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香港这个地方,过去常被大陆的文人看不起,说是“文化沙漠”。成为殖民地之前,这里本来不过是蛮荒之地,没有本土文化的根基。成为殖民地之后,逐渐成为一个现代都市,而殖民文化、商业文化明显占主流地位,所以在大陆的文人看来,结不出什么果实,至今为止确实也没有出现特别优秀的文学家,算是比较“沙漠化”了。
但是,放眼世界,在殖民者种下的苦果树上,经过数百年的演化、改植、嫁接,依然还是能结出颇为美丽的花果。我们可以看到,仅在英语文学世界,在宗主国英国本土的文学创造力日渐衰落的时候,倒是原来英殖民地的文化纷纷结出硕果,例如就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来说,1991年有南非女作家戈迪默尔获奖,后来还有2003年库切获奖;1992年有加勒比圣卢西亚岛诗人瓦尔科特获奖,第二年有美国的非洲裔黑人女作家托妮·莫里森获奖,都是具有殖民地文化背景的英语作家,而2001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印度裔生于特立尼达的英国作家奈保尔,更是殖民文化嫁接出来的大果实。所以,奈保尔获奖之后,我曾笑对一位香港作家说,你们应该感到欢欣鼓舞,说明没有文化根基的殖民地文人,要是把殖民者的语言掌握了,能攻下那里的文学堡垒,也可望获得令世人垂涎的荣誉。
一个恃才傲物、惹是生非的文人
奈保尔的文学才能,其实早已为世界文坛确认,曾获得过很多国际性的文学大奖,比如1971年就得过英语文学的最高荣誉布克奖,1986年得过艾略特文学奖,1990年还被英国女王册封为爵士等等。上世纪九十年代,他是瑞典文学界和新闻媒体一直看好的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名字频频出现在每年的预测名单上。给我的感觉,奈保尔的得奖就是或迟或早的事情,而且也应该是实至名归,无须争辩。不过,瑞典学院还是迟迟不把这个荣誉给他,我猜想一个原因可能是媒体越是炒作得厉害的作家,瑞典学院常常偏要避开。另一个原因则是这位作家恃才傲物、性情乖张,经常惹是生非,出言不逊,口无遮拦,得罪了不少人,成了个颇具争议的人物。因此,也难说瑞典学院内就没有不同的声音,没有一定的顾虑。
比如说,奈保尔非常高傲,甚至嘲笑前辈作家。例如他曾经说毛姆作品平庸,“部分是大众的垃圾,部分是皇室的垃圾”;狄更斯的作品就是不断重复,唠唠叨叨,“死于自我模仿”;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不知所云让他无法卒读。他对英国文学经典作家托马斯·哈代、亨利·詹姆斯、简·奥斯丁等等都出言不逊地加以贬低,还攻击著名作家福斯特在文学上“造假”,而且还是个他鄙视的同性恋者。他经常给报纸写书评,对其他当代的作家更是喜欢评头品足,说三道四,尤其对第三世界的文化多有贬义,也看不起黑人,特别是对穆斯林世界冷嘲热讽,也早预言过伊斯兰的原教旨主义者会给世界带来麻烦,因此他总是招来非议,以至于有人攻击他是仇视阿拉伯人的种族主义者,甚至认为瑞典学院恰恰也是趁着“9.11”事件之后全世界对穆斯林恐怖分子口诛笔伐的时候,才敢借机给奈保尔颁奖。此种说法,自然多是无稽之谈。
