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10月，毛泽东在宁都会议上受到错误批判，并被调离红军的指挥岗位。回后方做政府工作，实际上是被剥夺了军事指挥权。这对“积年经验多偏于作战”“兴趣亦在主持战争”的毛泽东来说，是个沉重打击。但在会后，他作出了两点表示：一是少数服从多数，二是仍然愿意积极对待党的工作，尽力作出自己的贡献。他对在宁都会议上据理力争、不赞成把他调离红军指挥岗位的王稼祥说：“算了吧，我们是少数，还是服从多数吧。”他又对为他送别的周恩来表示：“前方军事急需，何时电召便何时来。”在毛泽东看来，（共产党的干部）被降到下级机关去做工作，或者被调到别的地方去做工作，那又有什么不可以呢？一个人为什么只能上升不能下降呢？为什么只能做这个地方的工作而不能到别的地方去工作呢？
　　在中央苏区时期与毛泽东一道工作过的李维汉，目睹了当时毛泽东所受到的种种不公正待遇，就毛泽东对待不公正待遇的态度有过概括性的描述：“他坚持三条：一是少数服从多数：二是不消极：三是争取在党许可的条件下做些工作。那时王明路线的主要负责人整人整得很厉害，不是把你的领导职务拉下就算了，还批得很厉害。毛泽东在受打击的情况下，仍能维护党的统一，坚持正确的路线和主张。”这三条是毛泽东对待不公正待遇思想的集中概括，也是他能够在人生逆境中愈挫愈勇，最终取得成功的原因之一。毛泽东虽然屡次受到不公正待遇，但始终遵守党的纪律，注意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不因个人的遭遇而影响党的工作，为全党树立了榜样。
　　毛泽东拒绝做寿
　　廖春梅
　　1943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50岁生日。按照中国的习俗。50岁是大寿，理应好好庆贺一番，于是党内一些同志提议为他做寿，借以宣传毛泽东思想。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凯丰致信毛泽东，报告了这一计划。这是毛泽东1910年离开故乡以来，第一次遇到“生日问题”。看完凯丰的信后，毛泽东第一反应是拒绝。经过认真考虑，毛泽东给凯丰回信说：“生日决定不做。做生日的太多了会生出不良影响。目前是内外困难的时候。时机也不好。”针对凯丰所言“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问题，毛泽东说：“我的（马列）思想自觉没有成熟，还是学习的时候，不是鼓吹的时候；要鼓吹只宜以某些片断去鼓吹（例如整风文件中的几件），不宜当作体系去鼓吹。因我的体系尚没有成熟。”
　　毛泽东对做寿之事明确拒绝，所以到了12月26日，延安各界都没有什么祝寿之类的举动。作为革命领袖，毛泽东拒绝为自己做寿，但却把许多老同志的生辰记挂在心。如吴玉章、林伯渠、朱德、徐特立等人过生日，毛泽东都是用书信、题词或其它形式热情祝寿。他还邀请住地枣园村的24位年过60的老人赴宴。为他们集体祝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