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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管理活动都有价值取向问题，教育管理也不例外。价值取向不仅决定人们思想行动的成败，而且还决定人们对事物发展的预先测定。正确的价值取向使人的活动既沿着事物发展的趋势，又沿着主体自身需要的指向发展，并且具有成功的保障。价值取向最直接最主要的用途是对全部管理活动的定向作用，它不仅体现在对自己的、现存的客体及其属性的选择，还包括对理想的客体的选择，对活动目标的选择。我国教育管理的价值取向经历了传统的道德理想主义，接受了现代的科学主义、人文主义，在教育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中走向新的融合。
一、 以道德理想主义为价值取向的人伦化学校管理
道德理想主义是中华民族在长期改造自然、改造社会和自我发展的过程中积淀而成的价值道德和思维定势。中国人处事、待人、律己都是以中国传统文化的是非标准为准绳的。在管理思想上重人伦、重和谐、重传统居于主导地位。伦理学家罗国杰先生曾说：“人伦关系和人伦价值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核心。整体观念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归宿。修养践履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根本要求，而推己及人则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唯一重要方法。”[1]以道德理想主义为价值取向的人伦管理思想对我国的学校行政与管理人员影响最早且最深刻。这种思想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1．强调政教合一。代表观点是道德理想主义特别重视教育的作用，视教育为改造人的灵魂的工具。 “学校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转变学生的思想”。道德理想主义者，特别是在儒家的哲学里，政治就是教化，教化也就是政治，“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首，修道之谓教。”[2]管理者首先是一个教育者，管理过程也是一个教育过程。他们反对自然主义学说，认为人在组织中如不被好的东西去影响、改造，就会被坏的东西影响、改造。教育的责任就在于“化性启伪”，引人向善。管理就是通过管理者的教育，使被管理者遵守人伦关系中的秩序。
2．重视知行合一。道德理想主义强调知行合一，强调用一整套伦理规范来规范人在组织中的行为乃至个人的生活小节，管理就是建立一种伦理规范，管理方式主要是通过做、行，在做和行的过程中养成行为习惯，以道德理想主义为价值取向的管理者相信道德理想、道德秩序是个人和国家的支柱，它甚至可以超越经济的、军事的力量，并且相信一种理想的道德可以通过合适的方法和途径有效地灌输给受教育者。陶行知先生在晓庄师范、山海工学团、重庆育才学校就是进行了这样的教育，也是实践了这种管理。陶行知把它概括为“教学做合一”：“教学做是一件事，不是三件事。我们要在做上教，做上学。在做上教的是先生，在做上学的是学生。从先生对学生的关系来说，做便是教；从学生对先生的关系来说，做便是学。先生拿做来教，乃是真教；学生拿做来学，方是实学。不在做上用功夫，教固不成教，学也不成学。”[3]
3.讲求人伦秩序。以道德理想主义为价值取向的管理思想十分讲求人际关系中的秩序，要求尊卑有别、长幼有序，特别是下级对上级的服从，上级对下级的“义”，朋友之间的“信”。办事要谦虚谨慎，遵守纪律，沉着稳健，宽容忍耐，严于律己，这一切对于提高管理的质量和效益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二、 以科学主义为价值取向的科学化学校管理
1．注重提高教育管理的功能和效率。由于社会、生产、科技的迅速发展，基础教育也得到迅速发展，学科数量大量增加，社会、团体、家庭对教育的投入也大量增加，这引起了人们对教育效益的广泛关注，企业界和政府部门对学科在管理上的浪费现象提出了严厉批评，要求管理人员把重点放在质量和效率上。为此提出必须对学校各方面工作进行考核。在社会和家庭的巨大压力之下，学校管理人员不得不放弃传统的教育价值观，转向接受以与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的价值观念、道德标准和管理模式，科学管理的思潮开始在学科管理中流行，它要求教育和管理人员明确了解教育目标，了解学校的总效率与员工们的工作次效率的联系，了解教师的工作成效，了解学生的学习效果，了解本校学生与其他学校学生孰优孰劣，即注意把经费的分配同教学成本联系起来。美国芝加哥大学富兰克林·博比特就提出，要提高学校行政的效率，首先要确定学校产品的理想标准（即学生标准）；其次规定学校的生产方式、生产者（教师）必备的资格和工作准则。这样“管理人员就一定能够牢固地掌握控制生产成本的规律并懂得如何引进更有效的工作方法”，而“效率意味着权力的集中化和监督者对全部执行过程实施明确的指挥”[4]，注重效率、成本、管理全过程的观念对传统的经验型管理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冲击。
