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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7月全国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奔赴晋东北、晋东南、晋西北，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1938年秋，党中央号召延安的干部和文艺工作者“到敌人后方去”，于是一批艺术家辗转来到太行山，在敌后茂密的深山丛林里展开了另一种形式的战斗。他们以文化当武器，宣传革命思想，发动人民群众，配合八路军抗日的同时，用文化荡涤人民的心灵，激发群众的抗日热情。
西北战地服务团
西北战地服务团是八路军领导的一支宣传抗日的综合性革命文艺团体，简称“西战团”。 1937年8月12日在延安成立，丁玲为主任，吴奚若为副主任。8月15日，延安各界举行欢送西战团奔赴抗日前线的晚会，毛泽东到会致辞表示祝贺。他鼓励大家用自己的笔、自己的口与日本帝国主义者作战，努力扩大党的影响，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争取抗战的胜利。丁玲代表西战团全体人员表达了以文化当武器，誓将抗战进行到底的决心。她在答谢词中说：“我们战地服务团的组织虽小，但是他好像小河流一样慢慢流入大河，聚汇着若干河的水，变成了一个洪流，我们誓死要打退日寇，如不达到此目的，绝不回来与诸位见面。”
1937年9月22日，西战团一行40多人意气风发地开赴山西抗日前线。他们经延长县东渡黄河，进入山西。他们白天行军宣传，晚上演出节目，有时则日夜兼程，经历了枪林弹雨的洗礼，表现出惊人的毅力和高度的革命热情。他们将农村的戏台作为讲坛，运用大鼓、快板、双簧、相声、活报剧等能为北方群众接受的文艺形式，把抗日救国的大道理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地传达给群众。
西战团到达太原后，丁玲就在“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简称“战动总会”）的礼堂发表了演讲，鼓舞了抗战军民的热情。之后，一行人在成成中学八路军办事处驻地，同周恩来谈了他们想从东北流亡学生中拉起一支抗日队伍，打回东北老家的想法。他们的抗日热情得到了周恩来的支持。周恩来说，现在日本帝国主义已经侵占华北，打回东北去的难度很大，建议还是在华北前线进行抗日宣传，并推荐他们跟随八路军总部行动。为此，他还专门给朱德总司令写了一封信。丁玲等人带着周恩来的信，从太原赶到和顺县石拐镇，找到八路军总部，参加到抗日的行列中。
西战团在随八路军总部一起行军的过程中，常常演出节目，有的是自己创作的，更多的是采集陕西和山西一带流传的山歌、小调和民谣，经过加工，填上团结抗战内容的词，再进行演唱。这些歌曲易学、易唱，深受群众欢迎，很多青年人就是唱着这样的小调参加八路军，走进革命队伍的。1937年11月14日，八路军总部经榆社县城，进驻战云密布的太行腹地武乡县东村，朱总司令作了振奋人心的演讲，之后，西战团演出了丰富多彩的文艺节目。节目反映了当时的抗战实际，反映了当前国共团结、共赴国难的内容，有 《八百壮士》 《忻口之战》 《全民总动员》 等。第二天清晨，西战团跟随八路军总部离开武乡，此后一直活跃在晋东南抗日根据地，直到 1938年7月返回延安。
鲁艺木刻工作团
