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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监测不仅是环境保护的“耳目”和“哨兵”，还是“尺子”，是评价环境质量变化和衡量排污达标的手段。这里的工作人员们在做好常规工作的同时，遇到重大环境事件也必须“冲”在最前线
北京，II级，空气质量良，污染指数97；天津，II级，空气质量良，污染指数68；石家庄，II级，空气质量良，污染指数56；唐山，II级，空气质量良，污染指数70……2012年5月21日，中国环境监测总站网站首页上的“空气质量日报”栏目中，滚动显示着这些数据。
而这些公众能够看到的数字，还只是中国环境监测总站日常工作中再平常不过的一部分。在第40个“世界环境日”前夕，《小康》记者探秘已过而立之年的中国环境监测总站，揭开一个个数字诞生背后的故事。
多管齐下让PM2.5“无处可逃”
今年2月底，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同意发布新修订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以下简称“新标准”），部署加强大气污染综合防治重点工作。“新标准”将PM2.5纳入了国标。在“新标准”发布之前，环保部就已委托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对不同型号的PM2.5监测设备进行比对测试，以确定适用于我国的PM2.5监测设备的各项技术指标。
环境空气自动监测实验室位于中国环境监测总站的楼顶，房间里整整齐齐地摆放着一排排监测仪器。推开房门，工作中的仪器发出的声响立即传入耳中，这些仪器24小时不间断地工作着，对各类污染物进行自动监测，可吸入颗粒物、一氧化碳、臭氧等污染物都“逃”不过这些仪器的“眼睛”，而这些仪器“捕捉”到的污染物，也会通过数据采集仪传导到电脑中，工作人员可以直接从电脑上提取、下载。
解淑艳已经在这里工作4年了，她于中国人民大学环境科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那年，恰逢实验室刚开始建设。“2008年，我国选取了上海、天津、广州等城市作为PM2.5监测的试点城市，我们这个实验室建成之后，也立即投入了监测工作。目前，实验室拥有基于三种方法的不同型号PM2.5监测设备，分别采用国际上通行的微量振荡天平法、β射线法和光散射法进行监测，这几种方法都可以测出颗粒物的浓度。”
解淑艳指着其中一排监测仪器为《小康》记者介绍道，“这些仪器都是用微振荡天平法来测的，这里面有张硬币大小的膜，当颗粒物连续聚集滤膜上，滤膜质量增加，其振荡频率相应减少，根据质量与频率的关系，可计算出颗粒物的浓度；这边的仪器用的是β射线法，这些颗粒物附到这个纸带上之后，利用β射线法的衰减来连续测量颗粒物的浓度……其中的设备，就和美国驻华大使馆用来监测PM2.5数据的设备一样。”
去年12月4日晚7时，美国驻华使馆监测到北京的PM2.5浓度为522，空气质量指数(AQI)为500；与此同时，北京市环保局的官方微博公布的PM10空气污染指数为193，质量级别为“轻度污染2级”。两个等级之间的差别引发争议。
现在，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大气室的工作人员也在做监测技术方法的研究，了解不同方法之间的差异，“采用不同监测方法得出的数据总会有差别。关键就是看它的值是否在合理范围之内。”解淑艳说，现在，很多厂家的仪器都在这个实验室参加测试，而他们就抓住这个机会，进行充分的研究。
“耳目”“哨兵”和“尺子”
1972年6月5日，由联合国主导的第一次以环境问题作为议题的全球会议——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召开，提出将每年的6月5日定为“世界环境日”。
转年，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大会召开，环境保护工作正式被纳入国家议事日程，作为环保工作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的环境监测工作也随之起步。上世纪80年代初，从全国各地各条战线抽调来的工作人员汇集在北京安外大羊坊，中国环境监测总站正式成立了——时间定格在1980年11月4日。
