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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灰到绿，长辛店的颜色在变。但这个过程充满苦痛，也需要智慧。
京南重镇长辛店，比公元1192年建成的卢沟桥还要年长。古时，从西南方向进入北京城，南来北往的人们必须经过永定河上的渡口，否则别无他择，而渡河的前一站就是长辛店。因而，无论打店歇脚的商客、进京赶考的儒生还是穷困潦倒的乞丐，都要在这里歇上一晚。发展到明清，小镇里酒肆林立、车水马龙，这里的店家为招揽生意，几乎天天以清水泼街，期待“客有常来，店要常新”，故而曾用“常新店”作为地名。
然而，世上没有常新物，一个城镇更加不可能。并且，在长辛店后来的发展中，它曾一度把自己掩埋在浓雾般的白灰中。眼下，为了回到“常新”的境界，这个隶属于丰台区的京郊小镇长辛店正在从灰色向绿色转身。
旧时光的地标
在长辛店镇的9个行政村中，最西北端的大灰厂村以盛产石灰而得名。回溯上世纪80年代到北京奥运之前的时光，某种程度上，大灰厂村是整个长辛店的缩影。
在长辛店，流传着“砂锅划子(烧砂锅)、白灰面子(烧石灰)、石板渣子(挖石板)、河溜蛋子(筛砂石)”四大行当，凭借着辖区内储量可达数亿立方米的石灰石，大灰厂一度是长辛店镇内许多乡镇企业的原料提供者，并间接决定了许多村落的命运。
沿着大灰厂路前行200米，就是村民牛玉贵的家。站在牛玉贵的小院向北望去，环绕大灰厂的是七八座小山，黑灰色的山体在日光下放大着炎热，部分由煤灰渣石构成的砣子山已经变为化石。它们，昭示着自然曾经赋予这个村庄的财富。
在大灰厂，烧灰的历史已有七八百年，绵延的石板山在带动大灰厂发展的同时，也把它变成了十里八村的中心，1928年建校的大灰厂小学、上世纪50年代开通的356路公交车以及70年代修建的大灰厂火车站都是曾经显赫的证明。在当时的北京，大灰厂名气十足，长辛店也因为镇域内的这个村子被认为是幸福的“资源乡”。
上世纪八十年代，长辛店镇域内石灰、石板、砂石的开采规模逐年加大，大灰厂村也建起了自己的水泥厂。1981年，牛玉贵通过村办水泥厂的招工，成为了一名正式工人，并升职为车间主任。这个职位的月收入高达500多块钱，是当时名副其实的“中产阶级”。
不止是牛玉贵，1995年前后，长辛店成为华北地区最大的石灰及其副产品产地，整个城镇的居民收入直线上升。长辛店的各村村民依靠大自然赐予的资源，凭借各种乡镇企业已经彻底告别了“面向黄土背朝天”的农耕经济，离土不离乡、做工不进城成为了许多村民的追求，以大灰厂为地标的长辛店成为了永定河河东许多乡镇艳羡的对象。
地标的陨落
可是，甘苦自知。当大灰厂村第一个患有肺癌的村民死亡后，很多村民将目光投向了后街的水泥厂，烟尘、噪音，夏天不敢开窗的景象渐渐变得刺眼起来。就连许多下游产业的也开始抱怨，一位建材厂的厂长就曾调侃说：“俺们村晴天时是扬灰厂，下雨时是水泥厂。”废渣、废水、废气开始让村民在富足的同时有了怨言。
2001年，北京申奥成功。全国人民的喜悦还来不及退却，“还首都一片蓝天”的倡议就在北京市各区县铺展开来，长辛店自然也不例外。可是，当“还蓝天”的倡议下发后，长辛店却出现了两种声音。支持者说，蓝天重现，就代表着污染企业的消失，村民的健康将得到保证；反对者说，还蓝天就势必停止开采石板山和烧制石灰，下游的多个产业就会无米可炊，以这些产业作为经济支柱的长辛店，活路何在?
