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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达永善之后，雾笼罩着所有附近地区，致使我们无法看清这个地方。 ——柏格理日记
我还精确地标出了被地理学家忽视了的牧羊女的位置。 ——圣埃克絮佩利《人类的大地》
大地怀中的弹丸，小小的一点，却成了昭通市昭阳区下辖的鲁甸县几十个乡镇几十万户人家的生命之土。欧家营就处在它的心脏旁边，像它的肺的一个组成部分。 ——雷平阳《土城乡鼓舞》
对于诗人和作家而言，地图对应的并不是平面的、抽象的地理和空间，而是具象化的甚至生命化的对应，“索尔格很快便将拍摄忘在了一边，而让他把河流看成一张脸的轮廓的是那种切身的感激，甚或是惊叹，一种现在才能感受到的对近几个月来的工作区域的惊叹。那一个个马蹄湖，一个个泉源洞穴，一个个槽谷，一个个熔岩滩或冰川源头出来的冰河乳浆：在这里，在‘他自己的’地区上空，他懂得了这些如此流行的形态名称。”（彼得·汉德克《缓慢的归乡》）而对于族裔和本地居民而言，地图还意味着他们的精神依托和记忆标识。张执浩多年前曾经看过一部非常富有地方性知识象征意味的电影，“根据规定，如果这座山不足1000英尺，它将不会出现在新绘制的国家地图上。生活在小镇的人们并不清楚Ffynnon Garw究竟有多高，但在他们眼中它就是一座高山，甚至是‘圣山’。所以，当测量员在一番忙碌之后，告诉他们，这座山只有984英尺，属于土丘而非山峰时，整个镇子在瞬间陷入了空前的恐慌。因为在镇上的人们看来，如果地图上没有了这座山的位置，小镇将不复存在，他们也将随之沦为没有家乡的人。于是乎，一场‘把山抬高’的运动由此展开。”（《为了高高的小山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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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年出版社2018年版的《云南记》插页有一幅雷平阳云南诗歌地图，将其诗歌中所涉及到的空间连缀成了一个特殊的地图，这既是地理上的又是精神上的标识——最后的标识，“常常是用来标识与所有作品或生产者相关的最表面化的和最显而易见的属性。词语、流派或团体的名称专有名词之所以会显得非常重要，那是因为他们构成了事物：这些区分的标志生产出在一个空间中的存在。”（皮埃尔-布迪厄《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和结构》）
经由这些小点以及点和点之间构成的线，我们看到了一个诗人的精神原乡和多年来寻找的返回路径：丙中洛、怒江、密支那、腾冲、保山、德钦、香格里拉、大理、祥云、临沧、楚雄、武定、昆明、曲靖、昭通、玉溪、普洱、澜沧、惠民、勐遮、勐混、布朗山、西双版纳、基诺山、易武山、勐腊、奠边府、红河、蒙自、蔓耗、丘北……
实际上，雷平阳曾亲手绘制过一张欧家营的地图，这份地图属于雷平阳，经过了他个人化的修正和强化：“我曾手绘过一张欧家营地图，确切到每一户人家以及它周边零零星星的几座坟。在那张地图上，欧家营坐落在一片无边的田野中央，没有山，没有苹果园，平展展的，只有水稻和玉米。它的东面，一公里以外是另一个名叫背天河的村子，北面是周家庄，西边是三甲村，南面是回族聚居的大庙。”（雷平阳《我为什么要歌唱故乡和亲人》）
由雷平阳描述的故乡的玉米田，我想到当年奥尔多·利奥波德在《沙乡年鉴》中说过的一句话，“种植玉米的林地，可能是最无趣乏味的地方”。
