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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全盛时期，浙江实业银行也只有4个分行，不到500名员工。然而，这并不妨碍浙实银行成为全国著名的商业银行，也不影响李铭成为民国银行界的领军人物。
浙实银行的成功，是绍兴籍银行家李铭苦心经营的结果，也是银行专业化经营与差异化竞争的最好诠释。
商股崛兴
1921年，青年银行家李铭代表浙江地方实业银行商股股东，与官股博弈取得重大胜利：银行通过增资，商股由原来的过半股份，增至八成多。随后，商股股东乘胜追击，要求继续增资扩权。政府既无力增资，又苦于商股不断发难，只得在1923年提出拆股分家，将银行拆分为官办的浙江地方银行和商办的浙江实业银行。浙实银行总行设在上海，36岁的李铭出任总经理，开始向大型商业银行迈进。
浙实银行的前身，可追溯到1908年4月开设的浙江官钱局。1909年，官府招商引资，将官钱局改组为银行，官、商集股合办。辛亥革命后，浙江军政府接收官股，浙江银行改组为中华民国浙江银行，实收资本72万元，官、商股分别为47万和25万元。当时，受军政府指派到浙江银行的接收大员，正是从日本留学回国的李铭和陈朵如。
1887年出生在绍兴钱业世家的李铭，少年就读于杭州美国教会学校，18岁留学日本入山口高等商业学校攻读银行学，与当时就读于早稻田大学的陈朵如结下友谊。留日期间，李铭曾到专营国际汇兑业务的横滨正金银行实习，这一经历影响了日后浙实银行的经营方向。
因为在接管清理浙江银行工作中的良好表现，李铭和陈朵如均被提拔为总行协理。不过，二十多岁的李铭毅然放弃高职，自愿出任上海分行副经理。在李铭看来，浙江银行虽为官商合办，但实际行务操在政府手中，而上海作为金融重镇，上海分行有一定的经营自主权。
李铭出任上海分行副经理，营业日增，不久升任经理。1915年7月，浙江银行在代理金库权移交中国银行后，改组为浙江地方实业银行，实收资本升至77万元，官、商股分别为51万和26万元。总行经理何敬安一味依靠官股力量，轻视商股利益，从而导致官商股之间激烈的权力争夺。
此时，李铭执掌上海分行。他认为银行在经营方面一如旧式钱庄，亟待改革，因此力邀担任银行协理几个月后即辞职离开的陈朵如回来共事，商讨银行改革发展大计。1918年，陈朵如应招回到浙江地方实业银行，担任总务处总书记兼任上海分行副经理。
李铭、陈朵如的改革，引发银行官、商股及商股内部之间巨大矛盾。在李、陈等人努力下，1919年银行实行全面改革，撵走代表官股的实力人物杭州总行经理何敬安，并确立了商股在银行中的优势地位。其中，浙江兴业银行的蒋抑卮成为浙江地方实业银行最大商股股东，中国银行张嘉傲、交通银行钱新之、上海银行陈光甫也均有入股。
1923年3月，浙江实业银行正式开业，李铭出任总经理。四年后，李铭获选董事长，并成为银行第一大股东，从而牢牢掌握了银行控制权。
“小气派”与大收益
李铭经营下的浙实银行，与众不同。他在银行机构设置、人员任用、经费开支方面，无不精打细算。即使在全盛时期，浙实银行也只在上海、杭州、汉口三个城市设了4个分行，员工最多时也没超过500人。在当时重要的中资银行中，浙实银行分行最少。对此，李铭在1931年7月的董事会上说：“近来同业中营业竞争甚烈，大致以多开分行、建造新屋两事最为流行。开设分行之目的，除发行行藉以推行钞票外，皆以招揽存款为主，结果存款所增无多，而开支浩大，得不偿失，本行不欲作此无谓之竞争。”
与上海银行在全国广设八九十家分支行的经营风格大相径庭，李铭的至交好友陈光甫也认为其过于谨慎，戏称是“绍兴人的小气派”，李铭则不改初衷，并戏称陈光甫开那么多的银行机构“乱哄哄，像商场”。事实上，同属“南三行”（上海银行、浙江兴业银行、浙江实业银行），两家银行实行差异化竞争和专业化经营，均为民国银行史上的成功典范。
对浙实银行而言，注意成本控制，不作盲目扩张，特别是不以分行数量与他人竞争，而注重发挥自身的地域优势和业务特长，从而以较少营运资本和分支机构取得较高的业务总量和营业利润。