争论远不仅仅限于民间。事实上，在申奥成功之前的1999年，长辛店镇政府内部已经开始有关治污的讨论，讨论的结果是由镇政府出面一举关闭了20多处钢渣消纳场，并对一些重污染的石粉厂、油膏厂、灰拌料厂提出警告。
2002年8月开始，牛玉贵所在的大灰厂水泥厂陆续接到长辛店镇政府“关于停止砂石开采及加工砂石和灰拌料企业的通知”、“关于关停石粉、灰粉、钢渣及混料加工企业的通知”。厂里有人坐不住了，“村民们都知道生产水泥有污染，但不做这个又能干什么?”担心开始蔓延起来，水泥厂的一部分职工甚至打算向上级做联名请求。牛玉贵和妻子庞翠花也慌了神儿。
这场镇政府与多家污染企业的拉锯战持续了三年，2005年，大灰厂水泥厂最终还是被关停了。在次年时任镇长彭虹所做的《2006年长辛店镇人民政府工作报告》中，长辛店镇政府表达了他们治污的初衷，“四年来，我们始终坚持生态立镇的思想……结合迎奥运的大环境，依法对镇域内有污染的企业关停了69家”，同时也表达了主管部门对困境的认识，“目前，长辛店镇面临的矛盾和问题是：镇域经济总量不足，主导产业不明确，支撑作用强、带动能力大、科技含量高的骨干项目较少……促进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
可惜，尽管政府对关停污染企业有着清醒的认识，但对于那些突然失去工作的村民来说，厂子的倒闭带来的是就业的完结和收入的下跌。特别是像牛玉贵与庞翠花这样的双职工家庭，“翠花从2005年开始，就没买过新衣服。”好在牛玉贵是个勤快人，下岗后的第二个月就自己做起了小买卖。但大灰厂村更多的是赋闲在家的村民，“拿惯了水泥厂的高工资，没人愿意再去做零活”，大灰厂村的一名工作人员对记者这样解释。
仅2005年，由于污染企业的关停，大灰厂一个村就有800多名村民下岗，生活水平开始陷入贫困线以下。失去支柱产业的城南小镇遇到了中国式乡镇转型的共同问题。
变绿
“师傅，知道怎么抄近路去北宫森林公园吗?”走出牛玉贵的家门，记者迎面碰上两个从公交车上下来的年轻人。
“过了娘娘庙，第二条小街向右拐，顺着前街的民房一直走，十分钟就到”，牛玉贵答复完年轻人，也给记者指了指北宫国家森林公园的方向，“大灰厂村离北宫森林公园很近，熟道儿的人都从大灰厂进北宫。”
牛玉贵说的北宫国家森林公园兴建于2002年10月，也就是大灰厂水泥厂收到政府关停通知的第三个月。
这个公园紧挨大灰厂村，公园依山而建，有廊坡顶、卧虎山、紫金山、金鸡咀、杏花坡、烟霞岭、镇山岗、揽翠台8座山峰。作为距离北京市区最近的森林公园，每到节假日这里总是游人如织。并且，北宫国家森林公园在建园后，还陆续开发了生态旅游、观光采摘、垂钓观景、科学考察、休憩娱乐等多个区域。“尤其是每年秋天，公园都人山人海，都能和香山、八大处相比了。” 201 1年，腰部受伤的牛玉贵放弃了踩三轮卖煤的工作，依靠大灰厂村的劳务输出，他成了青塔街道的一名环卫工人，他的心里很羡慕那些在北宫做园林绿化的同乡，“赚的钱差不多，但是离家近，公园空气好对身体也好”。
从2005年开始沉寂的大灰厂，尽管仍然缺乏主导产业，但正在渐渐地被这座家门口的公园所唤醒，有村民去做了绿化工人，也有村民尝试在北宫门口卖些农村的常见野莱，“卖野菜的可挣钱了，有时候一天就是200块钱”，牛玉贵说他也动了心思，“等过了年，我也去挖野菜卖给城里人。要是做大了，就开个自己的绿色特产店”，牛玉贵憨憨地笑了起来，这个曾经的车间主任仍然残存着和别人不一样的想法。
绿生意
牛玉贵多少有些让人惋惜。曾经的资源消耗与环境破坏让大灰厂的土地日益贫瘠，绿色植被很难覆盖，而落后的7年时光又使村子的建筑用地不断被挪走，若不是如此，他或许会成为一个精明的“农场主”。
就像邻村太子峪村的沈金生，一个比牛玉贵还要大上2岁的长辛店人，他曾在永定河西岸的大河滩里筛砂石，做的就是长辛店四大行当中的“河溜蛋子”。“小时候我就问，为哈这活儿又脏又累，还把大河滩挖得千疮百孔，就不能干点儿别的?”
