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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些年，就像在大雨里，雨不停，没太阳，裸露而无助。”中国周刊记者李佳蔚北京报道
57岁的笛妈，说自己四年前就“死”了。
2008年5月，她唯一的孩子，女儿笛尔，在公派美国读博期间遭遇车祸，不幸去世，生命永远停在了25岁。
笛妈和丈夫随女儿一起“死”了：“埋葬了女儿，也埋葬了自己。” 他们成为了失独者。 失独者，一般是指失去独生子女的中老年父母。他们的年龄大多为50岁以上，几乎失去生育能力，人到中年，遭遇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人间悲剧。
据专家推算，1975-2010年出生的2.18亿独生子女中，有超过1000万会在25岁之前死亡。这意味着有2000万名父母，在中老年时期失去唯一的子嗣，成为老无所依的失独老人。
笛妈和丈夫的命运，是这2000万失独者命运的缩影。 “永远在一起”
没有女儿的消息，足足有三天了。
自从女儿去美国读博，每一天，不管多晚，母女俩都要聊上几句。听到女儿的声音，笛妈觉得安心。
2008年5月初，女儿的第一个学期刚结束，改好的论文传回了国内，就相约和几个同学去大峡谷玩，放松一下。
电话里，女儿的声音透着一股高兴劲儿：“妈，你也来吧，我带你去，大峡谷可是自然奇观哦。”
笛妈拒绝了。丈夫身体不太好，女儿很快就回国，去一趟美国得费不少钱，笛妈心里这样打算着。
这个决定让她至今追悔莫及。
第二天，女儿没打电话来。笛妈给女儿老师打电话。老师宽慰她，别想那么多，兴许年轻人玩高兴了，忘了呢。
“心慌。”笛妈不知道干什么好。
她记起在首都机场告别时，女儿抱着她，说，妈妈，别担心，以后家里有我呢。
压住打转儿的泪珠儿，笛妈抱着女儿，说，妈等你。
想起这些，笛妈的心，稍稍安稳了些。
电话终于等来了。
美国警方的电话，直接打到了家里。笛妈不敢接电话，丈夫也不敢接。丈夫的表妹接了电话——笛尔遭遇车祸，去世了，需父母来处理后事。
笛妈一下子“掉到了十八层地狱”：“完了。”
丈夫身体不好，笛妈一人去了美国。
大约两周后，笛妈从美国回到了沈阳的家。她“抱回”了女儿：一盒骨灰。
起初，笛妈想把女儿“留”在家里。她怕女儿孤单，怕自己孤单。入土为安的传统，最终让笛妈放弃了这个念头。
北京八达岭陵园，笛妈要把女儿埋在这里。
女儿出国前，笛妈陪女儿来北京，正是来八达岭陵园看姥爷。女儿打小儿跟姥爷亲，在姥爷碑前，女儿轻轻地说。姥爷啊，我要出国了，去美国读博士，您外孙女争气吧，等我回来再来看您。
从女儿的墓，走到姥爷的墓，只需要十多分钟。
“八达岭，寓意四通八达，不管从哪个方向回家，都方便，她会喜欢。”笛妈抽泣起来。女儿离姥爷近了，可是离家远了。
这个位于北京延庆的公墓，距离沈阳约有700公里，开车需要约8个小时，坐火车需要4小时44分，最快的是坐飞机，也需要1小时25分钟。
笛妈没有车，坐不起飞机，每次来看女儿，选择的都是火车。
第一次来看女儿，她拼命记住一路的地名、站名和公交路线。到墓前，她把这些一个不落地说给女儿，生怕落了一点儿。
“女儿聪明，回家的路肯定记住了。”她望着墓碑说。 这是一块没有照片的墓碑。 黑色大理石泛着冷光，从左到右，并排着丈夫、女儿和笛妈三个人的名字，右上角有一行小字： “永远在一起。”
丈夫和自己的名字，是笛妈要执意刻上去的。她甚至坚持要把三个人的名字，都描上金字——在北方风俗里，这意味着一个人真正地告别世界。 她没能如愿。
“那就一定得在碑上刻上‘永远在一起’。”她如愿了。
两年前，她和丈夫卖掉房子，搬离了居住了几十年的沈阳，去到一个陌生的辽东半岛西北部小城。
搬家两三天后，笛妈就坐火车赶到北京，奔到女儿墓碑前。
她说，女儿，我和你爸搬家了，我来告诉你一声啊……你别找不到回家的路啊，我们把咱们家里的家具什么的，都搬过去了，你的床也搬过去了，怕你不习惯，就是位置朝向改了，因为房子格局变了，你别怪妈啊……“概率中的一个” 女儿是笛妈和丈夫唯一的人生寄托。 笛妈和丈夫都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学历是小学四年级，只背“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他们希望孩子能多读点书。
1983年，他们的女儿出生。
三年前，国家以公开信的形式，“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独生子女时代的序幕由此拉开。
生完女儿十个月后，笛妈必须向工厂交一份已经在体内装上节育环的医院证明，否则就不能上班。一旦发现怀孕，会有人陪着去医院，强制堕胎。
在计划生育政策实施最严格的时候，一旦违规即被开除公职，而那个时候，几乎所有企业都是国家的。
生第二个孩子，在当时的笛妈看来“不可能出现”。准生证、出生证明、户口……违规的孩子，什么证也办不下，“没有证就不许你生。”
“就是偷摸生了，你这么长时间不工作，你去哪里了?不给你发工资，不给你涨工资，你怎么活?”笛妈自问自答，“不能活!”
