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老市长汪道涵是一个学者型的高级官员。无论走到哪里，儒雅的汪道涵总是手不释卷。用他自己的话说：“读书就是生活。”
　　老市长爱书几乎到了痴迷的地步，办公室和家里堆满了书籍，每每工作至深夜，回家还要从床头的“书山”中取一册书来读。他的阅读范围极广，除了经济理论之外，还涉猎文学评论、历史、传记、国际关系、港台政治研究和音乐、美术、科技等专著，古今中外，无所不包。他最大的嗜好就是逛书店。上海大大小小的书店里，经常可以见到这位老市长的身影。
　　2003年，汪道涵在上海瑞金医院住院，特意请医护人员在病房里放了一个摆满各种书籍的书架，还经常到附近绍兴路的书店去买书。他的国学功底深厚，讲话时喜欢引经据典，唐诗宋词，脱口而出。
　　1985年，汪道涵卸任市长后，不仅担任了复旦大学、交通大学和北京大学三校的经济学教授，还应聘到美国塔夫茨大学讲学。像他这样有学养的党内高官并不多见。因为汪道涵有学者的睿智，所以在市长任上，不仅思路清晰，而且具有远大的战略眼光。谈及上海的任何情况，他都是条理分明，不用稿子就能侃侃而谈，引用的各种数据如在胸中，随手拈来。
　　不仅如此，他对上海的长远发展也有着独到的想法。汪道涵上任之时，中国的国门刚刚打开。30年计划经济体制捆绑下的上海早已失去了往日的生气，成为一个破旧、保守、闭塞的城市。汪道涵在此情势下就任市长，肩负着拨乱反正的艰巨任务。他没有一头扎入市政府繁杂的事务堆中，而是从规划抓起。1983年，总书记胡耀邦视察上海，要求上海成为全国现代化建设的开路先锋。汪道涵随即组织一批专家和学者，先后研究制定了《关于上海经济发展战略的汇报提纲》和《上海城市总体规划方案》。他又最先提出浦东开发、申办世博会、建设航运中心等重要建言。当初有人在旁指指点点，批评老市长不务实事。从今天看来，没有他当年规划的上海发展蓝图，没有他提出的这一系列战略决策，绝不会有现在这个繁荣发达的新上海。这就是思想的价值，也是领导人读点书的收获。
　　第一次见到汪道涵是在1985年6月，上海文化发展战略研讨课题的发布会上。那天他一身笔挺的西装，一头银发梳得整齐光亮。虽届古稀之年，却精神矍铄、红光满面、笑容可掬。听老市长做报告就像听一位资深教授讲学那样过瘾。从战争年代走来的老干部中，这样的风采确实有点与众不同。因此，我对老市长的印象始终定格在这一天。此后，除了在会议上时常见到他之外，我们并没有什么私人的交往。
　　真正和老市长稔熟起来是在我进入香港传媒工作之后。有一次，老同学冯绍雷来香港，言谈之间提及他也是汪府的座上宾，我顺口表示有机会想见见老市长。不久绍雷传来他的口信，說很愿意和我见面。于是再次回上海的时候，我就去拜访汪道涵。当时他已担任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看过我发表在《明报》上的许多有关两岸关系的评论。因此，最初的话题都是围绕两岸关系。他仔细倾听我的观点，还不时地做笔记。后来台湾有人流传汪道涵的话：“在海外写政治评论的人当中，真正懂北京决策的只有吴国光和魏承思。”于是想通过我求见汪道涵的台湾朋友几乎应接不暇。古人说过：“偏听则暗，兼听则明”。作为最高当局制定对台政策的智囊，他总是很乐意接待来自各方的朋友，听取各种意见。
　　有时候，我们的话题也会转向国内问题。1997年8月的一天，我到上海去见老市长。刚进门，他就说：“你昨天在《明报》上发表了一篇署名文章，认为上海不可能取代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市委领导印发了这篇文章传阅。我赞成你的观点。”在那篇文章里，我列举了5条理由说明上海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并不具备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条件。虽然这给上海市的领导人当头泼了一盆冷水，但后来他们确实没有再提这个口号。我想，应该是老市长用实事求是的态度说服了他们。
　　老市长在最后的岁月里，想把全部藏书捐出去，希望市政府能辟室专藏。他提出这个愿望却没人搭理。在一次谈话，他难得地向我发牢骚。我自告奋勇地说：“以你在海外的威望，想在港台地区募捐来建立这样一个藏书馆是很容易的。我愿意替你去做这件事。”汪道涵当即婉拒了我的提议，说这样影响不好。
　　2005年12月24日，老市长因病逝世，享年90岁。值得欣慰的是，他的老家安徽明光市建了汪道涵藏书楼，收藏他捐出的数十万册图书。上海也建立了道涵藏书馆，收藏他留给上海的6万册珍贵图书。老市长可以安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