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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的暴发不仅对意大利、西班牙等国的经济造成了巨大冲击，还使得欧洲社会陷入“恐慌模式”，生产链、供应链和社会价值链受到了重创。在塞浦路斯通报首例新冠病毒感染病例后，欧盟成员国遂被新冠病毒尽数入侵。
近年来，随着欧债危机的久拖不决，社会治理体制的僵化、内部协调效率的不尽人意，以及在安全领域作为不力等因素，“欧洲已经衰落”的声音开始在国际舞台上时隐时现。当然，“欧洲优势依然存在”的观点始终未能失去众人的认同。其基本依据是，从经济总量和软实力方面来看，欧洲并未表现出明显衰落势头，欧盟在国际社会的号召力并非无足轻重，在美国战略收缩的情况下，欧洲在外交领域的活跃程度也不容忽视。同时，有人对欧洲努力在困境中延续优势的成效也一直持有质疑。
新冠疫情的到来让人们重新反思相关既有认知。欧洲能否继续延续优势，以及如何继续延续优势等话题，随之再次成为世人关注的热点。笔者试图通过解析透视疫情肆虐之欧洲现行的治理实践和治理理念，以期为人们进一步认识和理解相关问题提供点滴参考。
大体说来，政府认知能力可视为政府对事件的性质、与他物的关系、发展动力、发展方向以及基本发展规律等方面内容的客观把握的能力。抗击新冠疫情可谓是对包括欧洲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治理能力的一种考验。包括以公共卫生协调为代表的治理机制、危机管控和应急响应能力等在内的欧洲各级政府的认知能力水平，都在新冠疫情到来后受到了近乎全方位的考核和检验。
事实已经告诉人们，意大利由于初期对疫情重视程度不够而导致疫情在全国范围内暴发。因政府应对不当而引发的“超级传播事件”、社区聚集性传染、大规模群体性活动、民众心理轻视等问题的出现，已构成意大利“沦陷”的基本前提。
至三月下旬之前，德国的相关举措大都不同程度地体现出摇摆不定、犹豫不决的特点。德国卫生部长施潘在二月底之前不止一次公开强调，病毒在德国境内对健康构成的风险依然较小，德国做好了应对疫情发展的准备，无需关闭边境或者限制入境，以及无需取消大型活动、封闭感染地区。当疫情在意大利、西班牙、法国等地迅速蔓延，德国的感染人数随之日益增多之时，德国的决策层于是陷于慌乱之中。
在英国，三月中旬之前的政府基本处于“坐视”状态。3月9日，唐宁街发言人表示，虽然政府承认病毒将以“重大方式”传播，但是尚未考虑实施“社交疏远”措施。虽然缺乏医疗检测和防护物资，但是仍然没有采取相应的行动。3月10日，英国副首席医学官通过媒体宣称，英国的感染者可达数千人，但是其中99%的人可通过居家接受适当的治疗获得好转。
直至看到意大利、西班牙的疫情几近陷于失控状态，英国政府才着手组织讨论应对疫情的方式方法，即饱受争议的建立在“群体免疫”理论上的“延缓战略”。英国首席科学顾问瓦朗斯爵士对此给予了解释，指出政府作出此项决定的目的并非希望完全“抑制”病毒，而是希望让众多民众因接触感染病毒而获得“群体免疫”，即以6500万英国人中的大约60%需要被感染，大约1%被感染者将可能死亡为代价，使社会具有所谓免疫力，并将有限的医疗资源用于对重症患者的救治。此方案一经公布即招致质疑、怒怼甚至嘲笑，被一些媒体戏称为 “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杰作”“零措施”。世界权威医学期刊《柳叶刀》杂志主编霍顿称此举为“用公众健康玩轮盘赌”。世界卫生组织发言人亚沙雷维认为，在新冠患者死亡率和感染者体内抗体存续时间尚未确定的条件下，此举可视为“无力回天”的借口。
