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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实话，在拿到世界图书公司新近出版的《拾贝集》之前，我有点小小的忐忑，担心会看到一本闲扯拉杂书。以前曾读过一位文化老人晚年的著作，里面有他赞美医院护士的打油诗。虽然这不会减损我对老者的敬重，但对于书来说，毕竟是一种遗憾。而周有光已经是106岁高龄的老者，他写的“休闲读物”会是什么样子呢?
让人惊喜的是，《拾贝集》并无注水之嫌，92篇长短文章，与之前的《朝闻道集》有两三篇重复，其他都是新文，有关于圣约翰大学生涯和“文革”岁月的回忆，有世界历史回顾，有语言文字的探讨，有类似读书笔记的简短小文，也有部分旧文和各类书摘，有的轻巧有趣，有的严肃沉重。但都是言之有物、摘之有据的东西，读来皆有裨益。
我把这个“读后感”跟周老说时，他乐呵呵地说，他老了，没法去书店买书了，现在是被看书年代，美国、香港地区的亲友寄给他什么，他就看什么。看到好的，就摘抄下来，有感想，就写几笔。比如他看到军事作家刘亚洲的一句话，“美国是由千千万万不爱自己祖国的人组成的国家，但是他们都很爱美国。”像晴天霹雳，便著文记之。看到2002年的《群言》上有文章说，五四和新文化运动时期并没有提出“打倒孔家店”这样的激烈口号，只是胡适在1921年给《吴虞文集》作序时，夸吴虞是“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而吴虞本人不仅没有全盘否认孔子，还说过“不佞常谓孔子自是当时的伟人”这样的话。周老忙将这历史误会广而告之。他也零零碎碎收集了11首不同时代的小诗，有郭沫若对江青和邓小平的“翻云覆雨诗”，陈独秀批国民党的《四字经》诗，丁力的劳改打油诗“读书要红的，干活要重的”、“宝书天天读，思想夜夜查。私字一闪念，给它几钉耙”等，令人感慨。周有光却自称这些都是一得之愚，一孔之见，他随意下笔，不假思索，渐渐便集了一些篇章，正是“清流拾贝，浊浪淘沙”。
周老耳虽不聪(戴上两个助听器，依然耳聪)，毕竟目明，精神矍铄，能侃侃而谈。说到某书，顺手就能指出放在书架某处。我遵嘱取了书，他甚至很快就能翻到需要的页数，指点给人看。
在谈到世界观时，周老特别提到，全球化时代了，我们的世界观和国家观都要改变了。以前我们是从国家看世界，现在要从世界看自己国家。他说：“二战后，我们的小学有篇讲爱国主义的文章，叫做《最后一课》，我们现在不应该提倡这样的爱国主义了，要不德国人也爱国，法国人也爱国，打起来会没完没了。”老人说，狭隘的“爱国主义”不好，现在要提倡“爱人类主义”，它比“爱国主义”更好，更大气，也更和平。
这些观点，他在《人类历史的演进轨道》和《全球化时代的世界观》等几篇文章中有更详细的讨论，而且这两篇文章后面，都骄傲地注明“2009年某月日修改，时年104岁”。
周老从来没间断过创作。有人简单地说，中国人重精神而西方人重物质，中国学术长于综合而西方学术长于分析。他便写道，“中国生活缺乏物质，中国学术短于分析。相反，西洋生活并不缺精神，他们的学术也不短于综合。不要用自我安慰来欺骗自己。”文风可谓干练而尖锐。98岁时，他还学写了一篇白话的八股文；学习“与时俱进”，这是老人文字上的情趣，也是他对世事的一点看法。
回忆起岁月沧桑、人生沉浮，老人很淡然。他说抗战时他和丁聪都有左倾幼稚病，说自己一生最艰难的两个时期是抗战和“文革”，而最大的幸运是从经济往文字学转行时，无意中逃过了反右，在劫不在数，说自己看书、写书，都是在一点点寻求“真相”。考古不易，考今更难。年轻时天真盲从，老了开始探索真理，这叫做“两头真”。