此外,奈保尔的私生活也是不干不净,让人不以为然的。他授权批准出版的传记《如此人间》问世,其中揭露了这位作家的种种文人丑行,特别是对女人缺乏尊重,对待长期生病的妻子冷酷无情,而对自己的情妇则颐指气使当作性奴,动辄打骂,有变态的性虐待者心理。其实,就在那年他得奖之时,他就公开对媒体披露他曾去嫖妓,还要感谢那些妓女们也为他作出了贡献。他说他在自己的家庭婚姻出现问题的时候,因为忙于写作,也无暇去追求体面的女人,那样要耗费很多时间精力,干脆就在妓女的怀抱中寻找别处得不到的性安慰。而实际上他对情妇和妓女又都非常蔑视,说是除了泄欲,从那些女人那里根本得不到任何其他东西,对人毫无尊重。此类自报家门,让媒体一片聒噪,觉得有辱诺贝尔文学奖的声誉。好在瑞典学院院士们也能坦然面对,说他们只关心一个作家的作品好坏,并不把作家的政治观点和私生活作为评奖的标准。据说,院士中的汉学家马悦然教授就曾经说过:“我们只评判作品。要论人品,那么很多诺贝尔文学奖得奖作家,我永远不会当作朋友。”
有个美国作家索罗,曾经和奈保尔有三十年的深交,最后居然也和他割席断交,写了本书讲出来龙去脉,就是因为受不了这位英国爵士的内心“阴影”。他揭露奈保尔这个人,内心阴暗,气量狭小,尖酸刻薄,而又极度自大,喜怒无常,缺少人情味。
奈保尔的性情为什么这么乖张,脾气那么古怪,居然也有人分析说,这和他殖民地出身的背景有关,因为属于英殖民地的印度血统,肤色黝黑,小时候受到歧视,就感到自卑,心里难免有了阴影,形成了对世界的孤独悲观感,对人就比较冷漠。而他天分又很好,聪明过人,从小又是接受了正统而严格的英国教育,是牛津大学的高材生,说一口优雅英文,写一笔英文好字,文化上早认同了宗主国的上流文化,那么内心的白人文化培育出的优越感和自己表面的非白人种族特征就构成了所谓“黑皮白心”的反差。
也是背井离乡的海外学子
我不知道上面的这种心理分析是否有道理。不过,一个人的性格形成,和家庭背景、个人经历,多少是关联的,所以追溯一下奈保尔的家史或许对读者理解这个作家的思想性格和写作会有帮助。
奈保尔自称其祖先来自印度北部的一个婆罗门家族,在印度的四大种姓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中,地位最高,可以说,奈保尔本来出身也算印度的贵族家庭,这是否能证明奈保尔骨子里天生就有等级观念,那就很难说了。但是,即使是贵族,看来也是比较没落的贵族而已,没有什么钱,因此十九世纪末英国开发西印度群岛,鼓励其他英殖民地的人往那里移民,还有一定的安家补助,这个时候奈保尔的祖先就签约从印度北部迁移到了西印度群岛的特立尼达,靠着在甘蔗园做工为生。英国人还是重视教育的,婆罗门的后代也要出人头地,努力上进,因此到了第二第三代就已经生根立足,而他的父亲就能爬到报社记者的社会地位,还搬到了首都西班牙港。据奈保尔在1999年出版的自传作品《阅读与写作》中回忆,他的父亲对于文学文字有浓厚兴趣,经常给孩子朗读文学作品。这当然主要是殖民地宗主国的英语文学,而不是印度文化。这对于幼小的奈保尔深有影响,培养了他的出色的英语能力,他小学时代就已经非常熟悉英国文学,读过莎士比亚、狄更斯、乔治·艾略特等人的经典著作。甚至于他对祖国印度的印象也完全来自英国文学,是阅读了吉普林、毛姆、福斯特、赫胥黎等英国作家描写印度的作品,是从一个白人的眼光来观察印度的。
在父亲的感染下奈保尔从小就立志当一个作家,学习努力成绩优异。英国人对于殖民地的一种恩赐,就是为殖民地的优秀青少年也提供奖学金,让他们可以到英国本土的名牌学校留学。奈保尔在1950年高中毕业时,就考上官费奖学金入读牛津大学,这是一般英国本土平民子女也难进的世界一流的高等学府,对奈保尔身上进一步培养出高人一等的优越感不无关系。
可是,如果奈保尔走在伦敦的大街上,出入英国的小酒馆,如果只看外表,他不过就是一个黑黝黝的印度移民而已,像是中国上海过去说的红头阿三,一定是下等公民,谁知道这位还是牛津大学的牛气的高材生,所以,奈保尔不时还是会感受到英国白人的歧视。这是否也就是造成他性格乖张的一个原因呢?
