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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中央召开了六届六中全会，确定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为了加强党对华中地区的领导，全会决定成立中原局，由刘少奇任书记。刘少奇由北方局书记转任中原局书记，从华北来到华中，承担起打开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新局面的战略重任。
六届六中全会结束后，刘少奇两次从延安出发来到华中，第一次于1939年1月下旬到达河南确山县竹沟镇，在这里组建了中原局机关。后因回延安开会于3月8日离开竹沟。8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连续四天讨论新四军和东南局（项英时任东南局书记）工作，按照中央要加快发展华中步伐的决定，刘少奇于9月15日从延安再次前往华中，途中考察指导了豫皖苏边彭雪枫新四军第六支队工作后，于12月上旬来到了皖东定远县藕塘镇的新四军江北指挥部。
皖东位于淮河以南、长江以北、淮南铁路以东、运河以西的安徽东部（含江苏一部分，其中包括今淮安市下辖的盱眙、金湖、洪泽）地区，同苏北、苏中接壤。1939年初，张云逸、邓子恢、罗炳辉、赖传珠等先后来到皖东，经过近一年的努力，初步打开了皖东地区抗日斗争的局面。但国民党顽固派势力逼迫江北新四军撤回江南，加上时任东南局书记的项英受王明“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思想的影响，企图靠谈判阻止顽固派进攻，指示江北新四军“不宜提创造皖东根据地的口号，否则使同盟者害怕，而对我更加防范和限制”。使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在日伪顽的夹击之中处境相当危险。就在这一重要时刻，刘少奇来到了皖东，立即贯彻落实中央的正确路线，开展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
连续主持召开三次中原局会议，统一思想认识，明确华中发展方向，解决一系列重大问题
第一次中原局会议是刘少奇抱病于12月中旬召开的。此次会议首先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加强中原局组织建设，增补了张云逸、徐海东、刘子久（时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为中原局委员，结束了江北新四军属于新四军军部领导的局面;二是明确了江北新四军战略发展方向，统一了江北新四军必须东进、进一步开辟皖东控制好通向苏北道路的认识。
在大力发展苏北之前，建立和巩固皖东敌后根据地，成了刘少奇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1940年1月，刘少奇召开了第二次中原局会议，针对新四军第四、第五支队在领导思想上没有明确的发展自己力量的方针，在解决部队给养和进行地方工作方面用心不够，甚至有人担心新四军建立政权是否会破坏统一战线等问题，刘少奇在会上批评了项英所谓“招兵买马”的“人、枪、款主义”，强调新四军不仅要有人、要有枪，还要有“家”，这个“家”就是抗日根据地和人民政权。会议统一了发展抗日武装和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思想认识，作出了大力发展抗日武装及在华中首先在皖东建立抗日根据地的决定。据时任苏皖省委书记刘顺元回忆：“第二次中原局会议后，为了加快皖东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在中共中央的支持下，中原局采取了三项重大战略措施：撤销苏皖省委，成立中共津浦路东省委和路西省委;将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前敌委员会改为皖东军政委员会，直隶中原局领导;将大别山区撤到皖东的1000多名干部和进步青年派往津浦路东、路西放手发动群众，发展武装，建立基层政权和党的组织建设”。