对于经济和商业活动，周有光仍然保持着敏感，他说资本家并不是只剥削剩余价值，也创造价值。事实上资本家有三种功能：创业、管理和发明。周老还记得新中国初期，他在北京参观日本的工业展览会，从一本说明书上看到，日本工业的发展经过了几个竞争阶段：在国内同国内产品竞争，在国内与进口产品竞争，在国外与外国产品竞争，在外国与外国的技术竞争。竞争是日本经济发展的原动力。周有光说，中国的工业发展，也必然经过这样四个阶段，最后参与技术竞争。
采访中，我犯了个“严重”的错误，递给周老的是一张繁体字版的名片。由此，我们也自然地聊到了简体字改革和拼音问题。
周老说：“现在对于拼音基本上已经没争论了。”他介绍说，最早是利玛窦尝试用拉丁字母为汉字注音，后来经过一些传教士的改良。早期的汉语拼音以南京官话为蓝本，后来才开始拼北京官话和广东话。1867年，英国驻华公使托马斯·威妥玛创立的威妥玛拼法影响很广，流行了一百多年，直到现在台湾等少数地区还在使用，一批有影响的华语词汇，包括功夫(Kungfu)、太极(Taichi)、道教(Taoism)、易经(I Citing)、清明(Chingming Festival)、宫保鸡丁(Kungpao Chicken)、清华北大的校名以及台北(Taipei)、台中(Taichung)和高雄(Kaohsiung)等地名，还都使用威妥玛拼音。但汉语拼音已经成为国际上普遍承认和使用的中文交流通用标准，获得了国际标准ISO7098认可。我国台湾也开始建议大家使用汉语拼音。
周老说，中国传统说“衣食住”，孙中山加了个“行”，成为“衣食住行”人生四大需要，“我说啊，要再加一个信，信息，衣食住行信，人生五大需要”。而现在的手机，发短信，用的就是简体字、拼音输入。2008年，时年103岁的周老还自创了一个手机段子“手机时代，人手一机。拇指微动，短信远飞，我打拼音，你看汉字”，表达自己的得意和影响。
但周老也强调，“拼音是帮助汉字，不是取代汉字的。这不是技术的问题，而是从历史、文化和习惯来说，都不可能代替。”虽然大家满可以开玩笑，说英文是象形文字，可不是吗?bed就像一张床，eye画的就是两只眼睛，中间夹着一个长鼻子。但英文毕竟还是全音素文字，而汉字不是。用拼音取代汉字的动议，从清末到民国，直到今天还依稀有人提及。但周老说：“500年也不可能。”因为拼音文字技术性强而艺术性弱，跟汉字正好相反。中国人还是审美的，始终也不会抛弃汉字的艺术性。
与聊拼音的轻松不同，说到“现在还有争议”的简繁体字改革，周老略微激动起来，说：“文字改革也好，拼音文字也好，有三个不同的层面：群众文化运动、学者研究和国家政策，学者讨论嘛，怎么说都行，但作为一个国家的政策规定，就不同了。中国有《语言文字法》，简体字是法律的规定，规范字要有国家标准。我们小时候，看的字和写的字不一样。看到的是楷书，写出来的是行书。书法家还可以创造不同的写法，这样一个字就有很多写法。这个以前是可以了，现在却不行了，为什么呢?因为第一，用电脑了，汉字字 形要规范、统一。第二，以前是少数人读书，现在读书人多了，一人一个写法，还不乱套了?所以我们的规范字要有标准。”
至于汉字的简化，周老辩驳说，当时他们确定需要规范的“七千个通用汉字，其中两千字存在简化问题。我们在1956年公布(规范字)时就说，我们的原则是‘述而不作’，大家都以为我们在简化汉字，乱改，其实我们没有创造一个字，都是从各种草书里选的简化字，一共500来个，只有少数字有所修饰”。
