为载体对装饰纹样形象进行呈现，在古代中国基本以动物、植物所包含的吉祥寓意为应用因素。动物纹样题材常以力量、自由、权力等象征意性出现在装饰文化中，并辅以附加形象元素，如花树、绶带、双翼等，其在美的呈现基础上，升华其动物主题的象征意义。唐代早期的尚武之风盛行，动物题材纹样以形态硕大饱满的猛兽猛禽为主。团窠动物主题图形中常见的“绶带”“双翼”等西域纹样元素，作为鸟纹与马纹等动物题材的附加纹样形象，在西域纹样题材的本土化过程中，逐渐赋予了一定的人文含义与吉祥寓意。对称含绶鸟题材中，鸟喙或颈间所呈现的绶带，在古代中国它是系佩玉、官印等彰显身份的丝带，是对功名的向往，同时，“绶”音同“寿”有着吉祥长寿的寓意，是内心的向往与期盼。随着唐代科举制度的完善与受众对幸福生活的追求，“功名利禄”与“福禄寿”等美好希冀成就了唐代大众的审美偏好，“鹿”通“禄”，唐代受众对鹿纹的喜爱可以在唐代丝绸纹样中得以体现。盛唐前后，形态轻盈且带有双翼、花树等题材的鹿纹运用在织锦中，使得鹿纹题材在原本的功名与福禄的象征寓意中，融入了一丝自由浪漫的时代情怀。翼马在西域象征着英勇与飞跃的战神，翼马题材在唐代团窠纹样中，经过了统治者引导的时代审美意象的演化，翼马形象逐渐与骑士形象分离，出现了辅以花树的翼马团窠、饮水翼马团窠等带有生活化呈现的纹样风格。随着盛唐以后礼乐文风的渐胜，雁、飞鸟、鸳等禽鸟纹样逐渐代替猛兽猛禽题材[13]。由此可见，唐代团窠丝绸中动物纹样题材的主题与风格演化，是唐代受众审美风格向自由与浪漫转化的体现。
装饰纹样主题含义的赋予是受众心理需求与寄托的体现，动物纹样带有神圣、力量、地位的象征是显而易见的。从构成的象征性来看，唐代团窠动物纹样的窠内动物形象多为对称形式，对称形式图案的流行除了染织工艺的影响，不可忽略其美学特征与人文特点。例如，对鸳鸯主题纹样，其视觉形象平衡、稳重，且双对鸳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成双成对、吉祥圆满、好事成双的美好的心灵寄托意义[14];对龙纹与对凤纹带有阴阳交合、育化万物的吉祥意义，象征着神秘与至高无上的地位;对雁、对狮等“喜相逢”反转对称构成形式，在吉祥如意的象征意义下，也有着生生不息、转运永恒的纹样审美心理。由此可见，装饰纹样吉祥寓意的传播，会使受众潜移默化地接受、并认可当时的社会审美动向与世俗追求，也会影响着纹样题材的选择与纹样构成形式的演化。
3 团窠动物纹样题材演化启示
唐代动物题材纹样的流行离不开狩猎、娱乐等社会活动的影响，至明清时期团窠形式动物纹样被赋予的吉祥寓意更是多种多样，如蜂蝶、五谷与灯组成的“五谷丰登”团窠动物纹;由石榴、桃子、蝙蝠、佛手等元素组成的“福寿三多”团窠动物纹;由蝴蝶与牡丹组成的“捷报富贵”团窠动物纹等，逐渐向生活情趣与民生期盼意义转化。由此可见，随着时代的变迁，出现在工艺品上的团窠动物题材纹样的象征意义、受众审美心理与思维方式发生着微妙的改变。
在古代，打猎作为最基本的生存需求，使人与动物之间建立了某种紧密的关联，与野生动物相关的纹样也就受到了人们的追捧，甚至崇拜，它们出现在石刻、陶盆等产品中。随着生产力的进步，狩猎在基本生存的需求层次中，逐渐融入了娱乐与消遣的活动元素，动物纹样也因象征着力量与神力而逐渐出现在纺织品中。在现代，随着文明程度与生产力的提升，纺织品中动物纹样的应用不外乎是对自然界的描绘，带有生机、活力的情感传递。现代生产力的迅速发展，物极必反的规律逐渐显现，人类对自然界的过度消耗，也会导致许多自然灾害的发生与传染病的传播。由此可见，对野生动物的保护体现了人类对一切生物生命权的尊重，必将成为当代民众的一致态度。通过对古代审美心理的研究，可以深刻认识到文明层次与受众需求和观念之间的相互关系，在此前提下，依据时代审美与关注热点，可以通过对古代动物纹样的主题图案构成研究，汲取可用的设计元素，为现代团窠形式动物图案设计、野生动物形象知识普及、保护动物主题图案应用等社会热点下的动物图案设计起到参照作用。
4 结 语
古代装饰纹样的发展与演化离不开改朝换代与时尚交流，本文将时代划定为唐代，因此时尚交流便成为了最主要的纹样演化规律。唐代团窠丝绸纹样中的动物题材在选题上，兽类纹样逐渐被禽类纹样代替，图像风格由简洁饱满向清丽繁复过渡，窠内动物的构成形式也逐渐丰富;在布局上，以重复排列的形式为主，规律性强，节奏感鲜明。随着唐代尚武之风渐消，礼乐之风盛行，外来文明逐渐本土化的大背景下，更加注重对生活情趣的描颂。在审美心理中，其对称构成既有均衡稳定的视觉美感，也有着双对吉祥的意义升华，其象征意义为唐代装饰纹样增加了丰富的文化内涵，使得唐代受众的审美心理逐渐向自为阶段过渡。唐代作为纹样发展史中的重要节点，其流行纹样团窠动物纹必然会影响着唐代以后各朝代中的团窠动物纹样的演变。如今，對传统装饰纹样研究的初衷即为“以古鉴今”，从纹样的发展脉络看时代受众的需求层次与审美偏好，以发展的眼光看待唐代之后乃至现代审美环境的演化。
参考文献：
[1]赵丰. 中国丝绸艺术史[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15： 149-154.
