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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50-60年代，在土耳其，一位美裔摄影记者亚拉·古勒（Ara Guler）用他的相机，向世界展示了土耳其人民真实的生活状态，人们都称他为“伊斯坦布尔之眼”。
用一生来为她“呼愁”
夜已渐深，在伊斯坦布尔的中心贝尤鲁大街的尽头，走来一位身穿黑衣的中年男子，他边走边停，似乎是在漫游。每当经过路边的商店橱窗、餐厅、广告或是半明半暗的咖啡馆时，他都会略做停留，凝视一番，紧锁的眉头下一双深思的眼睛里透露出几分忧愁。最后，来到大街中央广场边的一个转角时，他没有丝毫犹豫，径直拐了进去。这里是土耳其摄影大师亚拉·古勒（Ara Guler）的住宅兼工作室和博物馆。门铃响起，当古勒打开大门时，黑衣男子向他深深地鞠了一躬，愁眉散开，露出了一丝笑意，“您好，古勒先生！我的名字叫奥尔罕·帕慕克（Orhan Pamuk）……”
这位男子便是多年以后在国际文坛上声名显赫的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和古勒的相遇则是源于他们共同的栖息之地——伊斯坦布尔。2006年，站在诺贝尔文学奖领奖台上的帕慕克在发表获奖演说时谈道：“对我来说，世界的中心是伊斯坦布尔。这不仅是因为我一生都居住在那里，而是因为，在过去的33年中，我一直在描述她的街道、她的桥梁、她的人民、她的狗、她的房舍、她的清真寺、她的喷泉、她的奇怪的英雄人物、她的店铺、她的著名人士、她的暗点、她的白天和黑夜，使它们都成为我的一部分，使我拥有这一切。”
在老摄影家古勒的黑白影像世界里，伊斯坦布尔早已成为奥斯曼帝国瓦解后的遗忘之城，他用毕生的精力和一种愤怒的忧伤情绪来对抗着西化而现代的伊斯坦布尔兴起的过程。而对于帕慕克而言，“这些珍贵却久被遗忘的影像，在我成年人的眼光看来既陌生却又熟悉得令人陶醉，犹如自己的记忆在银幕上放映，激动地想捕捉并保存这些梦境般的记忆或将它写下。”这座忧郁的城市伴随着帕慕克成长的记忆，已然成为了他自己的忧伤。
帕慕克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著作《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是其自传性作品，跟随着他的成长记忆，我们看到了童年的帕慕克，在半昏暗的荒凉博物馆公寓里度过他最喜欢的伊斯坦布尔的冬季；看到了他与没落的中产阶级家庭的对抗和满墙黑白照片中的家史；看到了他欢乐单调的学校生活；看到了博斯普鲁斯海上船只冒出的烟；观赏仅存的传统木造别墅“雅骊”在大火中化为灰烬；也看到了他从小便埋藏在心里的另一个分身，一个在公寓、在街头、在繁华的市中心和阴暗后街行走，经历美与丑的震撼和思考的帕慕克。“我的童年正处于后奥斯曼帝国的乡愁时期，土耳其离欧洲非常非常远——文化、经济皆如此。这座城市一点也没有它一直渴求的现代性，而是立于奥斯曼帝国失落的荣耀废墟之上。”伊斯坦布尔曾经的辉煌和今日的穷困潦倒以及夹杂在东西方文化间孤独尴尬的反差而产生的“呼愁”已渗入他的心灵。从隆冬停泊在废弃港口的博斯普鲁斯老渡船到拜占庭帝国崩溃以来的城墙废墟，从在清真寺中庭贩卖宗教读物、念珠和朝圣的老人到飞过博斯普鲁斯海峡和马尔马拉海时俯瞰整个城市的鹳鸟……这种混乱、朦胧的忧伤“不提供清晰，而是遮蔽现实，它带给我们安慰，柔化景色，就像冬日里茶壶冒出蒸气时凝结在窗上的水珠”。帕慕克“在追求他故乡忧郁的灵魂时，发现了文明之间冲突和交错的新象征”。