成为畅销书排行榜上的英语作家
奈保尔1953年大学毕业之后就担任了著名的英国广播公司BBC的编辑,为“加勒比之声”节目撰稿,也发表了一些描写特立尼达移民的广播小说和人物特写,其中不少就是写他个人的经历。比如写了一个来自这个殖民地的少年如何想出人头地,冲破家庭的阻拦和穷乡僻壤的限制,而到英国来施展抱负。这些短篇文笔隽永,后来收入到一个小说集《米格尔大街》出版,1961年获得了很有影响的毛姆文学奖。1955年,奈保尔和英国姑娘帕特丽西雅·安·哈勒喜结良缘,这段婚姻虽然也难免波折,其实相当圆满,一直到1996年哈勒去世后,奈保尔再婚才告结束。
1957年,奈保尔就出版了第一部长篇小说《神秘的按摩师》。这是一部讽刺性的闹剧,描写一个有离奇古怪宗教思想的人在特利尼达出尽的种种洋相。在流畅标准的英文中,又穿插了风趣的特利尼达方言,让英国读者读来也是忍俊不禁,也深得文学界的好评,很快就登上畅销书排行榜。因为稿费丰厚,奈保尔从此也可以在英国定居下来靠写作为生了。如此,他一鼓作气,1958年又出版长篇小说《艾尔维拉的参政权》,依然是用喜剧手法描写特利尼达普选中的种种趣事丑闻,而写作技巧和幽默的语言风格更加成熟,立即获得莱斯纪念奖。不过,文学评论界一般认为奈保尔的下一部自传体小说《比斯瓦斯的房子》才真正展现出了他作为小说家的大师水准。在小说的主人公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作者父亲和作者本人的双重身影。比斯瓦斯也是一个印度移民之子,他的人生梦想就是拥有一栋属于自己的房子,一个安居乐业的家园。然而,这栋房子也可以用来象征作者本人的生活中的奋斗目标,一个移民之子,终于能够摆脱殖民文化的阴影,而在英语文学中建立了自己的尊贵地位,也是自己的精神家园,而且最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建成了价值百万的辉煌的艺术殿堂。
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时候,奈保尔还给英国的各家报刊写过文学书评,这大概是聪明的中文作家一般不肯做的傻事,因为不可能违心地只写恭维好话,尤其是心气高傲的奈保尔,他的评论总是不绕弯子直话直说显得尖刻挑剔,因此得罪了不少作家。这也是他人缘不太好的一个主要原因。尽管如此,大多数作者不得不承认他在小说艺术上并非眼高手低,只会褒贬别人的作品而自己没有建树。奈保尔自己总是出手不凡,作品连连获得英语文学的重要奖项,比如长篇小说《斯通先生和骑士伙伴》,描写一个生活在英国的移民的个人奋斗史,也有浓厚的自传色彩,获得1964年的霍桑奖。中短篇集《在自由的国度》夺得1971年的布克奖。这个集子里的作品大多描写来自殖民地的移民在宗主国的生活,主体通常都是新旧文明不同文化中的尊严、自由、文化认同和异化问题,对于殖民地的落后文化自然也有批评。首篇《众多的人之一》,就是写一个在老家印度孟买给洋人当佣人的印度人,跟着美国主子到了美国,自由和发财的梦想也没有实现,而发现自己在新大陆反而失去了和周围世界的联系和沟通,甚至比在印度的时候还感到孤独。我想,很多移民美国的中国人,大概都可以包括在这个“众多的人”中间呢!
这个集子中的第二篇《告诉我杀谁》则描写一个住在伦敦的特利尼达移民,也是写他的发财梦想的破灭:他千方百计想让自己的弟弟也到英国来留学,从此可以过体面的生活,可是他的弟弟拿到了他辛苦积攒的钱,却不好好读书,去泡了一个白人小妞,结果是人财两空。有的评论家批评奈保尔在这些作品中表现出了歧视第三世界文化的倾向,特别是在《在自由的国度》这个短篇中,写一对白人夫妇带着天真的想法到非洲旅行,结果发现他们憧憬的异国文明背后是专制的残酷、是权势的腐败、是部落之间的无情杀戮。
小说虚构结合历史和游记笔法
奈保尔所以成为大家,因为他还是一个文体创新的作家。瑞典学院宣布给他颁奖的新闻公报中就说,“奈保尔没有受到任何单一的文学时尚和模型的影响,而是把现存的不同文体精制提炼成一种他自己独特的风格,在这种风格里,虚构和非虚构的习惯区别已经毫不重要了”。