1938年10月，鲁艺木刻工作团组建成立。团长胡一川，主要成员有罗工柳、彦涵、华山等。11月，该团在中共中央北方局宣传部长李大章带领下，渡过黄河，越过敌封锁线，翻过太行山来到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开展木刻宣传工作。
鲁艺木刻工作团渡过黄河后，首先抵达晋西北，在那里举办了多次木刻作品展览，与当地的木刻工作者召开座谈会进行交流。之后又转战太行抗日根据地，在长治出版了美术专刊。从晋西到太行，木刻工作团共举办过7次展览会和4次座谈会，但是这个时期的作品在内容与技巧、表现方式和题材等方面，都与现实生活和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有着一定差距，所以不易被人接受。经过不断地深入群众，吸收敌后抗日斗争的鲜活事例，木刻工作团创作出很多符合群众要求的作品，如胡一川的《太行山下》、华山的《王家庄》、彦涵的《张大成》等连环画小册子，使木刻艺术在走向民族化、大众化的道路上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1939年初，鲁艺木刻工作团到达八路军总部所在地武乡后，创办了《新华日报·华北版》副刊《敌后方木刻》，为报纸刻制插图，创作故事连环画。年底，朱总司令与文艺工作者座谈时，说到文艺工作落后于生产斗争需要的情况。他拿出日本人利用中国传统的判官图制作的《审判》，指出敌人都在利用中国民间的传统形式做宣传，而我们的艺术却是“笔杆赶不上枪杆”。这次谈话之后，木刻工作团采用民间传统的年画形式，在1940年春节来临之际，制作了一批反映军民生产生活的年画。胡一川创作的《军民合作》，彦涵的《保卫家乡》《春耕大吉》，杨筠的《努力织布，坚持抗战》，罗工柳的《积极养鸡，增加生产》等，都成为年画中的精品。木刻工作团的同志们一面进行新年画创作，一面筹办印年画的工作。新年画主要是表现敌后的斗争和生产。为了赶时间，他们用旧牌匾来代替印年画的案板，用砖头来代替压纸用的钢版，后来发展到用木柱和夹板来代替，既简便经济，又牢固精确。工作团的同志们边刻画边印刷，每天都突击到深夜。年画刚一印出，就被当地百姓抢购一空。
1940年2月8日，朱德在武乡县下合村召集了晋东南文协座谈会，再次号召艺术工作者的笔杆子要跟上枪杆子，要用笔杆子创作出有助于抗战的作品来。这年春季，晋东南根据地发生严重旱灾，粮食也异常短缺，工作团随前方鲁艺迁移到下北漳。此时工作团的编制有所扩大，成立了木刻工场。同年5月，敌人进行抢粮“扫荡”。之后，胡一川带领工作团大部分同志去冀南开展木刻工作。留下彦涵担任工场场长，带领艾炎、黄山定、古达等同志继续坚持刻印工作。
作家战地访问团
1938年3月27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成立，简称“文协”。1939年6月，“文协”决定成立作家战地访问团。王礼锡担任团长，成员有宋之的、葛一虹、杨骚、杨朔、叶以群、罗烽、白朗、袁勃、陈晓南、李辉英、张周、方殷等13人。6月14日，“文协”在重庆生生花园为作家战地访问团举行出发仪式，王礼锡在告别词中说：“我们这支队伍就叫‘笔游击队’吧，我们感到责任重大，但我们绝不辜负全国人民的重托！” 6月18日，作家战地访问团从重庆出发，到西北战场和晋东南访问，5个月后返回重庆。他们在被称为“黄河屏障”的中条山里艰辛跋涉，时值酷暑季节，他们不断地行军、开会讲演、访问、搜集材料，这对当时看来有些文弱的“书生们”的确是一种挑战。作为团长的王礼锡比别人更为繁忙、紧张，白天忙于处理各种事务，晚上还要抽出时间写 “笔征日记”，在香港《星岛日报》上连载。8月18日，在山西绛县东官庄访问“红枪会”后，王礼锡突发疾病，由于山区缺医少药，条件恶劣，辗转几天后，耽误了最佳治疗时间，在洛阳逝世。