会议结束后仅一个月时间，新四军第四支队由4000多人发展到6000余人，第五支队由2000多人发展到6000多人;在地方工作方面，放手发动群众，建设根据地，扩大地方武装力量等工作，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第三次中原局会议是1940年2月召开的。会议针对当时国民党桂系李品仙部在新四军周围集中了20个团的兵力，不断地对新四军实行挤压，在这种形势下，敢不敢针锋相对地开展有理、有利、有节的反摩擦斗争，成为建立皖东抗日根据地急需要解决的问题。会议确定了反摩擦方针，决定“对北取攻势，对南取守势，强调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和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
刘少奇召开的三次中原局会议，据时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政治部主任邓子恢回忆：“感到从此有了更加明确的方向，对发展敌后抗日根据地，打退国民党顽固派的摩擦和战胜日寇，更加增添了信心。”
直接指挥定远、半塔集自卫反击战，奠定了皖东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基础
新四军江北部队在中原局三次会议之后不断发展壮大，国民党顽固派急令苏皖顽军消灭江北新四军第四、第五支队。1940年3月初，李品仙部及地方顽军共6000余人，从西、北、南三面扑向驻合肥东北的新四军第四支队和驻定远东南大桥一带的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此时，指挥张云逸正发疟疾，副指挥、第四支队司令员徐海东肺病加重。在这紧急关头，刘少奇与张云逸等一起直接指挥定远自卫反击战。
定远地处津浦路西。此次战斗，刘少奇与张云逸在部署新四军第四支队及江北游击纵队向顽军发起自卫反击的同时，急调罗炳辉的第五支队主力从津浦路东赶到路西，并请陈毅令陶勇率领的苏皖支队火速赶到（当时苏皖支队隶属陈毅的江南指挥部），配合第四支队和江北游击纵队反击桂军，乘胜占领了定远城。
定遠自卫反击战胜利结束后，为了稳定津浦路西局面，中原局和江北指挥部拟把第五支队主力和苏皖支队留在路西一段时期。就在此时，苏北顽军韩德勤部趁新四军第五支队主力去路西作战，路东地区空虚之机，调集万余人的兵力，于3月21日向盱眙半塔集（今属来安）为中心的新四军阵地发起全面进攻，企图摧垮新四军在津浦路东的指挥中心。面对这一严峻形势，中原局和江北指挥部立即电示新四军第五支队留守部队：“动员和组织一切力量，坚持半塔，待路西主力挥戈东援，歼灭韩顽。”同时，刘少奇紧急要求陈毅急令叶飞率挺进纵队四个主力营驰援。3月23日刘少奇和张云逸、郑位三一起致电中央书记处：“准备将津浦路西新四军主力调至路东，首先稳定并巩固路东，以游击战坚持路西地区。”
刘少奇与张云逸等不待中央军委指示到达，即决定将第五支队主力及四支队第七团、苏皖支队全部东进津浦路东，参与半塔保卫战。韩德勤见半塔集久攻不下，反遭重大杀伤，新四军援军云集，遂于28日晚仓皇撤退。为了便于指挥部队的作战行动，刘少奇于4月5日率中原局机关和江北指挥部机关离开津浦路西进驻半塔集。 半塔集保卫战历时近20天，此次战役正如1964年张云逸为纪念碑碑文中所写：“这次战役，在刘少奇同志的指挥下和广大人民的积极支援下，军民团结一致，英勇作战，取得了重大胜利，不仅奠定了淮南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基础，且对华中抗战全局关系至关重大。”时过半年后的黄桥战役，陈毅总结说：“黄桥决战是打开苏北抗战局面关键一仗，但是黄桥决战不是偶然产生的，先有半塔，有了半塔才有黄桥。”半塔保卫战的胜利，受到党中央、毛主席的高度评价。
十分重视抗日民主政权建设，使皖东抗日根据地成为整个华中敌后地区的典范
在如何建设敌后根据地这个问题上，应该说刘少奇在任北方局书记期间，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认为政权建设是根据地建设的核心问题。
定远、半塔集保卫战胜利后，为皖东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奠定了基础。刘少奇抓住有利时机，及时提出了“放手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的口号，他在第二次中原局会议上就强调：“政权是人民的，只要人民承认，我们的政权就存在，不要担心国民党会说我们破坏统一战线……根据地有了政权就可以筹粮、筹款、收税，部队就有饭吃了”。定远保卫战结束的当天晚上，刘少奇亲自找江北指挥部统战科长魏文伯谈话，让他担任定远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定远县抗日民主政府，成为皖东敌后地区建立的第一个抗日民主政权。