沈金山曾以为“河溜蛋子”会成为自己的命。但随着1999年长辛店境内的砂石厂陆续关停，他谋生的行当戛然而止。“饭碗没了，慌。还是我小表叔脑子好，看到村子里有人种大枣发了财，就带着我一起干了起来”。
今天，长辛店太子峪村的“中华名枣园?已经小有名气，但回想当年，若不是老书记张仲德在98年的时候发现了平谷野酸枣嫁接大枣能成功的案例，也许大枣并不会很快成为长辛店几个村致富的种子。“当年，老书记让农服中心从平谷水峪村请来了六位嫁接大枣的技术尖子。第二年，三百株大枣就实验成功了，镇里没犹豫，马上在李家峪、太子峪几个村子推广起来。”
太子峪村的大枣产业自2009年以来发展迅速，满山的大枣不仅美化了荒山，更解决了500多名农民就业增收问题，还带动了当地旅游业的大发展，中华名枣项目在每年9月至10月大枣丰收的季节，至少接待游人两万余人次，农产品销售、农家旅游都有钱赚了。
说起枣来，长辛店还有一种比较有名的枣，称作“长辛店白枣”。据元代《析津志》记载，北京地区有4个优良的枣品种，长辛店白枣就是其中之一。现在，这种白枣已经申请通过了地理标识。
“一提长辛店，大家都知道枣。每年一到成熟季节，很快就被采摘一空，想在市里买长辛店的枣，那是买不到的。”长辛店镇农服中心经理许书信自豪地对记者讲，采摘枣的价格较高，20多块钱一斤，如果拿到市场上去卖，顶多几块钱。类似的采摘观光产业成为当地农民增收的一个有力工具。
在从灰到绿的转型中，农服中心承担了生态涵养、生态政策的执行，为农民提供“绿色服务”。许书信说，枣只是生态农业的一个方面，除此之外还有草莓、玫瑰、樱桃等。镇上对各类生态农业都有扶持政策。比如当初鼓励农民嫁接枣树，每嫁接一棵树镇上就给予一定额度的补贴。
生态农业的发展可以提高收入，这个道理容易理解。但在生态涵养上，以林业绿化为主，却明显是个“投入项”，镇上也要进行补贴，似乎是本划不来的账。许书信说，“这要往长远看，林业好了，镇子漂亮了，人家不就爱来旅游了嘛，那些投资商也愿意来投项目啊”。
原来，长辛店向绿色生态农业的艰难转型是与关停资源消耗型产业时启动的。不同的是，当时的诸多尝试缺乏统一的规划与定位。直到2011年，随着长辛店镇“十二五”规划的正式启动，这个城南古镇的发展脉络终于得到市政府的明确，从靠山吃山到以山养山再到靠山致富，长辛店最终要转变成一个宜居、宜游的生态小镇。
这个定位其实暗合了长辛店多年来向绿色产业转型的各种尝试，现在的长辛店有了北京市城南行动计划的支持，永定河绿色生态发展带、丰台区“一轴两带四区”建设所带来的各种战略机遇，以及那些已经上马或准备上马的优质项目，当年支柱产业全部停产的困顿正渐渐散去。不过，并不是每个村子能发展出农业生态观光园、中华民枣园与玫瑰风情园，村子的地理位置、历史积累都阐释着中国式乡镇转型所不得不面对的差异化发展问题。比如，大灰厂。
镇政府为大灰厂专门推出了就业务工“直通车”，成立劳务派遣公司，并给予外出就业者一定补贴。40多岁的李会芳之前做护林防火员，每月工资只有540块，受惠于“直通车”项目，现在她每月收入已达2200多元，而且还有“五险一金”的社会保障。
“我们村其实也有个项目，叫大灰厂民俗文化产业基地，我家门前的娘娘庙就是”，牛玉贵指了指自家小院北边的娘娘庙，但他显然还不清楚这个陪伴他长大的庙宇究竟能有多大能耐。
在长辛店的“十二五”规划中，大灰厂村是唯一的保留村庄，镇里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长久的环境破坏，让大灰厂向绿色转型困难很大。但它一方面靠近北宫国家森林公园，另一方面又拥有极具特色的民族民俗文化，如果能够利用大灰厂村多山多庙宇、依附北宫森林公园的特点，或许也能为这个村庄搏个未来。