9月5日，访问团又一次渡过黄河，来到山西长治、长子等地，但部分人员由于身体原因返回，留下来的人员后经平顺、潞城、黎城来到武乡。10月底，叶以群、杨朔、袁勃来到八路军总部驻地，被安排到下漳村。他们除了自己写作，还和部队或地方上的一些爱好文艺的青年们一起创办文艺刊物。11月1日，八路军总司令部、野战政治部的华北新华日报社为他们组织了欢迎会，朱光、龚澎、何云、陈克寒、李伯钊、孙泱等人与他们进行了座谈。11月28日，“文协”晋东南分会正式成立。这是“文协”在敌后抗日根据地成立的第一个分会，也是作家战地访问团出发后的重要成果之一。
分会成立后约半个月，叶以群因事离开武乡回到大后方，杨朔、袁勃则留在前线，他们办刊物、编书籍，并建立了部队文艺小组，工作做得有声有色。由于作家战地访问团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搜集写作材料，因此，从前线返回大后方之后，成员便纷纷按照最初的计划，写出了大量的作品，大部分作家的创作实绩都超过了原定计划。这些作品以鼓舞民众抗战信心为主题，一方面主要表现前方战士和战地民众抗战必胜的乐观信念；另一方面是记载敌人的残酷暴行，揭示侵略者的失败命运。这一系列作品，把山西抗战初期全民奋起抗争的真实场景生动地展现出来。
新华社华北总分社
为了在广阔的华北战场上开辟一块紧密配合军事斗争的新闻阵地，1938年秋季，党中央决定在晋东南创办中共中央北方局机关报——《新华日报·华北版》。12月，何云率领原《中国人报》的部分人员，以及他从西安带来的部分新闻工作者和十几个印刷工人，带着一台老式铅印机，到了山西沁县南部，着手筹备《新华日报·华北版》的创办工作。10月19日，新华社华北总分社在武乡县大坪村正式成立，后来迁到安乐庄村。新华日报社社长、总编辑何云兼任总分社社长兼总编辑，副社长兼副总编辑陈克寒兼任总分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报社与通讯社是两块牌子一套机构，由报社编辑科（后由电讯科）肩负起向延安总社发送新闻稿的任务。
新华社华北总分社，是华北敌后新闻通讯的总机关。华北所有报纸的新闻稿，均采用“华北新华社”或“新华社华北分社”的电头向延安新华总社和华北各抗日根据地播发。报社全体成员，不仅编辑、排版、校对、印刷、发行《新华日报》，也同时将华北前线的新闻稿件，以“新华社华北分社”的名义，用电台向国统区的新闻机构拍发电稿。《新华日报·华北版》和新华社华北总分社成为敌后根据地的坚强宣传阵地。
报社先后经历了7次反“扫荡”，在行军途中不能出铅印版，就出油印号和战时电讯版。尽管炮弹声就在身边，但他们仍坚持出报，基本上没有中断。每一张报纸都成为射向敌人的一颗子弹。此外，报社还在华北各地普遍建立起通讯网，工农兵通讯员的写作水平在日积月累中得到了提高。
1940年，我军发动粉碎日军“囚笼政策”的“百团大战”，《新华日报·华北版》随军记者写出大量战地通讯，及时报道胜利成果，并报道了大量展现战斗英雄奋不顾身、英勇杀敌精神风貌的事迹，极大地鼓舞了广大军民的斗志，增强了广大军民夺取抗战胜利的信心。朱总司令曾称赞：“新华日报一张顶一个炮弹，而且天天在和日寇作战。”
1942年5月下旬，日军向八路军总部驻地麻田和新华社华北总分社驻地山庄村，进行了 “铁壁合围”和“篦梳式”的大“扫荡”。在这次反“扫荡”突围中，何云等46位报社人员英勇牺牲，用生命和鲜血写就了中国新闻史上最悲壮的一页！
晋东南鲁迅艺术学校
晋东南鲁迅艺术学校成立于1940年1月1日，简称“晋东南鲁艺”或“前方鲁艺”，以区别于1939年11月28日成立的延安鲁艺。前方鲁艺的校址在武乡县下北漳村。毛泽东亲题校训：“紧张、严肃、刻苦、虚心”。