在津浦路西，继定远之后，滁县、凤阳两县抗日民主政府相继成立。4月中旬，在刘少奇的指导下，定远、滁县、凤阳成立三县联防办事处，这是一个地区性抗日民主政权领导机构。至9月，路西共成立6个县级抗日民主政府。
在津浦路东，3月中旬分别成立了来安和嘉山县抗日民主政府，此后，六合、盱眙、天长、仪征、高邮五县抗日民主政府相继成立。4月18日，路东也成立了一个地区性的抗日民主政权领导机构，即路东各县联防办事处。至5月，路东有7个县级抗日民主政府成立。
在建立抗日民主政权过程中，刘少奇指示各地一定要按照“三三制”原则，吸收爱国进步人士与开明士绅担任政权机构的重要职务，自己还亲自召开皖东各地开明士绅座谈会，宣传中共中央统战政策。
随着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使皖东敌后抗日根据地建设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标志着皖东抗日根据地正式建立，成为整个华中敌占区民众解放的灯塔。直到1942年初，刘少奇仍认为“皖东特别是路东根据地工作，与华中其他各根据地工作比较，是最好的，最正规的”。
1943年2月，华中局为了落实中共中央指示精神，对皖东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将津浦路东、路西两个区党委撤消，成立中共淮南区党委，由谭震林任书记、刘顺元任副书记，此后皖东抗日根据地改称为淮南抗日根据地。
帷幄谋划发展苏北的实施计划，协调指挥八路军，新四军合力开辟苏北
党中央、毛主席在延安，对发展华中的方针仅是战略性指导，具体如何实施由中原局书记刘少奇负责，因此，“突破苏北，发展华中”一直是刘少奇在皖东期间思考的战略主题。他多次向党中央、毛主席汇报开辟苏北的建议，而实施规划也随时局的变化进行相应的修正。
刘少奇来到皖东后，立即与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张云逸等人商量，形成了从皖东抽调新四军第四、五支队的四个团，配合豫东、皖东北新四军第六支队彭雪枫部东进，再由项英从江南派一、二个团的兵力来支持开辟苏北的计划。12月19日，刘少奇将这一计划报告中共中央书记处并项英和彭雪枫。党中央对此计划十分支持，并发展为由江南加强皖东、由皖东加强淮北、由皖东北向苏北发展的计划。后因日军对皖东大扫荡及国民党顽固派兴起了反共高潮，皖东的形势十分严峻，再加上项英不同意從皖南抽调部队过江，使得该计划实施不得不耽搁。
刘少奇时刻想着如何开辟苏北，在李品仙部向皖东大举进攻时，于3月9日致电中央书记处，提出华北八路军可否准备3个以上的主力团来华中参战的建议。与党中央关于八路军南下华中的构想不谋而合。3月29日，中央军委致电刘少奇：“我们完全同意朱、彭之决心，将三四四旅调到陇海路南增援华中。”
刘少奇在指挥半塔集战斗时，心中一直想着如何把反击作战的目标与开辟苏北的计划联系起来。他致电中央书记处和中央军委：“因韩（韩德勤——编者）军之最大部分主力均在运河以西，其后方兴化等地甚空虚，陈毅率领的一支队如若有部队发展，此时是最好的。”由于项英对新四军北上发展方针持有异议，党中央此时不得不把新四军北渡长江的希望寄托在陈毅身上。3月29日，毛主席致电刘少奇：“将来八路军到达华中后，则应争取全部苏北在我手中，陈毅部队应当加紧向苏北发展”。这也是毛主席首次提出八路军南下和陈毅部队北上合力开辟苏北的基本设想，使得刘少奇提出的八路军一部南下、江南新四军北上合力开辟苏北的愿望得以实现。
后来在新四军主力在何处集结、黄克诚八路军南下部队如何使用的问题上，刘少奇与项英、陈毅、彭雪枫、黄克诚一直在电报联络。直至10月，黄桥战役爆发，黄克诚率八路军第五纵队东进南下，在战略上形成对韩德勤南北夹击之势。
黄桥自卫作战的胜利，改变了苏北敌我军事力量的对比，打开了发展华中敌后地区抗战的新局面，实现了刘少奇“发展华中，首先要开辟苏北”的战略构思。
10月21日，刘少奇率中原局机关离开皖东来到了苏北。他在皖东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为新四军的发展壮大、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开辟，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华中抗战史上留下光辉的一页。