帕慕克的文字能让人身临其境，色彩和人物的视觉形象非常强烈，这和他15岁开始便沉迷于绘画不无关系。而在伊斯坦布尔科技大学主修建筑只是他的障眼之计，因为学建筑需要花费很多时间来练习绘画。但帕慕克的画家梦却伴随着19岁那年的一段青涩初恋的终结一同幻灭了。那个令他“如此爱恋，如此寒冷”的被唤作“黑玫瑰“的美丽女孩的离开，带走了帕慕克对绘画艺术的激情，没有了心爱的模特，他放弃了绘画，也放弃了自己的建筑学业。
“从22岁开始，我把自己在卧室里锁了8年——孤独，奇怪。人们都在想，哦，他是个失败者。每3年一次，我妈妈会打开我的卧室门，说：‘也许你应该去上医学院。’我没有去，但从书上撕下了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画像，并把它们挂在了我卧室的墙上。”只有帕慕克自己知道，当他失去最初的爱人时，他已被一种更为辽阔、久远而深沉的忧伤所俘获。无论是《白色城堡》、《我的名字叫红》或是最新的《无辜的博物馆》，这些书中千篇一律的核心角色都不是那一个人，而是一座城。伊斯坦布尔——这个处于东西方交界处的古老城市，将成为帕慕克所有作品中永恒的身影，他要用一生的时间来为她“呼愁”。
作为摄影师就注定了人在旅途的生活，亚拉·古勒常去人迹罕至的天涯海角四处云游。他最喜欢的地方有：印度尼西亚、缅甸、印度、日本、斐济、婆罗洲，最难忘的是缅甸。当然他更喜欢在土耳其的各个地方捕捉人们的生活场景。
今天，这位年逾古稀的老人仍然经常在伊斯坦布尔的街头徜徉，手里拿着一台莱卡照相机，寻找伊斯坦布尔以及当地居民真实的一面。
Q：你作品中的灵感由何而来？
A：我不从任何地方找灵感。我看重的是作品的目的以及作品所代表的含义。当我看到美丽的事物或我认为必须向人类展示的场景时，我就会把它拍下来。我并不相信所谓“为艺术而艺术”之类的东西。
Q：你曾经为许多名人拍照，也曾采访过许多重量级人物，例如巴勃罗·毕加索、 萨尔瓦多·达利、温斯顿·丘吉尔、英迪拉·甘地、约翰·伯格、伯特兰·罗素、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伊斯梅特·伊诺努……你是如何成功做到这一点的？
A：去我的博物馆看看吧，所有的名人全在这里。你读过我写的《世界七大里程碑》这本书吗？在这本书中你会看到伯特兰·罗素、巴勃罗·毕加索、萨尔瓦多·达利、田纳西·威廉斯、马克·夏卡尔、阿拉贡和萨洛扬，既有文字介绍，同时也附有插图。我采访过的许多人和我都是好朋友。他们都是非常重要、非常特别的创造者。他们已经向世界证明了自己。他们不需要借助我提高自己的知名度。他们已经是名人了。因此，当我叩响他们的门时，我是冒着被拒之门外的危险的。他们都是大人物，但我是谁啊，是吧？当然，如果不是因为我是代表颇具影响力的杂志来采访他们的，他们根本看都不会看我一眼。
Q：今天科技已经进入了各个领域。你对于科技进步是怎么认识的？你是否接受利用电脑效果和技术对摄影进行处理？
A：电脑效果和技术把现实变得矫揉造作。就像克隆一样，是反自然的。如果自然创造了什么东西，那一定有它的道理。人类不应该干涉这种秩序。
Q：作为一名摄影师，你对中国的印象如何？