厂里的书记，有一个女儿，女儿被开水烫了胳膊，并不严重，书记去开了一张伤残证明，得以再生一胎，男孩。笛妈当时不理解：书记怎么能这样呢?不响应计划生育政策，怎么不求上进呢?
“人家就是高，要不然怎么当书记呢!”现在，笛妈懂了。
笛妈从年轻时，就一直尽量理解国家。她还记得，当时有专家说计划生育是一个两难的选择，“两害相权取其轻。”
“不计划生育，对国家有害，对民族有害；计划生育，对一部分家庭有害，”笛妈抬起了双手，像一个天秤的两端，上下浮动，“它是有风险的，一个千分之五点四的风险，说不定就落在谁的身上，可这个概率是存在的。”
笛妈的双手陡然垂下，“我就是概率中的一个。”
女儿上高中之前，笛妈和丈夫都在本溪工作，为了让女儿有一个好的学习环境，他们就把女儿放到沈阳，让爷爷奶奶照顾。这样一来，他们只能两个星期见一次女儿。 女儿问他们，为什么别的小孩都住在父母家，我要住在爷爷奶奶家?笛妈说，跟着爸爸妈妈只能上职工子弟学校，学习就会落后。
笛妈和丈夫回沈阳，女儿就特别高兴，走的时候，女儿特别难受，可从来不说。后来，笛妈在女儿的日记里，看到女儿这样写： “爸爸妈妈每次走的时候，越走越远，最后成了一个小黑点，看不到了。我特别想他们。”
2001年，女儿考入了大连理工大学，数学专业。
女儿和笛妈聊自己的专业，说，妈，数学是严谨的学科，是基础也是尖端，前人留下来的东西实在太多了，学好不容易。
“嗯，得好好学。”笛妈有一搭没一搭地回话。
“本科四年就是一入门，根本不能算学数学，妈，我要读博士。”
笛妈的声调提高了一些：“这才是我女儿!”
小学、中学、高中、每一次升学考试，女儿都是想考哪个就考哪个。可是笛妈的脸上几乎不会流露出任何的兴奋，“压着，哪怕是孩子考上大连理工，怕孩子骄傲。”
她想等女儿学成博士归来，把这么多年攒着的表扬一下倒出来。 她再也没有机会了。“没了脊梁骨”
笛妈和丈夫的生活，被完全摧毁了。
笛妈不敢跟邻居说话。下楼前，先悄悄打开房门，竖起耳朵仔细听楼道里有没有人，没动静时，飞一样跑到楼下，买完菜，再赶紧跑回来，像做贼一样。
大街上，遇到一个年轻时同一工厂的工友，对方热切地和她拉家常。聊到孩子，笛妈一下子就蒙了，胡乱嘟囔了几声，甩开工友，掉头就走。
超市里，遇到一熟人带着女儿，人家远远地冲她打招呼。笛妈看到了熟人扬起的手，没等手放下，笛妈转过身去，逃开了。
“没了孩子，就没了脊粱骨，”笛妈惧怕接触原来生活里的一切人，“我现在看人不敢看别人脸，只看别人下半截。”
她换了家里电话号码，换了手机号码，几乎切断了之前所有认识人的联系。
她觉得自己已经“死”了，跟孩子一起死了，没有了灵魂，“现在是一个行尸走肉。生活是孤立无援的，心态是苟且偷生。”
2010年，笛妈和丈夫以一种决绝的姿态，与过去告别——卖掉房子，搬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去。
她感觉别人看自己的眼光不一样，究竟哪里不一样，笛妈说不出。
有时，她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心态“不健康”，可她确信这会给自己“带来一些保护”。上海一个失独者的团队相约一起吃年夜饭，去酒店订桌，老板知道了他们的情况，拒绝了这群抱团取暖的人，“触霉头，断子绝孙的人，影响生意。”
断一子一绝一孙，这几个字，像刀子一样扎进笛妈的心里，血流出来，生疼，她却不能喊出一字一句。
“死了算了。”笛妈不止一次地想要死。
坐在屋子里，看着熟悉的家具，她想起女儿。到女儿睡过的床上，躺一会儿，她想起女儿。偶尔看电视，不小心碰上一个娱乐节目，她在心里骂自己：你怎么能看娱乐节目呢?怎么能看招笑的节目呢?你应该去死!