的确，英国防控疫情的对策看起来让世人似乎一时难以理解。直至3月18日，首相约翰逊才在媒体招待会宣称，英国要以备战状态应对新冠疫情。3月19日，伦敦市政厅决定在西敏公共停尸房旁边搭建临时太平间。随后，各种“社交疏远”措施接踵出台。英国政府在疫情发生后所采取的“不温不火”的应对疫情策略，已引起世界热议。虽然英国在随后策划了诸多举措，但是其认知能力已经受到广泛质疑。目前，英国的感染者包括王储、首相、卫生大臣等政府高官在内大约已15000人。英国首相约翰逊曾对相关的质疑声音给予了辩解。他表示，英国目前所面临的局势“是一代人面临的最严重的公共卫生危机”，无先例可循。至于，“无先例可寻”是否可以作为“铤而走险”的依据，相信自有公论。
作为政府治理能力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执行能力直接关乎政府服务民众的水平。随着疫情的发展，人们开始关注欧洲各国的应对方式。歐洲国家政府执行力的有限性因此引起世人的种种担忧。
目前，包括德国、法国在内的欧洲国家能否及时将外交能力、国防设施及主权基金等资源，转化为防控疫情的直接行动能力，进而引导民众尽快走出困境尚难以确定。包括意大利、法国、德国和西班牙等在内的欧洲国家，中央政府制定的防控疫情的战略方针和措施等，大都需要经过相对漫长的观察调研、沟通调解、修改完善等诸多程序方可安排落实。在联邦制国家，联邦权力与州权力以宪法形式进行区隔并达成平衡。不同级别的城市享有不同的行政权。
作为联邦制国家，德国各联邦州拥有除外交、军事等领域外，包括公共卫生和医疗等众多方面的高度自治权。松散的联邦制可以让医疗资源相对均衡分布，对防控疫情具有诸多助益。但是，检测机构的庞杂降低了联邦卫生部掌握国家相关信息的速度，各地享有的财政自主权也减弱了由中央到地方的整体调动能力。包括总理默克尔和卫生部长施潘等在内的主副高级官员，因此只能向民众发出防控疫情的相关“建议”。一些市、镇等地方行政单位，很难被说服来遵守这种“建议”。欧洲国家此类“分权体制”所具有的种种“劣势”，无疑使得政府面对疫情所施展的执行能力，呈现出“裹足”运作的状态。 在德国各地就是否采取“禁足令”仍不能达成一致。3月22日，德国总理默克尔通过电话会议与联邦部长进行磋商，重点讨论是否在全德国下达“禁足令”，进一步限制民众的社会生活活动范围。目前，德国各地对出行限制的宽严标准不同。比如同属于北威州、相隔仅20多公里的波恩和科隆，相关政策就不同。在百万人口的大城市科隆，超过两人聚在一起就属于违规，而在人口30多万的波恩，该标准要宽松得多。
在西方政治哲学视野下，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是欧洲前行的两个“巨轮”。欧洲人创设的作为解决社会力量与帝国政权之间矛盾的制度结构，民族国家在为资本主义世界带来经济繁荣的同时，也给其带来了无尽的血雨腥风。作为利己排他、强调本族利益至上的人类共同体，它在完成其内部整合的同时，也加深了国家之间的猜忌与隔阂。两次世界大战应运而生。战后，虽然饱受彼此摧残的欧洲人开始对民族国家体系进行理性反思，并投身煤钢联营、欧共体、欧盟的实际建设，屡次发出共建“大欧洲”呼声，但利己排他的“民族国家利益至上”信念始终未能被欧洲人彻底抛弃或完全“割舍”。
随着疫情的蔓延，欧洲大家庭成员为了各自利益做出的“彼此伤害”的单边主义动作，让“欧洲团结”的蓝图一时之间流于空谈。疫情当头，欧洲诸国纷纷着手“各扫自家门前雪”，而对“他人瓦上霜”则做出了“无暇顾忌”的姿态，“民族国家利益至上”信念被践行得昭然入目。当意大利因疫情肆虐发出求救呼声时，欧盟兄弟竟无一伸出援手。为了争夺医疗物资而引发的国家之间的矛盾，也随着疫情的蔓延上升至外交摩擦层面。在瑞士进口的消毒水等医疗物资被意大利、德国扣留的同时，法国出台了征用口罩的行政命令，德国颁布了紧缺防疫物资出口禁令，意大利也开始宣布禁止防疫物资出口。为防止疫情在本国的扩散，《申根协定》成员国不惜冒“协定”之大不韪，踊跃投身“关闭申根区边界”以求自保。