2．强调采用科学的方法进行量化管理。随着科学主义观念的流行，教育科学研究也开始了这方面的探索，量化方法如教育调查、教育统计、教育测量成了学校进行科学管理的基本工具，成了记录、分析和比较教育产品及其成本的手段。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在教育管理中十分流行的岗位责任制、教师工作量的量化，标准化考试的盛行，甚至学生品德也盛行量化标准，各种统计技术、量表以及成本核算程序的运用，使学生管理由粗放化走向了集约化之路，竞争和淘汰成为必不可少的措施。
3．以科层管理为组织基础。科层管理理论认为，在现代社会，由于科技革命改变了工作场所的性质，即分工细化和管理复杂化，这就有必要发展控制工作的综合机构，创造沟通和协调的系统，确定管理者及其属员的行为准则。在韦伯看来，“充分发展的科层组织机制较之其他组织，简直就像大机器生产与非机器生产方式之别”[5]，也就是说，他认为这种理想的行政组织体系能提高工作效率，在精确性、稳定性、纪律性和可靠性方面优于其他组织体系。
虽然对教育管理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应用科层管理理论，有不同的看法[6]，但学校管理的研究者和实践者，仍试图运用科层组织概念和操作方法来说明和解决学校管理问题，对学校管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在教育系统中建立上下衔接又有明确分工的管理体系；国家通过法律、法规、政策赋予各级教育组织以明确的职责和权力；在学校内部建立和完善行政管理组织网络，各职能部门层次分明，分工明确，有标准的工作程序；各级领导要经常考核下属的工作效率，并按他们的能力和成绩决定进退等等。
由于有效率意识，学校管理人员更容易与社会各界沟通，促进了学校管理的科学化和理论化，促进了学校管理的专业化、理性化、协调合作，为教育管理的理论和实践发展奠定了基础。但是，这种理论导向在实践中的缺陷也是相当明显的。
首先，它把人看成机器人、经济人，只能服从，忽视了教育是一项特别需要教师创造性劳动的事业，仅仅视教师为执行命令的工具，无意调动教师的主动性、积极性，使教师失去人性并使教师和学生屈从于机械程序和某些领导人的专断独裁行为。
其次，缺乏对组织环境的复杂性和动态性的认识，不重视处理组织中的人的问题，在组织结构上的基调是独裁式，过分强调组织形式、成文的法律和规章制度等，缺乏对人格的尊重和对人的灵活性的重视，其等级化、制度化的管理使常常组织僵化，束缚了事物的发展。
再次，在强调学校管理和企业管理的共性时，忽视了教育过程与生产过程、教师劳动与工作劳动、教育投资与生产投资、教育结果与工业新产品的区别。虽然以科学主义为导向的管理思想首创了运用定量方法解决管理问题，弥补了过去纯定性分析的不足，但其研究方法也带有明显的形而上学色彩。
三、 以人文主义为价值导向的民主化人际关系学校管理思想
新兴社会科学的产生，加上学校规模扩大和学校系统内部结构变化，科学管理思想受到来自各方面的猛烈抨击。于是，民主管理的新思想开始酝酿、诞生。其中名气最大、影响最深的倡导者当推杜威，他在系统地提出基于人文主义精神的现代教育思想和教育主张的同时，提出要让教师有机会、更充分地参与管理，这不会改变学校组织的本质，但将改变教师和管理人员之间关系的类型和性质；作为学校管理人员的“领导应当是通过和别人交换意见从而激发和指导智慧的领导，而不是那种孤立地依靠行政方法专横独断地将教育目的和方法强加给别人的领导”[7]。以后，工业和社会科学所进行的人际关系研究似乎在实验的基础上进一步证实了民主管理的支持者所抱的信念——人道主义的领导方式能够提高组织的士气和效率。以人文主义为导向的民主管理思想主要有以下的特点。
1．注重管理中的人际关系作用。最早意识到把人际关系学说的研究和教育管理研究联系起来的是美国芝加哥大学教导主任拉尔夫·泰勒，他在《变化中的思想概念促使教育必须调整》一文中提出人际关系的研究与学校管理人员有关，他预见今后教育管理必将受到“霍桑实验”的影响。事实上，把人际关系学说和教育管理结合起来的研究增多，如威尔伯·约契主张校长要正确处理好全体教职员之间的关系，要和教师以平等的地位对话等，给教育管理理论以新的启发。