当时，很多人还是环境监测的“门外汉”，究竟什么才是真正的环境监测呢？它对于环境保护工作有什么意义？在转年召开的第二次全国环境监测会议上，答案终于得到了明晰：环境监测是环境保护的“耳目”和“哨兵”。
到了1990年的第四次全国环境监测会议，又进一步提出，环境监测不仅是“耳目”和“哨兵”，还是“尺子”，是评价环境质量变化和衡量排污达标的手段。
正因为环境监测有着如此重要的地位，所以应急监测便显得至关重要，尤其是近年来，我国环境突发事件进入高发阶段，中国环境监测总站的工作人员们在做好常规工作的同时，在重大环境事件面前也必须“冲”在最前线。
应急监测从东北到粤西
《小康》记者跟随着中国环境监测总站环境监测分析技术室副主任吕怡兵和党支部委员梁宵一起来到了应急实验室，里面整齐地摆放着各种各样的应急设备、应急药箱以及应急防护用品，等等，甚至还有行李箱。盛有试剂的盒子外，都醒目地标注有使用截止日期，吕怡兵告诉记者，几乎每次遇到突发环境事件，分析技术室的同事们都要带上这些必要的设备和试剂赶往事发地，除此之外，还要带着生产这些设备、试剂的各个厂家的联系方式和通信地址，如果东西不够了，还得及时联系厂家，“应急的要求就是要首先掌握污染物是什么，以及污染物的浓度水平，肯定需要通过做测试得出结论。”吕怡兵说，测试工作就是分析技术室的主要业务之一。
在中国，环境监测站共分为四级，国家级、省级、地市级和区县级。一般情况下，各个地方的环境监测站也会储备一些应急所需的设备、试剂等，但是一旦遇到突发环境事件，这些储备很快就会被消耗掉。2010年7月，吉林省永吉县山洪暴发，7000多只原料桶被洪水冲入松花江，其中约有3000只装有三甲基氯硅烷等物质。而当地的环境监测站恰恰缺少事故污染物质化学试剂，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分析技术室的工作人员只得紧急联系供应商。
“今年春节刚过，王业耀副站长带领分析室4名技术人员，带着3台便携仪器和应急监测所需的标准样品、试剂和耗材，赶赴广西龙江河镉污染应急监测现场了。”吕怡兵说，“1月份正是广西一年中最冷的时候，广西区站和赶来支援的兄弟监测站在龙江至柳江200多公里的河段布设了20个定点监测断面，对重点断面实行严密的监测监控，在拉浪、叶茂、洛东和三岔4个库区以及龙江、柳江上下游河段布设了约70个巡测点，总的监控河段超过350公里。很多同事都感冒了，却仍然坚持着繁重的工作。”
在这次应急监测中，按照要求，还要对39家涉重金属企业进行排查监测，并在4座水厂取水口开展集中式生活饮用水水源地水质109项全分析。所以，不仅分析技术室的好几位同事在滕恩江主任的安排下分批“冲”到广西龙江河镉污染应急监测现场，而且总站罗毅站长、陈斌书记也亲自奔赴第一线，指导应急监测工作。
测环境仪器等待“中国造”
早在32年前，中国环境监测总站成立之时，全国已经成立了20多个地方站，一些地方站的仪器、设备、监测能力已经超过了总站。而现在，经过30多年的发展，总站的监测仪器装备已经有了显著改善，技术和能力也有了明显提高，已经针对环境空气、地表水、环境噪声、工业污染源、生态、固体废物、土壤、生物、放射性九大环境要素建立或基本建立了监测技术体系，并开始对环境振动、光辐射、热辐射、恶臭等环境要素的检测技术体系进行研究、开发。
其实，这些在大部分人眼中显得非常神秘的监测仪器，看上去与医院的常见医疗设备没什么太大的区别，外形上方方正正，显示屏上不断跳跃着实时更新的数据，最显著的特征是很多仪器上都有一个类似于管道的采样装置，它穿过天花板一直延伸到室外。
解淑艳和同事们要不定期地对这些仪器进行维护，最平常的工作就是要把那些采样装置拆下来进行清洗，尤其是大风扬沙天气较多的时候，及时对手工和自动监测设备采样系统进行维护和清洁，对于保证监测数据的准确性有非常大的作用。
在中国环境监测总站“技术转型”的过程中，也非常注重和各个地方环境监测站的交流、互动，《小康》记者采访的时候，正赶上青海环境监测站的李婷在总站培训，她说，她在学习液相色谱的质谱在环境监测中的运用，以及其他的一些项目，另外，她还想了解一下，怎样才能消除水样中的干扰。