奈保尔后来发表的作品,例如长篇小说《游击队员》、《大河湾》、《抵达之谜》和《半条生命》等等,这些作品都是虚构结合历史纪实的笔法,大多还有自传的色彩,一方面表现了个人在文化认同方面的追求,以及移民的族群意识和主流文化的矛盾冲突等等主题,另一方面,也写出了殖民主义给世界带来的动荡不安和人民对于压迫的反抗,是一种更有历史高度的眼界。就如瑞典学院的颁奖词所说的,在我们熟悉的历史叙述之下,还有“被压抑的历史”。还是在动笔创作有关特利尼达历史的著作《黄金国的陷落》时,他已经感到小说虚构的手法展示历史已经不够得心应手,必须结合历史笔法的精细和准确,而这种历史观,又要是超脱于流俗之上的,是不受权势影响的。这就是瑞典学院的颁奖词所说的,“结合了感觉敏锐的叙事和不受流俗腐蚀的审察”。
这个时期,奈保尔还经常不断地应《纽约时报》和英国广播公司等著名报社和电台的约请,以记者或专栏作家的身份前往一些前殖民地国家旅行,观察报道这些国家的社会变迁,因此他写下了大量的游记和随笔。他的足迹因此到达了世界各地的许多角落,从加勒比海到印度,从地中海的塞浦路斯和阿拉伯国家到黑非洲和东南亚,成为瑞典学院新闻公报中所说的“环球旅行者”。这些旅行一方面给他带来新小说的灵感,另一方面也刺激了他对东西方文明的冲突和个人文化认同问题的思考,这些游历的印象和感想他都收集在《中间地带》、《黑暗区域》、《印度:受伤的文明》、《庇隆夫人的归来:特利尼达的屠杀》、《在信仰者中》、《找到中心:两种叙述》、《南方的转折》、《印度:百万现代叛逆》、《世道》和《超越信仰》等等游记著作中。这些散文,不仅文笔优美流畅,言辞隽永,引人入胜,而且内容充实丰富,也有思想性思辨性,对于这个时代的“后殖民主义”和“东方主义”文化批评有过很大的影响,也给奈保尔带来更大的文学声誉。就如我前面说的,瑞典文学界也都看好他作为诺贝尔文学奖的绝佳人选,这个奖对于他真是志在必得中。
精神家园就在自己身上
尽管现在有人对于奈保尔的人品多有微词,而他敢于授权发表有损其形象的自传《如此人间》,确实也需要不同寻常的勇气,敢于面对自己的真实人生。如果把奈保尔当作吃喝嫖赌的无聊文人,那就是大错特错了,也低估了瑞典学院的慧眼识人的能力。事实上,奈保尔的世界游历,也是“文化苦旅”,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也是他自始至终有自己的精神追求,就是不行之举,也是惊世骇俗。就是在这种孜孜不倦的文化苦旅和求索中,他最终找到了自己的文化认同和个人价值。尤其是他的前后两次印度之行,对他后期的文化价值观念的转变有了比较大的影响。之前,生活在西印度群岛的印度移民及其后代,多愿意把自己看成是灿烂的印度文明的子裔,以此自慰,奈保尔其实也未必例外,如果别人把他当作印度移民歧视,他会用这种文明的回忆来安慰自己。这和很多负笈海外的中国学人也多有相似之处。然而,他在1962年第一次访问祖先的故土印度时,这里是一个人口众多杂乱而且实际上是有不同语言、上百种方言和多种不同信仰的国家,并非一种一统的文明。而且社会腐败、混乱、贫穷,有各种不同的政治的、宗教信仰的和族群之间的冲突,而当地人的生活方式让他无法认同。那个时候他发表的游记,确实都是批评和失望的语调。
1988年,奈保尔再度访问印度,这次他走遍东南西北印度全境,追踪采访了上次访问碰到的各色人等,从国家官员到平民百姓,从文化精英到市井商贩,从穆斯林原教旨主义者到毛派分子,调查他们的生活和环境变化。他注意到印度现代化过程中,个人价值观的发展,很多人更认同的居然是1947年印度独立之前的表面上比较统一的“殖民地”文化。他最终也发现,自己实际上是个没有先祖之国的流浪汉,是一个“文学的世界主义者”,而他的精神家园就在他自己身上,就是他个人。
奈保尔正是因此提出了“普世文明”的提法。他在旅行中,目睹了前殖民地国家独立之后的混乱、贫困、愚昧,感触良多。西方殖民主义给殖民地的人民带来过屈辱,对此他深表同情,然而,他也批评这些殖民地不是缺乏自己的文化传统(例如特利尼达或者香港),就是旧有的文化传统保守落后,甚至对于现代文明有破坏性(例如阿富汗和穆斯林极端分子),而扩张的西方文明中,其实还是包含了人类现代化的合理因素,就是“普世性”的价值,特别是对于个人幸福和尊严的肯定和维护,简单来说就是民主自由和人权的观念。
我相信,包括我自己在内,还有很多离开故土而寄居西方的中国知识分子,会认同奈保尔的理念,我们没有必要觉得自己背井离乡就没有文化根基,没有精神家园而无家可归。所不同的是,奈保尔的母语已经是英语了,在印度也是以英语为主要的交流语言,这是他们的文化认同问题,可能比我们容易应付东西方文明的冲突,而我们的母语是中文,我们需要在中文的文学中再造我们的个人的精神家园!