2．注重人的需要的满足。究竟怎样才能提高员工士气呢？人际关系理论研究者认为：追求满足社会和心理方面的需要是激励人们的动力。以后的一些行为科学研究者对此又作了进一步的探讨，认为人们各种各样的行为，都出自一定的动机，而动机又产生于人们本身存在的需要。因此，人们的需要和动机确定了人们行为的目标，人们的行为都是为了达到一定目标。从人们内在需要出发，推动人们采取某种有目标的行为，最终达到需要的满足，这就是激励的过程。以人文主义为导向的行为科学论者认为，没有达到满足的需要是激励过程的出发点，行为的推动力。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观点是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和赫茨伯格的“需要激励两因素论”。
3．注重领导方式在学校管理中的作用。行为科学的研究者通过调查研究得出结论，在影响企业各部门工作效率的因素中，领导是最主要的因素。他们发现生产效率高的领导人总让下级清清楚楚地知道目标是什么，需要达到什么要求，然后让他们有充分的工作自由。并且认为，如果领导人员以职工为中心，不仅注重职工工作，而且经常关心他们的需要和愿望，那么这个部门的效率就高；如领导人仅以工作为中心，不关心职工的愿望和要求，这个部门的效率就低。
以人文主义为导向的民主的人际关系思想之所以被教育管理界广泛接纳，除了本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民主思潮发展有关外，更实际的原因是这些思想和理论有助于解决由于学校管理和教育行政官僚主义所造成的问题。同时，教育组织的进一步专门化及其在规模上的扩大、教育活动的复杂化都要求教育管理人员在处理有关事物的过程中应更加依靠教师的合作和专业知识，而民主管理理论和人际关系理论两者的确都提供了一些重新分配决策责任，以及帮助教育管理人员更好地同教师一道工作的方法。这种管理理论在实践中得到了广泛传播，并在实际管理中产生了深刻影响。
首先，它改变了教育管理中对人的看法，重视人的因素，特别是将人的组织行为作为讨论的重点，不仅可资借鉴，而且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促进了管理思想的繁荣。
其次，是采用新的研究方法发展了管理理论，一方面开创多学科协调研究方法，另一方面加强了对人的行为的调查研究；另外，它还强调人的行为的因果关系和行为规律，并据此采取相应的管理措施。
再次，提出了在工作中实现“民主”和“自主”原则，恢复“人的尊严”或“人性”，使组织目标与个人目标相结合等新的管理方式，开辟了一条管理新路，特别是倡导教师参与管理的各个方面，“目标管理”和“丰富工作内容”等方式方法，在教育管理实践中影响很大。
然而，民主化的人际关系学说不可能解决管理的全部问题，也无法解决随着社会发展所产生的各种矛盾冲突。特别是这种理论被行为科学论者片面强调其作用，夸大其在管理实践中的有效性，其片面性也显得更加突出。
四、 融合——当代教育管理思想的基本走向
无论是西方管理思想还是中国传统的管理思想，都有自己的视角和侧重点，道德理想主义的价值取向强调秩序、人伦关系的重要性，科学主义的价值取向关心应当采取什么措施才能使组织更富有效率的问题，人文主义的价值取向注重人的情感和其他的心理因素。但是，随着当代社会经济、政治、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在学科高度分化、高度综合的趋势影响下，许多学者发现仅一种教育管理思想解决不了问题，教育管理思想也应走向融合，即博采众家之长，促进教育管理的民主化、科学化和专业化。
在我国，自上世纪80年代以后，我们在学习西方管理思想的过程中，不断改造我国原有的管理思想和体制。大多数学者都认为，我们学习西方管理理论，无论是以科学主义为价值取向的，还是以行为主义为价值取向的，都是为了消化、吸收，为我所用。教育管理实践中，大家普遍认为必须用邓小平关于“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伟大教导为指南，对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管理理论进行系统、深入的比较研究，把现代的先进管理理论与中国实际情况结合起来，既不妄自菲薄、盲目崇拜，也不全盘否定，大加讨伐。综观整个世界管理理论的发展，传统与现代、理论与运用、多样与综合，都已成为当代教育管理理论完善与更新的大趋势。
参考文献
[1] 许启贤等主编.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
[2] 毛泽东论教育革命.北京：人民出版社，1967.
