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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中国迅速与蒙古“整束好行装再出发”引发部分网民不服，“救他们我想不通”。其实，对国人来说，蒙古这个与中国陆地相连最长的邻国，还是陌生的，甚至因为历史纠葛，两国之间还有着一种特别的情愫。
“蒙古国媒体对华报道还存在明显偏见”
短短三个月的时间，中蒙关系看上去完成了180度的大转圜。2月20日晚，新华社连续播发出多篇通稿，介绍中国国家副主席李源潮、外交部长王毅分别会见蒙古国外长蒙赫奥尔吉勒的消息。后者是应王毅邀请，于2月19日至21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的。
王毅在会见中表示，“邻居有难时，我们应伸出援手。朋友需要帮助时，我们愿助一臂之力。”中国对蒙古国相助的“一臂之力”，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一揽子协议。除IMF的4.4亿美元贷款外，中国计划与蒙古国家银行续签150亿（约合22亿美元）的本币互换协议，有效期至少三年。以上总金额为55亿美元。
中国又一次出手相助了！消息一出，在国内社交媒体上引发了热烈讨论。在援助蒙古国的问题上，中国的表现显然是最为慷慨的。然而外交无小事。网友也有表示担心，毕竟，去年11月，蒙古国曾不顾中国反对，邀请达赖窜访，引发中方不满。
再然后，才有了蒙古国外长蒙赫奥尔吉勒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西藏问题”属于中国内部事务。蒙方将继续坚持该原则立场，不会再邀请达赖喇嘛窜访蒙古。“不看广告看疗效。”对于蒙古国方面的最新表态，中国网友仍表示要“听其言观其行”。
蒙古国的新年刚至，这个国家目前的情况到底如何？新华社驻蒙古国记者郑闯介绍，蒙古国这两年的经济发展都处于停滞状态，国家公共债务高筑，经济形势严峻，老百姓的生活十分艰难。“以乌兰巴托为例，乌兰巴托的居民有一半生活在棚户区，那里没有供水、供暖。冬季寒冷，人们以烧煤取暖，还有人靠烧轮胎取暖。”
在他看来，以畜牧业、矿业为支柱产业的蒙古国经济，本身全面依赖中国。郑闯曾算了笔账，仅在2015年，内蒙古的三家企业（鄂尔多斯集团、伊利集团和蒙牛集团）当年总产值刚好是蒙古国GDP的两倍。
目前，对于中国这次不计前嫌出手相助，蒙古国媒体也做了相应的报道，但写得比较简单，也没有分析中国援助的原因与中蒙关系。“总体来看，蒙古国媒体对华报道还存在明显的偏见。”郑闯解释道，一些蒙古国媒体素爱炒作“中国威胁论”，甚至有部分媒体在讲述近期政府巨额外债时，居然称“蒙古国因为欠债而面临领土被中国占领的危险”，令人匪夷所思。
“不要跟人争论成吉思汗”
作为二战后“雅尔塔体系”的一部分，蒙古于1946年即被国民政府承认独立，而在共和国成立仅半个月，中蒙就建立了外交关系。两国曾有过“兄弟般”友好关系的“蜜月期”，也曾因中苏交恶影响，有过长期“关系紧张”的“冰冷期”。在1970年8月6日，蒙古外交部副部长云登突然约见中国驻蒙使馆吕代办，正式提出改善两国关系的五点建议。云登特别强调，因为是中国方面先调回驻蒙古大使，所以重新互派大使，必须中国先走一步。
同年10月14日，蒙古报纸发表泽登巴尔答英国《每日快报》记者问，表示蒙古政府希望同中国改善关系，准备重新互派大使，声称蒙方正在做出一切努力使同中国的关系正常化。