夕阳西下，旧时开采石板山留下的痕迹与北宫森林公园的盈盈翠绿对比明显。
也许，在历史的某个瞬间，人类并不会聪明到选择最好的个体发展方式，但在另一个瞬间，却可能会产生一个契机，给曾经的错误一个改正的机会。这样的机会，或许就属于长辛店……
京南重镇长辛店，比公元1192年建成的卢沟桥还要年长。古时，从西南方向进入北京城，南来北往的人们必须经过永定河上的渡口，否则别无他择，而渡河的前一站就是长辛店。因而，无论打店歇脚的商客、进京赶考的儒生还是穷困潦倒的乞丐，都要在这里歇上一晚。发展到明清，小镇里酒肆林立、车水马龙，这里的店家为招揽生意，几乎天天以清水泼街，期待“客有常来，店要常新”，故而曾用“常新店”作为地名。
然而，世上没有常新物，一个城镇更加不可能。并且，在长辛店后来的发展中，它曾一度把自己掩埋在浓雾般的白灰中。眼下，为了回到“常新”的境界，这个隶属于丰台区的京郊小镇长辛店正在从灰色向绿色转身。
旧时光的地标
在长辛店镇的9个行政村中，最西北端的大灰厂村以盛产石灰而得名。回溯上世纪80年代到北京奥运之前的时光，某种程度上，大灰厂村是整个长辛店的缩影。
在长辛店，流传着“砂锅划子(烧砂锅)、白灰面子(烧石灰)、石板渣子(挖石板)、河溜蛋子(筛砂石)”四大行当，凭借着辖区内储量可达数亿立方米的石灰石，大灰厂一度是长辛店镇内许多乡镇企业的原料提供者，并间接决定了许多村落的命运。
沿着大灰厂路前行200米，就是村民牛玉贵的家。站在牛玉贵的小院向北望去，环绕大灰厂的是七八座小山，黑灰色的山体在日光下放大着炎热，部分由煤灰渣石构成的砣子山已经变为化石。它们，昭示着自然曾经赋予这个村庄的财富。
在大灰厂，烧灰的历史已有七八百年，绵延的石板山在带动大灰厂发展的同时，也把它变成了十里八村的中心，1928年建校的大灰厂小学、上世纪50年代开通的356路公交车以及70年代修建的大灰厂火车站都是曾经显赫的证明。在当时的北京，大灰厂名气十足，长辛店也因为镇域内的这个村子被认为是幸福的“资源乡”。
上世纪八十年代，长辛店镇域内石灰、石板、砂石的开采规模逐年加大，大灰厂村也建起了自己的水泥厂。1981年，牛玉贵通过村办水泥厂的招工，成为了一名正式工人，并升职为车间主任。这个职位的月收入高达500多块钱，是当时名副其实的“中产阶级”。
不止是牛玉贵，1995年前后，长辛店成为华北地区最大的石灰及其副产品产地，整个城镇的居民收入直线上升。长辛店的各村村民依靠大自然赐予的资源，凭借各种乡镇企业已经彻底告别了“面向黄土背朝天”的农耕经济，离土不离乡、做工不进城成为了许多村民的追求，以大灰厂为地标的长辛店成为了永定河河东许多乡镇艳羡的对象。
地标的陨落
可是，甘苦自知。当大灰厂村第一个患有肺癌的村民死亡后，很多村民将目光投向了后街的水泥厂，烟尘、噪音，夏天不敢开窗的景象渐渐变得刺眼起来。就连许多下游产业的也开始抱怨，一位建材厂的厂长就曾调侃说：“俺们村晴天时是扬灰厂，下雨时是水泥厂。”废渣、废水、废气开始让村民在富足的同时有了怨言。
2001年，北京申奥成功。全国人民的喜悦还来不及退却，“还首都一片蓝天”的倡议就在北京市各区县铺展开来，长辛店自然也不例外。可是，当“还蓝天”的倡议下发后，长辛店却出现了两种声音。支持者说，蓝天重现，就代表着污染企业的消失，村民的健康将得到保证；反对者说，还蓝天就势必停止开采石板山和烧制石灰，下游的多个产业就会无米可炊，以这些产业作为经济支柱的长辛店，活路何在?