[3] 陶行知全集（第2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4] F·Bobbitt S·C，Parkared.The Supervision of Chy Schppls.（Pupil school Publising Com Pary,1913）.
[5] H·H·Gerth
一、 以道德理想主义为价值取向的人伦化学校管理
道德理想主义是中华民族在长期改造自然、改造社会和自我发展的过程中积淀而成的价值道德和思维定势。中国人处事、待人、律己都是以中国传统文化的是非标准为准绳的。在管理思想上重人伦、重和谐、重传统居于主导地位。伦理学家罗国杰先生曾说：“人伦关系和人伦价值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核心。整体观念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归宿。修养践履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根本要求，而推己及人则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唯一重要方法。”[1]以道德理想主义为价值取向的人伦管理思想对我国的学校行政与管理人员影响最早且最深刻。这种思想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1．强调政教合一。代表观点是道德理想主义特别重视教育的作用，视教育为改造人的灵魂的工具。 “学校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转变学生的思想”。道德理想主义者，特别是在儒家的哲学里，政治就是教化，教化也就是政治，“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首，修道之谓教。”[2]管理者首先是一个教育者，管理过程也是一个教育过程。他们反对自然主义学说，认为人在组织中如不被好的东西去影响、改造，就会被坏的东西影响、改造。教育的责任就在于“化性启伪”，引人向善。管理就是通过管理者的教育，使被管理者遵守人伦关系中的秩序。
2．重视知行合一。道德理想主义强调知行合一，强调用一整套伦理规范来规范人在组织中的行为乃至个人的生活小节，管理就是建立一种伦理规范，管理方式主要是通过做、行，在做和行的过程中养成行为习惯，以道德理想主义为价值取向的管理者相信道德理想、道德秩序是个人和国家的支柱，它甚至可以超越经济的、军事的力量，并且相信一种理想的道德可以通过合适的方法和途径有效地灌输给受教育者。陶行知先生在晓庄师范、山海工学团、重庆育才学校就是进行了这样的教育，也是实践了这种管理。陶行知把它概括为“教学做合一”：“教学做是一件事，不是三件事。我们要在做上教，做上学。在做上教的是先生，在做上学的是学生。从先生对学生的关系来说，做便是教；从学生对先生的关系来说，做便是学。先生拿做来教，乃是真教；学生拿做来学，方是实学。不在做上用功夫，教固不成教，学也不成学。”[3]
3.讲求人伦秩序。以道德理想主义为价值取向的管理思想十分讲求人际关系中的秩序，要求尊卑有别、长幼有序，特别是下级对上级的服从，上级对下级的“义”，朋友之间的“信”。办事要谦虚谨慎，遵守纪律，沉着稳健，宽容忍耐，严于律己，这一切对于提高管理的质量和效益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二、 以科学主义为价值取向的科学化学校管理
1．注重提高教育管理的功能和效率。由于社会、生产、科技的迅速发展，基础教育也得到迅速发展，学科数量大量增加，社会、团体、家庭对教育的投入也大量增加，这引起了人们对教育效益的广泛关注，企业界和政府部门对学科在管理上的浪费现象提出了严厉批评，要求管理人员把重点放在质量和效率上。为此提出必须对学校各方面工作进行考核。在社会和家庭的巨大压力之下，学校管理人员不得不放弃传统的教育价值观，转向接受以与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的价值观念、道德标准和管理模式，科学管理的思潮开始在学科管理中流行，它要求教育和管理人员明确了解教育目标，了解学校的总效率与员工们的工作次效率的联系，了解教师的工作成效，了解学生的学习效果，了解本校学生与其他学校学生孰优孰劣，即注意把经费的分配同教学成本联系起来。美国芝加哥大学富兰克林·博比特就提出，要提高学校行政的效率，首先要确定学校产品的理想标准（即学生标准）；其次规定学校的生产方式、生产者（教师）必备的资格和工作准则。这样“管理人员就一定能够牢固地掌握控制生产成本的规律并懂得如何引进更有效的工作方法”，而“效率意味着权力的集中化和监督者对全部执行过程实施明确的指挥”[4]，注重效率、成本、管理全过程的观念对传统的经验型管理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冲击。