“说死就死。”她站起来，冲到阳台，推开窗户，头探了出去。六层楼高。并不能给她多大的恐惧感，可她还是缩回了头。
“懦弱!贪生!”她骂自己。
一次，她去银行存钱。柜台姑娘扔出一单子，笛妈抓过来就填，有一栏是个人工作，最后一个选项是“其他”。笛妈直接在上面划了勾。
“不行。”柜台姑娘说。“怎么不行了?我就是没有工作啊。”笛妈解释。
“不行就是不行。”姑娘继续说。笛妈的火腾一下就上来了，近乎歇斯底里：“怎么不行了?我没工作就是没工作!”
姑娘被吓傻了。保安冲了过来。
笛妈的脑袋里涌出了奇怪的念头：“这是银行，保安有枪，使劲闹，保安一枪崩了我?恩，一枪崩了我得了!” 她更加“疯了”。 枪没响。 弟弟冲了进来，和保安一起把笛妈架了出去。
“我才出去三分钟，怎么就闹成这样!”弟弟恼了。
“哇”的一声，笛妈哭出来。“一水缸都装不下”
“我差点死了。”电话里，丈夫哭出声来。
笛妈去美国处理女儿后事时，接到了丈夫从沈阳家里打来的电话。
一天，独自在家的丈夫突然就晕过去了，不知什么时候醒了，全身都是汗。他挪到沙发上，躺下，又昏过去了。醒过来，丈夫发觉浑身上下水拉拉的，“不知道是尿了还是怎么了。”丈夫去卫生间，想擦洗一下，再次昏倒了。丈夫这次昏过去的时间更长，再醒来，已经不知道过去了多长时间。
笛妈一下子觉得特别恐惧： “无助。一个是老无所依，精神上的，还有一个是生活上的，人得活啊。”
丈夫以前很少做家务。现在，笛妈有意地让丈夫买菜、做饭、洗衣服。她得预备着那一天，防着那一天冷不丁地到来。
“你在今天，不知来的是明天，还是无常，”她往后捋了一下滑下来的头发，露出一额头的白色发根。
自从女儿去世，笛妈的头发有四分之三已经变白了。丈夫的头发，已经全白。
她放不下丈夫。丈夫的身子弱一些，笛妈生怕自己走得早，留下丈夫一人。
每次说到这儿，丈夫就梗起头来：“你死了，一分钟之内，我也死!”
她觉得自己比丈夫坚强，有责任照顾好丈夫。丈夫曾经对她说：“这几年，我们俩的眼泪，能用缸装了，一水缸都装不下。”
她听说过，有些失独者家庭，母亲丧失了生育能力，丈夫不想无后，就撇下了妻子，组建了新的家庭。
“我们永远在一起。”笛妈说。
自女儿走后，过年时，笛妈和丈夫从不吃饺子，炒个大头菜或者大白菜就过去了。
第一个春节，笛妈在美国处理女儿的后事，丈夫一个人在沈阳，两人忘了还有过年这回事儿。第二个春节，临近年关，鞭炮声渐渐多起来，笛妈听着鞭炮声，“像炸自己的心一样”，看着别人家欢天喜地，“真的要疯了”。
仿佛是被鞭炮惊着了的动物，她和丈夫需要一个地方躲起来。
他们去了城郊一个小山沟，山沟里只剩下两家营业的温泉农户，顾不得主人疑惑的目光，他们一果就是几乎一个正月。
“鞭炮少，”她一边感谢农户的“收留”，一边忍不住咒骂，“我们恨这个年啊，节啊，怎么现在节越来越多了?”没有希望的愿望 经别人介绍，笛妈知道了有这样一个QQ群，都是和自己遭遇一样的家长。
死亡，是这个群里并不避讳的话题。
“不怕死，”一个75岁的失独者，怕的是死不痛快，“生病让人伺候，没人啊!我祈求和儿子得一样的病，一下没了。”40岁的儿子在他70岁那年因为心脏病猝然离世。响应国家晚婚晚育政策的潘教授，35岁才有了唯一的儿子。
笛妈则想把自己饿死在床上。
“失独家庭的问题，就像身体长的瘤子，越掩盖，越腐烂，你要给它治疗，开刀手术，”笛妈担心自杀对国家形象影响不好，“它落一个疤，但是它不会侵害到你别的健康肌体。”
在《计划生育法》第四章第二十七条里。写着：“独生子女发生意外伤残、死亡，其父母不再生育和收养子女的，地方人民政府应当给予必要的帮助。”这条法律，自2002年9月1日正式施行。
笛妈几乎脱口而出二十七条的具体内容。“‘帮助’不是责任和义务，可以帮也可以不帮，帮你是人情，不帮你是道理。”
她又提高了声调：“政府不帮我们，谁帮我们?”