但是,放眼世界,在殖民者种下的苦果树上,经过数百年的演化、改植、嫁接,依然还是能结出颇为美丽的花果。我们可以看到,仅在英语文学世界,在宗主国英国本土的文学创造力日渐衰落的时候,倒是原来英殖民地的文化纷纷结出硕果,例如就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来说,1991年有南非女作家戈迪默尔获奖,后来还有2003年库切获奖;1992年有加勒比圣卢西亚岛诗人瓦尔科特获奖,第二年有美国的非洲裔黑人女作家托妮·莫里森获奖,都是具有殖民地文化背景的英语作家,而2001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印度裔生于特立尼达的英国作家奈保尔,更是殖民文化嫁接出来的大果实。所以,奈保尔获奖之后,我曾笑对一位香港作家说,你们应该感到欢欣鼓舞,说明没有文化根基的殖民地文人,要是把殖民者的语言掌握了,能攻下那里的文学堡垒,也可望获得令世人垂涎的荣誉。
一个恃才傲物、惹是生非的文人
奈保尔的文学才能,其实早已为世界文坛确认,曾获得过很多国际性的文学大奖,比如1971年就得过英语文学的最高荣誉布克奖,1986年得过艾略特文学奖,1990年还被英国女王册封为爵士等等。上世纪九十年代,他是瑞典文学界和新闻媒体一直看好的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名字频频出现在每年的预测名单上。给我的感觉,奈保尔的得奖就是或迟或早的事情,而且也应该是实至名归,无须争辩。不过,瑞典学院还是迟迟不把这个荣誉给他,我猜想一个原因可能是媒体越是炒作得厉害的作家,瑞典学院常常偏要避开。另一个原因则是这位作家恃才傲物、性情乖张,经常惹是生非,出言不逊,口无遮拦,得罪了不少人,成了个颇具争议的人物。因此,也难说瑞典学院内就没有不同的声音,没有一定的顾虑。
比如说,奈保尔非常高傲,甚至嘲笑前辈作家。例如他曾经说毛姆作品平庸,“部分是大众的垃圾,部分是皇室的垃圾”;狄更斯的作品就是不断重复,唠唠叨叨,“死于自我模仿”;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不知所云让他无法卒读。他对英国文学经典作家托马斯·哈代、亨利·詹姆斯、简·奥斯丁等等都出言不逊地加以贬低,还攻击著名作家福斯特在文学上“造假”,而且还是个他鄙视的同性恋者。他经常给报纸写书评,对其他当代的作家更是喜欢评头品足,说三道四,尤其对第三世界的文化多有贬义,也看不起黑人,特别是对穆斯林世界冷嘲热讽,也早预言过伊斯兰的原教旨主义者会给世界带来麻烦,因此他总是招来非议,以至于有人攻击他是仇视阿拉伯人的种族主义者,甚至认为瑞典学院恰恰也是趁着“9.11”事件之后全世界对穆斯林恐怖分子口诛笔伐的时候,才敢借机给奈保尔颁奖。此种说法,自然多是无稽之谈。
此外,奈保尔的私生活也是不干不净,让人不以为然的。他授权批准出版的传记《如此人间》问世,其中揭露了这位作家的种种文人丑行,特别是对女人缺乏尊重,对待长期生病的妻子冷酷无情,而对自己的情妇则颐指气使当作性奴,动辄打骂,有变态的性虐待者心理。其实,就在那年他得奖之时,他就公开对媒体披露他曾去嫖妓,还要感谢那些妓女们也为他作出了贡献。他说他在自己的家庭婚姻出现问题的时候,因为忙于写作,也无暇去追求体面的女人,那样要耗费很多时间精力,干脆就在妓女的怀抱中寻找别处得不到的性安慰。而实际上他对情妇和妓女又都非常蔑视,说是除了泄欲,从那些女人那里根本得不到任何其他东西,对人毫无尊重。此类自报家门,让媒体一片聒噪,觉得有辱诺贝尔文学奖的声誉。好在瑞典学院院士们也能坦然面对,说他们只关心一个作家的作品好坏,并不把作家的政治观点和私生活作为评奖的标准。据说,院士中的汉学家马悦然教授就曾经说过:“我们只评判作品。要论人品,那么很多诺贝尔文学奖得奖作家,我永远不会当作朋友。”