人事方面，浙实银行的员工队伍精干，很少外聘高管，通过考试择优录取的练习生占了行员七八成，且不少行员是苦出身。在李铭看来，出身贫寒的职员珍惜工作机会，安心工作，对工资要求也不多；而不外聘高管，则可激励普通行员进取。
从低层职员成长起来的高管，最广为人知的是因“七君子事件”闻名中外的章乃器和有“瑞士法郎之王”美誉的孔绶蘅。
经费开支方面，浙实银行同样力尚节俭，银行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未购汽车，李铭自备车上下班，陈朵如则坐人力车上班。
对于一些高龄常务董事，银行宁愿发车马费让其乘出租汽车，也不破例为其购车或支付司机的工资及油钱。人们称“虽处于十里洋场，终不沾染浮华习气”。
以较少的营运资本、凭藉较少的分支机构和员工，浙实银行创造了良好的业绩，其业务总量和营业利润在中资银行、尤其是资产总额超过一千万元的大型商业银行中名列前茅。
专攻外企与外汇
李铭在经营上的制胜之道，是其专攻外企与外汇业务的专业化经营和差异化竞争。
与浙江兴业银行、上海银行侧重民族工商企业放款不同，李铭将重点放在了资金充裕、赢利丰厚的外资企业上。通过邀请外企高管和买办商人入股或担任银行董事、自身担任一些外企经理或董事，以及购买持有外企股份和债券等渠道，建立起银行与外企的紧密联系。
为巩固与外企业务往来，李铭先后邀请了香港买办富商何东、纽约华商贸易公司李国钦加入银行商股，请德孚洋行买办周宗良担任银行董事，由此谋求发展，带来大量存款。
同时，李铭兼任一些外商企业的经理、董事，先后出任中日实业公司经理，英商怡和啤酒公司、英商中和地产公司和美商上海电话公司董事，拓展对外业务。
此外，李铭斥巨资购入德商谦信洋行、德孚洋行、英商怡和纱厂、中和地产公司、美商上海电话公司和上海电力公司的债券和股票，成为外商企业的直接投资者。 与外企建立的关系网，不仅有利于巩固李铭本人在金融界的地位，同样有助于浙实银行业务的有效拓展。而外企青睐李铭，除了他的个人能力和声望，还因为他较少政治味和铜臭气，以及他身上透出的企业家精神。
还在担任浙江地方实业银行上海分行经理时，李铭即在上海分行设立了金币部。执掌浙实银行后，李铭在总行设立外汇部，作为全行业务的经营重点。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德华银行停业，宝隆医院的德国医生照常开业，他们的日常收入因无银行可存放，于是悄悄寄存于与李铭熟识的浙实银行。战争结束后，德国因和约未签，仍被视为敌性，上海德商于是纷纷涌来浙实银行存款及进出口押汇。
二战期间，浙实银行大胆经营瑞士法郎，外汇业务愈加闻名业界。至抗战胜利，浙实银行积累的瑞士法郎超过20万。
与此同时，长期以来为美商上海电力公司服务，也在战后获得回报，该公司将其总账户转至浙实银行，大量资金存入，银行大获其利。
对此，李铭称这一时期是浙实银行有史以来的全盛时期。在众多带“浙江”字头的银行中，浙实银行已位居第一。1948年，李铭将浙实银行更名为浙江第一商业银行。
然而，这时国民党政权实际上已经处于崩溃边缘。1948年8月至11月，蒋经国来到上海“打老虎”，对动荡的上海金融市场实施管制。9月10日，李铭接到蒋经国约其见面的邀请函。见面时，年轻气盛的蒋经国对李铭颐指气使，威胁李铭交出全部外汇资产，双方发生激烈争吵，李铭“面红耳赤，神色颓唐”。
银行界领袖
在把浙实银行打造成全国领先的商业银行的同时，李铭在金融界格外活跃，是民国银行界的领军人物。
在闯荡上海滩时，李铭结识了张嘉璈、陈光甫、钱永铭等志同道合的朋友。
1915年7月，李铭、张嘉璈、陈光甫等发起银行高管（经理、副经理）聚餐会。这些青年银行家们的聚会，两年后发展成全国最早的银行公会——上海银行业同业公会。李铭先后担任上海银行公会主席（理事长）十余年，成为银行同业联合的重要推手。
