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现代性政治话语是权力意志社会从孕育到成熟最显著的标识。最高权贵、社会精英、普罗大众和准起义者分别在“国家”、“稳定”，“公共”、“责任”，“弱势”、“保障”和“民主”、“正义”等政治话语下，表达了话语主体对权力“从占有到守护、增量、微分和颠覆”等隐性或公开的不同主张。这些政治话语的形成、散播和建构过程乃是自我对他者思维牵制和支配的设计过程，从而成功地或预期性地抵达其政治弘毅。
关键词：现代性；政治话语；语言；思维；权力
中图分类号：B0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5）02-0052-05
在人类学看来。人类历史和不同阶段的人类社会在时间的延绵中变迁与建构，始终围绕的是一个中心，即“秩序的问题”。政治话语的叙事与本质则是“秩序的问题”中的“首要命题”。在理性的引导下，现代性走到了政治、学术和大众生活的前沿，政治话语亦已打上“进步社会”意识世界印记。德国语言学家威廉·冯·洪堡特分析道：“在各个民族的语言创造时期，精神每一次生动地感觉到的东西都会在相应的语言中得到反映。”即一切语言都是精神映射的镜像，亦是精神的介质。
一、“国家”、“稳定”：从占有到守护
文明与理性的推进使得现代性在时间与空间的交叉性延展中空前膨胀，以至于现代社会空间概念成为“位置的紧缺”。这个位置是现代性的支配性中心概念，是在场者和缺席者共同焦虑的“兴奋点”和“死寂点”。在场者中的唯一性乃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或最高统治集团，其具有威严与危险的双重效应。现代性的经验验证了，此群在占有“紧缺的位置”后的唯一任务则是守护对位置占有的持久性，因此，其政治话语亦是环绕“紧缺的位置”的保护而展开。
国家首脑由于法定的权力已经为民众所服从，很少有进一步的权力诱惑他，也很少有机会给他进一步扩大这种权力，他主要的任务不是扩大权力而是保护得来的权力。因此说，他不会实际上地雄心勃勃地推行政治制度改革，因为新的制度和政策会有很大的风险和产生新的宗派，特别新的敌对派别往往是骚乱的起因。在对外关系方面同样是不敢轻易对抗，因为一旦直接与他国和地区发生武力冲突，尽管有可能获得一部分民众的支持，但必然带来人员伤亡、经济方面的重大损失，这会带来国内其他社会矛盾的加剧和不满势力借机进行组织反抗和骚乱活动，直接对政权产生巨大威胁，这是最高统治者集团最惧怕的。英国经验主义哲学家休谟针对英国君主体制的状况这样说到：“虽然，在平静时期，国王可以利用其巨大受益维持其对臣民私人利益和影响的权威，然而只要有小小动乱，就必然会摧毁这一切权益，而国王的权力既已不再受到人们的信念和固定原则的支持，就会立即瓦解。”②在此社会和心理背景下，为了平息各方的不满声音，最终保持政权的稳定，在政治话语上必然采取避重就轻、虚张声势的策略。
社会稳定实质上是政权的稳定，维护社会稳定亦是维护政权稳定。在最高统治者的政治性话语中，凝聚意志、统一情绪的最佳话语亦是“国家”、“稳定”、“和谐”和“道德”。因为国家概念具有特殊的欺骗性：统治者把国家等同于公民的家，国家的统治者是国家利益的守护者，因此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具有一致性的利益所向。比如国家的美好未来经常性地成为政治性赞赏价值。为了保证民众对统治的服从的正当性，统治者始终把自己叙述为国家和大众的仆人，目的在于掩盖和混淆统治与被统治的现实关系，麻痹民众。尼采说：“每一种追求统治权，但受到某种束缚的本能，自为地，为了支持自己的自我感觉，为了强化，都需要所有美好的名目以及得到赞赏的价值：结果，它就敢于多半借着它所反对、它想摆脱的‘主人’的名义招摇过市。”
而道德也仅仅是对行为和评价的传统方式下任何可能的规则的服从，哪里不存在规则，哪里就不存在道德。规则的内容越少，道德世界的范围也就是越小。违抗规则亦即冒犯道德。试图越出规则的界限，在界限外寻求自由的人则是不道德的人。“自由”、“异常”、“离奇”、“冒险”和“越位”都是不道德的。规制是一种居高临下的权威，人们之所以听命于它，不是因为它的内容的可靠性和有益性，而是因为对它所具有的一种不可理解的无限力量的恐惧，一种超越个人和迷信的恐惧。道德的核心力量在于使得人们服从于指令，而不考虑个体的存在、价值和意义。一个道德的社会是把最听命于指令的人尊称为最道德的人。道德的这种特殊功能是与历代统治者心理最为切合的，因此，“守法”和“道德”亦成为现代性政治话语最为常见的意志输出。也就是说，统治者的“道德”秘密在于维护道德亦维护规制，维护现存的规定亦是拥护现行的统治。所以，不难发现，传统的价值不断被统治集团强化，亦不是为了阐释传统内容的当代价值。传统是什么不重要，自相矛盾亦没有关系，维护传统行为才是意义所在。因此说，道德则是约束个人对国家意志即对统治者意志服从的最恰当的政治话语。
在“国家”、“稳定”、“发展”、“增长”、“公仆”、“道德”、“传统”和“宗教”等现代性政治话语的隐喻控制下，部分国家的“主人”获得了对这些概念的认同并激发出对“仆人”的感恩。隐喻（metaphor）是通过彼类事物的暗示来感知和体悟此类事物的心理行为、语言行为、文化行为和政治行为。语言的重复最终会导致大脑神经的定型，如果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听到同样的话，那么我们就会愈来愈倾向于用这些话中所蕴涵的暗示、意象和隐喻来思考。美国当代认知语言学家乔治·莱考夫认为，在政治话语中。普遍存在的隐喻隐射了各政治集团深层次的政治动机，而话语接受者在无意识中构建与其趋同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观。比如，在国家的隐喻上，“国家是一个家庭就是一个隐喻”。政治隐喻在潜意识中决定政治组织的目的和个性，具有合法的强制性、隐匿思维效应，在现代性政治制度下，受众以这种难以摆脱的思维模式进行阐释。在尼采看来。我们相信政治理性和政治激励，乃是政治语言的强制性和隐藏性。“如果我们不愿在语言的强制下进行思维，那我们就会停止思维，我们恰恰还会达到那种怀疑，即在这里把一种界限看作界限。”即使苍白的概念也会有思维控制意义。 二、“公共”、“责任”：从守护到增量