ZHAO Feng. The History of Chinese Silk Art[M].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Press， 2015： 149-154.
[2]赵丰. 锦程： 中国丝绸与丝绸之路[M]. 合肥： 黄山书社， 2016： 181-190.
ZHAO Feng. Distance： Chinese Silk and Silk Road[M]. Hefei： Huangshan Book Club， 2016： 181-190. [3]赵丰. 中国丝绸通史[M]. 苏州： 苏州大学出版社， 2005： 185-541.
ZHAO Feng. General History of Chinese Silk[M]. Suzhou： Soochow University Press， 2005： 185-541.
[4]薛爱华. 撒马尔罕的金桃[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 169-251.
XUE Aihua. The Golden Peaches of Samarkand[M].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2016： 169-251.
[5]许新国. 都兰吐蕃墓出土含绶鸟织锦研究[J]. 中国藏学， 1996（1）： 3-26.
XU Xinguo. A study on the brocade of Sui birds unearthed from Tulan tombs of Dulan[J]. China Tibetology， 1996（1）： 3-26.
[6]张蓓蓓， 贺阳. 唐代黄底瓣窠对含绶鸟纹锦残片纹样复原[J]. 服装学报， 2018， 3（3）： 266-273.
ZHANG Beibei， HE Yang. Restoration of patterns of yellow petal nest brocade pieces decorated by silk ribbon bird ces by Tang dynasty[J]. Journal of Clothing Research， 2018， 3（3）： 266-273.
[7]许新国. 都兰出土的含绶鸟纹织锦[J]. 柴达木开发研究， 2003（2）： 31-33.
XU Xinguo. Brocade containing tapestry pattern unearthed in Dulan[J]. Qaidam Development Research， 2003（2）： 31-33.
[8]王丽梅. 唐代金银器中狮纹造型风格研究[J]. 装饰， 2013（4）： 131-132.
WANG Limei. Research on the modeling style of lion patterns on gold and silverware in Tang dynasty[J]. ZHUANGSHI， 2013（4）： 131-132.
[9]孙维国. 新疆发现装饰猎狮纹样文物的特征及其文化源流初探[J]. 新疆艺术学院学报， 2014， 12（2）： 24-29.
SUN Weiguo. A preliminary study of the features and cultural origins of the discovered decorative lion hunting pattern relics in Xinjiang[J]. Journal of Xinjiang University of the Arts， 2014， 12（2）： 24-29.
[10]赵丰. 唐系翼马纬锦与何稠仿制波斯锦[J]. 文物， 2010（3）： 71-83.
ZHAO Feng. The restoration of the pattern of the yellow-bottomed brocade in the Tang dynasty[J]. Cultural Relics， 2010（3）： 71-83.
[11]赵丰， 齐东方. 锦上胡风： 丝绸之路纺织品上的西方影响（4—8世纪）[M]. 上海： 上海古籍版社， 2011： 190.
ZHAO Feng， QI Dongfang. New Design with Western Influence on the Textiles of Silk Road from 4th Century to 8th Century[M].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 Press， 2011： 190.
[12]宋晓丽. 唐代团花及其应用研究[D]. 苏州： 苏州大学， 2011.
SONG Xiaoli. A Study of the Mission Flower and Its Application in Tang Dynasty[D]. Suzhou： Soochow University， 2011.
[13]刘春晓， 单筱秋， 张毅. 丝绸之路打通前后陵阳公样图像形式的演变[J]. 丝绸， 2019， 56（8）： 93-98.