2．强调采用科学的方法进行量化管理。随着科学主义观念的流行，教育科学研究也开始了这方面的探索，量化方法如教育调查、教育统计、教育测量成了学校进行科学管理的基本工具，成了记录、分析和比较教育产品及其成本的手段。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在教育管理中十分流行的岗位责任制、教师工作量的量化，标准化考试的盛行，甚至学生品德也盛行量化标准，各种统计技术、量表以及成本核算程序的运用，使学生管理由粗放化走向了集约化之路，竞争和淘汰成为必不可少的措施。
3．以科层管理为组织基础。科层管理理论认为，在现代社会，由于科技革命改变了工作场所的性质，即分工细化和管理复杂化，这就有必要发展控制工作的综合机构，创造沟通和协调的系统，确定管理者及其属员的行为准则。在韦伯看来，“充分发展的科层组织机制较之其他组织，简直就像大机器生产与非机器生产方式之别”[5]，也就是说，他认为这种理想的行政组织体系能提高工作效率，在精确性、稳定性、纪律性和可靠性方面优于其他组织体系。
虽然对教育管理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应用科层管理理论，有不同的看法[6]，但学校管理的研究者和实践者，仍试图运用科层组织概念和操作方法来说明和解决学校管理问题，对学校管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在教育系统中建立上下衔接又有明确分工的管理体系；国家通过法律、法规、政策赋予各级教育组织以明确的职责和权力；在学校内部建立和完善行政管理组织网络，各职能部门层次分明，分工明确，有标准的工作程序；各级领导要经常考核下属的工作效率，并按他们的能力和成绩决定进退等等。
由于有效率意识，学校管理人员更容易与社会各界沟通，促进了学校管理的科学化和理论化，促进了学校管理的专业化、理性化、协调合作，为教育管理的理论和实践发展奠定了基础。但是，这种理论导向在实践中的缺陷也是相当明显的。
首先，它把人看成机器人、经济人，只能服从，忽视了教育是一项特别需要教师创造性劳动的事业，仅仅视教师为执行命令的工具，无意调动教师的主动性、积极性，使教师失去人性并使教师和学生屈从于机械程序和某些领导人的专断独裁行为。
其次，缺乏对组织环境的复杂性和动态性的认识，不重视处理组织中的人的问题，在组织结构上的基调是独裁式，过分强调组织形式、成文的法律和规章制度等，缺乏对人格的尊重和对人的灵活性的重视，其等级化、制度化的管理使常常组织僵化，束缚了事物的发展。
再次，在强调学校管理和企业管理的共性时，忽视了教育过程与生产过程、教师劳动与工作劳动、教育投资与生产投资、教育结果与工业新产品的区别。虽然以科学主义为导向的管理思想首创了运用定量方法解决管理问题，弥补了过去纯定性分析的不足，但其研究方法也带有明显的形而上学色彩。
三、 以人文主义为价值导向的民主化人际关系学校管理思想
新兴社会科学的产生，加上学校规模扩大和学校系统内部结构变化，科学管理思想受到来自各方面的猛烈抨击。于是，民主管理的新思想开始酝酿、诞生。其中名气最大、影响最深的倡导者当推杜威，他在系统地提出基于人文主义精神的现代教育思想和教育主张的同时，提出要让教师有机会、更充分地参与管理，这不会改变学校组织的本质，但将改变教师和管理人员之间关系的类型和性质；作为学校管理人员的“领导应当是通过和别人交换意见从而激发和指导智慧的领导，而不是那种孤立地依靠行政方法专横独断地将教育目的和方法强加给别人的领导”[7]。以后，工业和社会科学所进行的人际关系研究似乎在实验的基础上进一步证实了民主管理的支持者所抱的信念——人道主义的领导方式能够提高组织的士气和效率。以人文主义为导向的民主管理思想主要有以下的特点。
1．注重管理中的人际关系作用。最早意识到把人际关系学说的研究和教育管理研究联系起来的是美国芝加哥大学教导主任拉尔夫·泰勒，他在《变化中的思想概念促使教育必须调整》一文中提出人际关系的研究与学校管理人员有关，他预见今后教育管理必将受到“霍桑实验”的影响。事实上，把人际关系学说和教育管理结合起来的研究增多，如威尔伯·约契主张校长要正确处理好全体教职员之间的关系，要和教师以平等的地位对话等，给教育管理理论以新的启发。