现代性的社会也是精英的社会，社会精英既不同于最高领导者，也不同于普通公民，他们因为社会、家庭、遗传、个人或特殊机遇等原因获得了大于社会平均值的社会资源的支配权。然而。这种支配权也并不是稳定不变的，既有因为个人失误被剥夺的危险，也有通过个人的“进取”而获得增量。社会精英包括商业精英、政治精英等实体精英和学术精英、艺术精英等文化精英。社会精英“进取”的动机一般为“公共事务”的代表，“社会”、“公共”、“责任”、“诚信”、“贡献”等为其政治话语的常见态。然而，这些精英们的真正兴趣并不在向人们解释和应答公共事务的神圣性和紧迫性，他们只担心失去权力和如何进一步增殖权力。
现代社会学和公共行政学最重要的创始人之一、德国政治学和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学术与政治》中说：“政治发展成为一种‘经营’（Betrieb），要求在由近代政党发展出来的斗争方式方面，做到训练有素。”中国的士大夫（Mandarin）从一开始就同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相类似，在远古语言的不朽经典方面素有学养。现代性对公务人员的要求近似于中国前民国时期的科举，具有一定的人文基础，并逐步被训练成精丁型政治“经营”者。若这些政治经营者在经营过程中违背政治游戏规则，即明显与其政治话语“公共”、“责任”相冲突。并引发民众怨恨和社会动荡，则会受到上级的严厉处罚。
现代性的发展使得在公共政治领域中，下级对上级的奉尊是其保全现有权力或权力增殖的最有效途径。康德早就发现：“奉承者，唯唯诺诺的人，都喜欢把伟大的字眼给予一位重要的人物，他们助长着这种使他孱弱的情欲，并且坑害沉醉于这种魔法的伟人和强者。”奉承者作为名望、利益和权力的追逐者，其政治语言是“执行”、“听从”和“遵纪”。或许并不是每一个政治官僚天生具备获取他人利益的动机，然而，现代性的滋长，使得这已成为一种“习性”。当然，现代性并不是现代社会才有，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就已经察觉：当初各自设想，在我执掌职司的时候。既然照顾他人的利益，那么轮着他人执政的时候，也一定会照顾我的利益。“如今，情况已不是这样。动心于当官所得的便宜以及从管理公共财物中所获的残余或侵蚀，人们就希冀久据要津。这类公职人员好像被病魔所缠，必须求救于官司[一旦失官，便憔悴不堪]；总之，看到这些人争夺权利的狂热，不能不想起这些情况实际是病态。”
而学术对政治的偎依更不是一个秘密，尼采就哲学的奴性指出：“一切现代的哲学行为都是政治的或官方的，被我们现代政府、教堂、大学、道德和怯懦约束得仅剩一个学术幻影，它靠着‘但愿……’的叹息和‘从前曾经……’的知识来过活。”尽管人们还在从事哲学的思考、写作、教学、出版和研讨，但仅仅是事情本身，与哲学精神并没有关系，不过是关于哲学话语的写作和说话的机器。而哲学话语的形式不外乎两种，一种是主流政治化的哲学话语：另一种是宗教经文式话语，虽然没有直接为政治服务，但也不构成对政治的威胁。另一方面，与哲学话语政治化同时并进的是政治话语哲学化，因为，政治话语需要哲学的形式。需要以时代精神精华的面目出现，需要有本体性意义和合法性含义。恩格斯在《布鲁诺·鲍威尔和原始基督教》中谈到神学时代思想家们的行为：“同上述情况相适应，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时代的思想家也是如此。哲学家们不是单纯赚钱谋生的教书匠，便是穷奢极欲的有钱人所雇佣的小丑。有些甚至是奴隶。……至于另一类思想家，即法学家，则对新秩序赞赏不已，因为一切等级差别的取消，使他们得以全面制定他们心爱的私法，因而他们就为皇帝制定了空前的国家法。”恩格斯所说的那个时代就是现代性集聚的时代，亦是今天的时代。马克思则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科学家的附庸本性和话语偏见，他在《法兰西内战》中指出：“只有工人阶级能够把他们从僧侣统治下解放出来，把科学从阶级统治的工具变为人民的力量，把科学家本人从阶级偏见的兜售者、追逐名利的国家寄生虫、资本的同盟者，变成自由的思想家！”即在以资本为源动力的现代性社会里不可能实现“务正学以言，无曲学以阿世”的学术理想。
民众要求一位公共学者不撒谎，因为唯有真诚者才能认识真理。社会精英为民众树立了一种榜样，这种榜样和国家最高领导集团不一样，因为最高权贵者那是可视而不可及的，因此也就没有榜样的力量。特别使民众相信的是，这些圣人、道德家、各级官僚、科学家、经济学家、思想家、高级管理者、商业成功者、艺术家和社会活动家经常对国家政策提出批评，这种勇气和精神获得了民众的极大共鸣。然而，隐秘的是，社会精英的所作都是从另一个侧面表达了对统治者的顺从和希望从上级那里获得赏识，这种赏识的实现形式就是获得更多的权利增量，因为社会精英自身缺乏“自身专属”的政治力量，特别是非执政权力体系的精英层。