说着，周老指着书架的一个位置，让我找到一本语文出版社的《简化字溯源》，著者之一张书岩是周有光的学生。介绍说，书里收集了482个简化字和14个简化偏旁的来源，附图184幅。周老指着书里古代碑拓和文物上的简化字，说，你看，繁体字的简化字改革，并不是就我们在搞，也不是当代的特有现象，从甲骨文开始就有繁简之别，比如“漠”字的简化体“汉”，东汉就有了。简化的“书”字出现在居延汉简和敦煌汉简里。简化字绝大多数都开始使用于古代，王羲之就经常写简化字。还有大家常说的“后”与“後”之别，说古代指“王后”、“皇后”等意才用“后”，表示时间和位置靠后的“后面”、“后来”、“以后”都应该是“後”字。其实并非如此，《大学》一开篇就说，“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连着五个都是简化的“后”字。对于现在有的老先生提倡读古书要读古文、原文，周老反驳说：“什么是原文?《论语》的原文是鲁国古文字，早就被秦始皇废掉了，曲阜的壁中书，在汉代就已经没人认识了。”他认为删繁就简是一切文字的共同规律，汉字也不例外。而且直言反对简化字的马寅初等是外行，有些政协提案是旧脑筋。老人的心直口快和口无遮拦，逗得大家都笑了。
简繁体字之所以有争议，周老认为一部分是政治的原因。简化运动以前就是文化运动的一部分，从五四时期就开始了。现代汉字学可谓“播种于清末，萌芽于五四，含苞于战后，嫩黄新绿渐见于今日”，乃是历史的产物，时代的产物。“蒋介石早就在搞简化字改革了，他简化了300来字，在国民党内被反对得不得了，就没弄了。后来我们在他的基础上，再加上200字。就简化了这么多。”国民党在台湾，“本来还要简化字的，可是我们搞了，他们就反对，全面保留了繁体字，他们叫正体字。其实这只是政治态度，我们是敌人嘛，凡事敌人做的，他们就反对。”
时间在老人的生命里走得很慢，在他的小书房里却奔得飞快。转眼快一个小时了。因为担心老人过于兴奋和疲惫，只好起身告辞。退出他房间后，我才想起忘了告诉他，在整个聊天的过程中，我耳朵在听他说话，视线却不时往窗台上飘，那儿站着一只雪白的喜羊羊，张开的双臂和小脑袋不停地摇摆，憨态可掬。我家小儿也喜欢喜羊羊，我总嫌弃它幼稚低级，但喜羊羊站在106岁老者的窗前，却显得格外的娇痴动人。我想，童稚的喜羊羊陪伴着这位早逾期颐，相期于茶的老人，这就是周老所谓的“两头真”吧。
(本文编辑：宋文佳)
让人惊喜的是，《拾贝集》并无注水之嫌，92篇长短文章，与之前的《朝闻道集》有两三篇重复，其他都是新文，有关于圣约翰大学生涯和“文革”岁月的回忆，有世界历史回顾，有语言文字的探讨，有类似读书笔记的简短小文，也有部分旧文和各类书摘，有的轻巧有趣，有的严肃沉重。但都是言之有物、摘之有据的东西，读来皆有裨益。
我把这个“读后感”跟周老说时，他乐呵呵地说，他老了，没法去书店买书了，现在是被看书年代，美国、香港地区的亲友寄给他什么，他就看什么。看到好的，就摘抄下来，有感想，就写几笔。比如他看到军事作家刘亚洲的一句话，“美国是由千千万万不爱自己祖国的人组成的国家，但是他们都很爱美国。”像晴天霹雳，便著文记之。看到2002年的《群言》上有文章说，五四和新文化运动时期并没有提出“打倒孔家店”这样的激烈口号，只是胡适在1921年给《吴虞文集》作序时，夸吴虞是“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而吴虞本人不仅没有全盘否认孔子，还说过“不佞常谓孔子自是当时的伟人”这样的话。周老忙将这历史误会广而告之。他也零零碎碎收集了11首不同时代的小诗，有郭沫若对江青和邓小平的“翻云覆雨诗”，陈独秀批国民党的《四字经》诗，丁力的劳改打油诗“读书要红的，干活要重的”、“宝书天天读，思想夜夜查。私字一闪念，给它几钉耙”等，令人感慨。周有光却自称这些都是一得之愚，一孔之见，他随意下笔，不假思索，渐渐便集了一些篇章，正是“清流拾贝，浊浪淘沙”。
周老耳虽不聪(戴上两个助听器，依然耳聪)，毕竟目明，精神矍铄，能侃侃而谈。说到某书，顺手就能指出放在书架某处。我遵嘱取了书，他甚至很快就能翻到需要的页数，指点给人看。