有个美国作家索罗,曾经和奈保尔有三十年的深交,最后居然也和他割席断交,写了本书讲出来龙去脉,就是因为受不了这位英国爵士的内心“阴影”。他揭露奈保尔这个人,内心阴暗,气量狭小,尖酸刻薄,而又极度自大,喜怒无常,缺少人情味。
奈保尔的性情为什么这么乖张,脾气那么古怪,居然也有人分析说,这和他殖民地出身的背景有关,因为属于英殖民地的印度血统,肤色黝黑,小时候受到歧视,就感到自卑,心里难免有了阴影,形成了对世界的孤独悲观感,对人就比较冷漠。而他天分又很好,聪明过人,从小又是接受了正统而严格的英国教育,是牛津大学的高材生,说一口优雅英文,写一笔英文好字,文化上早认同了宗主国的上流文化,那么内心的白人文化培育出的优越感和自己表面的非白人种族特征就构成了所谓“黑皮白心”的反差。
也是背井离乡的海外学子
我不知道上面的这种心理分析是否有道理。不过,一个人的性格形成,和家庭背景、个人经历,多少是关联的,所以追溯一下奈保尔的家史或许对读者理解这个作家的思想性格和写作会有帮助。
奈保尔自称其祖先来自印度北部的一个婆罗门家族,在印度的四大种姓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中,地位最高,可以说,奈保尔本来出身也算印度的贵族家庭,这是否能证明奈保尔骨子里天生就有等级观念,那就很难说了。但是,即使是贵族,看来也是比较没落的贵族而已,没有什么钱,因此十九世纪末英国开发西印度群岛,鼓励其他英殖民地的人往那里移民,还有一定的安家补助,这个时候奈保尔的祖先就签约从印度北部迁移到了西印度群岛的特立尼达,靠着在甘蔗园做工为生。英国人还是重视教育的,婆罗门的后代也要出人头地,努力上进,因此到了第二第三代就已经生根立足,而他的父亲就能爬到报社记者的社会地位,还搬到了首都西班牙港。据奈保尔在1999年出版的自传作品《阅读与写作》中回忆,他的父亲对于文学文字有浓厚兴趣,经常给孩子朗读文学作品。这当然主要是殖民地宗主国的英语文学,而不是印度文化。这对于幼小的奈保尔深有影响,培养了他的出色的英语能力,他小学时代就已经非常熟悉英国文学,读过莎士比亚、狄更斯、乔治·艾略特等人的经典著作。甚至于他对祖国印度的印象也完全来自英国文学,是阅读了吉普林、毛姆、福斯特、赫胥黎等英国作家描写印度的作品,是从一个白人的眼光来观察印度的。
在父亲的感染下奈保尔从小就立志当一个作家,学习努力成绩优异。英国人对于殖民地的一种恩赐,就是为殖民地的优秀青少年也提供奖学金,让他们可以到英国本土的名牌学校留学。奈保尔在1950年高中毕业时,就考上官费奖学金入读牛津大学,这是一般英国本土平民子女也难进的世界一流的高等学府,对奈保尔身上进一步培养出高人一等的优越感不无关系。
可是,如果奈保尔走在伦敦的大街上,出入英国的小酒馆,如果只看外表,他不过就是一个黑黝黝的印度移民而已,像是中国上海过去说的红头阿三,一定是下等公民,谁知道这位还是牛津大学的牛气的高材生,所以,奈保尔不时还是会感受到英国白人的歧视。这是否也就是造成他性格乖张的一个原因呢?