蒙古报刊上，攻击中国的文章也在悄然减少。“大的报纸上，反华文章渐渐就没有了。”黄家回忆说，“蒙古历史研究所所长达赖，他是我的老朋友，上世纪60 年代写过攻击我国的文章。后来两国关系正常化后，他在外交场合对我说：‘那时写一些批评你们的文章是按照上面指示办的，不写不行啊。’”“不要跟人争论成吉思汗。”
但急速回暖的中蒙关系，依旧忽冷忽热。
1985年，中国《世界知识》杂志刊登了一篇介绍抗日战争的文章，并配发了一幅抗战形势图，图中显示的中蒙边界线用虚线标出。这条线随即引发了中蒙之间一场不大不小的外交争端。
当年5月16日，蒙古外交部新闻司司长额尔登楚龙紧急约见中国驻蒙大使李举卿，对这幅形势图中的中蒙边界线提出“抗议”。李告知蒙方，那幅图仅仅是根据1937年抗战时期的实际情况进行标注，而且也只是代表期刊作者自身的历史观点而已。
蒙方对历史的敏感態度和强烈反应引起了中国的警觉，此后，我国的正式出版物中提法和地图等材料都尽量小心谨慎。世界知识出版社的“各国概况”系列丛书中，“蒙古原为中国的一部分”这句话，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已经从蒙古分册中悄然去掉。
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及经互会内部“经济一体化”的瓦解，使得蒙古失去了往日的支柱。但“中国威胁论”与中蒙历史纠葛，对蒙古而言，是心中纠结不去的疙瘩，使得两国关系发展虽快却又磕绊不断。1995年11月10日，蒙古前军报《独立报》载文，设想本国有遭受外国入侵的8种可能性，其中6-7种皆来自中国或俄罗斯。而澳门回归中国后，蒙古一家大报又在其头版头条新闻中说：“港澳已回归中国，在台湾与中国统一之后，下一个目标就是蒙古。”
1999年8月，黄家大使赴蒙古履新。“中国代表团每次來蒙古，我往往提醒他们：第一，尽量不要谈及历史；第二，不要谈成吉思汗是谁的祖先；第三，晚上尽量不要出门，避免遇到一些极端的、不友好分子的袭击。”黄家说，在蒙召开的国际蒙学家大会每次都邀请中国专家，但中方只参加文学语言部分，历史专家一般都不与会。
“没有悬而未决的政治问题，敏感问题还是有”
也是在黄家任内，台湾当局一改过去拒不承认蒙古是独立国家的做法，并打算向蒙古“取经”，学习蒙古独立的“经验”。特别是陈水扁当政之后，双方走得更近了。2002年，台湾与蒙古互设代表处，台方挂的牌子是“台湾”称谓，并不符合中方要求的称谓“台北”或“中国台北”。当年7月，时任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傅莹访蒙做蒙方工作，到了这个“中心”设立的两个月后，8月2日，蒙方指示外国投资局把“台湾”的牌子摘去。
比台湾问题更棘手的，是达赖。蒙古85%的人口信教，蒙古政府对达赖访蒙问题一直态度暧昧，认为这是“人民的愿望”。1979年，蒙古率先打破与中国建交的社会主义国家不邀请达赖往访的惯例，首邀达赖访蒙。
此后至2006年，达赖7次前往蒙古“讲经”，尽管中国使馆做了许多工作仍始终难以阻拦。2002年11月，达赖第六次访问蒙古。早在3个月前，蒙方就非正式通报，这次访问是由宗教团体邀请的，政府“无法出面干预”，不请的话政府会受到底层群众的“巨大压力”，从而影响2004年大选。
黄家当即表态称，这是个涉及中国人民民族感情的原则问题，希蒙方慎重对待。可中方的表态和努力，依然没能阻止达赖在中共十六大前夕抵达乌兰巴托。
在其访问期间，蒙古国立大学还授予其名誉博士的称号，并且蒙电台电视台都作了报道。不过，整个蒙古官方报道显得低调，没有大加渲染，蒙古官方要员都没有会见达赖，而达赖的讲话中也未谈及政治问题，显然有关部门加以了一定的限制。