LIU Chunxiao， SHAN Xiaoqiu， ZHANG Yi. The image evolution of Lingyanggong pattern before and after the Silk Road[J]. Journal of Silk， 2019， 56（8）： 93-98.
[14]李劍平. 唐代服饰图形“陵阳公样”的研究与设计应用[D]. 北京： 北京服装学院， 2017.
LI Jianping. Research and Design of the Tang Dynasty Costume Graphic "Lingyanggongyang" Application[D]. Beijing： Beijing Institute of Fashion Technology， 2017.
收稿日期： 20200527; 修回日期： 20201107
基金项目： 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2020SJA1459）;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立项一般项目（19WMB040）
作者简介： 赵罡（1976），男，副教授，主要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艺美术文化的研究。通信作者：张毅，教授，zy519@foxmail.com。
关键词： 团窠纹样;动物題材纹样;形式特点;题材演变;映射关系;唐代
中图分类号： TS941.12;K876.9 文献标志码： B 文章编号： 10017003（2020）12009510
引用页码： 121203 DOI： 10.3969/j.issn.1001-7003.2020.12.015（篇序）
Mapp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animal theme of Tuantang pattern in Tang dynastyand culture of Tang dynasty
ZHAO Gang1， LIU Chunxiao2， ZHANG Yi2
（1.School of Arts and Crafts， Suzhou Art & Design Technology Institute， Suzhou 215000， China;2.School of Design， Jiangnan University， Wuxi 214122， China）
Abstract： The animal patterns in the form of Tuantang in the Tang dynasty reflected the aesthetic image of the audience in the Tang dynasty. This study took the animal patterns in the form of Tuantang in silk textiles of the Tang dynasty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rough the collection of literature and image data， it explored the theme classification and pattern characteristics of animal motifs in such silk fabric patterns， and summarized the mapp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animal theme of Tuantang pattern and Tang culture. The audience’s aesthetic experience for animal patterns is inseparable from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modern civiliz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find an integrating point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 so that traditional patterns are better compatible with modern society. Through research， it can be seen that the