包括笛妈在内的失独者，最怕的是老无所养。
笛妈每个月有2000多的养老金，丈夫还没退休，一个月有四五百块钱的收入，钱加起来，能够维持两个人在那个辽北小城的基本生活。
不过，笛妈说，失去了一个孩子，就等于失去了一群孩子，他们的养老成本要比普通人高。“女儿在，她就会有工作单位的同事，有同学，以后她还会找对象，结婚，她给我们带来的人脉资源，会给我们带来帮助，”笛妈说，“看个病，只有钱不认识人也不行啊!”
在失独者QQ群里，有家长说，全国的独生子女家庭都在走钢丝，就看谁掉下来，我们就是从钢丝上掉下来的人。
此话一出，活络的群聊，顿时静下来。
他们通过网络商议，希望得到来自国家的帮助。
最近一次寻求帮助是在6月5日，全国各地的失独者，从各省市联合来京，向国家计生委申请补偿。
两天一夜的等待，换来包括笛妈在内的五名父母代表与国家计生委副主任王培安的一次不公开座谈。计生委承诺，三四个月内，研究出一个“制度框架”。
笛妈从来没有得到过实质性的答复，他们的愿望，也从来没有出现过一丝真切的希望。
“希望国家为我们建一个统一的养老院，我们拿出工资和退休金的80％作为经费，剩下20％零花。”
“国家要把‘常回家看看’列入法律，可是对于失独老人来说，‘谁回家看看’是政府的责任，我们不能被当做空气一样。”
“作为公民，我们对国家问心无愧，做到了国家要求做的一切，我们建议建廉租房，也是替政府着想，住在一起我们可以互相帮助，不给政府添麻烦。”
“最主要的，我们希望相关部门出台相应的制度和法规，明确管理失独群体的机构，让我们知道出了问题该去找谁，我们没了孩子，不能让我们再成为没有妈妈的孩子……”
在跟计生委领导座谈时，一个年纪最大的失独者父亲说： “我71岁时就来找你们谈过这个问题，你们没有解决；现在我又来谈，我不想三年后这个事情还是没解决，到那时候我可能就是一张相片了……” 一些人显然等不到那天了。哈尔滨一对夫妻，妻子住在医院普通病房，丈夫住在传染病医院；重庆一名失独母亲的生命已进入了倒计时，生病的老公自顾不暇……
“要是女儿在，该有多好啊!”每次听到这些消息，她总忍不住这样想。
她很少梦到女儿，四年多时间里，“梦到过三四次”。
一次是2010年5月22日，第二天，她就要和全国各地的失独者代表去国家计生委。梦里，女儿还是高中时的模样，参加体操比赛拿了冠军。女儿一手举着奖牌，一手握拳，冲她喊“妈妈，加油!”