在谈到世界观时，周老特别提到，全球化时代了，我们的世界观和国家观都要改变了。以前我们是从国家看世界，现在要从世界看自己国家。他说：“二战后，我们的小学有篇讲爱国主义的文章，叫做《最后一课》，我们现在不应该提倡这样的爱国主义了，要不德国人也爱国，法国人也爱国，打起来会没完没了。”老人说，狭隘的“爱国主义”不好，现在要提倡“爱人类主义”，它比“爱国主义”更好，更大气，也更和平。
这些观点，他在《人类历史的演进轨道》和《全球化时代的世界观》等几篇文章中有更详细的讨论，而且这两篇文章后面，都骄傲地注明“2009年某月日修改，时年104岁”。
周老从来没间断过创作。有人简单地说，中国人重精神而西方人重物质，中国学术长于综合而西方学术长于分析。他便写道，“中国生活缺乏物质，中国学术短于分析。相反，西洋生活并不缺精神，他们的学术也不短于综合。不要用自我安慰来欺骗自己。”文风可谓干练而尖锐。98岁时，他还学写了一篇白话的八股文；学习“与时俱进”，这是老人文字上的情趣，也是他对世事的一点看法。
回忆起岁月沧桑、人生沉浮，老人很淡然。他说抗战时他和丁聪都有左倾幼稚病，说自己一生最艰难的两个时期是抗战和“文革”，而最大的幸运是从经济往文字学转行时，无意中逃过了反右，在劫不在数，说自己看书、写书，都是在一点点寻求“真相”。考古不易，考今更难。年轻时天真盲从，老了开始探索真理，这叫做“两头真”。
对于经济和商业活动，周有光仍然保持着敏感，他说资本家并不是只剥削剩余价值，也创造价值。事实上资本家有三种功能：创业、管理和发明。周老还记得新中国初期，他在北京参观日本的工业展览会，从一本说明书上看到，日本工业的发展经过了几个竞争阶段：在国内同国内产品竞争，在国内与进口产品竞争，在国外与外国产品竞争，在外国与外国的技术竞争。竞争是日本经济发展的原动力。周有光说，中国的工业发展，也必然经过这样四个阶段，最后参与技术竞争。
采访中，我犯了个“严重”的错误，递给周老的是一张繁体字版的名片。由此，我们也自然地聊到了简体字改革和拼音问题。
周老说：“现在对于拼音基本上已经没争论了。”他介绍说，最早是利玛窦尝试用拉丁字母为汉字注音，后来经过一些传教士的改良。早期的汉语拼音以南京官话为蓝本，后来才开始拼北京官话和广东话。1867年，英国驻华公使托马斯·威妥玛创立的威妥玛拼法影响很广，流行了一百多年，直到现在台湾等少数地区还在使用，一批有影响的华语词汇，包括功夫(Kungfu)、太极(Taichi)、道教(Taoism)、易经(I Citing)、清明(Chingming Festival)、宫保鸡丁(Kungpao Chicken)、清华北大的校名以及台北(Taipei)、台中(Taichung)和高雄(Kaohsiung)等地名，还都使用威妥玛拼音。但汉语拼音已经成为国际上普遍承认和使用的中文交流通用标准，获得了国际标准ISO7098认可。我国台湾也开始建议大家使用汉语拼音。
周老说，中国传统说“衣食住”，孙中山加了个“行”，成为“衣食住行”人生四大需要，“我说啊，要再加一个信，信息，衣食住行信，人生五大需要”。而现在的手机，发短信，用的就是简体字、拼音输入。2008年，时年103岁的周老还自创了一个手机段子“手机时代，人手一机。拇指微动，短信远飞，我打拼音，你看汉字”，表达自己的得意和影响。
但周老也强调，“拼音是帮助汉字，不是取代汉字的。这不是技术的问题，而是从历史、文化和习惯来说，都不可能代替。”虽然大家满可以开玩笑，说英文是象形文字，可不是吗?bed就像一张床，eye画的就是两只眼睛，中间夹着一个长鼻子。但英文毕竟还是全音素文字，而汉字不是。用拼音取代汉字的动议，从清末到民国，直到今天还依稀有人提及。但周老说：“500年也不可能。”因为拼音文字技术性强而艺术性弱，跟汉字正好相反。中国人还是审美的，始终也不会抛弃汉字的艺术性。