在财政领域，德国等欧洲富裕国家出于自身利益考虑而采取的举动，也开始削弱其他欧洲国家试图通过“财政刺激”推动欧洲经济复苏的希望。随着疫情的发展，公共卫生的发展态势对于欧洲社会的影响不断扩大，经济下行的压力日益加强，投资者正在关注德国等国家政府能否出台财政刺激，以缓解经济下行的压力。在德国，尽管经济学家和民间机构呼吁德国政府尽快出台刺激措施，但是政府领导层为履行“不将多年积累的盈余浪费在不必要的刺激上”的承诺，不断采取拖延措施，财政刺激计划迟迟未能出台。事实上，此举进一步加大了欧洲央行的政策压力，阻碍了欧洲经济复苏，也在一定程度上打压了欧元的影响力。
通过新冠疫情在欧洲的持续发展，我们不仅可以了解到欧洲国家医疗制度的缺陷，也能够进一步认识到民主制度所具有内生性弊端。事实表明，因其引以为傲的 “自由”、“民主”特质所引发的诸多治理问题，已经超出其制度本身所能解决的程度。
在个人主义得到“极致发展”的欧洲，民众可以“民主”、“自由”为凭宣示自己的“公民权利”。即使大疫当头，人们依然可以根据个人的喜好、习惯等置政府的建议、呼声于不顾。在英国，即使在疫情最严重的伦敦，仍然有部分人未能遵从政府提出的“避免社交接触”的“社交疏远”建议。在意大利“封城”后，一些城镇居民开始走上街头，向地方政府要求欧洲普世价值所彰显的“民主自由”，解除封城的决定。水城威尼斯民众则群起抗议政府封停狂欢节的举措，等等，此类事件不胜枚举。
在疫情肆虐的情况下，欧洲国家出于“公民社会建设需要”，仍不顾加剧集体传播的风险，放弃制定和实施对轻症疑似者进行检测、“戴口罩”等防控措施，进而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防控疫情持续发展的难度。出于保护公民个人隐私的需要，欧洲国家政府无权将确诊患者的行动轨迹公布于世。同时，出于对欧洲社会文化习惯（即患病者才戴口罩等）的尊重，欧洲政府在疫情来临后依然“顺应”了民众对口罩固有的反感情绪。戴口罩参加会议的意大利众议院议员和瑞士人民党议员，曾被斥为“无理取闹”、“加剧恐慌”之徒，甚至被逐出会场。戴口罩的华人或亚裔被无端殴打或歧视的事件也时有发生。面对境内确诊病人激增的形势，德国卫生部长和内政官员依旧坚持“不会要求民众戴口罩”的说辞。近日，在超市购物的默克尔总理仍旧以未戴口罩的形象出现在公众视野中。
新冠病毒的肆虐，已成为对欧洲社会治理能力的一场检验。在当下的欧洲社会中，到位的防控措施如何界定？政府是否有能力像中国一样高效地抗击疫情？在“拥有信息自由、自我承担责任”的公民个体所共同组成的“欧洲大家庭”中，欧洲社会的政府机构、民意代表、医疗体系、经济体系等能否采取必要的、统一的行动抗击疫情？接踵而至的问题，至今尚难以寻得明确的答案。通过透视疫情肆虐下欧洲的林林总总，我们可以比较清楚地认识到：欧洲的优势可以延续的时间和程度均具有诸多的不确定性。
3月26日，习近平主席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特别峰会上的发言中明确指出，“重大传染性疾病是全人类的敌人”。面对新冠疫情，欧洲社会上下需要共同关注在全球化新时期的治理实践变革中“大欧洲”乃至全人类的共同命运，这是欧洲可以在困境中延续优势的基本前提。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民族分离主义与欧洲民族国家建构研究”（项目编号：17AMZ012）的阶段性成果】
①习近平：《携手抗疫，共克时艰——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特别峰会上的发言》，中国青年网，2020年3月26日。
②Ford ，Robert & Jeanings，W.， The Chaging Cleavage Politics of Western Europe，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ume 23 （2020）.