1916年5月，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发生抵抗停兑令事件。在这一抵抗中央政府不当政令过程中，张嘉璈、李铭、陈光甫、钱新之、蒋抑卮等年轻的银行家密切合作，经受住考验。停兑令的成功，坚定了他们摆脱政府干预、谋求银行业独立发展的信心和勇气，也意味着一个新的银行家阶层在民国舞台上崛起。在随后的十年里，张嘉璈和钱永铭分别使北洋时代的国家银行——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逐渐脱离政府财政挤压，朝独立、商办的方向迈进；李铭、陈光甫、蒋抑卮则分别将浙实银行、上海银行和浙江兴业银行发展成为全国领先的民营商业银行，即民国金融史上著名的“南三行”。
李铭等银行家崛起之时，正是中国处于剧变的前夜。1926年7月，以蒋介石为总司令的国民革命军北伐。对北洋军阀早已失望了的银行家们，于是与蒋接触。1927年，蒋介石抵达上海后，在蒋的老朋友、曾担任浙江银行总经理的虞洽卿引荐下，李铭、张嘉璈等与蒋见面。双方对会见均感到满意，李铭并向蒋进言：“取蛋必先养鸡”，建议新政权对金融工商业实行扶植政策。
1928年，也许是李铭最为春风得意的年份。这一年，身为浙实银行董事长兼总经理的李铭，除了担任南京政府公债基金保管委员会主任委员、上海银行公会主席之外，还获任新成立的中央银行监理会主席，新改组为“特许之国际汇兑银行”的中国银行董事长、新改组为“发展全国实业之银行”的交通银行董事，从而成为金融领域的领军人物，以致梁士诒在这年6月也称其为“银行之新旧中西智识运用最完备，眼光远大，手腕敏俊”。
在为南京政府服务，以及打理浙实银行的同时，李铭也在对银行业的现代化建设添砖加瓦。
1932年“一二八”淞沪战事发生后，上海金融市场饱受影响，银根趋紧，市场萧条。银钱两业连续多次召开会议商讨对策。几天后，上海银行业同业公会联合准备委员会组织成立，李铭当选为主席，组织办理联合准备及同业拆款和贴现，以加强银行间资金融通，抵御风险，稳定金融。
联合准备委员会成立，部分地解决了同业间资金调剂问题，但是银行票据仍须通过钱庄清算，不但不能及时调度，而且风险巨大。银行同业票据清算落后，依赖汇划钱庄办理，只有建立自己的资金储备机构和票据交换所，才能根本解决这一问题。因此，李铭会同陈光甫、钱永铭等加紧筹划，排除各种阻力，中国第一家新型清算机构——上海票据交换所于1933年元月正式开业，以崭新的交换方式、完善的清算制度，揭开了中国金融史上的新一页。
（作者为记者、历史学者）
浙实银行的成功，是绍兴籍银行家李铭苦心经营的结果，也是银行专业化经营与差异化竞争的最好诠释。
商股崛兴
1921年，青年银行家李铭代表浙江地方实业银行商股股东，与官股博弈取得重大胜利：银行通过增资，商股由原来的过半股份，增至八成多。随后，商股股东乘胜追击，要求继续增资扩权。政府既无力增资，又苦于商股不断发难，只得在1923年提出拆股分家，将银行拆分为官办的浙江地方银行和商办的浙江实业银行。浙实银行总行设在上海，36岁的李铭出任总经理，开始向大型商业银行迈进。
浙实银行的前身，可追溯到1908年4月开设的浙江官钱局。1909年，官府招商引资，将官钱局改组为银行，官、商集股合办。辛亥革命后，浙江军政府接收官股，浙江银行改组为中华民国浙江银行，实收资本72万元，官、商股分别为47万和25万元。当时，受军政府指派到浙江银行的接收大员，正是从日本留学回国的李铭和陈朵如。
1887年出生在绍兴钱业世家的李铭，少年就读于杭州美国教会学校，18岁留学日本入山口高等商业学校攻读银行学，与当时就读于早稻田大学的陈朵如结下友谊。留日期间，李铭曾到专营国际汇兑业务的横滨正金银行实习，这一经历影响了日后浙实银行的经营方向。
因为在接管清理浙江银行工作中的良好表现，李铭和陈朵如均被提拔为总行协理。不过，二十多岁的李铭毅然放弃高职，自愿出任上海分行副经理。在李铭看来，浙江银行虽为官商合办，但实际行务操在政府手中，而上海作为金融重镇，上海分行有一定的经营自主权。
李铭出任上海分行副经理，营业日增，不久升任经理。1915年7月，浙江银行在代理金库权移交中国银行后，改组为浙江地方实业银行，实收资本升至77万元，官、商股分别为51万和26万元。总行经理何敬安一味依靠官股力量，轻视商股利益，从而导致官商股之间激烈的权力争夺。
此时，李铭执掌上海分行。他认为银行在经营方面一如旧式钱庄，亟待改革，因此力邀担任银行协理几个月后即辞职离开的陈朵如回来共事，商讨银行改革发展大计。1918年，陈朵如应招回到浙江地方实业银行，担任总务处总书记兼任上海分行副经理。