A：中国是世界文明史中最大的、最古老的国家。他们建造了世界最著名的文化遗产之一 ——中国的万里长城。中华文明是世界上最完备、影响最深远的文化，一直到近代都是如此。我并不相信《伊斯兰圣战者史诗》。我认为我们都是中国人的后代。世界起源于中华文明和中国人……
用一生来为她“呼愁”
夜已渐深，在伊斯坦布尔的中心贝尤鲁大街的尽头，走来一位身穿黑衣的中年男子，他边走边停，似乎是在漫游。每当经过路边的商店橱窗、餐厅、广告或是半明半暗的咖啡馆时，他都会略做停留，凝视一番，紧锁的眉头下一双深思的眼睛里透露出几分忧愁。最后，来到大街中央广场边的一个转角时，他没有丝毫犹豫，径直拐了进去。这里是土耳其摄影大师亚拉·古勒（Ara Guler）的住宅兼工作室和博物馆。门铃响起，当古勒打开大门时，黑衣男子向他深深地鞠了一躬，愁眉散开，露出了一丝笑意，“您好，古勒先生！我的名字叫奥尔罕·帕慕克（Orhan Pamuk）……”
这位男子便是多年以后在国际文坛上声名显赫的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和古勒的相遇则是源于他们共同的栖息之地——伊斯坦布尔。2006年，站在诺贝尔文学奖领奖台上的帕慕克在发表获奖演说时谈道：“对我来说，世界的中心是伊斯坦布尔。这不仅是因为我一生都居住在那里，而是因为，在过去的33年中，我一直在描述她的街道、她的桥梁、她的人民、她的狗、她的房舍、她的清真寺、她的喷泉、她的奇怪的英雄人物、她的店铺、她的著名人士、她的暗点、她的白天和黑夜，使它们都成为我的一部分，使我拥有这一切。”
在老摄影家古勒的黑白影像世界里，伊斯坦布尔早已成为奥斯曼帝国瓦解后的遗忘之城，他用毕生的精力和一种愤怒的忧伤情绪来对抗着西化而现代的伊斯坦布尔兴起的过程。而对于帕慕克而言，“这些珍贵却久被遗忘的影像，在我成年人的眼光看来既陌生却又熟悉得令人陶醉，犹如自己的记忆在银幕上放映，激动地想捕捉并保存这些梦境般的记忆或将它写下。”这座忧郁的城市伴随着帕慕克成长的记忆，已然成为了他自己的忧伤。
帕慕克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著作《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是其自传性作品，跟随着他的成长记忆，我们看到了童年的帕慕克，在半昏暗的荒凉博物馆公寓里度过他最喜欢的伊斯坦布尔的冬季；看到了他与没落的中产阶级家庭的对抗和满墙黑白照片中的家史；看到了他欢乐单调的学校生活；看到了博斯普鲁斯海上船只冒出的烟；观赏仅存的传统木造别墅“雅骊”在大火中化为灰烬；也看到了他从小便埋藏在心里的另一个分身，一个在公寓、在街头、在繁华的市中心和阴暗后街行走，经历美与丑的震撼和思考的帕慕克。“我的童年正处于后奥斯曼帝国的乡愁时期，土耳其离欧洲非常非常远——文化、经济皆如此。这座城市一点也没有它一直渴求的现代性，而是立于奥斯曼帝国失落的荣耀废墟之上。”伊斯坦布尔曾经的辉煌和今日的穷困潦倒以及夹杂在东西方文化间孤独尴尬的反差而产生的“呼愁”已渗入他的心灵。从隆冬停泊在废弃港口的博斯普鲁斯老渡船到拜占庭帝国崩溃以来的城墙废墟，从在清真寺中庭贩卖宗教读物、念珠和朝圣的老人到飞过博斯普鲁斯海峡和马尔马拉海时俯瞰整个城市的鹳鸟……这种混乱、朦胧的忧伤“不提供清晰，而是遮蔽现实，它带给我们安慰，柔化景色，就像冬日里茶壶冒出蒸气时凝结在窗上的水珠”。帕慕克“在追求他故乡忧郁的灵魂时，发现了文明之间冲突和交错的新象征”。