争论远不仅仅限于民间。事实上，在申奥成功之前的1999年，长辛店镇政府内部已经开始有关治污的讨论，讨论的结果是由镇政府出面一举关闭了20多处钢渣消纳场，并对一些重污染的石粉厂、油膏厂、灰拌料厂提出警告。
2002年8月开始，牛玉贵所在的大灰厂水泥厂陆续接到长辛店镇政府“关于停止砂石开采及加工砂石和灰拌料企业的通知”、“关于关停石粉、灰粉、钢渣及混料加工企业的通知”。厂里有人坐不住了，“村民们都知道生产水泥有污染，但不做这个又能干什么?”担心开始蔓延起来，水泥厂的一部分职工甚至打算向上级做联名请求。牛玉贵和妻子庞翠花也慌了神儿。
这场镇政府与多家污染企业的拉锯战持续了三年，2005年，大灰厂水泥厂最终还是被关停了。在次年时任镇长彭虹所做的《2006年长辛店镇人民政府工作报告》中，长辛店镇政府表达了他们治污的初衷，“四年来，我们始终坚持生态立镇的思想……结合迎奥运的大环境，依法对镇域内有污染的企业关停了69家”，同时也表达了主管部门对困境的认识，“目前，长辛店镇面临的矛盾和问题是：镇域经济总量不足，主导产业不明确，支撑作用强、带动能力大、科技含量高的骨干项目较少……促进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
可惜，尽管政府对关停污染企业有着清醒的认识，但对于那些突然失去工作的村民来说，厂子的倒闭带来的是就业的完结和收入的下跌。特别是像牛玉贵与庞翠花这样的双职工家庭，“翠花从2005年开始，就没买过新衣服。”好在牛玉贵是个勤快人，下岗后的第二个月就自己做起了小买卖。但大灰厂村更多的是赋闲在家的村民，“拿惯了水泥厂的高工资，没人愿意再去做零活”，大灰厂村的一名工作人员对记者这样解释。
仅2005年，由于污染企业的关停，大灰厂一个村就有800多名村民下岗，生活水平开始陷入贫困线以下。失去支柱产业的城南小镇遇到了中国式乡镇转型的共同问题。
变绿
“师傅，知道怎么抄近路去北宫森林公园吗?”走出牛玉贵的家门，记者迎面碰上两个从公交车上下来的年轻人。
“过了娘娘庙，第二条小街向右拐，顺着前街的民房一直走，十分钟就到”，牛玉贵答复完年轻人，也给记者指了指北宫国家森林公园的方向，“大灰厂村离北宫森林公园很近，熟道儿的人都从大灰厂进北宫。”
牛玉贵说的北宫国家森林公园兴建于2002年10月，也就是大灰厂水泥厂收到政府关停通知的第三个月。
这个公园紧挨大灰厂村，公园依山而建，有廊坡顶、卧虎山、紫金山、金鸡咀、杏花坡、烟霞岭、镇山岗、揽翠台8座山峰。作为距离北京市区最近的森林公园，每到节假日这里总是游人如织。并且，北宫国家森林公园在建园后，还陆续开发了生态旅游、观光采摘、垂钓观景、科学考察、休憩娱乐等多个区域。“尤其是每年秋天，公园都人山人海，都能和香山、八大处相比了。” 201 1年，腰部受伤的牛玉贵放弃了踩三轮卖煤的工作，依靠大灰厂村的劳务输出，他成了青塔街道的一名环卫工人，他的心里很羡慕那些在北宫做园林绿化的同乡，“赚的钱差不多，但是离家近，公园空气好对身体也好”。
从2005年开始沉寂的大灰厂，尽管仍然缺乏主导产业，但正在渐渐地被这座家门口的公园所唤醒，有村民去做了绿化工人，也有村民尝试在北宫门口卖些农村的常见野莱，“卖野菜的可挣钱了，有时候一天就是200块钱”，牛玉贵说他也动了心思，“等过了年，我也去挖野菜卖给城里人。要是做大了，就开个自己的绿色特产店”，牛玉贵憨憨地笑了起来，这个曾经的车间主任仍然残存着和别人不一样的想法。
绿生意
牛玉贵多少有些让人惋惜。曾经的资源消耗与环境破坏让大灰厂的土地日益贫瘠，绿色植被很难覆盖，而落后的7年时光又使村子的建筑用地不断被挪走，若不是如此，他或许会成为一个精明的“农场主”。
就像邻村太子峪村的沈金生，一个比牛玉贵还要大上2岁的长辛店人，他曾在永定河西岸的大河滩里筛砂石，做的就是长辛店四大行当中的“河溜蛋子”。“小时候我就问，为哈这活儿又脏又累，还把大河滩挖得千疮百孔，就不能干点儿别的?”