学校设有校务委员会和党支部等机构，由李伯钊任校长兼总支书记，陈铁耕任副校长。下设音乐、戏剧、美术三个系，一个文学研究委员会，教务、总务处，另附有实验剧团和京剧团，还设有校刊编辑委员会，编辑《鲁艺校刊》。这所学校的干部和师资队伍都很强，有的在苏联长期钻研艺术工作，有的到日本深造过，绝大多数人员都曾在各种艺术学校学习过。
学校一开始由中共中央北方局领导，后由北方局与八路军野战政治部共同领导，1941年后由野战政治部单独领导，前方鲁艺也就实际上成了部队艺术学校。在教育内容上，与党的方针政策和军事形势紧密结合；在教学方法上，根据现实的内容直接进行创作，或将主要精神纳入课程。另外，坚决依靠群众办学，走到哪里，哪里就是校址。前方鲁艺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为抗战注入了新的有生力量。到前方鲁艺学习的都是各根据地的剧社和宣传队的队员，年龄都很小，他们为了来学习，越过重重关卡和封锁线，其中有些女孩子，为方便行动，甚至把头发剃光，装成男孩子。
1940年夏，敌人占领了武乡段村，经常“扫荡”，严重干扰了学校的正常教学工作，为保证师生安全，学校曾一度转移到大陌、城底等地，等敌人撤回据点后，又转回到下北漳村。1941年底，李伯钊返回延安后由陈铁耕代理校长。1942年5月反“扫荡”以后，野战政治部决定把前方鲁艺合并入延安鲁艺，一部分同志回到延安，另一部分同志分配到各抗日根据地的文艺团体。1943年4月，延安鲁艺并入延安大学。
在近3年的时间里，“前方鲁艺”为冀中、冀南、太行、太岳各根据地培养了大批的音乐、戏剧、美术等专业人才，为党的文艺事业做出了很大贡献。
烽火岁月急，希冀遍神州。在抗日战争期间，前赴后继的爱国文化志士从祖国的四面八方汇聚到三晋大地，用自己的热血与青春谱写了一曲宏伟壮丽的抗战史诗。他们用自己的作品鼓舞着根据地军民的抗日热情，用独特的方式抵御日本侵略军，同时为后世留下了不朽的文化遗产，也在山西这块热土上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责编 王燕萍）
西北战地服务团
西北战地服务团是八路军领导的一支宣传抗日的综合性革命文艺团体，简称“西战团”。 1937年8月12日在延安成立，丁玲为主任，吴奚若为副主任。8月15日，延安各界举行欢送西战团奔赴抗日前线的晚会，毛泽东到会致辞表示祝贺。他鼓励大家用自己的笔、自己的口与日本帝国主义者作战，努力扩大党的影响，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争取抗战的胜利。丁玲代表西战团全体人员表达了以文化当武器，誓将抗战进行到底的决心。她在答谢词中说：“我们战地服务团的组织虽小，但是他好像小河流一样慢慢流入大河，聚汇着若干河的水，变成了一个洪流，我们誓死要打退日寇，如不达到此目的，绝不回来与诸位见面。”
1937年9月22日，西战团一行40多人意气风发地开赴山西抗日前线。他们经延长县东渡黄河，进入山西。他们白天行军宣传，晚上演出节目，有时则日夜兼程，经历了枪林弹雨的洗礼，表现出惊人的毅力和高度的革命热情。他们将农村的戏台作为讲坛，运用大鼓、快板、双簧、相声、活报剧等能为北方群众接受的文艺形式，把抗日救国的大道理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地传达给群众。