精英阶层的话语形式会呈现框架性特征。框架（frame）是指一个事物的组织和结构，反应了一个组织之间的依赖关系，表现为一个抽象类和实用类之间的协作方式，特别是用来解决与处理复杂的问题。精英集团的政治话语正是通过框架诡计诱导听者向假象方向靠拢——变形、曲解和省略。除此而外，沉默（silence）作为一种特殊的政治话语也经常被社会精英所使用，对待黑暗，对于不可说的东西，权力智者只能保持沉默。语言所能述说、表达和触及的世界仅仅是广袤的黑暗中的一点烛光。对敏感问题应该做出回答却保持沉默则是精英层规避风险的理性狡计。
三、“弱势”、“保障”：从增量到微分
如果处于一定条件下的力量能向更强大的力量屈服，那么这个力量可以毁掉自己，也可以毁掉强者。历史也记载了奴隶主如何保护奴隶权利的实证，因为，保护奴隶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奴隶主。对此，尼采考察到：“权利原本就取决于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显得有价值、重要、不会失去、不可战胜的程度。在这方面，弱者也有权利，不过小得多。”现代社会占据社会大部分和基层的人群是普通民众，是资本自由竞争中对社会资本支配力处于劣势的社群。作为社会的“微力量”、“源力量”，民众既是最高统治者和社会精英的统治对象，也是社会政治运动潜在的爆发力量，他们既是统治的基础和前提，也是统治的威胁。他们的政治诉求是在权力增量竞争中失败后退却性设防，因此，他们的政治话语是“弱势”、“民生”和“保障”等。就政治话语本身来说，这些话语由于是这些群体的利益显现和屈服条件，因此，他们的话语也是统治者的政治话语，只不过相同政治能指具有不同的意义所指。 现代性使得社会个体具有非个体单独能量的作用，个体既在共同体中承担社会责任保持自主，同时在现代性的民主体制中，个体利益被剥夺和价值忽略的话语特征又对共同体形成巨大重组。当代德国著名社会批判学者哈贝马斯在《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中认为：“在结构发生分化的生活世界中形成的话语意志建构程序，必须通过同等关注每个人的利益而确保所有人的社会关联。这就意味着，作为话语参与者，个体提出了不可替代的肯定立场或否定立场，但他只有在如下前提下才能保持自主：通过对真理的共同追求而与共同体保持联系。”进一步说，在结构分化的现代性过程中，话语意志使得社会化过程就是个体化过程，反之，个体化过程亦是社会化过程。这种双向转化过程亦是民主意志被发酵的过程，或者说是弱势群体的政治力量增长过程。
社会弱势群体既被民主政治所抛弃，也被民主所利用，因为民主体制的等系数选票制需要价值意义微弱的个体的数量参与。但失去社会资源优势的民众早已对这种民主体制失去了参与欲，从而这种政治技艺亦成为典型现代性特征的政治化游戏。对此，尼采说到：“对于平等权利的意图，说到底是对于平等需求的意图，我们这种商业和政治选票等值性的文明类型的一个几乎不可避免的结果，导致一种更高等的、更危险的、更奇特的、总而言之更新的人类的出局和缓慢消逝：试验仿佛停止了，达到了某种停滞状态。”亦即民主政体把公民变成了旁观者，同时把统治者变成了露骨的表演者。
这种民主体制的政治演出如何得以不断上演，统治者又如何深谙弱势群体的心理和行为特征？法国群体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认为，群体的思维形式既是理性的，也是非理性的。群体的思维方式不同于理性化的个体思维方式，他们的推理方式类似于爱斯基摩人，比如从经验中得知，冰这种透明物质放在嘴里可以融化，于是他们也认为同样透明的玻璃放在嘴里也会融化。群体思维的特点，是把彼此表面上相似实际上不同的事物同一化，也就是把特殊事物普遍化，因此，操纵群体的秘密就在这里。“知道如何操纵群体的人，给他们提供的也正是这种论证。包含一系列环节的逻辑论证，对群体来说完全是不可理解的，因此不妨说，他们并不推理或只会错误地推理，也不受推理过程的影响。”换句话说，群体所接受的判断。仅仅是强加给他们的判断，而绝不是经过个体缜密思考后得到采纳的判断。从一定意义上说，群体就像睡眠中的人，他的理性已被暂时悬置，他思维中被输入的形象比真实的思考更持久。在群体中，表象总比真相起着更坚固的作用，不现实的因素决定现实的因素。
至此，与勒庞看法不同的是，与其说是统治者利用了弱势群体的“愚昧”和“孱弱”，倒不如说，“弱群”是被动地无可选择的选择，是强大的社会体制对其规制的“接受”，是社会法则的直接表现和“法”的精神的难以抗拒。并不是“弱者”缺乏远见，而正是“弱者”的远见使其看到辩证法的运动具有阶段性，其所在的“历史”是“正义”失落的历史。这就造就了“弱群”的政治话语的自保性、维护性和非进攻性。这种退却性话语本质正是对最高统治者和精英阶层话语本质的回应。
民众对话语的控制形式不同于统治者和社会精英层，采取的是一种社群自发的情绪性共鸣表达模式。情绪（sentiment）是指伴随认知和意识过程产生的对外界事物的姿态，是对客观事物和主体需求之间关系的反应，包括情绪体验、情绪行为、情绪唤醒和对刺激物的认知等部分，其功能在于一种潜意识的浮现与强化。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家布龙菲尔德在《语言论》中谈到，使用同一个语言符号系统的一群人，称为一个语言社团。语言社团是社会集团中最重要的一种集合体，每一个社团成员当他听到社团另外一个成员发出本社团特殊的语言时，必然有适当的反应。“说话人的处境和听话人的反应是相互紧密地配合的，这时因为我们每一个人既会做一个说话的人，又会做一个听话的人。”语言社群在不自觉中形成了一种语言习惯。集团外部人员的迁入首先会从语言上被同化，但是语言传播的一个非常特殊的性质，即语言并没有生物学上的遗传性。语言的习惯形成完全由社群来决定，这就为语言意识形态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生物学上的基础。