与聊拼音的轻松不同，说到“现在还有争议”的简繁体字改革，周老略微激动起来，说：“文字改革也好，拼音文字也好，有三个不同的层面：群众文化运动、学者研究和国家政策，学者讨论嘛，怎么说都行，但作为一个国家的政策规定，就不同了。中国有《语言文字法》，简体字是法律的规定，规范字要有国家标准。我们小时候，看的字和写的字不一样。看到的是楷书，写出来的是行书。书法家还可以创造不同的写法，这样一个字就有很多写法。这个以前是可以了，现在却不行了，为什么呢?因为第一，用电脑了，汉字字 形要规范、统一。第二，以前是少数人读书，现在读书人多了，一人一个写法，还不乱套了?所以我们的规范字要有标准。”
至于汉字的简化，周老辩驳说，当时他们确定需要规范的“七千个通用汉字，其中两千字存在简化问题。我们在1956年公布(规范字)时就说，我们的原则是‘述而不作’，大家都以为我们在简化汉字，乱改，其实我们没有创造一个字，都是从各种草书里选的简化字，一共500来个，只有少数字有所修饰”。
说着，周老指着书架的一个位置，让我找到一本语文出版社的《简化字溯源》，著者之一张书岩是周有光的学生。介绍说，书里收集了482个简化字和14个简化偏旁的来源，附图184幅。周老指着书里古代碑拓和文物上的简化字，说，你看，繁体字的简化字改革，并不是就我们在搞，也不是当代的特有现象，从甲骨文开始就有繁简之别，比如“漠”字的简化体“汉”，东汉就有了。简化的“书”字出现在居延汉简和敦煌汉简里。简化字绝大多数都开始使用于古代，王羲之就经常写简化字。还有大家常说的“后”与“後”之别，说古代指“王后”、“皇后”等意才用“后”，表示时间和位置靠后的“后面”、“后来”、“以后”都应该是“後”字。其实并非如此，《大学》一开篇就说，“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连着五个都是简化的“后”字。对于现在有的老先生提倡读古书要读古文、原文，周老反驳说：“什么是原文?《论语》的原文是鲁国古文字，早就被秦始皇废掉了，曲阜的壁中书，在汉代就已经没人认识了。”他认为删繁就简是一切文字的共同规律，汉字也不例外。而且直言反对简化字的马寅初等是外行，有些政协提案是旧脑筋。老人的心直口快和口无遮拦，逗得大家都笑了。
简繁体字之所以有争议，周老认为一部分是政治的原因。简化运动以前就是文化运动的一部分，从五四时期就开始了。现代汉字学可谓“播种于清末，萌芽于五四，含苞于战后，嫩黄新绿渐见于今日”，乃是历史的产物，时代的产物。“蒋介石早就在搞简化字改革了，他简化了300来字，在国民党内被反对得不得了，就没弄了。后来我们在他的基础上，再加上200字。就简化了这么多。”国民党在台湾，“本来还要简化字的，可是我们搞了，他们就反对，全面保留了繁体字，他们叫正体字。其实这只是政治态度，我们是敌人嘛，凡事敌人做的，他们就反对。”
时间在老人的生命里走得很慢，在他的小书房里却奔得飞快。转眼快一个小时了。因为担心老人过于兴奋和疲惫，只好起身告辞。退出他房间后，我才想起忘了告诉他，在整个聊天的过程中，我耳朵在听他说话，视线却不时往窗台上飘，那儿站着一只雪白的喜羊羊，张开的双臂和小脑袋不停地摇摆，憨态可掬。我家小儿也喜欢喜羊羊，我总嫌弃它幼稚低级，但喜羊羊站在106岁老者的窗前，却显得格外的娇痴动人。我想，童稚的喜羊羊陪伴着这位早逾期颐，相期于茶的老人，这就是周老所谓的“两头真”吧。
(本文编辑：宋文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