evolution of animal patterns in the form of Tuantang in the Tang dynasty is inseparable from aesthetic preference in the Tang dynasty， and cultural phenomenon in the Tang dynasty can be reflected from the pattern evolution. In the study of traditional pattern， the hotspots of modern society can be combined to draw the graph constitution form of ancient decorative patterns and to reflect the evolution process and application form of animals and animal patterns. This paper provides reference for modern innovative design of traditional patterns.
Key words： Tuantang pattern; pattern with animal theme; form characteristics; theme evolution; mapping relationship; Tang dynasty
唐代丝织品中的团窠动物纹样，是在丝绸之路文化大融合背景下形成的极具包容性的纹样代表，是唐代受众在坚持本土文化的基础上，对外来文化兼收并蓄、和而不同的态度中形成的。赵丰在《中国丝绸艺术史》[1]、《锦程：中国丝绸与丝绸之路》[2]、《中国丝绸通史》[3]等著作中，对唐代团窠动物纹样的生成、演变及其与“陵阳公样”的关系有较多的论述。薛爱华[4]编著的《撒马尔罕的金桃》中，展现了唐代的社会文化与物质生活的画面，对家畜、野兽、飞禽品种的详细介绍，为后期对唐代丝织品中动物形象题材的分析提供了参照。大量的研究集中在对组成团窠形式的个别元素图形进行的针对性研究，并未对整体的唐代团窠纹样进行系统的分析与应用探索。但是，前辈们的丰富科研成果，对本文的理论与应用研究有很大的启发。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自己民族的历史文化不可抛弃。因此，对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研究与应用，也是顺应时代潮流的表现。 1 唐代团窠动物丝绸纹样的主要题材分类及特点
1.1 禽类动物纹样题材
1.1.1 含绶鸟
学术界对于喙部或颈部搭配绶带的直立鸟形象的纹样定名，无统一标准，有“含绶鸟”“戴胜立鸟”“雁衔绶带”等说法，本文以“含绶鸟”定义喙部衔有璎络或联珠带、颈后系有飘状绶带的立鸟团窠图案题材[5]。
藏于梵蒂冈博物馆的萨珊时期鸟纹波斯织锦（公元6—7世纪），形象趋于几何化（图1），鸟颈部、翅膀、腹部饰联珠带[6]，是典型的波斯萨珊式装饰纹样[7]。此类纹样在波斯萨珊王朝的货币、银器、壁画等处有较多的运用，象征着帝王的神格化，王权神授，是琐罗亚斯德教的守护力“祖灵”宗教崇拜[7]。随着丝路通商的繁盛，波斯萨珊式装饰纹样逐渐影响着中国装饰纹样风格。唐代流行的窠内含绶鸟造型，经过本
土化发展演变，图案风格更为饱满，可分为双鸟（表1中1#、2#、3#、4#）和独立鸟（表1中5#、6#、7#、8#）两种类型。其形象立于花台之上，口中衔璎珞、缀珠、项链、联珠带等物，颈后飘带，尾翅如卷草般向上弯曲，鸟身硕大，内填有联珠带等几何纹样装饰，展现出鸟纹形象的健美之风。绶带作为西域题材纹样元素，受到了本土对于“绶带”音同“寿”，以及彰显官位的丝带意义的赋予，属于本土认同的外来纹样，经本土化演变、交融，流行于唐代。
1.1.2 鸭与雁
唐代丝织品中鸭与雁的形象十分类似，本文以考古报告、文献专著及博物馆网站中所定义的题材种类为参照，将鸭纹与雁纹结合进行分析。
唐代团窠纹样中鸭子形象的流行与唐代的斗鸭娱乐活动有关，鸭的形象也会以一定的频率出现在唐代的装饰纹样中，时间考证为中唐前后。从新疆、青海出土的鸭纹织物中可看出（图2），主题纹样多以大面积联珠、植物窠环相配，动物形象简洁概括，头部较小，喙部扁平，鸟嘴末端微微上翘或张开，脖颈弯曲，对称排列，立于花台之上。
据图像资料考证，大雁主题团窠纹样的出现多在唐中晚期。南飞迁徙的大雁有鸿雁传书的说法，也被赋予了思念的意义，就成了人们心中的灵鸟。团窠雁纹的呈现形式十分多样，可分为轴对称式飞翔与反转对称式飞翔两种形态。轴对称式团窠雁纹形象较小，与周围点缀的花卉植物纹搭配，两者融为一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振翅欲飞，灵动优美（图3）。反转对称式团窠雁鸟纹在晚唐时期十分流行，藏于法国吉美博物馆的红底手绘对雁纹幡头中（图4），窠环已然隐去，两只大雁在隐形的圆形团窠区域内展翅飞翔。反转对称布局让画面的动感十足，雁翅毛羽分明，色彩艳丽，是唐代装饰纹样向写实、自由风格过渡的表现。