她一下子就醒了，黑暗里，瞪着眼睛，泪淌下来。
7月10日这天傍晚，北京的天，泼下了大雨，砸在地上，激起一阵水烟儿。赶去和失独者朋友聚会的笛妈，撑一把白底蓝花的伞，一个人立在马路边上。
一辆、两辆、三辆、四辆……一个多小时里，二十多辆出租车呼啸而过，笛妈的手，抬起，又落下。雨水几乎打湿了整条裤子。她一手举着雨伞，半蹲着，挽起裤腿，一阵风带着雨，直接浇到了她的半边身子上。
她不放弃这次聚会，继续在雨里等车：“只有和他们在一起，我才会感到快乐。”
一辆出租车再次呼啸而过。 “我们这些年，就像在大雨里，车不停，雨不停，没太阳，”笛妈的话，盖过了雨声，“裸露又无助。”
57岁的笛妈，说自己四年前就“死”了。
2008年5月，她唯一的孩子，女儿笛尔，在公派美国读博期间遭遇车祸，不幸去世，生命永远停在了25岁。
笛妈和丈夫随女儿一起“死”了：“埋葬了女儿，也埋葬了自己。” 他们成为了失独者。 失独者，一般是指失去独生子女的中老年父母。他们的年龄大多为50岁以上，几乎失去生育能力，人到中年，遭遇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人间悲剧。
据专家推算，1975-2010年出生的2.18亿独生子女中，有超过1000万会在25岁之前死亡。这意味着有2000万名父母，在中老年时期失去唯一的子嗣，成为老无所依的失独老人。
笛妈和丈夫的命运，是这2000万失独者命运的缩影。 “永远在一起”
没有女儿的消息，足足有三天了。
自从女儿去美国读博，每一天，不管多晚，母女俩都要聊上几句。听到女儿的声音，笛妈觉得安心。
2008年5月初，女儿的第一个学期刚结束，改好的论文传回了国内，就相约和几个同学去大峡谷玩，放松一下。
电话里，女儿的声音透着一股高兴劲儿：“妈，你也来吧，我带你去，大峡谷可是自然奇观哦。”
笛妈拒绝了。丈夫身体不太好，女儿很快就回国，去一趟美国得费不少钱，笛妈心里这样打算着。
这个决定让她至今追悔莫及。
第二天，女儿没打电话来。笛妈给女儿老师打电话。老师宽慰她，别想那么多，兴许年轻人玩高兴了，忘了呢。
“心慌。”笛妈不知道干什么好。
她记起在首都机场告别时，女儿抱着她，说，妈妈，别担心，以后家里有我呢。
压住打转儿的泪珠儿，笛妈抱着女儿，说，妈等你。
想起这些，笛妈的心，稍稍安稳了些。
电话终于等来了。
美国警方的电话，直接打到了家里。笛妈不敢接电话，丈夫也不敢接。丈夫的表妹接了电话——笛尔遭遇车祸，去世了，需父母来处理后事。
笛妈一下子“掉到了十八层地狱”：“完了。”
丈夫身体不好，笛妈一人去了美国。
大约两周后，笛妈从美国回到了沈阳的家。她“抱回”了女儿：一盒骨灰。
起初，笛妈想把女儿“留”在家里。她怕女儿孤单，怕自己孤单。入土为安的传统，最终让笛妈放弃了这个念头。
北京八达岭陵园，笛妈要把女儿埋在这里。
女儿出国前，笛妈陪女儿来北京，正是来八达岭陵园看姥爷。女儿打小儿跟姥爷亲，在姥爷碑前，女儿轻轻地说。姥爷啊，我要出国了，去美国读博士，您外孙女争气吧，等我回来再来看您。
从女儿的墓，走到姥爷的墓，只需要十多分钟。
“八达岭，寓意四通八达，不管从哪个方向回家，都方便，她会喜欢。”笛妈抽泣起来。女儿离姥爷近了，可是离家远了。
这个位于北京延庆的公墓，距离沈阳约有700公里，开车需要约8个小时，坐火车需要4小时44分，最快的是坐飞机，也需要1小时25分钟。
笛妈没有车，坐不起飞机，每次来看女儿，选择的都是火车。
第一次来看女儿，她拼命记住一路的地名、站名和公交路线。到墓前，她把这些一个不落地说给女儿，生怕落了一点儿。
“女儿聪明，回家的路肯定记住了。”她望着墓碑说。 这是一块没有照片的墓碑。 黑色大理石泛着冷光，从左到右，并排着丈夫、女儿和笛妈三个人的名字，右上角有一行小字： “永远在一起。”
丈夫和自己的名字，是笛妈要执意刻上去的。她甚至坚持要把三个人的名字，都描上金字——在北方风俗里，这意味着一个人真正地告别世界。 她没能如愿。
“那就一定得在碑上刻上‘永远在一起’。”她如愿了。
两年前，她和丈夫卖掉房子，搬离了居住了几十年的沈阳，去到一个陌生的辽东半岛西北部小城。
搬家两三天后，笛妈就坐火车赶到北京，奔到女儿墓碑前。
她说，女儿，我和你爸搬家了，我来告诉你一声啊……你别找不到回家的路啊，我们把咱们家里的家具什么的，都搬过去了，你的床也搬过去了，怕你不习惯，就是位置朝向改了，因为房子格局变了，你别怪妈啊……“概率中的一个” 女儿是笛妈和丈夫唯一的人生寄托。 笛妈和丈夫都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学历是小学四年级，只背“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他们希望孩子能多读点书。
1983年，他们的女儿出生。
三年前，国家以公开信的形式，“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独生子女时代的序幕由此拉开。
生完女儿十个月后，笛妈必须向工厂交一份已经在体内装上节育环的医院证明，否则就不能上班。一旦发现怀孕，会有人陪着去医院，强制堕胎。
在计划生育政策实施最严格的时候，一旦违规即被开除公职，而那个时候，几乎所有企业都是国家的。
生第二个孩子，在当时的笛妈看来“不可能出现”。准生证、出生证明、户口……违规的孩子，什么证也办不下，“没有证就不许你生。”
“就是偷摸生了，你这么长时间不工作，你去哪里了?不给你发工资，不给你涨工资，你怎么活?”笛妈自问自答，“不能活!”