李铭、陈朵如的改革，引发银行官、商股及商股内部之间巨大矛盾。在李、陈等人努力下，1919年银行实行全面改革，撵走代表官股的实力人物杭州总行经理何敬安，并确立了商股在银行中的优势地位。其中，浙江兴业银行的蒋抑卮成为浙江地方实业银行最大商股股东，中国银行张嘉傲、交通银行钱新之、上海银行陈光甫也均有入股。
1923年3月，浙江实业银行正式开业，李铭出任总经理。四年后，李铭获选董事长，并成为银行第一大股东，从而牢牢掌握了银行控制权。
“小气派”与大收益
李铭经营下的浙实银行，与众不同。他在银行机构设置、人员任用、经费开支方面，无不精打细算。即使在全盛时期，浙实银行也只在上海、杭州、汉口三个城市设了4个分行，员工最多时也没超过500人。在当时重要的中资银行中，浙实银行分行最少。对此，李铭在1931年7月的董事会上说：“近来同业中营业竞争甚烈，大致以多开分行、建造新屋两事最为流行。开设分行之目的，除发行行藉以推行钞票外，皆以招揽存款为主，结果存款所增无多，而开支浩大，得不偿失，本行不欲作此无谓之竞争。”
与上海银行在全国广设八九十家分支行的经营风格大相径庭，李铭的至交好友陈光甫也认为其过于谨慎，戏称是“绍兴人的小气派”，李铭则不改初衷，并戏称陈光甫开那么多的银行机构“乱哄哄，像商场”。事实上，同属“南三行”（上海银行、浙江兴业银行、浙江实业银行），两家银行实行差异化竞争和专业化经营，均为民国银行史上的成功典范。
对浙实银行而言，注意成本控制，不作盲目扩张，特别是不以分行数量与他人竞争，而注重发挥自身的地域优势和业务特长，从而以较少营运资本和分支机构取得较高的业务总量和营业利润。
人事方面，浙实银行的员工队伍精干，很少外聘高管，通过考试择优录取的练习生占了行员七八成，且不少行员是苦出身。在李铭看来，出身贫寒的职员珍惜工作机会，安心工作，对工资要求也不多；而不外聘高管，则可激励普通行员进取。
从低层职员成长起来的高管，最广为人知的是因“七君子事件”闻名中外的章乃器和有“瑞士法郎之王”美誉的孔绶蘅。
经费开支方面，浙实银行同样力尚节俭，银行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未购汽车，李铭自备车上下班，陈朵如则坐人力车上班。
对于一些高龄常务董事，银行宁愿发车马费让其乘出租汽车，也不破例为其购车或支付司机的工资及油钱。人们称“虽处于十里洋场，终不沾染浮华习气”。
以较少的营运资本、凭藉较少的分支机构和员工，浙实银行创造了良好的业绩，其业务总量和营业利润在中资银行、尤其是资产总额超过一千万元的大型商业银行中名列前茅。
专攻外企与外汇
李铭在经营上的制胜之道，是其专攻外企与外汇业务的专业化经营和差异化竞争。
与浙江兴业银行、上海银行侧重民族工商企业放款不同，李铭将重点放在了资金充裕、赢利丰厚的外资企业上。通过邀请外企高管和买办商人入股或担任银行董事、自身担任一些外企经理或董事，以及购买持有外企股份和债券等渠道，建立起银行与外企的紧密联系。
为巩固与外企业务往来，李铭先后邀请了香港买办富商何东、纽约华商贸易公司李国钦加入银行商股，请德孚洋行买办周宗良担任银行董事，由此谋求发展，带来大量存款。
同时，李铭兼任一些外商企业的经理、董事，先后出任中日实业公司经理，英商怡和啤酒公司、英商中和地产公司和美商上海电话公司董事，拓展对外业务。
此外，李铭斥巨资购入德商谦信洋行、德孚洋行、英商怡和纱厂、中和地产公司、美商上海电话公司和上海电力公司的债券和股票，成为外商企业的直接投资者。 与外企建立的关系网，不仅有利于巩固李铭本人在金融界的地位，同样有助于浙实银行业务的有效拓展。而外企青睐李铭，除了他的个人能力和声望，还因为他较少政治味和铜臭气，以及他身上透出的企业家精神。
还在担任浙江地方实业银行上海分行经理时，李铭即在上海分行设立了金币部。执掌浙实银行后，李铭在总行设立外汇部，作为全行业务的经营重点。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德华银行停业，宝隆医院的德国医生照常开业，他们的日常收入因无银行可存放，于是悄悄寄存于与李铭熟识的浙实银行。战争结束后，德国因和约未签，仍被视为敌性，上海德商于是纷纷涌来浙实银行存款及进出口押汇。