（本文作者是中国新四军研究会常务理事、淮安市新四军研究会会长）
六届六中全会结束后，刘少奇两次从延安出发来到华中，第一次于1939年1月下旬到达河南确山县竹沟镇，在这里组建了中原局机关。后因回延安开会于3月8日离开竹沟。8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连续四天讨论新四军和东南局（项英时任东南局书记）工作，按照中央要加快发展华中步伐的决定，刘少奇于9月15日从延安再次前往华中，途中考察指导了豫皖苏边彭雪枫新四军第六支队工作后，于12月上旬来到了皖东定远县藕塘镇的新四军江北指挥部。
皖东位于淮河以南、长江以北、淮南铁路以东、运河以西的安徽东部（含江苏一部分，其中包括今淮安市下辖的盱眙、金湖、洪泽）地区，同苏北、苏中接壤。1939年初，张云逸、邓子恢、罗炳辉、赖传珠等先后来到皖东，经过近一年的努力，初步打开了皖东地区抗日斗争的局面。但国民党顽固派势力逼迫江北新四军撤回江南，加上时任东南局书记的项英受王明“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思想的影响，企图靠谈判阻止顽固派进攻，指示江北新四军“不宜提创造皖东根据地的口号，否则使同盟者害怕，而对我更加防范和限制”。使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在日伪顽的夹击之中处境相当危险。就在这一重要时刻，刘少奇来到了皖东，立即贯彻落实中央的正确路线，开展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
连续主持召开三次中原局会议，统一思想认识，明确华中发展方向，解决一系列重大问题
第一次中原局会议是刘少奇抱病于12月中旬召开的。此次会议首先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加强中原局组织建设，增补了张云逸、徐海东、刘子久（时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为中原局委员，结束了江北新四军属于新四军军部领导的局面;二是明确了江北新四军战略发展方向，统一了江北新四军必须东进、进一步开辟皖东控制好通向苏北道路的认识。
在大力发展苏北之前，建立和巩固皖东敌后根据地，成了刘少奇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1940年1月，刘少奇召开了第二次中原局会议，针对新四军第四、第五支队在领导思想上没有明确的发展自己力量的方针，在解决部队给养和进行地方工作方面用心不够，甚至有人担心新四军建立政权是否会破坏统一战线等问题，刘少奇在会上批评了项英所谓“招兵买马”的“人、枪、款主义”，强调新四军不仅要有人、要有枪，还要有“家”，这个“家”就是抗日根据地和人民政权。会议统一了发展抗日武装和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思想认识，作出了大力发展抗日武装及在华中首先在皖东建立抗日根据地的决定。据时任苏皖省委书记刘顺元回忆：“第二次中原局会议后，为了加快皖东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在中共中央的支持下，中原局采取了三项重大战略措施：撤销苏皖省委，成立中共津浦路东省委和路西省委;将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前敌委员会改为皖东军政委员会，直隶中原局领导;将大别山区撤到皖东的1000多名干部和进步青年派往津浦路东、路西放手发动群众，发展武装，建立基层政权和党的组织建设”。会议结束后仅一个月时间，新四军第四支队由4000多人发展到6000余人，第五支队由2000多人发展到6000多人;在地方工作方面，放手发动群众，建设根据地，扩大地方武装力量等工作，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第三次中原局会议是1940年2月召开的。会议针对当时国民党桂系李品仙部在新四军周围集中了20个团的兵力，不断地对新四军实行挤压，在这种形势下，敢不敢针锋相对地开展有理、有利、有节的反摩擦斗争，成为建立皖东抗日根据地急需要解决的问题。会议确定了反摩擦方针，决定“对北取攻势，对南取守势，强调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和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