每一个写作者都有自己现实故乡的地图和写作者更为精神化的记忆式地图，这些地图不只是一个个点和一条细线而是实体和记忆结合的产物，是想象的共同体，因为地图上以往的事物已经不复存在，只有精神地图维持了记忆的持续和往昔的景象，“老家所在的村庄成形较早，村旁的大道笔直地对着远处大山的一个丫口，而村旁的河流则有笔直地对着远处大山的另一个丫口。盐巴客和布客在过去的时光中总是像羊群的出现和消亡，他们曾使某些寂寞的时光片段充满了神奇的动感。”（雷平阳《乌鸦》）因此，在写作者这里，“地图”是属于不灭的记忆的，那些地图上近乎可以被忽略的点和线是有表情的，有生命力的，是立体和全息的，是可以一次次重返、抚摸和漫游的，“我在地图上寻找这些地方，那是一些点、一些细小的线，但是我希望有一张更大的纸，就像圣埃克絮佩利繪制自己的地图那样，把那些沟渠和桥梁、农舍和祠庙、街道和集市，把一弯曼妙的檐角、一段粗悍的石墙、一扇雕镂富丽的隔断，还有某些表情、某些姿态甚至某种难解的乡音，把这一切全都画上。”（李敬泽《大地上的标记》）李敬泽先生在这里提及的圣埃克絮佩利绘制的别样的地图来自于《人类的大地》——这位作家更为世界所熟知的是《小王子》，他所描绘的地图显然区别于任何的地理学家，因为他完成的是真正意义上的事物再现、精神还原的过程，这是精准的精神定位。在圣埃克絮佩利这里，地图是有生命有灵魂的，因为它本来就是如此，只是人类的工具和视角改变了这一常识而已，“我们从不可思议的远方和被淡忘的记忆中获得了不为世界上所有地理学家所知的细节。因为地理学家感兴趣的，只是哺育了多个大城市的埃布罗河，而不是这条位于莫特里尔西部、隐藏在乱草丛中、滋养着三十几朵鲜花的小溪流。‘要提防那些河流，它们把场地破坏了……也把它标在你的地图上。’啊！我会记住莫特里尔那条蛇一样的小河！它普普通通，只有潺潺的水声呢喃吸引着几只青蛙，但它歇息的时候也睁着一只眼。在离此地两千公里以外天堂般的紧急降落场上，它躺在草丛中窥视着我。一有机会，它就会把我变成一束火焰……我也毫不畏惧地等着对付那三十头气咻咻的绵羊，它们在山坡上伺机以动。‘你以为这片草地上空无一物，忽然呼啦一声，冒出三十头绵羊冲着你的飞机轮子就过来了……’我呢，听到如此凶险的威胁，不由惊讶地笑笑。慢慢地，在灯光下，我地图上的西班牙变成一个童话里的国度。我画一个十字表示避难所和陷阱，我给那个农场、那三十头羊，还有那条小河都画了标记。我还精确地标出了被地理学家忽视了的牧羊女的位置。”（《人类的大地》）
也正如雷平阳自己所说，在写作中最消耗自己的就是无休无止的“云南之书”，他一次次在废墟上寻找和缝补着破裂的地图，一次次在纸上重新描画属于往昔的精神标识，“最近几年，雷平阳连续出版的两部诗集，一部叫《云南记》，另一部叫《出云南记》。他几乎写遍了云南的大河、山川、村寨、丛林、老虎、麂子、巫师、老妇、幽灵、鬼魂。他是在乎诗歌功能性的诗人，像创作木版画一样写诗，用雕刻镂凿的手艺，记录云南的一切。尤其是那些存在于隐秘中的，正在消逝的部分。”（沈浩波《雷平阳：这是杀狗的唯一方式》） 当我们将这些地理空间与雷平阳诗歌的精神型构联系在一起，结合他三十多年的写作方向，我们就会发现一个庞大的精神地图已经诞生，甚至已经蔚为壮观。他不断拓展着个人精神世界的地图，不断在上面插满个人标识，这近乎是一种本能式的写作，“沉默于云南的山水之间/不咆哮，不仇视，不期盼有一天/坐在太平洋上喝酒。那年春/过泰山侧，朝圣曲阜，我清洗了/喉里的鹦鹉，脑内的菩萨/胸中的雪山，不想，不说，不动/本能地呆若木鸡。最后，本能地跪下/匍匐时，我把耳朵贴在源头，听见了/大地的心跳，一个不死的人，出于本能/在下面，怀抱着雷霆……圣贤已逝，魂还在/出巡。云南虽然偏远，他亦频频/莅临，令我更加沉默、拘束、昏沉/唯傣历年，饮酒，泼水，狂欢/方才像他一次：‘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本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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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代的世界地图越来越清晰，可以快速抵达、实时导航，看起来一切都是确定无疑的了。