西战团到达太原后，丁玲就在“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简称“战动总会”）的礼堂发表了演讲，鼓舞了抗战军民的热情。之后，一行人在成成中学八路军办事处驻地，同周恩来谈了他们想从东北流亡学生中拉起一支抗日队伍，打回东北老家的想法。他们的抗日热情得到了周恩来的支持。周恩来说，现在日本帝国主义已经侵占华北，打回东北去的难度很大，建议还是在华北前线进行抗日宣传，并推荐他们跟随八路军总部行动。为此，他还专门给朱德总司令写了一封信。丁玲等人带着周恩来的信，从太原赶到和顺县石拐镇，找到八路军总部，参加到抗日的行列中。
西战团在随八路军总部一起行军的过程中，常常演出节目，有的是自己创作的，更多的是采集陕西和山西一带流传的山歌、小调和民谣，经过加工，填上团结抗战内容的词，再进行演唱。这些歌曲易学、易唱，深受群众欢迎，很多青年人就是唱着这样的小调参加八路军，走进革命队伍的。1937年11月14日，八路军总部经榆社县城，进驻战云密布的太行腹地武乡县东村，朱总司令作了振奋人心的演讲，之后，西战团演出了丰富多彩的文艺节目。节目反映了当时的抗战实际，反映了当前国共团结、共赴国难的内容，有 《八百壮士》 《忻口之战》 《全民总动员》 等。第二天清晨，西战团跟随八路军总部离开武乡，此后一直活跃在晋东南抗日根据地，直到 1938年7月返回延安。
鲁艺木刻工作团
1938年10月，鲁艺木刻工作团组建成立。团长胡一川，主要成员有罗工柳、彦涵、华山等。11月，该团在中共中央北方局宣传部长李大章带领下，渡过黄河，越过敌封锁线，翻过太行山来到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开展木刻宣传工作。
鲁艺木刻工作团渡过黄河后，首先抵达晋西北，在那里举办了多次木刻作品展览，与当地的木刻工作者召开座谈会进行交流。之后又转战太行抗日根据地，在长治出版了美术专刊。从晋西到太行，木刻工作团共举办过7次展览会和4次座谈会，但是这个时期的作品在内容与技巧、表现方式和题材等方面，都与现实生活和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有着一定差距，所以不易被人接受。经过不断地深入群众，吸收敌后抗日斗争的鲜活事例，木刻工作团创作出很多符合群众要求的作品，如胡一川的《太行山下》、华山的《王家庄》、彦涵的《张大成》等连环画小册子，使木刻艺术在走向民族化、大众化的道路上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1939年初，鲁艺木刻工作团到达八路军总部所在地武乡后，创办了《新华日报·华北版》副刊《敌后方木刻》，为报纸刻制插图，创作故事连环画。年底，朱总司令与文艺工作者座谈时，说到文艺工作落后于生产斗争需要的情况。他拿出日本人利用中国传统的判官图制作的《审判》，指出敌人都在利用中国民间的传统形式做宣传，而我们的艺术却是“笔杆赶不上枪杆”。这次谈话之后，木刻工作团采用民间传统的年画形式，在1940年春节来临之际，制作了一批反映军民生产生活的年画。胡一川创作的《军民合作》，彦涵的《保卫家乡》《春耕大吉》，杨筠的《努力织布，坚持抗战》，罗工柳的《积极养鸡，增加生产》等，都成为年画中的精品。木刻工作团的同志们一面进行新年画创作，一面筹办印年画的工作。新年画主要是表现敌后的斗争和生产。为了赶时间，他们用旧牌匾来代替印年画的案板，用砖头来代替压纸用的钢版，后来发展到用木柱和夹板来代替，既简便经济，又牢固精确。工作团的同志们边刻画边印刷，每天都突击到深夜。年画刚一印出，就被当地百姓抢购一空。