四、“民主”、“正义”：从微分到颠覆
随着资本主义在全球各个国家肆意扩张和现代性的冲动性滋长，进步、发展和现代化概念愈来愈受到人们的质疑，一种抵抗现代性的信念已得到普遍性认同，特别是大多数人已经摆脱了对国家领导者和权威的一切迷信般的崇敬。例如，“总统”这个独一无二的称号已较少受到人们的尊重，把总统说成是上帝在世的代理人，或者把那些最崇高的称谓给予他已经变得荒谬。实际上前苏格拉底时期的赫拉克利特就说过：“人生犹如儿戏，在十五子棋中摆弄棋子：王权（或：王国）掌握在孩童手中。”赫拉克利特彻底蔑视了国王权威的严肃性、永恒性和正义性。对此，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进一步指出：“从这里已经可以看出，这个市民社会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可以看出过去那种轻视现实关系而只看到元首和国家的丰功伟绩的历史观何等荒谬。”欧洲历史、美洲历史不是国家和政府创造的，亚洲历史同样也不是国家和总统创造的。尼采把这种政治史观称为表面上的政治天气制造者的迷信，“正如人们遇到熟悉天气并能提前一天预言天气的人时会私下里认为他制造了天气一样，甚至有修养、有学问的人也依据迷信把伟大的政治家们统治期间发生的重要变化和景气作为这些政治家们自己的作品加在他们头上”。
现代性社会是统治欲望得到集聚的时代，亦被合法化的时代。康德在《实用人类学》中谈到，统治欲“这种情欲就自身而言是不公正的，而且它的表现招来一片反对。但是，它却始自对受别人统治的恐惧，考虑的是及时使自己拥有控制别人的优势”。在康德看来，统治的不公正一方面是因为必然唤起被统治者的反抗，另一方面是与每个人都可以要求在法律之下的自由相违背。也就是说，统治是统治者对被统治者自由的剥夺。然而，尽管统治别人是不公正的，但在没有办法消除统治制度的情况下，与其被别人统治不如自己去统治别人。特别是，在统治者不愿放弃统治权的时候，一场推翻统治势力的斗争和冲突就必然会爆发。 然而，剥夺既得权力者的斗争在现代性巩固的条件下并非易事。尼采这样说：“在权力得势的地方。权力就维持在一定状态和水平上，任何增加或减少的企图都会受到抵制。”在尼采看来，如果我们的权力变得摇摇欲坠或土崩瓦解，我们的权利也就会变得自欺；相反，如果我们的权力变得声势浩大、不可一世，我们也就走到了危险的边缘。福柯也注意到：“有权力，就有反抗。”在其看来，既然历史是理性的计谋，那么权力必定也是历史的计谋。其实，历史自身既没有理性，也没有计谋，它不过是一种客观的力（包括权力）规律性地彼消此长。
试图打破现存权力平衡的统治与被统治之间的较量也是在一定的政治话语前提下展开的。统治者的政治话语乃是维护传统国家稳定和保持增长，起义者的政治话语则是寻求“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权利”、“反腐”和“革命”。“正义”的话语总是利用语音的公共效应，激发起同类情绪的共振。在洪堡特看来：“正如思想控制着整个心灵，语音首先具备一种能够渗透和震撼所有神经的力量。”听觉不同于其他感觉，它能通过发出的声音接收到一种实际行为，而这一行为是从一个生命体的内心深处生成的。语言可以比作一张纸：思想是正面，声音是反面。我们不能切开正面而不同时切开反面，同样，在语言里，我们不能使声音离开思想，也不能使思想离开声音。起义策划者正是发现语音对思维活动的移植、移位和换位功能而实现对大众精神和行为的干预的。
同时，起义者的话语控制形式，总是在一个显著的与传统决裂的符号下展开，目的是获得最广大的认同、辨识和力量集聚。符号（symbol）是表达对象的一种标识，它一方面是可以感知的客观形式，另一方面又是意义的载体。现代语言学之父、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指出：“哲学家和语言学家一致承认，没有符号的帮助，我们就没法清楚地、坚实地区分两个观念。思想本身好像一团星云，其中没有必然划定的界限。”预先确定的观念是没有的，在语言出现之前，一切都是模糊不清的。思想离开了语言、符号的表达，只是一团没有定形、模糊的浑然物，即吾语故我思，吾思乃我语，亦即海德格尔所说：“词语不是物，不是任何存在者；相反，当词语可用于表示物时，我们就理解了物。”或者说，词语破碎处，无物存在。话语和思维是一体两面，思维的不断重复最终会通过神经系统的作用形成永久神经回路，最终固化为世界观。
结语
马克思说：“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语言和思想是重合的，控制了语言亦即控制了思想。同时，语言和现实世界也是重合的，语言世界就是经验世界，语言的界限就是世界的界限。语言作为概念、感觉或意志的解释，“公共”、“责任”、“公民”、“公正”、“腐败”和“民主”等亦被各类权力意志群体所利用，其话语本质是一致的。现代性政治话语是现代政治运作的载体和场所，权力关系依赖意象性（intentionality），政治话语也离不开意象。形成意象的过程也是抽象思维活动的过程。意象是外部信息在主体内部形成的精神体，是思维的工具和元件。正如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第19节）中所说：“想象一种语言就叫做想象一种生活形式。”各政治群体创造话语的政治原型（political prototype）实现其对权力的守护、增殖和反转，然而，一种反现代性政治话语的力矩（torque）也正在增强。