成为畅销书排行榜上的英语作家
奈保尔1953年大学毕业之后就担任了著名的英国广播公司BBC的编辑,为“加勒比之声”节目撰稿,也发表了一些描写特立尼达移民的广播小说和人物特写,其中不少就是写他个人的经历。比如写了一个来自这个殖民地的少年如何想出人头地,冲破家庭的阻拦和穷乡僻壤的限制,而到英国来施展抱负。这些短篇文笔隽永,后来收入到一个小说集《米格尔大街》出版,1961年获得了很有影响的毛姆文学奖。1955年,奈保尔和英国姑娘帕特丽西雅·安·哈勒喜结良缘,这段婚姻虽然也难免波折,其实相当圆满,一直到1996年哈勒去世后,奈保尔再婚才告结束。
1957年,奈保尔就出版了第一部长篇小说《神秘的按摩师》。这是一部讽刺性的闹剧,描写一个有离奇古怪宗教思想的人在特利尼达出尽的种种洋相。在流畅标准的英文中,又穿插了风趣的特利尼达方言,让英国读者读来也是忍俊不禁,也深得文学界的好评,很快就登上畅销书排行榜。因为稿费丰厚,奈保尔从此也可以在英国定居下来靠写作为生了。如此,他一鼓作气,1958年又出版长篇小说《艾尔维拉的参政权》,依然是用喜剧手法描写特利尼达普选中的种种趣事丑闻,而写作技巧和幽默的语言风格更加成熟,立即获得莱斯纪念奖。不过,文学评论界一般认为奈保尔的下一部自传体小说《比斯瓦斯的房子》才真正展现出了他作为小说家的大师水准。在小说的主人公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作者父亲和作者本人的双重身影。比斯瓦斯也是一个印度移民之子,他的人生梦想就是拥有一栋属于自己的房子,一个安居乐业的家园。然而,这栋房子也可以用来象征作者本人的生活中的奋斗目标,一个移民之子,终于能够摆脱殖民文化的阴影,而在英语文学中建立了自己的尊贵地位,也是自己的精神家园,而且最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建成了价值百万的辉煌的艺术殿堂。
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时候,奈保尔还给英国的各家报刊写过文学书评,这大概是聪明的中文作家一般不肯做的傻事,因为不可能违心地只写恭维好话,尤其是心气高傲的奈保尔,他的评论总是不绕弯子直话直说显得尖刻挑剔,因此得罪了不少作家。这也是他人缘不太好的一个主要原因。尽管如此,大多数作者不得不承认他在小说艺术上并非眼高手低,只会褒贬别人的作品而自己没有建树。奈保尔自己总是出手不凡,作品连连获得英语文学的重要奖项,比如长篇小说《斯通先生和骑士伙伴》,描写一个生活在英国的移民的个人奋斗史,也有浓厚的自传色彩,获得1964年的霍桑奖。中短篇集《在自由的国度》夺得1971年的布克奖。这个集子里的作品大多描写来自殖民地的移民在宗主国的生活,主体通常都是新旧文明不同文化中的尊严、自由、文化认同和异化问题,对于殖民地的落后文化自然也有批评。首篇《众多的人之一》,就是写一个在老家印度孟买给洋人当佣人的印度人,跟着美国主子到了美国,自由和发财的梦想也没有实现,而发现自己在新大陆反而失去了和周围世界的联系和沟通,甚至比在印度的时候还感到孤独。我想,很多移民美国的中国人,大概都可以包括在这个“众多的人”中间呢!
这个集子中的第二篇《告诉我杀谁》则描写一个住在伦敦的特利尼达移民,也是写他的发财梦想的破灭:他千方百计想让自己的弟弟也到英国来留学,从此可以过体面的生活,可是他的弟弟拿到了他辛苦积攒的钱,却不好好读书,去泡了一个白人小妞,结果是人财两空。有的评论家批评奈保尔在这些作品中表现出了歧视第三世界文化的倾向,特别是在《在自由的国度》这个短篇中,写一对白人夫妇带着天真的想法到非洲旅行,结果发现他们憧憬的异国文明背后是专制的残酷、是权势的腐败、是部落之间的无情杀戮。
小说虚构结合历史和游记笔法
奈保尔所以成为大家,因为他还是一个文体创新的作家。瑞典学院宣布给他颁奖的新闻公报中就说,“奈保尔没有受到任何单一的文学时尚和模型的影响,而是把现存的不同文体精制提炼成一种他自己独特的风格,在这种风格里,虚构和非虚构的习惯区别已经毫不重要了”。