鸭与雁的图像化呈现是唐代本土娱乐活动与人文思潮的体现，团窠内的鸭纹与雁纹，是唐代禽鸟纹样中，品种较为明确，图形呈现风格较为小巧灵活的形象存在。其中，窠内鸭纹以直立式为主、雁纹以飞翔式为主。
1.1.3 鹰
鹰是禽鸟中的猛禽，鹰的形象在禽类动物纹里象征着地位與力量。上文所提到的哥本哈根大卫藏品博物馆藏的对鹰对孔雀织锦残片中的对鹰形象（图5），与时间考证为中唐至晚唐之间的黄地中窠对鹰小花锦中鹰的形象十分相似（图6（a）），双鹰直立于花台之上，双翅收于身体两侧，双腿健壮，鹰喙末端呈现弯钩状，头部周围饰环形纹样点缀，有开光的意蕴。青海都兰出土的中窠花瓣鹰纹锦（图6（b）），头部也有环状纹样点缀，其双翼张开，鹰喙巨大，图形饱满有力，富有庄严之感。晚唐时期，反转对称的鹰纹形象出现，呈相互追逐态势，在现藏于英国维多利亚阿博特博物馆的蓝地团窠鹰纹锦中可以窥见（图6（c）），鹰喙较厚，双翅弯曲张开，勇猛之感减弱，形象类似鹦鹉。
唐代流行的放鹰打猎社会活动为鹰纹蒙上了勇敢与力量的色彩，到了晚唐时期，鹰的形象逐渐向观赏性风格过渡，鹰纹题材纹样的社会认同感与西域勇猛的异域风格结合，体现着和而不同的文化融合状态。
1.2 兽类动物纹题材
1.2.1 狮
狮子，古称“狻猊”“白泽”，属于外来输入物种[8]。范晔《后汉书》卷88中记载，狮子最早由安息作为“贡品”随着陆上丝绸之路进入中国，狮纹题材织锦也由大批中亚商人带入[9]。狮子进入中原后被认为是神兽、奇兽，属于吉祥瑞兽题材。狮纹织锦在唐代盛行，其原因是狮子在中国有力量与百兽之王的象征意义，容易被接受并加以运用。
唐代的窠内狮纹形象分为直立狮和动态狮两类，直立狮类别中又包含了对称式与独立式两类。唐代初期，由于织造技艺的局限，狮纹造型趋于几何化，图形线条平直简约，线条曲度较缓，狮子身躯饱满肥大，形态矫健，有神圣勇猛的视觉效果（表2中1#、2#）。中晚唐时期，窠内狮纹形象一改沉稳威猛之风，纹样风格逐渐丰富。中国丝绸博物馆藏立狮宝花纹锦（表2中3#、4#），以独立形式呈现的直立狮形象向温驯谦和，有呈现“狗化”趋势。动态狮形象有轴对称和反转对称两种形式，轴对称式稳定均衡（表2中5#、6#），反转对称式动感十足（表2中7#）。
唐代的窠内狮纹题材追溯根源是西域流行纹样，中亚地区的狮纹形象多为翼狮，象征着力量。唐代本土以无双翼的直立狮形象为主，作为祥瑞灵兽有镇守的意蕴，可见其是在东西图像文化交融的基础上，融入本土审美认同的符号呈现。
1.2.2 马
法国里昂织物博物馆藏联珠翼马纹锦（图7），是波斯和粟特系统的织物纹样，波斯翼马的原型是古希腊神话中长着双翼的飞马珀伽索斯[6]，是萨珊王朝袄教中日神密特拉的化身[10]。翼马纹在北朝之前基本难寻踪迹，中国西北地区出土的北朝晚期至盛唐时期织锦中，经常看到翼马的形象，由此可见翼马纹是外来的装饰纹样题材。
北魏何稠仿制的波斯锦中，出现了翼马的形象。翼马矫健有力，其侧方或马上还有骑士相伴，骑士的装饰是萨珊波斯王的模样，极具异域风情（图8（a））。初唐间大量出现的唐系翼马纬锦多以大型的、带有回纹的连珠圈作环，从联珠花树翼马纹锦复原图可见（图8（b）），窠内主要是相对跳跃的翼马，马首向外，双马之间饰有花树，风格清丽。翼马形象逐渐由狩猎翼马主题向花树翼马题材过渡的过程中，可以看出在文化交融的背景下，文风渐胜的唐代，受众审美心理的转化使得装饰纹样由健壮勇猛风格逐渐向优雅意境转变。 1.2.3 鹿
西亚地区大角鹿也称马鹿，与中国传统鹿相比体态较大，其图像形式早在公元6—7世纪的波斯萨珊时期器物中就已出现，如波斯狩鹿银盘（图9）。早在新疆地区，鹿纹装饰纹样就已流行，折射出当地居民的崇鹿文化，属于本土认同，加上波斯文化的传入，中原地区逐渐出现了具有西亚风格的大角鹿装饰纹样题材[11]。
在唐代的丝织品中，窠内的鹿纹有独立式和对称式两种。唐代早期，独立式大角鹿躯干壮硕有力，脖颈虽短，但昂首挺胸的态势，呈现出行走状态（图10（a））[7];对称式鹿纹常以花树纹点缀，大角鹿形象躯干较独立式瘦小，但鹿角夸张，颈部较长并系绶带，两蹄微抬，有轻盈活泼之感（图10（b））[7]。
唐代中晚期，独立式鹿纹以四足着地的立鹿与奔鹿形象为主（图11），形态怡静怡动、灵动轻巧，是鹿纹本土化的标志。对称式鹿纹中，对鹿纹基本不采用线条刚劲的巨大鹿角形状，以柔和的灵芝角代替，体态也由壮硕形象向轻盈灵巧过渡。可见，艺术形象本土化改造与流行的过程中，会根据不同的社会背景与受众需求形成不同的文化符号。
1.2.4 羊
在唐代早期，纺织品中的羊纹多为中亚系统织锦中的装饰图案。羊纹形象早在汉锦中就有应用，其形态多为绵羊，唐代团窠内的羊纹多为山羊形象，体格健壮。通过对图像资料的分析，将唐代的窠内羊纹分为弯曲角山羊与分叉角山羊两类（表3）。