厂里的书记，有一个女儿，女儿被开水烫了胳膊，并不严重，书记去开了一张伤残证明，得以再生一胎，男孩。笛妈当时不理解：书记怎么能这样呢?不响应计划生育政策，怎么不求上进呢?
“人家就是高，要不然怎么当书记呢!”现在，笛妈懂了。
笛妈从年轻时，就一直尽量理解国家。她还记得，当时有专家说计划生育是一个两难的选择，“两害相权取其轻。”
“不计划生育，对国家有害，对民族有害；计划生育，对一部分家庭有害，”笛妈抬起了双手，像一个天秤的两端，上下浮动，“它是有风险的，一个千分之五点四的风险，说不定就落在谁的身上，可这个概率是存在的。”
笛妈的双手陡然垂下，“我就是概率中的一个。”
女儿上高中之前，笛妈和丈夫都在本溪工作，为了让女儿有一个好的学习环境，他们就把女儿放到沈阳，让爷爷奶奶照顾。这样一来，他们只能两个星期见一次女儿。 女儿问他们，为什么别的小孩都住在父母家，我要住在爷爷奶奶家?笛妈说，跟着爸爸妈妈只能上职工子弟学校，学习就会落后。
笛妈和丈夫回沈阳，女儿就特别高兴，走的时候，女儿特别难受，可从来不说。后来，笛妈在女儿的日记里，看到女儿这样写： “爸爸妈妈每次走的时候，越走越远，最后成了一个小黑点，看不到了。我特别想他们。”
2001年，女儿考入了大连理工大学，数学专业。
女儿和笛妈聊自己的专业，说，妈，数学是严谨的学科，是基础也是尖端，前人留下来的东西实在太多了，学好不容易。
“嗯，得好好学。”笛妈有一搭没一搭地回话。
“本科四年就是一入门，根本不能算学数学，妈，我要读博士。”
笛妈的声调提高了一些：“这才是我女儿!”
小学、中学、高中、每一次升学考试，女儿都是想考哪个就考哪个。可是笛妈的脸上几乎不会流露出任何的兴奋，“压着，哪怕是孩子考上大连理工，怕孩子骄傲。”
她想等女儿学成博士归来，把这么多年攒着的表扬一下倒出来。 她再也没有机会了。“没了脊梁骨”
笛妈和丈夫的生活，被完全摧毁了。
笛妈不敢跟邻居说话。下楼前，先悄悄打开房门，竖起耳朵仔细听楼道里有没有人，没动静时，飞一样跑到楼下，买完菜，再赶紧跑回来，像做贼一样。
大街上，遇到一个年轻时同一工厂的工友，对方热切地和她拉家常。聊到孩子，笛妈一下子就蒙了，胡乱嘟囔了几声，甩开工友，掉头就走。
超市里，遇到一熟人带着女儿，人家远远地冲她打招呼。笛妈看到了熟人扬起的手，没等手放下，笛妈转过身去，逃开了。
“没了孩子，就没了脊粱骨，”笛妈惧怕接触原来生活里的一切人，“我现在看人不敢看别人脸，只看别人下半截。”
她换了家里电话号码，换了手机号码，几乎切断了之前所有认识人的联系。
她觉得自己已经“死”了，跟孩子一起死了，没有了灵魂，“现在是一个行尸走肉。生活是孤立无援的，心态是苟且偷生。”
2010年，笛妈和丈夫以一种决绝的姿态，与过去告别——卖掉房子，搬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去。
她感觉别人看自己的眼光不一样，究竟哪里不一样，笛妈说不出。
有时，她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心态“不健康”，可她确信这会给自己“带来一些保护”。上海一个失独者的团队相约一起吃年夜饭，去酒店订桌，老板知道了他们的情况，拒绝了这群抱团取暖的人，“触霉头，断子绝孙的人，影响生意。”
断一子一绝一孙，这几个字，像刀子一样扎进笛妈的心里，血流出来，生疼，她却不能喊出一字一句。
“死了算了。”笛妈不止一次地想要死。
坐在屋子里，看着熟悉的家具，她想起女儿。到女儿睡过的床上，躺一会儿，她想起女儿。偶尔看电视，不小心碰上一个娱乐节目，她在心里骂自己：你怎么能看娱乐节目呢?怎么能看招笑的节目呢?你应该去死!