刘少奇召开的三次中原局会议，据时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政治部主任邓子恢回忆：“感到从此有了更加明确的方向，对发展敌后抗日根据地，打退国民党顽固派的摩擦和战胜日寇，更加增添了信心。”
直接指挥定远、半塔集自卫反击战，奠定了皖东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基础
新四军江北部队在中原局三次会议之后不断发展壮大，国民党顽固派急令苏皖顽军消灭江北新四军第四、第五支队。1940年3月初，李品仙部及地方顽军共6000余人，从西、北、南三面扑向驻合肥东北的新四军第四支队和驻定远东南大桥一带的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此时，指挥张云逸正发疟疾，副指挥、第四支队司令员徐海东肺病加重。在这紧急关头，刘少奇与张云逸等一起直接指挥定远自卫反击战。
定远地处津浦路西。此次战斗，刘少奇与张云逸在部署新四军第四支队及江北游击纵队向顽军发起自卫反击的同时，急调罗炳辉的第五支队主力从津浦路东赶到路西，并请陈毅令陶勇率领的苏皖支队火速赶到（当时苏皖支队隶属陈毅的江南指挥部），配合第四支队和江北游击纵队反击桂军，乘胜占领了定远城。
定遠自卫反击战胜利结束后，为了稳定津浦路西局面，中原局和江北指挥部拟把第五支队主力和苏皖支队留在路西一段时期。就在此时，苏北顽军韩德勤部趁新四军第五支队主力去路西作战，路东地区空虚之机，调集万余人的兵力，于3月21日向盱眙半塔集（今属来安）为中心的新四军阵地发起全面进攻，企图摧垮新四军在津浦路东的指挥中心。面对这一严峻形势，中原局和江北指挥部立即电示新四军第五支队留守部队：“动员和组织一切力量，坚持半塔，待路西主力挥戈东援，歼灭韩顽。”同时，刘少奇紧急要求陈毅急令叶飞率挺进纵队四个主力营驰援。3月23日刘少奇和张云逸、郑位三一起致电中央书记处：“准备将津浦路西新四军主力调至路东，首先稳定并巩固路东，以游击战坚持路西地区。”
刘少奇与张云逸等不待中央军委指示到达，即决定将第五支队主力及四支队第七团、苏皖支队全部东进津浦路东，参与半塔保卫战。韩德勤见半塔集久攻不下，反遭重大杀伤，新四军援军云集，遂于28日晚仓皇撤退。为了便于指挥部队的作战行动，刘少奇于4月5日率中原局机关和江北指挥部机关离开津浦路西进驻半塔集。 半塔集保卫战历时近20天，此次战役正如1964年张云逸为纪念碑碑文中所写：“这次战役，在刘少奇同志的指挥下和广大人民的积极支援下，军民团结一致，英勇作战，取得了重大胜利，不仅奠定了淮南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基础，且对华中抗战全局关系至关重大。”时过半年后的黄桥战役，陈毅总结说：“黄桥决战是打开苏北抗战局面关键一仗，但是黄桥决战不是偶然产生的，先有半塔，有了半塔才有黄桥。”半塔保卫战的胜利，受到党中央、毛主席的高度评价。
十分重视抗日民主政权建设，使皖东抗日根据地成为整个华中敌后地区的典范
在如何建设敌后根据地这个问题上，应该说刘少奇在任北方局书记期间，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认为政权建设是根据地建设的核心问题。
定远、半塔集保卫战胜利后，为皖东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奠定了基础。刘少奇抓住有利时机，及时提出了“放手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的口号，他在第二次中原局会议上就强调：“政权是人民的，只要人民承认，我们的政权就存在，不要担心国民党会说我们破坏统一战线……根据地有了政权就可以筹粮、筹款、收税，部队就有饭吃了”。定远保卫战结束的当天晚上，刘少奇亲自找江北指挥部统战科长魏文伯谈话，让他担任定远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定远县抗日民主政府，成为皖东敌后地区建立的第一个抗日民主政权。