2．注重人的需要的满足。究竟怎样才能提高员工士气呢？人际关系理论研究者认为：追求满足社会和心理方面的需要是激励人们的动力。以后的一些行为科学研究者对此又作了进一步的探讨，认为人们各种各样的行为，都出自一定的动机，而动机又产生于人们本身存在的需要。因此，人们的需要和动机确定了人们行为的目标，人们的行为都是为了达到一定目标。从人们内在需要出发，推动人们采取某种有目标的行为，最终达到需要的满足，这就是激励的过程。以人文主义为导向的行为科学论者认为，没有达到满足的需要是激励过程的出发点，行为的推动力。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观点是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和赫茨伯格的“需要激励两因素论”。
3．注重领导方式在学校管理中的作用。行为科学的研究者通过调查研究得出结论，在影响企业各部门工作效率的因素中，领导是最主要的因素。他们发现生产效率高的领导人总让下级清清楚楚地知道目标是什么，需要达到什么要求，然后让他们有充分的工作自由。并且认为，如果领导人员以职工为中心，不仅注重职工工作，而且经常关心他们的需要和愿望，那么这个部门的效率就高；如领导人仅以工作为中心，不关心职工的愿望和要求，这个部门的效率就低。
以人文主义为导向的民主的人际关系思想之所以被教育管理界广泛接纳，除了本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民主思潮发展有关外，更实际的原因是这些思想和理论有助于解决由于学校管理和教育行政官僚主义所造成的问题。同时，教育组织的进一步专门化及其在规模上的扩大、教育活动的复杂化都要求教育管理人员在处理有关事物的过程中应更加依靠教师的合作和专业知识，而民主管理理论和人际关系理论两者的确都提供了一些重新分配决策责任，以及帮助教育管理人员更好地同教师一道工作的方法。这种管理理论在实践中得到了广泛传播，并在实际管理中产生了深刻影响。
首先，它改变了教育管理中对人的看法，重视人的因素，特别是将人的组织行为作为讨论的重点，不仅可资借鉴，而且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促进了管理思想的繁荣。
其次，是采用新的研究方法发展了管理理论，一方面开创多学科协调研究方法，另一方面加强了对人的行为的调查研究；另外，它还强调人的行为的因果关系和行为规律，并据此采取相应的管理措施。
再次，提出了在工作中实现“民主”和“自主”原则，恢复“人的尊严”或“人性”，使组织目标与个人目标相结合等新的管理方式，开辟了一条管理新路，特别是倡导教师参与管理的各个方面，“目标管理”和“丰富工作内容”等方式方法，在教育管理实践中影响很大。
然而，民主化的人际关系学说不可能解决管理的全部问题，也无法解决随着社会发展所产生的各种矛盾冲突。特别是这种理论被行为科学论者片面强调其作用，夸大其在管理实践中的有效性，其片面性也显得更加突出。
四、 融合——当代教育管理思想的基本走向
无论是西方管理思想还是中国传统的管理思想，都有自己的视角和侧重点，道德理想主义的价值取向强调秩序、人伦关系的重要性，科学主义的价值取向关心应当采取什么措施才能使组织更富有效率的问题，人文主义的价值取向注重人的情感和其他的心理因素。但是，随着当代社会经济、政治、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在学科高度分化、高度综合的趋势影响下，许多学者发现仅一种教育管理思想解决不了问题，教育管理思想也应走向融合，即博采众家之长，促进教育管理的民主化、科学化和专业化。
在我国，自上世纪80年代以后，我们在学习西方管理思想的过程中，不断改造我国原有的管理思想和体制。大多数学者都认为，我们学习西方管理理论，无论是以科学主义为价值取向的，还是以行为主义为价值取向的，都是为了消化、吸收，为我所用。教育管理实践中，大家普遍认为必须用邓小平关于“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伟大教导为指南，对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管理理论进行系统、深入的比较研究，把现代的先进管理理论与中国实际情况结合起来，既不妄自菲薄、盲目崇拜，也不全盘否定，大加讨伐。综观整个世界管理理论的发展，传统与现代、理论与运用、多样与综合，都已成为当代教育管理理论完善与更新的大趋势。
参考文献
[1] 许启贤等主编.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
[2] 毛泽东论教育革命.北京：人民出版社，1967.
[3] 陶行知全集（第2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4] F·Bobbitt S·C，Parkared.The Supervision of Chy Schppls.（Pupil school Publising Com Pary,1913）.
[5] H·H·Ger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