（责任编辑 胡静）
关键词：现代性；政治话语；语言；思维；权力
中图分类号：B0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5）02-0052-05
在人类学看来。人类历史和不同阶段的人类社会在时间的延绵中变迁与建构，始终围绕的是一个中心，即“秩序的问题”。政治话语的叙事与本质则是“秩序的问题”中的“首要命题”。在理性的引导下，现代性走到了政治、学术和大众生活的前沿，政治话语亦已打上“进步社会”意识世界印记。德国语言学家威廉·冯·洪堡特分析道：“在各个民族的语言创造时期，精神每一次生动地感觉到的东西都会在相应的语言中得到反映。”即一切语言都是精神映射的镜像，亦是精神的介质。
一、“国家”、“稳定”：从占有到守护
文明与理性的推进使得现代性在时间与空间的交叉性延展中空前膨胀，以至于现代社会空间概念成为“位置的紧缺”。这个位置是现代性的支配性中心概念，是在场者和缺席者共同焦虑的“兴奋点”和“死寂点”。在场者中的唯一性乃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或最高统治集团，其具有威严与危险的双重效应。现代性的经验验证了，此群在占有“紧缺的位置”后的唯一任务则是守护对位置占有的持久性，因此，其政治话语亦是环绕“紧缺的位置”的保护而展开。
国家首脑由于法定的权力已经为民众所服从，很少有进一步的权力诱惑他，也很少有机会给他进一步扩大这种权力，他主要的任务不是扩大权力而是保护得来的权力。因此说，他不会实际上地雄心勃勃地推行政治制度改革，因为新的制度和政策会有很大的风险和产生新的宗派，特别新的敌对派别往往是骚乱的起因。在对外关系方面同样是不敢轻易对抗，因为一旦直接与他国和地区发生武力冲突，尽管有可能获得一部分民众的支持，但必然带来人员伤亡、经济方面的重大损失，这会带来国内其他社会矛盾的加剧和不满势力借机进行组织反抗和骚乱活动，直接对政权产生巨大威胁，这是最高统治者集团最惧怕的。英国经验主义哲学家休谟针对英国君主体制的状况这样说到：“虽然，在平静时期，国王可以利用其巨大受益维持其对臣民私人利益和影响的权威，然而只要有小小动乱，就必然会摧毁这一切权益，而国王的权力既已不再受到人们的信念和固定原则的支持，就会立即瓦解。”②在此社会和心理背景下，为了平息各方的不满声音，最终保持政权的稳定，在政治话语上必然采取避重就轻、虚张声势的策略。
社会稳定实质上是政权的稳定，维护社会稳定亦是维护政权稳定。在最高统治者的政治性话语中，凝聚意志、统一情绪的最佳话语亦是“国家”、“稳定”、“和谐”和“道德”。因为国家概念具有特殊的欺骗性：统治者把国家等同于公民的家，国家的统治者是国家利益的守护者，因此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具有一致性的利益所向。比如国家的美好未来经常性地成为政治性赞赏价值。为了保证民众对统治的服从的正当性，统治者始终把自己叙述为国家和大众的仆人，目的在于掩盖和混淆统治与被统治的现实关系，麻痹民众。尼采说：“每一种追求统治权，但受到某种束缚的本能，自为地，为了支持自己的自我感觉，为了强化，都需要所有美好的名目以及得到赞赏的价值：结果，它就敢于多半借着它所反对、它想摆脱的‘主人’的名义招摇过市。”
而道德也仅仅是对行为和评价的传统方式下任何可能的规则的服从，哪里不存在规则，哪里就不存在道德。规则的内容越少，道德世界的范围也就是越小。违抗规则亦即冒犯道德。试图越出规则的界限，在界限外寻求自由的人则是不道德的人。“自由”、“异常”、“离奇”、“冒险”和“越位”都是不道德的。规制是一种居高临下的权威，人们之所以听命于它，不是因为它的内容的可靠性和有益性，而是因为对它所具有的一种不可理解的无限力量的恐惧，一种超越个人和迷信的恐惧。道德的核心力量在于使得人们服从于指令，而不考虑个体的存在、价值和意义。一个道德的社会是把最听命于指令的人尊称为最道德的人。道德的这种特殊功能是与历代统治者心理最为切合的，因此，“守法”和“道德”亦成为现代性政治话语最为常见的意志输出。也就是说，统治者的“道德”秘密在于维护道德亦维护规制，维护现存的规定亦是拥护现行的统治。所以，不难发现，传统的价值不断被统治集团强化，亦不是为了阐释传统内容的当代价值。传统是什么不重要，自相矛盾亦没有关系，维护传统行为才是意义所在。因此说，道德则是约束个人对国家意志即对统治者意志服从的最恰当的政治话语。
在“国家”、“稳定”、“发展”、“增长”、“公仆”、“道德”、“传统”和“宗教”等现代性政治话语的隐喻控制下，部分国家的“主人”获得了对这些概念的认同并激发出对“仆人”的感恩。隐喻（metaphor）是通过彼类事物的暗示来感知和体悟此类事物的心理行为、语言行为、文化行为和政治行为。语言的重复最终会导致大脑神经的定型，如果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听到同样的话，那么我们就会愈来愈倾向于用这些话中所蕴涵的暗示、意象和隐喻来思考。美国当代认知语言学家乔治·莱考夫认为，在政治话语中。普遍存在的隐喻隐射了各政治集团深层次的政治动机，而话语接受者在无意识中构建与其趋同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观。比如，在国家的隐喻上，“国家是一个家庭就是一个隐喻”。政治隐喻在潜意识中决定政治组织的目的和个性，具有合法的强制性、隐匿思维效应，在现代性政治制度下，受众以这种难以摆脱的思维模式进行阐释。在尼采看来。我们相信政治理性和政治激励，乃是政治语言的强制性和隐藏性。“如果我们不愿在语言的强制下进行思维，那我们就会停止思维，我们恰恰还会达到那种怀疑，即在这里把一种界限看作界限。”即使苍白的概念也会有思维控制意义。 二、“公共”、“责任”：从守护到增量