在津浦路西，继定远之后，滁县、凤阳两县抗日民主政府相继成立。4月中旬，在刘少奇的指导下，定远、滁县、凤阳成立三县联防办事处，这是一个地区性抗日民主政权领导机构。至9月，路西共成立6个县级抗日民主政府。
在津浦路东，3月中旬分别成立了来安和嘉山县抗日民主政府，此后，六合、盱眙、天长、仪征、高邮五县抗日民主政府相继成立。4月18日，路东也成立了一个地区性的抗日民主政权领导机构，即路东各县联防办事处。至5月，路东有7个县级抗日民主政府成立。
在建立抗日民主政权过程中，刘少奇指示各地一定要按照“三三制”原则，吸收爱国进步人士与开明士绅担任政权机构的重要职务，自己还亲自召开皖东各地开明士绅座谈会，宣传中共中央统战政策。
随着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使皖东敌后抗日根据地建设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标志着皖东抗日根据地正式建立，成为整个华中敌占区民众解放的灯塔。直到1942年初，刘少奇仍认为“皖东特别是路东根据地工作，与华中其他各根据地工作比较，是最好的，最正规的”。
1943年2月，华中局为了落实中共中央指示精神，对皖东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将津浦路东、路西两个区党委撤消，成立中共淮南区党委，由谭震林任书记、刘顺元任副书记，此后皖东抗日根据地改称为淮南抗日根据地。
帷幄谋划发展苏北的实施计划，协调指挥八路军，新四军合力开辟苏北
党中央、毛主席在延安，对发展华中的方针仅是战略性指导，具体如何实施由中原局书记刘少奇负责，因此，“突破苏北，发展华中”一直是刘少奇在皖东期间思考的战略主题。他多次向党中央、毛主席汇报开辟苏北的建议，而实施规划也随时局的变化进行相应的修正。
刘少奇来到皖东后，立即与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张云逸等人商量，形成了从皖东抽调新四军第四、五支队的四个团，配合豫东、皖东北新四军第六支队彭雪枫部东进，再由项英从江南派一、二个团的兵力来支持开辟苏北的计划。12月19日，刘少奇将这一计划报告中共中央书记处并项英和彭雪枫。党中央对此计划十分支持，并发展为由江南加强皖东、由皖东加强淮北、由皖东北向苏北发展的计划。后因日军对皖东大扫荡及国民党顽固派兴起了反共高潮，皖东的形势十分严峻，再加上项英不同意從皖南抽调部队过江，使得该计划实施不得不耽搁。
刘少奇时刻想着如何开辟苏北，在李品仙部向皖东大举进攻时，于3月9日致电中央书记处，提出华北八路军可否准备3个以上的主力团来华中参战的建议。与党中央关于八路军南下华中的构想不谋而合。3月29日，中央军委致电刘少奇：“我们完全同意朱、彭之决心，将三四四旅调到陇海路南增援华中。”
刘少奇在指挥半塔集战斗时，心中一直想着如何把反击作战的目标与开辟苏北的计划联系起来。他致电中央书记处和中央军委：“因韩（韩德勤——编者）军之最大部分主力均在运河以西，其后方兴化等地甚空虚，陈毅率领的一支队如若有部队发展，此时是最好的。”由于项英对新四军北上发展方针持有异议，党中央此时不得不把新四军北渡长江的希望寄托在陈毅身上。3月29日，毛主席致电刘少奇：“将来八路军到达华中后，则应争取全部苏北在我手中，陈毅部队应当加紧向苏北发展”。这也是毛主席首次提出八路军南下和陈毅部队北上合力开辟苏北的基本设想，使得刘少奇提出的八路军一部南下、江南新四军北上合力开辟苏北的愿望得以实现。
后来在新四军主力在何处集结、黄克诚八路军南下部队如何使用的问题上，刘少奇与项英、陈毅、彭雪枫、黄克诚一直在电报联络。直至10月，黄桥战役爆发，黄克诚率八路军第五纵队东进南下，在战略上形成对韩德勤南北夹击之势。
黄桥自卫作战的胜利，改变了苏北敌我军事力量的对比，打开了发展华中敌后地区抗战的新局面，实现了刘少奇“发展华中，首先要开辟苏北”的战略构思。
10月21日，刘少奇率中原局机关离开皖东来到了苏北。他在皖东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为新四军的发展壮大、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开辟，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华中抗战史上留下光辉的一页。
（本文作者是中国新四军研究会常务理事、淮安市新四军研究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