而对于吕怡兵、梁宵，还有解淑艳来说，他们每天所接触到的仪器，大部分都来自于美国、日本、德国等国家，他们也期待着，早日能更多地使用一些国产仪器设备。
北京，II级，空气质量良，污染指数97；天津，II级，空气质量良，污染指数68；石家庄，II级，空气质量良，污染指数56；唐山，II级，空气质量良，污染指数70……2012年5月21日，中国环境监测总站网站首页上的“空气质量日报”栏目中，滚动显示着这些数据。
而这些公众能够看到的数字，还只是中国环境监测总站日常工作中再平常不过的一部分。在第40个“世界环境日”前夕，《小康》记者探秘已过而立之年的中国环境监测总站，揭开一个个数字诞生背后的故事。
多管齐下让PM2.5“无处可逃”
今年2月底，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同意发布新修订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以下简称“新标准”），部署加强大气污染综合防治重点工作。“新标准”将PM2.5纳入了国标。在“新标准”发布之前，环保部就已委托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对不同型号的PM2.5监测设备进行比对测试，以确定适用于我国的PM2.5监测设备的各项技术指标。
环境空气自动监测实验室位于中国环境监测总站的楼顶，房间里整整齐齐地摆放着一排排监测仪器。推开房门，工作中的仪器发出的声响立即传入耳中，这些仪器24小时不间断地工作着，对各类污染物进行自动监测，可吸入颗粒物、一氧化碳、臭氧等污染物都“逃”不过这些仪器的“眼睛”，而这些仪器“捕捉”到的污染物，也会通过数据采集仪传导到电脑中，工作人员可以直接从电脑上提取、下载。
解淑艳已经在这里工作4年了，她于中国人民大学环境科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那年，恰逢实验室刚开始建设。“2008年，我国选取了上海、天津、广州等城市作为PM2.5监测的试点城市，我们这个实验室建成之后，也立即投入了监测工作。目前，实验室拥有基于三种方法的不同型号PM2.5监测设备，分别采用国际上通行的微量振荡天平法、β射线法和光散射法进行监测，这几种方法都可以测出颗粒物的浓度。”
解淑艳指着其中一排监测仪器为《小康》记者介绍道，“这些仪器都是用微振荡天平法来测的，这里面有张硬币大小的膜，当颗粒物连续聚集滤膜上，滤膜质量增加，其振荡频率相应减少，根据质量与频率的关系，可计算出颗粒物的浓度；这边的仪器用的是β射线法，这些颗粒物附到这个纸带上之后，利用β射线法的衰减来连续测量颗粒物的浓度……其中的设备，就和美国驻华大使馆用来监测PM2.5数据的设备一样。”
去年12月4日晚7时，美国驻华使馆监测到北京的PM2.5浓度为522，空气质量指数(AQI)为500；与此同时，北京市环保局的官方微博公布的PM10空气污染指数为193，质量级别为“轻度污染2级”。两个等级之间的差别引发争议。
现在，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大气室的工作人员也在做监测技术方法的研究，了解不同方法之间的差异，“采用不同监测方法得出的数据总会有差别。关键就是看它的值是否在合理范围之内。”解淑艳说，现在，很多厂家的仪器都在这个实验室参加测试，而他们就抓住这个机会，进行充分的研究。
“耳目”“哨兵”和“尺子”
1972年6月5日，由联合国主导的第一次以环境问题作为议题的全球会议——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召开，提出将每年的6月5日定为“世界环境日”。
转年，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大会召开，环境保护工作正式被纳入国家议事日程，作为环保工作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的环境监测工作也随之起步。上世纪80年代初，从全国各地各条战线抽调来的工作人员汇集在北京安外大羊坊，中国环境监测总站正式成立了——时间定格在1980年11月4日。