奈保尔后来发表的作品,例如长篇小说《游击队员》、《大河湾》、《抵达之谜》和《半条生命》等等,这些作品都是虚构结合历史纪实的笔法,大多还有自传的色彩,一方面表现了个人在文化认同方面的追求,以及移民的族群意识和主流文化的矛盾冲突等等主题,另一方面,也写出了殖民主义给世界带来的动荡不安和人民对于压迫的反抗,是一种更有历史高度的眼界。就如瑞典学院的颁奖词所说的,在我们熟悉的历史叙述之下,还有“被压抑的历史”。还是在动笔创作有关特利尼达历史的著作《黄金国的陷落》时,他已经感到小说虚构的手法展示历史已经不够得心应手,必须结合历史笔法的精细和准确,而这种历史观,又要是超脱于流俗之上的,是不受权势影响的。这就是瑞典学院的颁奖词所说的,“结合了感觉敏锐的叙事和不受流俗腐蚀的审察”。
这个时期,奈保尔还经常不断地应《纽约时报》和英国广播公司等著名报社和电台的约请,以记者或专栏作家的身份前往一些前殖民地国家旅行,观察报道这些国家的社会变迁,因此他写下了大量的游记和随笔。他的足迹因此到达了世界各地的许多角落,从加勒比海到印度,从地中海的塞浦路斯和阿拉伯国家到黑非洲和东南亚,成为瑞典学院新闻公报中所说的“环球旅行者”。这些旅行一方面给他带来新小说的灵感,另一方面也刺激了他对东西方文明的冲突和个人文化认同问题的思考,这些游历的印象和感想他都收集在《中间地带》、《黑暗区域》、《印度:受伤的文明》、《庇隆夫人的归来:特利尼达的屠杀》、《在信仰者中》、《找到中心:两种叙述》、《南方的转折》、《印度:百万现代叛逆》、《世道》和《超越信仰》等等游记著作中。这些散文,不仅文笔优美流畅,言辞隽永,引人入胜,而且内容充实丰富,也有思想性思辨性,对于这个时代的“后殖民主义”和“东方主义”文化批评有过很大的影响,也给奈保尔带来更大的文学声誉。就如我前面说的,瑞典文学界也都看好他作为诺贝尔文学奖的绝佳人选,这个奖对于他真是志在必得中。
精神家园就在自己身上
尽管现在有人对于奈保尔的人品多有微词,而他敢于授权发表有损其形象的自传《如此人间》,确实也需要不同寻常的勇气,敢于面对自己的真实人生。如果把奈保尔当作吃喝嫖赌的无聊文人,那就是大错特错了,也低估了瑞典学院的慧眼识人的能力。事实上,奈保尔的世界游历,也是“文化苦旅”,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也是他自始至终有自己的精神追求,就是不行之举,也是惊世骇俗。就是在这种孜孜不倦的文化苦旅和求索中,他最终找到了自己的文化认同和个人价值。尤其是他的前后两次印度之行,对他后期的文化价值观念的转变有了比较大的影响。之前,生活在西印度群岛的印度移民及其后代,多愿意把自己看成是灿烂的印度文明的子裔,以此自慰,奈保尔其实也未必例外,如果别人把他当作印度移民歧视,他会用这种文明的回忆来安慰自己。这和很多负笈海外的中国学人也多有相似之处。然而,他在1962年第一次访问祖先的故土印度时,这里是一个人口众多杂乱而且实际上是有不同语言、上百种方言和多种不同信仰的国家,并非一种一统的文明。而且社会腐败、混乱、贫穷,有各种不同的政治的、宗教信仰的和族群之间的冲突,而当地人的生活方式让他无法认同。那个时候他发表的游记,确实都是批评和失望的语调。
1988年,奈保尔再度访问印度,这次他走遍东南西北印度全境,追踪采访了上次访问碰到的各色人等,从国家官员到平民百姓,从文化精英到市井商贩,从穆斯林原教旨主义者到毛派分子,调查他们的生活和环境变化。他注意到印度现代化过程中,个人价值观的发展,很多人更认同的居然是1947年印度独立之前的表面上比较统一的“殖民地”文化。他最终也发现,自己实际上是个没有先祖之国的流浪汉,是一个“文学的世界主义者”,而他的精神家园就在他自己身上,就是他个人。
奈保尔正是因此提出了“普世文明”的提法。他在旅行中,目睹了前殖民地国家独立之后的混乱、贫困、愚昧,感触良多。西方殖民主义给殖民地的人民带来过屈辱,对此他深表同情,然而,他也批评这些殖民地不是缺乏自己的文化传统(例如特利尼达或者香港),就是旧有的文化传统保守落后,甚至对于现代文明有破坏性(例如阿富汗和穆斯林极端分子),而扩张的西方文明中,其实还是包含了人类现代化的合理因素,就是“普世性”的价值,特别是对于个人幸福和尊严的肯定和维护,简单来说就是民主自由和人权的观念。
我相信,包括我自己在内,还有很多离开故土而寄居西方的中国知识分子,会认同奈保尔的理念,我们没有必要觉得自己背井离乡就没有文化根基,没有精神家园而无家可归。所不同的是,奈保尔的母语已经是英语了,在印度也是以英语为主要的交流语言,这是他们的文化认同问题,可能比我们容易应付东西方文明的冲突,而我们的母语是中文,我们需要在中文的文学中再造我们的个人的精神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