然而，快速移动也导致了“认识装置的颠倒”、感受力的弱化、体验方式的同质化，而地图上的不同线路实际上代表了不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代表了差异和冲突，“河山不是地图，这是他也明白的常识。但是，甫一走上这条直线，他才插线直线的距离并不是最短的，特别是当断崖、江河、阴森森的坟地和森林，都汇聚在这根直线上，其实直线比任何弧线和曲线还要漫长得多。令他大为光火的是，要想完成直线上的旅行，他还不得不结束曲线和弧线，甚至得在曲线和弧线上不断地迟疑、重复、惊恐。”（雷平阳《从镇雄到赫章》）
然而，作为现代性意识的新的地理学风景是以消失地理和标记（精神印记）以及记忆为代价的，“一个世界终于静下。不再/端着架子：有的声音的确醉人/耳朵却已经失灵。滇东北的山野/处处都有绝处逢生的风景，那一双眼睛/却被掏空了。关闭了。土地/贫瘠或丰饶，已经多余/那一个人，他的手脚，已经休息……/在360公里长的高速路上，我亦感到/有一個人，从我的身体里/走了出去，空下来的地方，铁丝上/挂着一件父亲没有收走的棉衣”（雷平阳《奔丧途中》）。
这是剧烈震荡和摇撼的时刻。
整体、有机体被切割法则撕裂为一个个碎片，视网膜和透视法被快速的工具和物化的权力机制给遮蔽住了，“在机械时代来临初期的欣喜后，技术带来的是无精打采的满足，而纯洁无暇的物品会产生一种特殊的焦虑”（让·鲍德里亚《物体系》）。写作和阅读都也不例外，“在当下的世界文学里，可能没有哪个作家胆敢如此明目张胆地继承着普鲁斯特的遗风。这是一个蜗牛都打算装上四个轮子的时代，我们的阅读慢不下来。我们要闪电般快速推进的情节，对信息量的胃口前所未有地强悍，谁会去读普鲁斯特的慢呢？”（徐则臣《〈纯真博物馆〉和帕慕克》）雷平阳的写作是慢的，他属于慢动作式的观察者和写作者。与此同时，快速、无方向感和碎片还形成了一个个暧昧或诱惑的假相。显然，未经书写的现实就等于现实不存在。悖论正在到来，“他终于可以用碎片谱写一个完美世界的时刻”（米沃什）。一个“美丽新世界”和急速前行的速度乌托邦时代正在来临，反过来这是以威胁和取消旧事物、旧时间和旧空间为前提和代价的异托邦的降临，“只有在意识到危险在威胁我们所爱的事物时，我们才会感到时间的向度，并且在我们所看见和碰触的一切事物中感到过去一代代人的存在。”（米沃什《诗的见证》）。这不再只是个体时间，而是整分裂的现实时间以及历史时间，由此个人经验更多体现为现实经验和历史经验，“突兀的本质已经融入河山变异的人类的单项运动之中。荒芜，孤悬，处女地，乌托邦换身为异托邦，异托邦又沉沦为习以为常的人人的人人得而诛之的热土。”（雷平阳《巨石上的曼糯山》）质言之，文学必须具有能廓清当下的精神能见度。此下愈益流行的则是浅层的、低级的、拙劣的观光客式的地理手册和旅游攻略的写作，这甚至根本谈不上写作，这是对地方经验和生存真相的歪曲、抹煞和篡改。最为缺乏的则是“本地人”的“自我表达”和现场见证人式的抒写，“而我孜孜寻找的是这块土地上的人的自我表达：他们自己的生存感。他们自己对自己生活意义的认知。他们对于自身情感的由衷表达。他们对于横断山区这样一个特殊地理造就的自然资环的细微感知。为什么自我的表达如此重要？因为地域、族群，以及因此产生的文化，都只有依靠这样的表达，才得以呈现，而只有经过这样的呈现，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存在。”（阿来《为“康巴作家群”书系序》）更为极端的情况则是那些陈规陋俗在“旁观者”和“观光客”眼中也居然具有审美效果和文化象征意味，这简直是天大的误解，V.S.