当时，很多人还是环境监测的“门外汉”，究竟什么才是真正的环境监测呢？它对于环境保护工作有什么意义？在转年召开的第二次全国环境监测会议上，答案终于得到了明晰：环境监测是环境保护的“耳目”和“哨兵”。
到了1990年的第四次全国环境监测会议，又进一步提出，环境监测不仅是“耳目”和“哨兵”，还是“尺子”，是评价环境质量变化和衡量排污达标的手段。
正因为环境监测有着如此重要的地位，所以应急监测便显得至关重要，尤其是近年来，我国环境突发事件进入高发阶段，中国环境监测总站的工作人员们在做好常规工作的同时，在重大环境事件面前也必须“冲”在最前线。
应急监测从东北到粤西
《小康》记者跟随着中国环境监测总站环境监测分析技术室副主任吕怡兵和党支部委员梁宵一起来到了应急实验室，里面整齐地摆放着各种各样的应急设备、应急药箱以及应急防护用品，等等，甚至还有行李箱。盛有试剂的盒子外，都醒目地标注有使用截止日期，吕怡兵告诉记者，几乎每次遇到突发环境事件，分析技术室的同事们都要带上这些必要的设备和试剂赶往事发地，除此之外，还要带着生产这些设备、试剂的各个厂家的联系方式和通信地址，如果东西不够了，还得及时联系厂家，“应急的要求就是要首先掌握污染物是什么，以及污染物的浓度水平，肯定需要通过做测试得出结论。”吕怡兵说，测试工作就是分析技术室的主要业务之一。
在中国，环境监测站共分为四级，国家级、省级、地市级和区县级。一般情况下，各个地方的环境监测站也会储备一些应急所需的设备、试剂等，但是一旦遇到突发环境事件，这些储备很快就会被消耗掉。2010年7月，吉林省永吉县山洪暴发，7000多只原料桶被洪水冲入松花江，其中约有3000只装有三甲基氯硅烷等物质。而当地的环境监测站恰恰缺少事故污染物质化学试剂，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分析技术室的工作人员只得紧急联系供应商。
“今年春节刚过，王业耀副站长带领分析室4名技术人员，带着3台便携仪器和应急监测所需的标准样品、试剂和耗材，赶赴广西龙江河镉污染应急监测现场了。”吕怡兵说，“1月份正是广西一年中最冷的时候，广西区站和赶来支援的兄弟监测站在龙江至柳江200多公里的河段布设了20个定点监测断面，对重点断面实行严密的监测监控，在拉浪、叶茂、洛东和三岔4个库区以及龙江、柳江上下游河段布设了约70个巡测点，总的监控河段超过350公里。很多同事都感冒了，却仍然坚持着繁重的工作。”
在这次应急监测中，按照要求，还要对39家涉重金属企业进行排查监测，并在4座水厂取水口开展集中式生活饮用水水源地水质109项全分析。所以，不仅分析技术室的好几位同事在滕恩江主任的安排下分批“冲”到广西龙江河镉污染应急监测现场，而且总站罗毅站长、陈斌书记也亲自奔赴第一线，指导应急监测工作。
测环境仪器等待“中国造”
早在32年前，中国环境监测总站成立之时，全国已经成立了20多个地方站，一些地方站的仪器、设备、监测能力已经超过了总站。而现在，经过30多年的发展，总站的监测仪器装备已经有了显著改善，技术和能力也有了明显提高，已经针对环境空气、地表水、环境噪声、工业污染源、生态、固体废物、土壤、生物、放射性九大环境要素建立或基本建立了监测技术体系，并开始对环境振动、光辐射、热辐射、恶臭等环境要素的检测技术体系进行研究、开发。
其实，这些在大部分人眼中显得非常神秘的监测仪器，看上去与医院的常见医疗设备没什么太大的区别，外形上方方正正，显示屏上不断跳跃着实时更新的数据，最显著的特征是很多仪器上都有一个类似于管道的采样装置，它穿过天花板一直延伸到室外。
解淑艳和同事们要不定期地对这些仪器进行维护，最平常的工作就是要把那些采样装置拆下来进行清洗，尤其是大风扬沙天气较多的时候，及时对手工和自动监测设备采样系统进行维护和清洁，对于保证监测数据的准确性有非常大的作用。
在中国环境监测总站“技术转型”的过程中，也非常注重和各个地方环境监测站的交流、互动，《小康》记者采访的时候，正赶上青海环境监测站的李婷在总站培训，她说，她在学习液相色谱的质谱在环境监测中的运用，以及其他的一些项目，另外，她还想了解一下，怎样才能消除水样中的干扰。
而对于吕怡兵、梁宵，还有解淑艳来说，他们每天所接触到的仪器，大部分都来自于美国、日本、德国等国家，他们也期待着，早日能更多地使用一些国产仪器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