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西方学者乔舒亚·库珀·雷默在2004年提出了“中国模式”的概念以后,国内外理论界开始了对“中国模式”的研究讨论,在纪念中国改革开放30年之际,形成了热潮。在研究讨论的过程中,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观点,这是值得肯定的。
　　不过,笔者对于这场“中国模式”研究讨论热还是有些心存疑虑。因为翻遍中央文件和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没有发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的提法,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提法却比比皆是。这里究竟包含着什么深切的意义呢?当然,中央未提,不等于理论界不可以研究讨论,理论研讨的意义不正在于创新吗?何况,参与研讨的学者们并不讳言“中国道路”,他们往往将“道路”和“模式”混提,似乎两者并没有什么区别。这不禁引起笔者对“道路”和“模式”这两个概念究竟有无区别的探究的兴趣。
　　“道路”这个概念的含义似乎很简明,没有什么分歧,问题是对“模式”含义的理解。笔者为此专门查阅了《辞海》,它解释“模式”“一般指可以作为范本、模本、变本的式样。”这个解释不能说是权威的,人们尽可以有别的解释。但是,由此还可以窥见,“道路”和“模式”这两个概念毕竟还是有些区别的。前者是动态的,而后者则是偏于静态的;前者重在事物发展的过程性,而后者则指事物比较定型的式样。所以,强调“道路”还是强调“模式”就关系到我们对30年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就的估价问题。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连续取得高速度的发展,这是得到举世公认的,把它称为“奇迹”也不为过。但是毋庸讳言,我国在前进中还面临许多困难和问题,正如胡锦涛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所说:“我们在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所肩负任务的艰巨性和繁重性世所罕见,我们在改革发展稳定中所面临矛盾和问题的规模和复杂性世所罕见,我们在前进中所面对的困难和风险也世所罕见。”这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还正走在中途,前面的路更艰巨难走,各种变数还很多,我们的制度还远未定型。邓小平在1992年就说过:“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2页)以1992年起算,30年就要到2022年。这是邓小平的期望值,是否能实现还有待我们的艰苦努力。从这里,我们就可以体会到中央为什么只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罕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了。
　　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际影响来说,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正在走一条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走过的很不相同的道路,而且已取得重大的成就,这就对于众多发展中国家如何不亦步亦趋地照走西方道路而探索自己的适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至于中国的现有制度,由于中国国情和现代发展道路的特殊性,有多少可以作为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范本、模式的式样,这是大可置疑的。
　　世界上各国的政治经济制度林林总总、纷繁多样,但是在现代真正称得上可以作为其他国家范本、模本的式样的“模式”的,主要的就是两种:一是西方模式(当然其下还可以分为多种亚模式),二是以前苏联为圭桌的以高度集权和计划经济为特征的社会主义模式。后者存在70多年,因失败告终。而中国正是从这一模式中主动突围而出,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胜利地走在向着有待形成的新的模式奋进的道路上。因此,在现时就大谈“中国模式”,似乎为时过早。当然,“中国模式”不是不可以谈,有点超前研讨也有益处,但似应防止过热。过热了,就可能把我国现有的制度和正在做的事情不加认真细致的区分,都过早地定型化、模式化了,以致降低忧患意识,放松对改革深入攻坚的艰苦努力,不利于解放思想、道路创新和理论创新。因此,笔者以为,我们应勇于继续在实践中、在理论上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慎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