1940年2月8日，朱德在武乡县下合村召集了晋东南文协座谈会，再次号召艺术工作者的笔杆子要跟上枪杆子，要用笔杆子创作出有助于抗战的作品来。这年春季，晋东南根据地发生严重旱灾，粮食也异常短缺，工作团随前方鲁艺迁移到下北漳。此时工作团的编制有所扩大，成立了木刻工场。同年5月，敌人进行抢粮“扫荡”。之后，胡一川带领工作团大部分同志去冀南开展木刻工作。留下彦涵担任工场场长，带领艾炎、黄山定、古达等同志继续坚持刻印工作。
作家战地访问团
1938年3月27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成立，简称“文协”。1939年6月，“文协”决定成立作家战地访问团。王礼锡担任团长，成员有宋之的、葛一虹、杨骚、杨朔、叶以群、罗烽、白朗、袁勃、陈晓南、李辉英、张周、方殷等13人。6月14日，“文协”在重庆生生花园为作家战地访问团举行出发仪式，王礼锡在告别词中说：“我们这支队伍就叫‘笔游击队’吧，我们感到责任重大，但我们绝不辜负全国人民的重托！” 6月18日，作家战地访问团从重庆出发，到西北战场和晋东南访问，5个月后返回重庆。他们在被称为“黄河屏障”的中条山里艰辛跋涉，时值酷暑季节，他们不断地行军、开会讲演、访问、搜集材料，这对当时看来有些文弱的“书生们”的确是一种挑战。作为团长的王礼锡比别人更为繁忙、紧张，白天忙于处理各种事务，晚上还要抽出时间写 “笔征日记”，在香港《星岛日报》上连载。8月18日，在山西绛县东官庄访问“红枪会”后，王礼锡突发疾病，由于山区缺医少药，条件恶劣，辗转几天后，耽误了最佳治疗时间，在洛阳逝世。
9月5日，访问团又一次渡过黄河，来到山西长治、长子等地，但部分人员由于身体原因返回，留下来的人员后经平顺、潞城、黎城来到武乡。10月底，叶以群、杨朔、袁勃来到八路军总部驻地，被安排到下漳村。他们除了自己写作，还和部队或地方上的一些爱好文艺的青年们一起创办文艺刊物。11月1日，八路军总司令部、野战政治部的华北新华日报社为他们组织了欢迎会，朱光、龚澎、何云、陈克寒、李伯钊、孙泱等人与他们进行了座谈。11月28日，“文协”晋东南分会正式成立。这是“文协”在敌后抗日根据地成立的第一个分会，也是作家战地访问团出发后的重要成果之一。
分会成立后约半个月，叶以群因事离开武乡回到大后方，杨朔、袁勃则留在前线，他们办刊物、编书籍，并建立了部队文艺小组，工作做得有声有色。由于作家战地访问团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搜集写作材料，因此，从前线返回大后方之后，成员便纷纷按照最初的计划，写出了大量的作品，大部分作家的创作实绩都超过了原定计划。这些作品以鼓舞民众抗战信心为主题，一方面主要表现前方战士和战地民众抗战必胜的乐观信念；另一方面是记载敌人的残酷暴行，揭示侵略者的失败命运。这一系列作品，把山西抗战初期全民奋起抗争的真实场景生动地展现出来。
新华社华北总分社
为了在广阔的华北战场上开辟一块紧密配合军事斗争的新闻阵地，1938年秋季，党中央决定在晋东南创办中共中央北方局机关报——《新华日报·华北版》。12月，何云率领原《中国人报》的部分人员，以及他从西安带来的部分新闻工作者和十几个印刷工人，带着一台老式铅印机，到了山西沁县南部，着手筹备《新华日报·华北版》的创办工作。10月19日，新华社华北总分社在武乡县大坪村正式成立，后来迁到安乐庄村。新华日报社社长、总编辑何云兼任总分社社长兼总编辑，副社长兼副总编辑陈克寒兼任总分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报社与通讯社是两块牌子一套机构，由报社编辑科（后由电讯科）肩负起向延安总社发送新闻稿的任务。