责编/谷漩 美编/李祥峰
近年来，随着欧债危机的久拖不决，社会治理体制的僵化、内部协调效率的不尽人意，以及在安全领域作为不力等因素，“欧洲已经衰落”的声音开始在国际舞台上时隐时现。当然，“欧洲优势依然存在”的观点始终未能失去众人的认同。其基本依据是，从经济总量和软实力方面来看，欧洲并未表现出明显衰落势头，欧盟在国际社会的号召力并非无足轻重，在美国战略收缩的情况下，欧洲在外交领域的活跃程度也不容忽视。同时，有人对欧洲努力在困境中延续优势的成效也一直持有质疑。
新冠疫情的到来让人们重新反思相关既有认知。欧洲能否继续延续优势，以及如何继续延续优势等话题，随之再次成为世人关注的热点。笔者试图通过解析透视疫情肆虐之欧洲现行的治理实践和治理理念，以期为人们进一步认识和理解相关问题提供点滴参考。
令人费解的认知能力：“延缓战略”及相关举措
大体说来，政府认知能力可视为政府对事件的性质、与他物的关系、发展动力、发展方向以及基本发展规律等方面内容的客观把握的能力。抗击新冠疫情可谓是对包括欧洲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治理能力的一种考验。包括以公共卫生协调为代表的治理机制、危机管控和应急响应能力等在内的欧洲各级政府的认知能力水平，都在新冠疫情到来后受到了近乎全方位的考核和检验。
事实已经告诉人们，意大利由于初期对疫情重视程度不够而导致疫情在全国范围内暴发。因政府应对不当而引发的“超级传播事件”、社区聚集性传染、大规模群体性活动、民众心理轻视等问题的出现，已构成意大利“沦陷”的基本前提。
至三月下旬之前，德国的相关举措大都不同程度地体现出摇摆不定、犹豫不决的特点。德国卫生部长施潘在二月底之前不止一次公开强调，病毒在德国境内对健康构成的风险依然较小，德国做好了应对疫情发展的准备，无需关闭边境或者限制入境，以及无需取消大型活动、封闭感染地区。当疫情在意大利、西班牙、法国等地迅速蔓延，德国的感染人数随之日益增多之时，德国的决策层于是陷于慌乱之中。
在英国，三月中旬之前的政府基本处于“坐视”状态。3月9日，唐宁街发言人表示，虽然政府承认病毒将以“重大方式”传播，但是尚未考虑实施“社交疏远”措施。虽然缺乏医疗检测和防护物资，但是仍然没有采取相应的行动。3月10日，英国副首席医学官通过媒体宣称，英国的感染者可达数千人，但是其中99%的人可通过居家接受适当的治疗获得好转。
直至看到意大利、西班牙的疫情几近陷于失控状态，英国政府才着手组织讨论应对疫情的方式方法，即饱受争议的建立在“群体免疫”理论上的“延缓战略”。英国首席科学顾问瓦朗斯爵士对此给予了解释，指出政府作出此项决定的目的并非希望完全“抑制”病毒，而是希望让众多民众因接触感染病毒而获得“群体免疫”，即以6500万英国人中的大约60%需要被感染，大约1%被感染者将可能死亡为代价，使社会具有所谓免疫力，并将有限的医疗资源用于对重症患者的救治。此方案一经公布即招致质疑、怒怼甚至嘲笑，被一些媒体戏称为 “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杰作”“零措施”。世界权威医学期刊《柳叶刀》杂志主编霍顿称此举为“用公众健康玩轮盘赌”。世界卫生组织发言人亚沙雷维认为，在新冠患者死亡率和感染者体内抗体存续时间尚未确定的条件下，此举可视为“无力回天”的借口。
的确，英国防控疫情的对策看起来让世人似乎一时难以理解。直至3月18日，首相约翰逊才在媒体招待会宣称，英国要以备战状态应对新冠疫情。3月19日，伦敦市政厅决定在西敏公共停尸房旁边搭建临时太平间。随后，各种“社交疏远”措施接踵出台。英国政府在疫情发生后所采取的“不温不火”的应对疫情策略，已引起世界热议。虽然英国在随后策划了诸多举措，但是其认知能力已经受到广泛质疑。目前，英国的感染者包括王储、首相、卫生大臣等政府高官在内大约已15000人。英国首相约翰逊曾对相关的质疑声音给予了辩解。他表示，英国目前所面临的局势“是一代人面临的最严重的公共卫生危机”，无先例可循。至于，“无先例可寻”是否可以作为“铤而走险”的依据，相信自有公论。