关于中蒙关系，有一句话是双方所公认的：“中蒙之间没有悬而未决的政治问题。”黄家说，但“敏感问题还是有”。
（《Vista看天下》、《参考消息》2017.2.21等）
“蒙古国媒体对华报道还存在明显偏见”
短短三个月的时间，中蒙关系看上去完成了180度的大转圜。2月20日晚，新华社连续播发出多篇通稿，介绍中国国家副主席李源潮、外交部长王毅分别会见蒙古国外长蒙赫奥尔吉勒的消息。后者是应王毅邀请，于2月19日至21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的。
王毅在会见中表示，“邻居有难时，我们应伸出援手。朋友需要帮助时，我们愿助一臂之力。”中国对蒙古国相助的“一臂之力”，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一揽子协议。除IMF的4.4亿美元贷款外，中国计划与蒙古国家银行续签150亿（约合22亿美元）的本币互换协议，有效期至少三年。以上总金额为55亿美元。
中国又一次出手相助了！消息一出，在国内社交媒体上引发了热烈讨论。在援助蒙古国的问题上，中国的表现显然是最为慷慨的。然而外交无小事。网友也有表示担心，毕竟，去年11月，蒙古国曾不顾中国反对，邀请达赖窜访，引发中方不满。
再然后，才有了蒙古国外长蒙赫奥尔吉勒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西藏问题”属于中国内部事务。蒙方将继续坚持该原则立场，不会再邀请达赖喇嘛窜访蒙古。“不看广告看疗效。”对于蒙古国方面的最新表态，中国网友仍表示要“听其言观其行”。
蒙古国的新年刚至，这个国家目前的情况到底如何？新华社驻蒙古国记者郑闯介绍，蒙古国这两年的经济发展都处于停滞状态，国家公共债务高筑，经济形势严峻，老百姓的生活十分艰难。“以乌兰巴托为例，乌兰巴托的居民有一半生活在棚户区，那里没有供水、供暖。冬季寒冷，人们以烧煤取暖，还有人靠烧轮胎取暖。”
在他看来，以畜牧业、矿业为支柱产业的蒙古国经济，本身全面依赖中国。郑闯曾算了笔账，仅在2015年，内蒙古的三家企业（鄂尔多斯集团、伊利集团和蒙牛集团）当年总产值刚好是蒙古国GDP的两倍。
目前，对于中国这次不计前嫌出手相助，蒙古国媒体也做了相应的报道，但写得比较简单，也没有分析中国援助的原因与中蒙关系。“总体来看，蒙古国媒体对华报道还存在明显的偏见。”郑闯解释道，一些蒙古国媒体素爱炒作“中国威胁论”，甚至有部分媒体在讲述近期政府巨额外债时，居然称“蒙古国因为欠债而面临领土被中国占领的危险”，令人匪夷所思。
“不要跟人争论成吉思汗”
作为二战后“雅尔塔体系”的一部分，蒙古于1946年即被国民政府承认独立，而在共和国成立仅半个月，中蒙就建立了外交关系。两国曾有过“兄弟般”友好关系的“蜜月期”，也曾因中苏交恶影响，有过长期“关系紧张”的“冰冷期”。在1970年8月6日，蒙古外交部副部长云登突然约见中国驻蒙使馆吕代办，正式提出改善两国关系的五点建议。云登特别强调，因为是中国方面先调回驻蒙古大使，所以重新互派大使，必须中国先走一步。
同年10月14日，蒙古报纸发表泽登巴尔答英国《每日快报》记者问，表示蒙古政府希望同中国改善关系，准备重新互派大使，声称蒙方正在做出一切努力使同中国的关系正常化。
蒙古报刊上，攻击中国的文章也在悄然减少。“大的报纸上，反华文章渐渐就没有了。”黄家回忆说，“蒙古历史研究所所长达赖，他是我的老朋友，上世纪60 年代写过攻击我国的文章。后来两国关系正常化后，他在外交场合对我说：‘那时写一些批评你们的文章是按照上面指示办的，不写不行啊。’”“不要跟人争论成吉思汗。”
但急速回暖的中蒙关系，依旧忽冷忽热。