现代性的社会也是精英的社会，社会精英既不同于最高领导者，也不同于普通公民，他们因为社会、家庭、遗传、个人或特殊机遇等原因获得了大于社会平均值的社会资源的支配权。然而。这种支配权也并不是稳定不变的，既有因为个人失误被剥夺的危险，也有通过个人的“进取”而获得增量。社会精英包括商业精英、政治精英等实体精英和学术精英、艺术精英等文化精英。社会精英“进取”的动机一般为“公共事务”的代表，“社会”、“公共”、“责任”、“诚信”、“贡献”等为其政治话语的常见态。然而，这些精英们的真正兴趣并不在向人们解释和应答公共事务的神圣性和紧迫性，他们只担心失去权力和如何进一步增殖权力。
现代社会学和公共行政学最重要的创始人之一、德国政治学和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学术与政治》中说：“政治发展成为一种‘经营’（Betrieb），要求在由近代政党发展出来的斗争方式方面，做到训练有素。”中国的士大夫（Mandarin）从一开始就同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相类似，在远古语言的不朽经典方面素有学养。现代性对公务人员的要求近似于中国前民国时期的科举，具有一定的人文基础，并逐步被训练成精丁型政治“经营”者。若这些政治经营者在经营过程中违背政治游戏规则，即明显与其政治话语“公共”、“责任”相冲突。并引发民众怨恨和社会动荡，则会受到上级的严厉处罚。
现代性的发展使得在公共政治领域中，下级对上级的奉尊是其保全现有权力或权力增殖的最有效途径。康德早就发现：“奉承者，唯唯诺诺的人，都喜欢把伟大的字眼给予一位重要的人物，他们助长着这种使他孱弱的情欲，并且坑害沉醉于这种魔法的伟人和强者。”奉承者作为名望、利益和权力的追逐者，其政治语言是“执行”、“听从”和“遵纪”。或许并不是每一个政治官僚天生具备获取他人利益的动机，然而，现代性的滋长，使得这已成为一种“习性”。当然，现代性并不是现代社会才有，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就已经察觉：当初各自设想，在我执掌职司的时候。既然照顾他人的利益，那么轮着他人执政的时候，也一定会照顾我的利益。“如今，情况已不是这样。动心于当官所得的便宜以及从管理公共财物中所获的残余或侵蚀，人们就希冀久据要津。这类公职人员好像被病魔所缠，必须求救于官司[一旦失官，便憔悴不堪]；总之，看到这些人争夺权利的狂热，不能不想起这些情况实际是病态。”
而学术对政治的偎依更不是一个秘密，尼采就哲学的奴性指出：“一切现代的哲学行为都是政治的或官方的，被我们现代政府、教堂、大学、道德和怯懦约束得仅剩一个学术幻影，它靠着‘但愿……’的叹息和‘从前曾经……’的知识来过活。”尽管人们还在从事哲学的思考、写作、教学、出版和研讨，但仅仅是事情本身，与哲学精神并没有关系，不过是关于哲学话语的写作和说话的机器。而哲学话语的形式不外乎两种，一种是主流政治化的哲学话语：另一种是宗教经文式话语，虽然没有直接为政治服务，但也不构成对政治的威胁。另一方面，与哲学话语政治化同时并进的是政治话语哲学化，因为，政治话语需要哲学的形式。需要以时代精神精华的面目出现，需要有本体性意义和合法性含义。恩格斯在《布鲁诺·鲍威尔和原始基督教》中谈到神学时代思想家们的行为：“同上述情况相适应，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时代的思想家也是如此。哲学家们不是单纯赚钱谋生的教书匠，便是穷奢极欲的有钱人所雇佣的小丑。有些甚至是奴隶。……至于另一类思想家，即法学家，则对新秩序赞赏不已，因为一切等级差别的取消，使他们得以全面制定他们心爱的私法，因而他们就为皇帝制定了空前的国家法。”恩格斯所说的那个时代就是现代性集聚的时代，亦是今天的时代。马克思则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科学家的附庸本性和话语偏见，他在《法兰西内战》中指出：“只有工人阶级能够把他们从僧侣统治下解放出来，把科学从阶级统治的工具变为人民的力量，把科学家本人从阶级偏见的兜售者、追逐名利的国家寄生虫、资本的同盟者，变成自由的思想家！”即在以资本为源动力的现代性社会里不可能实现“务正学以言，无曲学以阿世”的学术理想。
民众要求一位公共学者不撒谎，因为唯有真诚者才能认识真理。社会精英为民众树立了一种榜样，这种榜样和国家最高领导集团不一样，因为最高权贵者那是可视而不可及的，因此也就没有榜样的力量。特别使民众相信的是，这些圣人、道德家、各级官僚、科学家、经济学家、思想家、高级管理者、商业成功者、艺术家和社会活动家经常对国家政策提出批评，这种勇气和精神获得了民众的极大共鸣。然而，隐秘的是，社会精英的所作都是从另一个侧面表达了对统治者的顺从和希望从上级那里获得赏识，这种赏识的实现形式就是获得更多的权利增量，因为社会精英自身缺乏“自身专属”的政治力量，特别是非执政权力体系的精英层。
精英阶层的话语形式会呈现框架性特征。框架（frame）是指一个事物的组织和结构，反应了一个组织之间的依赖关系，表现为一个抽象类和实用类之间的协作方式，特别是用来解决与处理复杂的问题。精英集团的政治话语正是通过框架诡计诱导听者向假象方向靠拢——变形、曲解和省略。除此而外，沉默（silence）作为一种特殊的政治话语也经常被社会精英所使用，对待黑暗，对于不可说的东西，权力智者只能保持沉默。语言所能述说、表达和触及的世界仅仅是广袤的黑暗中的一点烛光。对敏感问题应该做出回答却保持沉默则是精英层规避风险的理性狡计。