奈保尔在当年陌生的印度之旅中就注意到了印度人很喜欢随处大小便这个极其怪异而又日常的现象，尤其是在早上沿着河边一溜儿蹲满了人，甚至大便之后他们径直走到河里去清洗一番。而对于这一有些不可思议的现象，“旁观者”们却是如此看待的：“我在北方邦一座纺织城镇结识了一位相貌英俊的伊斯兰教小伙子。他在一所有趣的学院就读，身上穿着雅洁的尼赫鲁装——连纽扣都跟这位印度总理身上的一模一样。对这个现象，他却有另一种揭示。他说，印度人是具有诗人气质的民族。他自己就常常跑到旷野上大解，因为他是个诗人，热爱大自然，而大自然正是他用乌尔都语写的那些诗歌的题材。在他心目中，人世间最美好、最具诗情画意的活动，莫过于黎明时分迎着朝阳蹲在河岸上。在外国旅客眼中，这一群蹲着的人影，简直就像法国雕刻家罗丹的作品《沉思者》一样永恒，一样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幽暗国度》）但实际情况确实印度人从不提随地大小便这个话题，甚至在文学、艺术和电影中也基本不去涉及，甚至会因为出自对污染的恐惧对此现象持奇怪的缄默或搪塞的态度。
而我们恰恰看到的事实是谢默斯·希尼所说的“一种降低视力和明显地缩减期待的诗歌”却在大行其道。由此，作为一个写作者，无论你是深入其中的本地人，还是偶然停留带着探问猎奇眼光的外来客，都应该在语言中重新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空间。由此，我想到了王小妮的《过云南记》《过贵州记》《过广西记》，正如一本书的推荐语所评价的那样，“我们有自己的生存背景，我们住在这个叫中国的巨大村庄中，不能不被这个村庄里的一切规定着。真正的背景是人间，细密的大网不可捕捉又无处不被笼罩。背景，不是一幅画，不可以摘下来卷了走，不可以悬挂到其他墙壁上，所有的存在都正在互为背景，无论谁都置身其中。2002至2004年间，诗人王小妮徐敬亚经常驾车深入山西、贵州、粤北、河南、重庆、云南、东北的偏远山区、乡镇，目睹了中国腹地真实的生存状况与处境。2004年雷平阳曾经在北京呆了几个月的时间，但是即使身处北方和大城市，他仍然一次次通过云南来面对自我以及这个时代，“2004年春天，在鲁院，我与娜夜是同学。几个月的时间，只看见八里庄一带的树叶长了出来，没看见它们枯黄和飘落，人就散了。的确，这么一点光阴是不便称流年的，只是一点流水而已，快是其唯一的品质。世界大了就有大的好处，它便于人们找一个地方，或回到原处，悄悄地便躲起来。”（雷平阳《娜夜小记》） 无论身处何地，雷平阳都会从日常细节和浮世绘式的现实空间中提炼出属于这个时代的象征物，通过这一象征物雷平阳一次次返回或出走，有时寂然凝虑又是焦灼燥热，“可爱的北京，我不知道你有多宽/不知道你有多少万吨孤独和焦虑，囤积在/八里庄一带;不知道那一个从梦中往外跳/患上了风寒的人，他们来自哪一个省/自治区或直辖市……只看见，擦肩而过的 人/他们体内的枯枝，在一根根折断”（《八里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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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平阳的地图测绘正是从昭通开始的……
昭通古称朱提、乌蒙、鹤城、秋城，地处滇东北，属于金沙江下游，为云、贵、川三省交界的“鸡鸣三省”之地，素有“锁钥南滇，咽喉西蜀”之称，“自僰道至朱提有水、步道。水道有黑水及羊官水，至险，难行。步道度三津，亦艰阻。故行人为语曰：‘犹溪、赤木，盘蛇七曲;盘羊、乌栊，气与天通。看都濩泚，住柱呼伊。庲降贾子，左儋七里。’又有牛叩头、马搏阪，其险如此。土地无稻田蚕桑，多蛇蛭虎狼。俗妖巫，惑禁忌，多神祠。”（《华阳国志·卷四·南中志》）秦代“五尺道”（滇僰古道）和西汉“南夷道”印证了这里在军事、政治和经济中的重要地位。由于处于西南文化和中原文化的融合地带，昭通成为云南三大文化发源地之一，朱提文化亦灿烂一时。其民族文化和地方文化样态较为多元、丰富，比如乌蒙文化、朱提文化、巴蜀文化，“初为属国，穿龙池，溉稻田，为民兴利，亦为立祠。大姓朱、鲁、雷、兴、仇、递、高、李，亦有部曲。其民好学，滨犍为，号多人士，为宁州冠冕。”（《华阳国志·卷四·南中志》）由《华阳国志》记载可见雷姓为昭通大姓。