公元7世纪的唐代联珠对羊纹锦（表3中1#、2#），是弯曲角山羊一类，身体壮硕，颈间系带，显示弯角山羊加入波斯双翼元素。这两类羊纹形象与公元5世纪波斯宫殿浮雕羊纹样组成类似（图12），其中如月亮般弯曲的正视羊角在波斯有神圣的天象象征意义，颈部的绶带象征王权神授，双翼也象征着超凡力量。由此可见，此类团窠形式弯角羊纹极有可能是受波斯风格羊纹的影响而形成的。唐代的窠内分叉角山羊形象包含了向下弯曲与向上弯曲两类（表3中3#、4#、5#、6#、7#），显示波斯元素逐渐消失，向本土化风格演化，线条简洁概括，体态健壮。
可见，唐代的山羊形象在西域纹样的影响下，天象象征意义减少，在本土化过程中，多为生活化场景与猎物崇拜为纹样审美形式。
1.3 龙凤传承动纹样题材
龙和凤是中国历朝历代的主要传承纹样，逐渐发展为王权的象征，唐代团窠图形内的龙纹与凤纹有着明确的阶级性，是统治阶级专用的装饰纹样题材。唐代的龙凤形象较为概括，多以游龙、立凤形象为主，外来图形元素融入较少[10]。
经过对团窠龙纹资料的收集发现，同一形制的联珠对龙纹绫已有5件。以新疆吐鲁番出土的双联珠对龙纹绫（图13（a））、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联珠龙纹绫残片（图13（b））为例，从该织物内动物的眼神、表情、身体、爪子的态势来看，唐代龙纹形象没有十分精细、明确，其与工艺技术的实现有关。
唐代團窠纹样内的凤鸟形象以直立凤形象为主。日本正仓院收藏的凤纹锦（图14（a）），与青海都兰出土的宝花立凤锦（图14（b）），时间考证皆为盛唐时期，并是独立凤形象，双翅展开，作飞翔态势，凤尾上翘，与植物窠环搭配，华丽庄重，优美又不失矫健。大唐西市博物馆藏红地簇四朵花对凤锦（图14（c）），其凤鸟形象较为写实，形态优雅，线条细腻，根据纹样风格推断，此件织锦为晚唐时期织物。
综上所述，唐代团窠形式动物纹样的窠内动物主题图案在构成上可以分为对称式与独立式两种，构成形式单一，以均衡形式呈现。在构成元素上，分为外来元素融入与本土元素应用两种，“绶带”“对翼”等波斯元素的融入，丰富了唐代动物主题的异域风情;鸭纹、雁纹等本土纹样中融入了本土生活景象与人文情怀。在整体风格上，由几何化风格的健壮动物形象向灵动、柔美过渡。
2 唐代团窠动物丝绸纹样题材与唐文化的映射关系
2.1 “中轴”“平衡”的构图格局意识映射
古代中国人在任何设计中，多以“中轴”“平衡”为构图审美标准。中轴对称是儒家“礼序”与“空间”的相互关系，以制造仪式制度，平衡的意境美感使得受众形成一种特定的视觉意识的观念，影响着中国古代装饰纹样艺术，是对称美学的体现。
就唐代团窠动物纹样中的动物主题而言，团窠环内的动物形态影响着纹样的整体格局，其格局包含了排列平衡感与构成平衡感两类。排列的平衡感与图形元素的连续、对称排列方式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单位图形的有规律重复会让视觉产生延续感与预知感，这种对图形的可预测思维，极易使受众产生“平衡”的视觉感受。构成平衡感在团窠纹样的动物题材构成中，包含了轴对称、反转对称与独立式三类。轴对称式动物纹样构成，即为中轴线两侧动物形象相同，是“相同”“稳定”节奏下的平衡感体现。反转对称方式如同中国古代太极图的“S”形纹样轨迹，即中轴线两侧呈现“变化”与“相合”的视觉节奏，体现着运动与均衡的相互关系，也称“喜相逢”式布局（表2中7#），纹样在平衡中透露出灵动感，生生不息，转运永恒[12]。独立式单位主题纹样构成形式完整，动物形态、姿势平稳有力，形态均衡，有鲜明的“平衡”视觉感受。
中轴平衡的窠内对称动物纹样与团窠环搭配，更加突出团窠单位纹样的饱满大气之感，符合唐代的装饰风格与民族气度。阐述天地世间关于万象变化的古老经典《易经》，以推易及变的观念，说明所谓的万物一直处于变化之中。在平衡中找寻变化，在变化中把握平衡，不仅是古代受众心中的思维意识，也侧面折射出装饰纹样构图的格局形态与唐代受众对于均衡稳定图形效果的审美偏爱。
2.2 “吉祥”“双对”的主题寄托含义映射
在古代中国，装饰纹样中的动物形象是古代受众对现实中存在的动物形象与想象型动物形象的描绘，其包含着鲜明的人文象征含义，同样有着“纹必有意，意必吉祥”说法。随着古代社会生产力的提升，动物纹样从最初始的生存崇拜意义与宗教含义，逐渐向吉祥含义转化，不仅是时代受众需求层次与文化程度的演化，其审美思维也逐渐发生着改变。本文从题材与构成两方面分析团窠动物图形的象征性含义。 在唐代对待外来文化包容、兼收的背景下，中亚、西亚流行的动物纹样题材对唐代团窠动物纹样有着深刻的影响。西方国家常以神话人物、动物形象为载体对装饰纹样形象进行呈现，在古代中国基本以动物、植物所包含的吉祥寓意为应用因素。动物纹样题材常以力量、自由、权力等象征意性出现在装饰文化中，并辅以附加形象元素，如花树、绶带、双翼等，其在美的呈现基础上，升华其动物主题的象征意义。