1985年，中国《世界知识》杂志刊登了一篇介绍抗日战争的文章，并配发了一幅抗战形势图，图中显示的中蒙边界线用虚线标出。这条线随即引发了中蒙之间一场不大不小的外交争端。
当年5月16日，蒙古外交部新闻司司长额尔登楚龙紧急约见中国驻蒙大使李举卿，对这幅形势图中的中蒙边界线提出“抗议”。李告知蒙方，那幅图仅仅是根据1937年抗战时期的实际情况进行标注，而且也只是代表期刊作者自身的历史观点而已。
蒙方对历史的敏感態度和强烈反应引起了中国的警觉，此后，我国的正式出版物中提法和地图等材料都尽量小心谨慎。世界知识出版社的“各国概况”系列丛书中，“蒙古原为中国的一部分”这句话，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已经从蒙古分册中悄然去掉。
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及经互会内部“经济一体化”的瓦解，使得蒙古失去了往日的支柱。但“中国威胁论”与中蒙历史纠葛，对蒙古而言，是心中纠结不去的疙瘩，使得两国关系发展虽快却又磕绊不断。1995年11月10日，蒙古前军报《独立报》载文，设想本国有遭受外国入侵的8种可能性，其中6-7种皆来自中国或俄罗斯。而澳门回归中国后，蒙古一家大报又在其头版头条新闻中说：“港澳已回归中国，在台湾与中国统一之后，下一个目标就是蒙古。”
1999年8月，黄家大使赴蒙古履新。“中国代表团每次來蒙古，我往往提醒他们：第一，尽量不要谈及历史；第二，不要谈成吉思汗是谁的祖先；第三，晚上尽量不要出门，避免遇到一些极端的、不友好分子的袭击。”黄家说，在蒙召开的国际蒙学家大会每次都邀请中国专家，但中方只参加文学语言部分，历史专家一般都不与会。
“没有悬而未决的政治问题，敏感问题还是有”
也是在黄家任内，台湾当局一改过去拒不承认蒙古是独立国家的做法，并打算向蒙古“取经”，学习蒙古独立的“经验”。特别是陈水扁当政之后，双方走得更近了。2002年，台湾与蒙古互设代表处，台方挂的牌子是“台湾”称谓，并不符合中方要求的称谓“台北”或“中国台北”。当年7月，时任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傅莹访蒙做蒙方工作，到了这个“中心”设立的两个月后，8月2日，蒙方指示外国投资局把“台湾”的牌子摘去。
比台湾问题更棘手的，是达赖。蒙古85%的人口信教，蒙古政府对达赖访蒙问题一直态度暧昧，认为这是“人民的愿望”。1979年，蒙古率先打破与中国建交的社会主义国家不邀请达赖往访的惯例，首邀达赖访蒙。
此后至2006年，达赖7次前往蒙古“讲经”，尽管中国使馆做了许多工作仍始终难以阻拦。2002年11月，达赖第六次访问蒙古。早在3个月前，蒙方就非正式通报，这次访问是由宗教团体邀请的，政府“无法出面干预”，不请的话政府会受到底层群众的“巨大压力”，从而影响2004年大选。
黄家当即表态称，这是个涉及中国人民民族感情的原则问题，希蒙方慎重对待。可中方的表态和努力，依然没能阻止达赖在中共十六大前夕抵达乌兰巴托。
在其访问期间，蒙古国立大学还授予其名誉博士的称号，并且蒙电台电视台都作了报道。不过，整个蒙古官方报道显得低调，没有大加渲染，蒙古官方要员都没有会见达赖，而达赖的讲话中也未谈及政治问题，显然有关部门加以了一定的限制。
关于中蒙关系，有一句话是双方所公认的：“中蒙之间没有悬而未决的政治问题。”黄家说，但“敏感问题还是有”。
（《Vista看天下》、《参考消息》2017.2.21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