三、“弱势”、“保障”：从增量到微分
如果处于一定条件下的力量能向更强大的力量屈服，那么这个力量可以毁掉自己，也可以毁掉强者。历史也记载了奴隶主如何保护奴隶权利的实证，因为，保护奴隶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奴隶主。对此，尼采考察到：“权利原本就取决于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显得有价值、重要、不会失去、不可战胜的程度。在这方面，弱者也有权利，不过小得多。”现代社会占据社会大部分和基层的人群是普通民众，是资本自由竞争中对社会资本支配力处于劣势的社群。作为社会的“微力量”、“源力量”，民众既是最高统治者和社会精英的统治对象，也是社会政治运动潜在的爆发力量，他们既是统治的基础和前提，也是统治的威胁。他们的政治诉求是在权力增量竞争中失败后退却性设防，因此，他们的政治话语是“弱势”、“民生”和“保障”等。就政治话语本身来说，这些话语由于是这些群体的利益显现和屈服条件，因此，他们的话语也是统治者的政治话语，只不过相同政治能指具有不同的意义所指。 现代性使得社会个体具有非个体单独能量的作用，个体既在共同体中承担社会责任保持自主，同时在现代性的民主体制中，个体利益被剥夺和价值忽略的话语特征又对共同体形成巨大重组。当代德国著名社会批判学者哈贝马斯在《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中认为：“在结构发生分化的生活世界中形成的话语意志建构程序，必须通过同等关注每个人的利益而确保所有人的社会关联。这就意味着，作为话语参与者，个体提出了不可替代的肯定立场或否定立场，但他只有在如下前提下才能保持自主：通过对真理的共同追求而与共同体保持联系。”进一步说，在结构分化的现代性过程中，话语意志使得社会化过程就是个体化过程，反之，个体化过程亦是社会化过程。这种双向转化过程亦是民主意志被发酵的过程，或者说是弱势群体的政治力量增长过程。
社会弱势群体既被民主政治所抛弃，也被民主所利用，因为民主体制的等系数选票制需要价值意义微弱的个体的数量参与。但失去社会资源优势的民众早已对这种民主体制失去了参与欲，从而这种政治技艺亦成为典型现代性特征的政治化游戏。对此，尼采说到：“对于平等权利的意图，说到底是对于平等需求的意图，我们这种商业和政治选票等值性的文明类型的一个几乎不可避免的结果，导致一种更高等的、更危险的、更奇特的、总而言之更新的人类的出局和缓慢消逝：试验仿佛停止了，达到了某种停滞状态。”亦即民主政体把公民变成了旁观者，同时把统治者变成了露骨的表演者。
这种民主体制的政治演出如何得以不断上演，统治者又如何深谙弱势群体的心理和行为特征？法国群体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认为，群体的思维形式既是理性的，也是非理性的。群体的思维方式不同于理性化的个体思维方式，他们的推理方式类似于爱斯基摩人，比如从经验中得知，冰这种透明物质放在嘴里可以融化，于是他们也认为同样透明的玻璃放在嘴里也会融化。群体思维的特点，是把彼此表面上相似实际上不同的事物同一化，也就是把特殊事物普遍化，因此，操纵群体的秘密就在这里。“知道如何操纵群体的人，给他们提供的也正是这种论证。包含一系列环节的逻辑论证，对群体来说完全是不可理解的，因此不妨说，他们并不推理或只会错误地推理，也不受推理过程的影响。”换句话说，群体所接受的判断。仅仅是强加给他们的判断，而绝不是经过个体缜密思考后得到采纳的判断。从一定意义上说，群体就像睡眠中的人，他的理性已被暂时悬置，他思维中被输入的形象比真实的思考更持久。在群体中，表象总比真相起着更坚固的作用，不现实的因素决定现实的因素。
至此，与勒庞看法不同的是，与其说是统治者利用了弱势群体的“愚昧”和“孱弱”，倒不如说，“弱群”是被动地无可选择的选择，是强大的社会体制对其规制的“接受”，是社会法则的直接表现和“法”的精神的难以抗拒。并不是“弱者”缺乏远见，而正是“弱者”的远见使其看到辩证法的运动具有阶段性，其所在的“历史”是“正义”失落的历史。这就造就了“弱群”的政治话语的自保性、维护性和非进攻性。这种退却性话语本质正是对最高统治者和精英阶层话语本质的回应。
民众对话语的控制形式不同于统治者和社会精英层，采取的是一种社群自发的情绪性共鸣表达模式。情绪（sentiment）是指伴随认知和意识过程产生的对外界事物的姿态，是对客观事物和主体需求之间关系的反应，包括情绪体验、情绪行为、情绪唤醒和对刺激物的认知等部分，其功能在于一种潜意识的浮现与强化。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家布龙菲尔德在《语言论》中谈到，使用同一个语言符号系统的一群人，称为一个语言社团。语言社团是社会集团中最重要的一种集合体，每一个社团成员当他听到社团另外一个成员发出本社团特殊的语言时，必然有适当的反应。“说话人的处境和听话人的反应是相互紧密地配合的，这时因为我们每一个人既会做一个说话的人，又会做一个听话的人。”语言社群在不自觉中形成了一种语言习惯。集团外部人员的迁入首先会从语言上被同化，但是语言传播的一个非常特殊的性质，即语言并没有生物学上的遗传性。语言的习惯形成完全由社群来决定，这就为语言意识形态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生物学上的基础。