唐代早期的尚武之风盛行，动物题材纹样以形态硕大饱满的猛兽猛禽为主。团窠动物主题图形中常见的“绶带”“双翼”等西域纹样元素，作为鸟纹与马纹等动物题材的附加纹样形象，在西域纹样题材的本土化过程中，逐渐赋予了一定的人文含义与吉祥寓意。对称含绶鸟题材中，鸟喙或颈间所呈现的绶带，在古代中国它是系佩玉、官印等彰显身份的丝带，是对功名的向往，同时，“绶”音同“寿”有着吉祥长寿的寓意，是内心的向往与期盼。随着唐代科举制度的完善与受众对幸福生活的追求，“功名利禄”与“福禄寿”等美好希冀成就了唐代大众的审美偏好，“鹿”通“禄”，唐代受众对鹿纹的喜爱可以在唐代丝绸纹样中得以体现。盛唐前后，形态轻盈且带有双翼、花树等题材的鹿纹运用在织锦中，使得鹿纹题材在原本的功名与福禄的象征寓意中，融入了一丝自由浪漫的时代情怀。翼马在西域象征着英勇与飞跃的战神，翼马题材在唐代团窠纹样中，经过了统治者引导的时代审美意象的演化，翼马形象逐渐与骑士形象分离，出现了辅以花树的翼马团窠、饮水翼马团窠等带有生活化呈现的纹样风格。随着盛唐以后礼乐文风的渐胜，雁、飞鸟、鸳等禽鸟纹样逐渐代替猛兽猛禽题材[13]。由此可见，唐代团窠丝绸中动物纹样题材的主题与风格演化，是唐代受众审美风格向自由与浪漫转化的体现。
装饰纹样主题含义的赋予是受众心理需求与寄托的体现，动物纹样带有神圣、力量、地位的象征是显而易见的。从构成的象征性来看，唐代团窠动物纹样的窠内动物形象多为对称形式，对称形式图案的流行除了染织工艺的影响，不可忽略其美学特征与人文特点。例如，对鸳鸯主题纹样，其视觉形象平衡、稳重，且双对鸳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成双成对、吉祥圆满、好事成双的美好的心灵寄托意义[14];对龙纹与对凤纹带有阴阳交合、育化万物的吉祥意义，象征着神秘与至高无上的地位;对雁、对狮等“喜相逢”反转对称构成形式，在吉祥如意的象征意义下，也有着生生不息、转运永恒的纹样审美心理。由此可见，装饰纹样吉祥寓意的传播，会使受众潜移默化地接受、并认可当时的社会审美动向与世俗追求，也会影响着纹样题材的选择与纹样构成形式的演化。
3 团窠动物纹样题材演化启示
唐代动物题材纹样的流行离不开狩猎、娱乐等社会活动的影响，至明清时期团窠形式动物纹样被赋予的吉祥寓意更是多种多样，如蜂蝶、五谷与灯组成的“五谷丰登”团窠动物纹;由石榴、桃子、蝙蝠、佛手等元素组成的“福寿三多”团窠动物纹;由蝴蝶与牡丹组成的“捷报富贵”团窠动物纹等，逐渐向生活情趣与民生期盼意义转化。由此可见，随着时代的变迁，出现在工艺品上的团窠动物题材纹样的象征意义、受众审美心理与思维方式发生着微妙的改变。
在古代，打猎作为最基本的生存需求，使人与动物之间建立了某种紧密的关联，与野生动物相关的纹样也就受到了人们的追捧，甚至崇拜，它们出现在石刻、陶盆等产品中。随着生产力的进步，狩猎在基本生存的需求层次中，逐渐融入了娱乐与消遣的活动元素，动物纹样也因象征着力量与神力而逐渐出现在纺织品中。在现代，随着文明程度与生产力的提升，纺织品中动物纹样的应用不外乎是对自然界的描绘，带有生机、活力的情感传递。现代生产力的迅速发展，物极必反的规律逐渐显现，人类对自然界的过度消耗，也会导致许多自然灾害的发生与传染病的传播。由此可见，对野生动物的保护体现了人类对一切生物生命权的尊重，必将成为当代民众的一致态度。通过对古代审美心理的研究，可以深刻认识到文明层次与受众需求和观念之间的相互关系，在此前提下，依据时代审美与关注热点，可以通过对古代动物纹样的主题图案构成研究，汲取可用的设计元素，为现代团窠形式动物图案设计、野生动物形象知识普及、保护动物主题图案应用等社会热点下的动物图案设计起到参照作用。
4 结 语
古代装饰纹样的发展与演化离不开改朝换代与时尚交流，本文将时代划定为唐代，因此时尚交流便成为了最主要的纹样演化规律。唐代团窠丝绸纹样中的动物题材在选题上，兽类纹样逐渐被禽类纹样代替，图像风格由简洁饱满向清丽繁复过渡，窠内动物的构成形式也逐渐丰富;在布局上，以重复排列的形式为主，规律性强，节奏感鲜明。随着唐代尚武之风渐消，礼乐之风盛行，外来文明逐渐本土化的大背景下，更加注重对生活情趣的描颂。在审美心理中，其对称构成既有均衡稳定的视觉美感，也有着双对吉祥的意义升华，其象征意义为唐代装饰纹样增加了丰富的文化内涵，使得唐代受众的审美心理逐渐向自为阶段过渡。唐代作为纹样发展史中的重要节点，其流行纹样团窠动物纹必然会影响着唐代以后各朝代中的团窠动物纹样的演变。如今，對传统装饰纹样研究的初衷即为“以古鉴今”，从纹样的发展脉络看时代受众的需求层次与审美偏好，以发展的眼光看待唐代之后乃至现代审美环境的演化。
参考文献：
[1]赵丰. 中国丝绸艺术史[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15： 149-154.