“说死就死。”她站起来，冲到阳台，推开窗户，头探了出去。六层楼高。并不能给她多大的恐惧感，可她还是缩回了头。
“懦弱!贪生!”她骂自己。
一次，她去银行存钱。柜台姑娘扔出一单子，笛妈抓过来就填，有一栏是个人工作，最后一个选项是“其他”。笛妈直接在上面划了勾。
“不行。”柜台姑娘说。“怎么不行了?我就是没有工作啊。”笛妈解释。
“不行就是不行。”姑娘继续说。笛妈的火腾一下就上来了，近乎歇斯底里：“怎么不行了?我没工作就是没工作!”
姑娘被吓傻了。保安冲了过来。
笛妈的脑袋里涌出了奇怪的念头：“这是银行，保安有枪，使劲闹，保安一枪崩了我?恩，一枪崩了我得了!” 她更加“疯了”。 枪没响。 弟弟冲了进来，和保安一起把笛妈架了出去。
“我才出去三分钟，怎么就闹成这样!”弟弟恼了。
“哇”的一声，笛妈哭出来。“一水缸都装不下”
“我差点死了。”电话里，丈夫哭出声来。
笛妈去美国处理女儿后事时，接到了丈夫从沈阳家里打来的电话。
一天，独自在家的丈夫突然就晕过去了，不知什么时候醒了，全身都是汗。他挪到沙发上，躺下，又昏过去了。醒过来，丈夫发觉浑身上下水拉拉的，“不知道是尿了还是怎么了。”丈夫去卫生间，想擦洗一下，再次昏倒了。丈夫这次昏过去的时间更长，再醒来，已经不知道过去了多长时间。
笛妈一下子觉得特别恐惧： “无助。一个是老无所依，精神上的，还有一个是生活上的，人得活啊。”
丈夫以前很少做家务。现在，笛妈有意地让丈夫买菜、做饭、洗衣服。她得预备着那一天，防着那一天冷不丁地到来。
“你在今天，不知来的是明天，还是无常，”她往后捋了一下滑下来的头发，露出一额头的白色发根。
自从女儿去世，笛妈的头发有四分之三已经变白了。丈夫的头发，已经全白。
她放不下丈夫。丈夫的身子弱一些，笛妈生怕自己走得早，留下丈夫一人。
每次说到这儿，丈夫就梗起头来：“你死了，一分钟之内，我也死!”
她觉得自己比丈夫坚强，有责任照顾好丈夫。丈夫曾经对她说：“这几年，我们俩的眼泪，能用缸装了，一水缸都装不下。”
她听说过，有些失独者家庭，母亲丧失了生育能力，丈夫不想无后，就撇下了妻子，组建了新的家庭。
“我们永远在一起。”笛妈说。
自女儿走后，过年时，笛妈和丈夫从不吃饺子，炒个大头菜或者大白菜就过去了。
第一个春节，笛妈在美国处理女儿的后事，丈夫一个人在沈阳，两人忘了还有过年这回事儿。第二个春节，临近年关，鞭炮声渐渐多起来，笛妈听着鞭炮声，“像炸自己的心一样”，看着别人家欢天喜地，“真的要疯了”。
仿佛是被鞭炮惊着了的动物，她和丈夫需要一个地方躲起来。
他们去了城郊一个小山沟，山沟里只剩下两家营业的温泉农户，顾不得主人疑惑的目光，他们一果就是几乎一个正月。
“鞭炮少，”她一边感谢农户的“收留”，一边忍不住咒骂，“我们恨这个年啊，节啊，怎么现在节越来越多了?”没有希望的愿望 经别人介绍，笛妈知道了有这样一个QQ群，都是和自己遭遇一样的家长。
死亡，是这个群里并不避讳的话题。
“不怕死，”一个75岁的失独者，怕的是死不痛快，“生病让人伺候，没人啊!我祈求和儿子得一样的病，一下没了。”40岁的儿子在他70岁那年因为心脏病猝然离世。响应国家晚婚晚育政策的潘教授，35岁才有了唯一的儿子。
笛妈则想把自己饿死在床上。
“失独家庭的问题，就像身体长的瘤子，越掩盖，越腐烂，你要给它治疗，开刀手术，”笛妈担心自杀对国家形象影响不好，“它落一个疤，但是它不会侵害到你别的健康肌体。”
在《计划生育法》第四章第二十七条里。写着：“独生子女发生意外伤残、死亡，其父母不再生育和收养子女的，地方人民政府应当给予必要的帮助。”这条法律，自2002年9月1日正式施行。
笛妈几乎脱口而出二十七条的具体内容。“‘帮助’不是责任和义务，可以帮也可以不帮，帮你是人情，不帮你是道理。”
她又提高了声调：“政府不帮我们，谁帮我们?”