四、“民主”、“正义”：从微分到颠覆
随着资本主义在全球各个国家肆意扩张和现代性的冲动性滋长，进步、发展和现代化概念愈来愈受到人们的质疑，一种抵抗现代性的信念已得到普遍性认同，特别是大多数人已经摆脱了对国家领导者和权威的一切迷信般的崇敬。例如，“总统”这个独一无二的称号已较少受到人们的尊重，把总统说成是上帝在世的代理人，或者把那些最崇高的称谓给予他已经变得荒谬。实际上前苏格拉底时期的赫拉克利特就说过：“人生犹如儿戏，在十五子棋中摆弄棋子：王权（或：王国）掌握在孩童手中。”赫拉克利特彻底蔑视了国王权威的严肃性、永恒性和正义性。对此，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进一步指出：“从这里已经可以看出，这个市民社会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可以看出过去那种轻视现实关系而只看到元首和国家的丰功伟绩的历史观何等荒谬。”欧洲历史、美洲历史不是国家和政府创造的，亚洲历史同样也不是国家和总统创造的。尼采把这种政治史观称为表面上的政治天气制造者的迷信，“正如人们遇到熟悉天气并能提前一天预言天气的人时会私下里认为他制造了天气一样，甚至有修养、有学问的人也依据迷信把伟大的政治家们统治期间发生的重要变化和景气作为这些政治家们自己的作品加在他们头上”。
现代性社会是统治欲望得到集聚的时代，亦被合法化的时代。康德在《实用人类学》中谈到，统治欲“这种情欲就自身而言是不公正的，而且它的表现招来一片反对。但是，它却始自对受别人统治的恐惧，考虑的是及时使自己拥有控制别人的优势”。在康德看来，统治的不公正一方面是因为必然唤起被统治者的反抗，另一方面是与每个人都可以要求在法律之下的自由相违背。也就是说，统治是统治者对被统治者自由的剥夺。然而，尽管统治别人是不公正的，但在没有办法消除统治制度的情况下，与其被别人统治不如自己去统治别人。特别是，在统治者不愿放弃统治权的时候，一场推翻统治势力的斗争和冲突就必然会爆发。 然而，剥夺既得权力者的斗争在现代性巩固的条件下并非易事。尼采这样说：“在权力得势的地方。权力就维持在一定状态和水平上，任何增加或减少的企图都会受到抵制。”在尼采看来，如果我们的权力变得摇摇欲坠或土崩瓦解，我们的权利也就会变得自欺；相反，如果我们的权力变得声势浩大、不可一世，我们也就走到了危险的边缘。福柯也注意到：“有权力，就有反抗。”在其看来，既然历史是理性的计谋，那么权力必定也是历史的计谋。其实，历史自身既没有理性，也没有计谋，它不过是一种客观的力（包括权力）规律性地彼消此长。
试图打破现存权力平衡的统治与被统治之间的较量也是在一定的政治话语前提下展开的。统治者的政治话语乃是维护传统国家稳定和保持增长，起义者的政治话语则是寻求“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权利”、“反腐”和“革命”。“正义”的话语总是利用语音的公共效应，激发起同类情绪的共振。在洪堡特看来：“正如思想控制着整个心灵，语音首先具备一种能够渗透和震撼所有神经的力量。”听觉不同于其他感觉，它能通过发出的声音接收到一种实际行为，而这一行为是从一个生命体的内心深处生成的。语言可以比作一张纸：思想是正面，声音是反面。我们不能切开正面而不同时切开反面，同样，在语言里，我们不能使声音离开思想，也不能使思想离开声音。起义策划者正是发现语音对思维活动的移植、移位和换位功能而实现对大众精神和行为的干预的。
同时，起义者的话语控制形式，总是在一个显著的与传统决裂的符号下展开，目的是获得最广大的认同、辨识和力量集聚。符号（symbol）是表达对象的一种标识，它一方面是可以感知的客观形式，另一方面又是意义的载体。现代语言学之父、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指出：“哲学家和语言学家一致承认，没有符号的帮助，我们就没法清楚地、坚实地区分两个观念。思想本身好像一团星云，其中没有必然划定的界限。”预先确定的观念是没有的，在语言出现之前，一切都是模糊不清的。思想离开了语言、符号的表达，只是一团没有定形、模糊的浑然物，即吾语故我思，吾思乃我语，亦即海德格尔所说：“词语不是物，不是任何存在者；相反，当词语可用于表示物时，我们就理解了物。”或者说，词语破碎处，无物存在。话语和思维是一体两面，思维的不断重复最终会通过神经系统的作用形成永久神经回路，最终固化为世界观。
结语
马克思说：“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语言和思想是重合的，控制了语言亦即控制了思想。同时，语言和现实世界也是重合的，语言世界就是经验世界，语言的界限就是世界的界限。语言作为概念、感觉或意志的解释，“公共”、“责任”、“公民”、“公正”、“腐败”和“民主”等亦被各类权力意志群体所利用，其话语本质是一致的。现代性政治话语是现代政治运作的载体和场所，权力关系依赖意象性（intentionality），政治话语也离不开意象。形成意象的过程也是抽象思维活动的过程。意象是外部信息在主体内部形成的精神体，是思维的工具和元件。正如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第19节）中所说：“想象一种语言就叫做想象一种生活形式。”各政治群体创造话语的政治原型（political prototype）实现其对权力的守护、增殖和反转，然而，一种反现代性政治话语的力矩（torque）也正在增强。
（责任编辑 胡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