沈金山曾以为“河溜蛋子”会成为自己的命。但随着1999年长辛店境内的砂石厂陆续关停，他谋生的行当戛然而止。“饭碗没了，慌。还是我小表叔脑子好，看到村子里有人种大枣发了财，就带着我一起干了起来”。
今天，长辛店太子峪村的“中华名枣园?已经小有名气，但回想当年，若不是老书记张仲德在98年的时候发现了平谷野酸枣嫁接大枣能成功的案例，也许大枣并不会很快成为长辛店几个村致富的种子。“当年，老书记让农服中心从平谷水峪村请来了六位嫁接大枣的技术尖子。第二年，三百株大枣就实验成功了，镇里没犹豫，马上在李家峪、太子峪几个村子推广起来。”
太子峪村的大枣产业自2009年以来发展迅速，满山的大枣不仅美化了荒山，更解决了500多名农民就业增收问题，还带动了当地旅游业的大发展，中华名枣项目在每年9月至10月大枣丰收的季节，至少接待游人两万余人次，农产品销售、农家旅游都有钱赚了。
说起枣来，长辛店还有一种比较有名的枣，称作“长辛店白枣”。据元代《析津志》记载，北京地区有4个优良的枣品种，长辛店白枣就是其中之一。现在，这种白枣已经申请通过了地理标识。
“一提长辛店，大家都知道枣。每年一到成熟季节，很快就被采摘一空，想在市里买长辛店的枣，那是买不到的。”长辛店镇农服中心经理许书信自豪地对记者讲，采摘枣的价格较高，20多块钱一斤，如果拿到市场上去卖，顶多几块钱。类似的采摘观光产业成为当地农民增收的一个有力工具。
在从灰到绿的转型中，农服中心承担了生态涵养、生态政策的执行，为农民提供“绿色服务”。许书信说，枣只是生态农业的一个方面，除此之外还有草莓、玫瑰、樱桃等。镇上对各类生态农业都有扶持政策。比如当初鼓励农民嫁接枣树，每嫁接一棵树镇上就给予一定额度的补贴。
生态农业的发展可以提高收入，这个道理容易理解。但在生态涵养上，以林业绿化为主，却明显是个“投入项”，镇上也要进行补贴，似乎是本划不来的账。许书信说，“这要往长远看，林业好了，镇子漂亮了，人家不就爱来旅游了嘛，那些投资商也愿意来投项目啊”。
原来，长辛店向绿色生态农业的艰难转型是与关停资源消耗型产业时启动的。不同的是，当时的诸多尝试缺乏统一的规划与定位。直到2011年，随着长辛店镇“十二五”规划的正式启动，这个城南古镇的发展脉络终于得到市政府的明确，从靠山吃山到以山养山再到靠山致富，长辛店最终要转变成一个宜居、宜游的生态小镇。
这个定位其实暗合了长辛店多年来向绿色产业转型的各种尝试，现在的长辛店有了北京市城南行动计划的支持，永定河绿色生态发展带、丰台区“一轴两带四区”建设所带来的各种战略机遇，以及那些已经上马或准备上马的优质项目，当年支柱产业全部停产的困顿正渐渐散去。不过，并不是每个村子能发展出农业生态观光园、中华民枣园与玫瑰风情园，村子的地理位置、历史积累都阐释着中国式乡镇转型所不得不面对的差异化发展问题。比如，大灰厂。
镇政府为大灰厂专门推出了就业务工“直通车”，成立劳务派遣公司，并给予外出就业者一定补贴。40多岁的李会芳之前做护林防火员，每月工资只有540块，受惠于“直通车”项目，现在她每月收入已达2200多元，而且还有“五险一金”的社会保障。
“我们村其实也有个项目，叫大灰厂民俗文化产业基地，我家门前的娘娘庙就是”，牛玉贵指了指自家小院北边的娘娘庙，但他显然还不清楚这个陪伴他长大的庙宇究竟能有多大能耐。
在长辛店的“十二五”规划中，大灰厂村是唯一的保留村庄，镇里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长久的环境破坏，让大灰厂向绿色转型困难很大。但它一方面靠近北宫国家森林公园，另一方面又拥有极具特色的民族民俗文化，如果能够利用大灰厂村多山多庙宇、依附北宫森林公园的特点，或许也能为这个村庄搏个未来。
夕阳西下，旧时开采石板山留下的痕迹与北宫森林公园的盈盈翠绿对比明显。
也许，在历史的某个瞬间，人类并不会聪明到选择最好的个体发展方式，但在另一个瞬间，却可能会产生一个契机，给曾经的错误一个改正的机会。这样的机会，或许就属于长辛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