“裹足不前”的执行能力：“禁足令”及相关举措
作为政府治理能力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执行能力直接关乎政府服务民众的水平。随着疫情的发展，人们开始关注欧洲各国的应对方式。歐洲国家政府执行力的有限性因此引起世人的种种担忧。
目前，包括德国、法国在内的欧洲国家能否及时将外交能力、国防设施及主权基金等资源，转化为防控疫情的直接行动能力，进而引导民众尽快走出困境尚难以确定。包括意大利、法国、德国和西班牙等在内的欧洲国家，中央政府制定的防控疫情的战略方针和措施等，大都需要经过相对漫长的观察调研、沟通调解、修改完善等诸多程序方可安排落实。在联邦制国家，联邦权力与州权力以宪法形式进行区隔并达成平衡。不同级别的城市享有不同的行政权。
作为联邦制国家，德国各联邦州拥有除外交、军事等领域外，包括公共卫生和医疗等众多方面的高度自治权。松散的联邦制可以让医疗资源相对均衡分布，对防控疫情具有诸多助益。但是，检测机构的庞杂降低了联邦卫生部掌握国家相关信息的速度，各地享有的财政自主权也减弱了由中央到地方的整体调动能力。包括总理默克尔和卫生部长施潘等在内的主副高级官员，因此只能向民众发出防控疫情的相关“建议”。一些市、镇等地方行政单位，很难被说服来遵守这种“建议”。欧洲国家此类“分权体制”所具有的种种“劣势”，无疑使得政府面对疫情所施展的执行能力，呈现出“裹足”运作的状态。 在德国各地就是否采取“禁足令”仍不能达成一致。3月22日，德国总理默克尔通过电话会议与联邦部长进行磋商，重点讨论是否在全德国下达“禁足令”，进一步限制民众的社会生活活动范围。目前，德国各地对出行限制的宽严标准不同。比如同属于北威州、相隔仅20多公里的波恩和科隆，相关政策就不同。在百万人口的大城市科隆，超过两人聚在一起就属于违规，而在人口30多万的波恩，该标准要宽松得多。
“彼此伤害”的利己排他理念：“民族国家利益至上”及相关举措
在西方政治哲学视野下，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是欧洲前行的两个“巨轮”。欧洲人创设的作为解决社会力量与帝国政权之间矛盾的制度结构，民族国家在为资本主义世界带来经济繁荣的同时，也给其带来了无尽的血雨腥风。作为利己排他、强调本族利益至上的人类共同体，它在完成其内部整合的同时，也加深了国家之间的猜忌与隔阂。两次世界大战应运而生。战后，虽然饱受彼此摧残的欧洲人开始对民族国家体系进行理性反思，并投身煤钢联营、欧共体、欧盟的实际建设，屡次发出共建“大欧洲”呼声，但利己排他的“民族国家利益至上”信念始终未能被欧洲人彻底抛弃或完全“割舍”。
随着疫情的蔓延，欧洲大家庭成员为了各自利益做出的“彼此伤害”的单边主义动作，让“欧洲团结”的蓝图一时之间流于空谈。疫情当头，欧洲诸国纷纷着手“各扫自家门前雪”，而对“他人瓦上霜”则做出了“无暇顾忌”的姿态，“民族国家利益至上”信念被践行得昭然入目。当意大利因疫情肆虐发出求救呼声时，欧盟兄弟竟无一伸出援手。为了争夺医疗物资而引发的国家之间的矛盾，也随着疫情的蔓延上升至外交摩擦层面。在瑞士进口的消毒水等医疗物资被意大利、德国扣留的同时，法国出台了征用口罩的行政命令，德国颁布了紧缺防疫物资出口禁令，意大利也开始宣布禁止防疫物资出口。为防止疫情在本国的扩散，《申根协定》成员国不惜冒“协定”之大不韪，踊跃投身“关闭申根区边界”以求自保。
在财政领域，德国等欧洲富裕国家出于自身利益考虑而采取的举动，也开始削弱其他欧洲国家试图通过“财政刺激”推动欧洲经济复苏的希望。随着疫情的发展，公共卫生的发展态势对于欧洲社会的影响不断扩大，经济下行的压力日益加强，投资者正在关注德国等国家政府能否出台财政刺激，以缓解经济下行的压力。在德国，尽管经济学家和民间机构呼吁德国政府尽快出台刺激措施，但是政府领导层为履行“不将多年积累的盈余浪费在不必要的刺激上”的承诺，不断采取拖延措施，财政刺激计划迟迟未能出台。事实上，此举进一步加大了欧洲央行的政策压力，阻碍了欧洲经济复苏，也在一定程度上打压了欧元的影响力。