新华社华北总分社，是华北敌后新闻通讯的总机关。华北所有报纸的新闻稿，均采用“华北新华社”或“新华社华北分社”的电头向延安新华总社和华北各抗日根据地播发。报社全体成员，不仅编辑、排版、校对、印刷、发行《新华日报》，也同时将华北前线的新闻稿件，以“新华社华北分社”的名义，用电台向国统区的新闻机构拍发电稿。《新华日报·华北版》和新华社华北总分社成为敌后根据地的坚强宣传阵地。
报社先后经历了7次反“扫荡”，在行军途中不能出铅印版，就出油印号和战时电讯版。尽管炮弹声就在身边，但他们仍坚持出报，基本上没有中断。每一张报纸都成为射向敌人的一颗子弹。此外，报社还在华北各地普遍建立起通讯网，工农兵通讯员的写作水平在日积月累中得到了提高。
1940年，我军发动粉碎日军“囚笼政策”的“百团大战”，《新华日报·华北版》随军记者写出大量战地通讯，及时报道胜利成果，并报道了大量展现战斗英雄奋不顾身、英勇杀敌精神风貌的事迹，极大地鼓舞了广大军民的斗志，增强了广大军民夺取抗战胜利的信心。朱总司令曾称赞：“新华日报一张顶一个炮弹，而且天天在和日寇作战。”
1942年5月下旬，日军向八路军总部驻地麻田和新华社华北总分社驻地山庄村，进行了 “铁壁合围”和“篦梳式”的大“扫荡”。在这次反“扫荡”突围中，何云等46位报社人员英勇牺牲，用生命和鲜血写就了中国新闻史上最悲壮的一页！
晋东南鲁迅艺术学校
晋东南鲁迅艺术学校成立于1940年1月1日，简称“晋东南鲁艺”或“前方鲁艺”，以区别于1939年11月28日成立的延安鲁艺。前方鲁艺的校址在武乡县下北漳村。毛泽东亲题校训：“紧张、严肃、刻苦、虚心”。
学校设有校务委员会和党支部等机构，由李伯钊任校长兼总支书记，陈铁耕任副校长。下设音乐、戏剧、美术三个系，一个文学研究委员会，教务、总务处，另附有实验剧团和京剧团，还设有校刊编辑委员会，编辑《鲁艺校刊》。这所学校的干部和师资队伍都很强，有的在苏联长期钻研艺术工作，有的到日本深造过，绝大多数人员都曾在各种艺术学校学习过。
学校一开始由中共中央北方局领导，后由北方局与八路军野战政治部共同领导，1941年后由野战政治部单独领导，前方鲁艺也就实际上成了部队艺术学校。在教育内容上，与党的方针政策和军事形势紧密结合；在教学方法上，根据现实的内容直接进行创作，或将主要精神纳入课程。另外，坚决依靠群众办学，走到哪里，哪里就是校址。前方鲁艺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为抗战注入了新的有生力量。到前方鲁艺学习的都是各根据地的剧社和宣传队的队员，年龄都很小，他们为了来学习，越过重重关卡和封锁线，其中有些女孩子，为方便行动，甚至把头发剃光，装成男孩子。
1940年夏，敌人占领了武乡段村，经常“扫荡”，严重干扰了学校的正常教学工作，为保证师生安全，学校曾一度转移到大陌、城底等地，等敌人撤回据点后，又转回到下北漳村。1941年底，李伯钊返回延安后由陈铁耕代理校长。1942年5月反“扫荡”以后，野战政治部决定把前方鲁艺合并入延安鲁艺，一部分同志回到延安，另一部分同志分配到各抗日根据地的文艺团体。1943年4月，延安鲁艺并入延安大学。
在近3年的时间里，“前方鲁艺”为冀中、冀南、太行、太岳各根据地培养了大批的音乐、戏剧、美术等专业人才，为党的文艺事业做出了很大贡献。
烽火岁月急，希冀遍神州。在抗日战争期间，前赴后继的爱国文化志士从祖国的四面八方汇聚到三晋大地，用自己的热血与青春谱写了一曲宏伟壮丽的抗战史诗。他们用自己的作品鼓舞着根据地军民的抗日热情，用独特的方式抵御日本侵略军，同时为后世留下了不朽的文化遗产，也在山西这块热土上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责编 王燕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