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离上海2000多公里外的防川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内，竖着一尊高大的花岗岩吴大澂半身像。吴大澂是苏州人（1835—1902），喜爱金石、诗文，一副书生俊秀儒雅的模样，然而雕像上的他眉目凛然、神情威严，右手扶在一块石碑上，石碑正面刻着他古朴雄浑的两个字，“龙虎”，一副豪迈的气概。景区位于吉林珲春，吴大澂当年在这块土地上做过官，这里的人们深深爱戴着他，因为在他们眼里，他是他们的民族英雄。
　　仅仅三年时间，沙俄分别在1858年、1860年迫使清政府订立了不平等条约《中俄瑷珲条约》《中俄北京条约》，抢占了大片的中国领土，其中包括珲春境内全部沿海地区，使珲春由此从滨海变为了内陆。之后沙俄仍越界伤人、偷移界碑，使边境事端不断，进而于1875年派兵越界侵占了位于珲春南部的黑顶子（位于今珲春敬信镇），并设卡筑房，扬言“珲春河的左岸，全是俄国的”。
　　1880年，吴大澂来到吉林督办防务，这个文弱的书生一天没有停歇，数年时间踏遍了边境每一寸土地。他发现由于风吹雪打和俄方的肆意挪动，我方木质界桩早已毁损不堪;沙俄甚至将中俄的界碑用马驮到中朝边界的图们江口，把界碑埋上就成了他们的领土，当地人称作“马驮界碑”;从珲春河到图们江500多里边境线，竟然没有一根界桩;黑顶子山一带早已变成俄国兵营。
　　经过交涉，吴大澂受命和珲春副都统依克唐阿，共同与俄方于1886年春季重新勘界，之后与俄方展开了一场历时5个多月的艰苦谈判，其间与盛气凌人的俄方代表针锋相对、据理力争，终于补立、重立、挪回了诸多界碑，收回了黑顶子，获得了中国船只自由出入图们江口的保障，并在珲春通往岩杵河必经的长岭子山口，在人工凿石垒砌成的方形石坛（边长1.7米，高0.7米）上立下一根高4.15米，宽1.03米的铜柱，上刻吴大澂书写的篆书四行五十八字：“光绪十二年四月，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吴大澂，珲春副都统依克唐阿，奉命会勘中俄边界，既竣事，立此铜柱。铭曰：疆域有封国有维，此柱可立不可移。”

　　著名学者胡适的父亲胡传1881年拿着张佩纶的信找到吴大澂，张经甫代胡适兄弟撰写的《胡铁花先生家传》里有一段记述说明了胡传的来意：“先严素志四方，尝言中国之患在西北，而发端始必东北。苦东北图志阙如，遂慨然欲游历东三省，考其形势，以备非常。”吴大澂对他说：“绝塞千里无人烟，你孤身何以游历，宜留我营图之。”胡传于是留在了吴大澂军营，直至1886年与俄方谈判成功，由于母亲过世胡传才告别吴大澂返回乡里。铜柱设立后，吴大澂曾命人将柱上铭文全部拓印下来。胡传有一位同宗亲戚是胡开文墨庄的业主，趁此次回乡，吴大澂特意请胡传去胡开文墨庄定制了“铜柱墨”，以为纪念。
　　上海福州路有一间陈列、收藏、研究中国文房四宝的专业主题博物馆——上海笔墨博物馆。2014年，吴大澂后人、书画家吴元京在与笔墨博物馆工作人员的交谈中提起了铜柱墨的往事，他不无遗憾地说，可惜现在找不到当年胡开文墨庄制作的铜柱墨的墨模了。
　　工作人员了解后随即联系上海曹素功墨厂。由于20世纪50年代公私合营时，上海胡开文墨厂与厂里作为生产资料的墨模共同并入曹素功墨厂，这块墨模或许就在库房里，只是“深藏巷内无人知”。墨厂的库房存有自清乾隆起一万多块墨模，经过工作人员多日的寻找，竟然发现了多款铜柱墨的墨模，有一两、二两，也有半斤、一斤，由于它的独特历史意义，自此作为展品在笔墨博物馆展出。

　　吴元京得到这个消息后难掩喜悦之情，恰逢2016年为吴大澂设立铜柱130周年，这位吴氏后人遂决定请曹素功墨厂依原铜柱之形重新制作铜柱墨，以示他对先人的缅怀之情、对祖国的热爱之心。墨厂对这款墨的制作极为重视。由于清晚时期制模的字迹全凭摹刻，移刻中总有不如意處，笔墨博物馆特地找到民国初年吴大澂之孙、著名书画家吴湖帆委托苏州振新书社影印的《中俄边界铜柱铭精拓本》，将原拓的字迹用电脑扫描缩制后，重新排版镌刻墨模。制作中以高级油烟101为原料，并针对圆柱形墨锭晾干时容易变形的缺点做了多次的专题研究。经过一系列的试制、试晾，对工艺不断的推敲、修改，前后历经两年时间，一个春光明媚的午后，当工艺师用真金细致地描下最后一个笔画，一锭新铜柱墨终于呈现在了大家的眼前，圆柱形的墨一面为五十八字铭文，另一面为“铜柱”二字，下有落款：“徽歙曹素功尧千氏，吴大澂五世孙吴元京监制”。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清政府与外国的每次谈判，无不以割地赔款而告终。从谈判桌上拿回土地、争得权利，吴大澂是第一次，直到清朝灭亡都是唯一的一次，难怪晚清著名学者、外交家钱恂在他的《中俄界约斠注》中说：“溯自咸丰八年至光绪十年，凡中俄立约勘界，无不削地，唯此一次为展界。”不过，这根铜柱在1900年沙俄再次入侵珲春时被断为两段，后被掠往俄境。今天，柱毁墨存，这锭墨注定是不朽的，因为它不仅体现着追求卓越、精益求精的新时代工匠精神，更深深熔铸着爱国主义精神。
　　编辑：沈海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