个人自由與集体利益两难选择：“社交疏远”建议及相关举措
通过新冠疫情在欧洲的持续发展，我们不仅可以了解到欧洲国家医疗制度的缺陷，也能够进一步认识到民主制度所具有内生性弊端。事实表明，因其引以为傲的 “自由”、“民主”特质所引发的诸多治理问题，已经超出其制度本身所能解决的程度。
在个人主义得到“极致发展”的欧洲，民众可以“民主”、“自由”为凭宣示自己的“公民权利”。即使大疫当头，人们依然可以根据个人的喜好、习惯等置政府的建议、呼声于不顾。在英国，即使在疫情最严重的伦敦，仍然有部分人未能遵从政府提出的“避免社交接触”的“社交疏远”建议。在意大利“封城”后，一些城镇居民开始走上街头，向地方政府要求欧洲普世价值所彰显的“民主自由”，解除封城的决定。水城威尼斯民众则群起抗议政府封停狂欢节的举措，等等，此类事件不胜枚举。
在疫情肆虐的情况下，欧洲国家出于“公民社会建设需要”，仍不顾加剧集体传播的风险，放弃制定和实施对轻症疑似者进行检测、“戴口罩”等防控措施，进而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防控疫情持续发展的难度。出于保护公民个人隐私的需要，欧洲国家政府无权将确诊患者的行动轨迹公布于世。同时，出于对欧洲社会文化习惯（即患病者才戴口罩等）的尊重，欧洲政府在疫情来临后依然“顺应”了民众对口罩固有的反感情绪。戴口罩参加会议的意大利众议院议员和瑞士人民党议员，曾被斥为“无理取闹”、“加剧恐慌”之徒，甚至被逐出会场。戴口罩的华人或亚裔被无端殴打或歧视的事件也时有发生。面对境内确诊病人激增的形势，德国卫生部长和内政官员依旧坚持“不会要求民众戴口罩”的说辞。近日，在超市购物的默克尔总理仍旧以未戴口罩的形象出现在公众视野中。
新冠病毒的肆虐，已成为对欧洲社会治理能力的一场检验。在当下的欧洲社会中，到位的防控措施如何界定？政府是否有能力像中国一样高效地抗击疫情？在“拥有信息自由、自我承担责任”的公民个体所共同组成的“欧洲大家庭”中，欧洲社会的政府机构、民意代表、医疗体系、经济体系等能否采取必要的、统一的行动抗击疫情？接踵而至的问题，至今尚难以寻得明确的答案。通过透视疫情肆虐下欧洲的林林总总，我们可以比较清楚地认识到：欧洲的优势可以延续的时间和程度均具有诸多的不确定性。
3月26日，习近平主席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特别峰会上的发言中明确指出，“重大传染性疾病是全人类的敌人”。面对新冠疫情，欧洲社会上下需要共同关注在全球化新时期的治理实践变革中“大欧洲”乃至全人类的共同命运，这是欧洲可以在困境中延续优势的基本前提。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民族分离主义与欧洲民族国家建构研究”（项目编号：17AMZ012）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①习近平：《携手抗疫，共克时艰——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特别峰会上的发言》，中国青年网，2020年3月26日。
②Ford ，Robert & Jeanings，W.， The Chaging Cleavage Politics of Western Europe，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ume 23 （2020）.
责编/谷漩 美编/李祥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