包括笛妈在内的失独者，最怕的是老无所养。
笛妈每个月有2000多的养老金，丈夫还没退休，一个月有四五百块钱的收入，钱加起来，能够维持两个人在那个辽北小城的基本生活。
不过，笛妈说，失去了一个孩子，就等于失去了一群孩子，他们的养老成本要比普通人高。“女儿在，她就会有工作单位的同事，有同学，以后她还会找对象，结婚，她给我们带来的人脉资源，会给我们带来帮助，”笛妈说，“看个病，只有钱不认识人也不行啊!”
在失独者QQ群里，有家长说，全国的独生子女家庭都在走钢丝，就看谁掉下来，我们就是从钢丝上掉下来的人。
此话一出，活络的群聊，顿时静下来。
他们通过网络商议，希望得到来自国家的帮助。
最近一次寻求帮助是在6月5日，全国各地的失独者，从各省市联合来京，向国家计生委申请补偿。
两天一夜的等待，换来包括笛妈在内的五名父母代表与国家计生委副主任王培安的一次不公开座谈。计生委承诺，三四个月内，研究出一个“制度框架”。
笛妈从来没有得到过实质性的答复，他们的愿望，也从来没有出现过一丝真切的希望。
“希望国家为我们建一个统一的养老院，我们拿出工资和退休金的80％作为经费，剩下20％零花。”
“国家要把‘常回家看看’列入法律，可是对于失独老人来说，‘谁回家看看’是政府的责任，我们不能被当做空气一样。”
“作为公民，我们对国家问心无愧，做到了国家要求做的一切，我们建议建廉租房，也是替政府着想，住在一起我们可以互相帮助，不给政府添麻烦。”
“最主要的，我们希望相关部门出台相应的制度和法规，明确管理失独群体的机构，让我们知道出了问题该去找谁，我们没了孩子，不能让我们再成为没有妈妈的孩子……”
在跟计生委领导座谈时，一个年纪最大的失独者父亲说： “我71岁时就来找你们谈过这个问题，你们没有解决；现在我又来谈，我不想三年后这个事情还是没解决，到那时候我可能就是一张相片了……” 一些人显然等不到那天了。哈尔滨一对夫妻，妻子住在医院普通病房，丈夫住在传染病医院；重庆一名失独母亲的生命已进入了倒计时，生病的老公自顾不暇……
“要是女儿在，该有多好啊!”每次听到这些消息，她总忍不住这样想。
她很少梦到女儿，四年多时间里，“梦到过三四次”。
一次是2010年5月22日，第二天，她就要和全国各地的失独者代表去国家计生委。梦里，女儿还是高中时的模样，参加体操比赛拿了冠军。女儿一手举着奖牌，一手握拳，冲她喊“妈妈，加油!”
她一下子就醒了，黑暗里，瞪着眼睛，泪淌下来。
7月10日这天傍晚，北京的天，泼下了大雨，砸在地上，激起一阵水烟儿。赶去和失独者朋友聚会的笛妈，撑一把白底蓝花的伞，一个人立在马路边上。
一辆、两辆、三辆、四辆……一个多小时里，二十多辆出租车呼啸而过，笛妈的手，抬起，又落下。雨水几乎打湿了整条裤子。她一手举着雨伞，半蹲着，挽起裤腿，一阵风带着雨，直接浇到了她的半边身子上。
她不放弃这次聚会，继续在雨里等车：“只有和他们在一起，我才会感到快乐。”
一辆出租车再次呼啸而过。 “我们这些年，就像在大雨里，车不停，雨不停，没太阳，”笛妈的话，盖过了雨声，“裸露又无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