二战期间，浙实银行大胆经营瑞士法郎，外汇业务愈加闻名业界。至抗战胜利，浙实银行积累的瑞士法郎超过20万。
与此同时，长期以来为美商上海电力公司服务，也在战后获得回报，该公司将其总账户转至浙实银行，大量资金存入，银行大获其利。
对此，李铭称这一时期是浙实银行有史以来的全盛时期。在众多带“浙江”字头的银行中，浙实银行已位居第一。1948年，李铭将浙实银行更名为浙江第一商业银行。
然而，这时国民党政权实际上已经处于崩溃边缘。1948年8月至11月，蒋经国来到上海“打老虎”，对动荡的上海金融市场实施管制。9月10日，李铭接到蒋经国约其见面的邀请函。见面时，年轻气盛的蒋经国对李铭颐指气使，威胁李铭交出全部外汇资产，双方发生激烈争吵，李铭“面红耳赤，神色颓唐”。
银行界领袖
在把浙实银行打造成全国领先的商业银行的同时，李铭在金融界格外活跃，是民国银行界的领军人物。
在闯荡上海滩时，李铭结识了张嘉璈、陈光甫、钱永铭等志同道合的朋友。
1915年7月，李铭、张嘉璈、陈光甫等发起银行高管（经理、副经理）聚餐会。这些青年银行家们的聚会，两年后发展成全国最早的银行公会——上海银行业同业公会。李铭先后担任上海银行公会主席（理事长）十余年，成为银行同业联合的重要推手。
1916年5月，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发生抵抗停兑令事件。在这一抵抗中央政府不当政令过程中，张嘉璈、李铭、陈光甫、钱新之、蒋抑卮等年轻的银行家密切合作，经受住考验。停兑令的成功，坚定了他们摆脱政府干预、谋求银行业独立发展的信心和勇气，也意味着一个新的银行家阶层在民国舞台上崛起。在随后的十年里，张嘉璈和钱永铭分别使北洋时代的国家银行——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逐渐脱离政府财政挤压，朝独立、商办的方向迈进；李铭、陈光甫、蒋抑卮则分别将浙实银行、上海银行和浙江兴业银行发展成为全国领先的民营商业银行，即民国金融史上著名的“南三行”。
李铭等银行家崛起之时，正是中国处于剧变的前夜。1926年7月，以蒋介石为总司令的国民革命军北伐。对北洋军阀早已失望了的银行家们，于是与蒋接触。1927年，蒋介石抵达上海后，在蒋的老朋友、曾担任浙江银行总经理的虞洽卿引荐下，李铭、张嘉璈等与蒋见面。双方对会见均感到满意，李铭并向蒋进言：“取蛋必先养鸡”，建议新政权对金融工商业实行扶植政策。
1928年，也许是李铭最为春风得意的年份。这一年，身为浙实银行董事长兼总经理的李铭，除了担任南京政府公债基金保管委员会主任委员、上海银行公会主席之外，还获任新成立的中央银行监理会主席，新改组为“特许之国际汇兑银行”的中国银行董事长、新改组为“发展全国实业之银行”的交通银行董事，从而成为金融领域的领军人物，以致梁士诒在这年6月也称其为“银行之新旧中西智识运用最完备，眼光远大，手腕敏俊”。
在为南京政府服务，以及打理浙实银行的同时，李铭也在对银行业的现代化建设添砖加瓦。
1932年“一二八”淞沪战事发生后，上海金融市场饱受影响，银根趋紧，市场萧条。银钱两业连续多次召开会议商讨对策。几天后，上海银行业同业公会联合准备委员会组织成立，李铭当选为主席，组织办理联合准备及同业拆款和贴现，以加强银行间资金融通，抵御风险，稳定金融。
联合准备委员会成立，部分地解决了同业间资金调剂问题，但是银行票据仍须通过钱庄清算，不但不能及时调度，而且风险巨大。银行同业票据清算落后，依赖汇划钱庄办理，只有建立自己的资金储备机构和票据交换所，才能根本解决这一问题。因此，李铭会同陈光甫、钱永铭等加紧筹划，排除各种阻力，中国第一家新型清算机构——上海票据交换所于1933年元月正式开业，以崭新的交换方式、完善的清算制度，揭开了中国金融史上的新一页。
（作者为记者、历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