ZHAO Feng. The History of Chinese Silk Art[M].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Press， 2015： 149-154.
[2]赵丰. 锦程： 中国丝绸与丝绸之路[M]. 合肥： 黄山书社， 2016： 181-190.
ZHAO Feng. Distance： Chinese Silk and Silk Road[M]. Hefei： Huangshan Book Club， 2016： 181-190. [3]赵丰. 中国丝绸通史[M]. 苏州： 苏州大学出版社， 2005： 185-541.
ZHAO Feng. General History of Chinese Silk[M]. Suzhou： Soochow University Press， 2005： 185-541.
[4]薛爱华. 撒马尔罕的金桃[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 169-251.
XUE Aihua. The Golden Peaches of Samarkand[M].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2016： 169-251.
[5]许新国. 都兰吐蕃墓出土含绶鸟织锦研究[J]. 中国藏学， 1996（1）： 3-26.
XU Xinguo. A study on the brocade of Sui birds unearthed from Tulan tombs of Dulan[J]. China Tibetology， 1996（1）： 3-26.
[6]张蓓蓓， 贺阳. 唐代黄底瓣窠对含绶鸟纹锦残片纹样复原[J]. 服装学报， 2018， 3（3）： 266-273.
ZHANG Beibei， HE Yang. Restoration of patterns of yellow petal nest brocade pieces decorated by silk ribbon bird ces by Tang dynasty[J]. Journal of Clothing Research， 2018， 3（3）： 266-273.
[7]许新国. 都兰出土的含绶鸟纹织锦[J]. 柴达木开发研究， 2003（2）： 31-33.
XU Xinguo. Brocade containing tapestry pattern unearthed in Dulan[J]. Qaidam Development Research， 2003（2）： 31-33.
[8]王丽梅. 唐代金银器中狮纹造型风格研究[J]. 装饰， 2013（4）： 131-132.
WANG Limei. Research on the modeling style of lion patterns on gold and silverware in Tang dynasty[J]. ZHUANGSHI， 2013（4）： 131-132.
[9]孙维国. 新疆发现装饰猎狮纹样文物的特征及其文化源流初探[J]. 新疆艺术学院学报， 2014， 12（2）： 24-29.
SUN Weiguo. A preliminary study of the features and cultural origins of the discovered decorative lion hunting pattern relics in Xinjiang[J]. Journal of Xinjiang University of the Arts， 2014， 12（2）： 24-29.
[10]赵丰. 唐系翼马纬锦与何稠仿制波斯锦[J]. 文物， 2010（3）： 71-83.
ZHAO Feng. The restoration of the pattern of the yellow-bottomed brocade in the Tang dynasty[J]. Cultural Relics， 2010（3）： 71-83.
[11]赵丰， 齐东方. 锦上胡风： 丝绸之路纺织品上的西方影响（4—8世纪）[M]. 上海： 上海古籍版社， 2011： 190.
ZHAO Feng， QI Dongfang. New Design with Western Influence on the Textiles of Silk Road from 4th Century to 8th Century[M].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 Press， 2011： 190.
[12]宋晓丽. 唐代团花及其应用研究[D]. 苏州： 苏州大学， 2011.
SONG Xiaoli. A Study of the Mission Flower and Its Application in Tang Dynasty[D]. Suzhou： Soochow University， 2011.
[13]刘春晓， 单筱秋， 张毅. 丝绸之路打通前后陵阳公样图像形式的演变[J]. 丝绸， 2019， 56（8）： 93-98.
LIU Chunxiao， SHAN Xiaoqiu， ZHANG Yi. The image evolution of Lingyanggong pattern before and after the Silk Road[J]. Journal of Silk， 2019， 56（8）： 93-98.
[14]李劍平. 唐代服饰图形“陵阳公样”的研究与设计应用[D]. 北京： 北京服装学院， 2017.
LI Jianping. Research and Design of the Tang Dynasty Costume Graphic "Lingyanggongyang" Application[D]. Beijing： Beijing Institute of Fashion Technology， 2017.
收稿日期： 20200527; 修回日期： 20201107
基金项目： 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2020SJA1459）;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立项一般项目（19WMB040）
作者简介： 赵罡（1976），男，副教授，主要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艺美术文化的研究。通信作者：张毅，教授，zy519@fox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