帕慕克的文字能让人身临其境，色彩和人物的视觉形象非常强烈，这和他15岁开始便沉迷于绘画不无关系。而在伊斯坦布尔科技大学主修建筑只是他的障眼之计，因为学建筑需要花费很多时间来练习绘画。但帕慕克的画家梦却伴随着19岁那年的一段青涩初恋的终结一同幻灭了。那个令他“如此爱恋，如此寒冷”的被唤作“黑玫瑰“的美丽女孩的离开，带走了帕慕克对绘画艺术的激情，没有了心爱的模特，他放弃了绘画，也放弃了自己的建筑学业。
“从22岁开始，我把自己在卧室里锁了8年——孤独，奇怪。人们都在想，哦，他是个失败者。每3年一次，我妈妈会打开我的卧室门，说：‘也许你应该去上医学院。’我没有去，但从书上撕下了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画像，并把它们挂在了我卧室的墙上。”只有帕慕克自己知道，当他失去最初的爱人时，他已被一种更为辽阔、久远而深沉的忧伤所俘获。无论是《白色城堡》、《我的名字叫红》或是最新的《无辜的博物馆》，这些书中千篇一律的核心角色都不是那一个人，而是一座城。伊斯坦布尔——这个处于东西方交界处的古老城市，将成为帕慕克所有作品中永恒的身影，他要用一生的时间来为她“呼愁”。
作为摄影师就注定了人在旅途的生活，亚拉·古勒常去人迹罕至的天涯海角四处云游。他最喜欢的地方有：印度尼西亚、缅甸、印度、日本、斐济、婆罗洲，最难忘的是缅甸。当然他更喜欢在土耳其的各个地方捕捉人们的生活场景。
今天，这位年逾古稀的老人仍然经常在伊斯坦布尔的街头徜徉，手里拿着一台莱卡照相机，寻找伊斯坦布尔以及当地居民真实的一面。
Q：你作品中的灵感由何而来？
A：我不从任何地方找灵感。我看重的是作品的目的以及作品所代表的含义。当我看到美丽的事物或我认为必须向人类展示的场景时，我就会把它拍下来。我并不相信所谓“为艺术而艺术”之类的东西。
Q：你曾经为许多名人拍照，也曾采访过许多重量级人物，例如巴勃罗·毕加索、 萨尔瓦多·达利、温斯顿·丘吉尔、英迪拉·甘地、约翰·伯格、伯特兰·罗素、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伊斯梅特·伊诺努……你是如何成功做到这一点的？
A：去我的博物馆看看吧，所有的名人全在这里。你读过我写的《世界七大里程碑》这本书吗？在这本书中你会看到伯特兰·罗素、巴勃罗·毕加索、萨尔瓦多·达利、田纳西·威廉斯、马克·夏卡尔、阿拉贡和萨洛扬，既有文字介绍，同时也附有插图。我采访过的许多人和我都是好朋友。他们都是非常重要、非常特别的创造者。他们已经向世界证明了自己。他们不需要借助我提高自己的知名度。他们已经是名人了。因此，当我叩响他们的门时，我是冒着被拒之门外的危险的。他们都是大人物，但我是谁啊，是吧？当然，如果不是因为我是代表颇具影响力的杂志来采访他们的，他们根本看都不会看我一眼。
Q：今天科技已经进入了各个领域。你对于科技进步是怎么认识的？你是否接受利用电脑效果和技术对摄影进行处理？
A：电脑效果和技术把现实变得矫揉造作。就像克隆一样，是反自然的。如果自然创造了什么东西，那一定有它的道理。人类不应该干涉这种秩序。
Q：作为一名摄影师，你对中国的印象如何？
A：中国是世界文明史中最大的、最古老的国家。他们建造了世界最著名的文化遗产之一 ——中国的万里长城。中华文明是世界上最完备、影响最深远的文化，一直到近代都是如此。我并不相信《伊斯兰圣战者史诗》。我认为我们都是中国人的后代。世界起源于中华文明和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