昭通地处四川盆地向云贵高原抬升的过渡地带，属于云贵川的交界地带，为典型的山地地形，“山高石頭多，出门就是坡”。昭通居于乌蒙山脉和横断山脉凉山山系五莲峰的交汇之处，地势南高北低且落差超过了3700米。昭通境内有金沙江、牛栏江和关河（又称横江、崩容江、石门江、羊官水）。昭通地处高山苦寒地区和金沙江下游的断裂带，其优势是矿产资源和植物资源丰富，“朱提，山出银”（《汉书·地理志上》），“堂螂县，因山名也，出银、铅、白铜、杂药，有堂螂附子”（《华阳国志·卷四·南中志》），“南广郡界蒙山下有城名蒙城，可二顷，地有烧炉四所，高一丈，广一丈五尺。从蒙城渡水南百许步，平地掘深二尺许得铜，又名古掘铜坑，深二丈，并居出处犹存。”（《南齐书·刘俊传》）其劣势则是因为处于环境变化、生态结构的复杂过渡地带，而为敏感、脆弱区域，滑坡、泥石流、洪灾、旱灾等自然灾害频发，还处于地震带，“它坐落在云贵高原向四川盆地倾斜的大斜坡上，是乌蒙山的腹地。但是，众山行到此处，仿佛累了，一一伏下身子，可能短暂的休息便成了永恒的长眠，这也就使得在山的眼皮子底下，有了一块难得的平地。大地怀中的弹丸，小小的一点，却成了昭通市昭阳区下辖的鲁甸县几十个乡镇几十万户人家的生命之土。欧家营就处在它的心脏旁边，像它的肺的一个组成部分。”（雷平阳《土城乡鼓舞》）。值得一提的是，乌蒙山区是彝族的武、乍、糯、恒、布、默等六祖向滇、贵、川、桂迁徙、分支的中心地带。
在昭通作为物资集散地将茶叶、木材以及其他日用品输入到宜宾和四川等地的同时——“搬不完的乌蒙，填不满的叙府”（“叙府”即现在的宜宾），明末清初之际天主教经宜宾传入昭通地区的盐津、大关，于同治二年（1863）传入昭通县城，于1863、1892、1899发生了教案事件。
通过传教士的特殊视角，我们可以看到当时昭通地区的社会环境、自然地貌、民族差异、属地性格以及居民的日常生活和生存状况。这在英国卫理公会传教士塞缪尔·柏格理（1864～1915）的日记中有相关记述：“6月10日。抵达永善之后，雾笼罩着所有附近地区，致使我们无法看清这个地方。吃完茶，我漫步到西门，放眼望见巨大的江流。此时雾霭稍微散了些，那边的景色令人神往。极大的山峦。如果说凉山居民的地域看起来陌生，此话倒是不错。在耶稣的言词里没有提到这些人。黑色的重雾悬挂在那里。汉人极度恐惧那些人，并给他们起了个可怕的名字。他们从远方过来偷掠人口，使其成为奴隶。我真想到那边去，在他们当中生活个把月。”昭通在1882年发生了大饥荒，柏格理在日记中也有记录，比如4月1日：“今天，看到一些苗族人（土著居民）在沿街乞讨。他们说这是第一次出来要饭，他们都非常纯朴。马铃薯和其他庄稼严重欠收，他们已无物充饥了。我乐意了解和接近这些人。”7月26日：“早上，来了一位男子，要把他的小姑娘送给我们。他是一位乡下农民，大水淹没了他的庄稼。他说他有两个孩子和一位老母亲，而他一天劳动所得不值数文钱。他无法养活他们。如果我们给他两百文钱，他就让我们收养那个小姑娘。我给了他如数的钱，并要他照管好他的小女儿。”（《柏格理日记》）
而说到昭通城，则经历了由乌蒙天梯土城废墟到昭阳新城重建的过程，新城距离旧城七里左右，旧城于雍正八年被毁。清政府于雍正四年（1726）为了加强对西南地区的统治在乌蒙地区实行“改土归流”的政策（即取消从元代以来沿袭已久的土司制度，一律改为由中央政府派官的流官制度）而激起了矛盾，时任兵部尚书兼云贵总督的鄂尔泰（1677～1745）率兵血洗乌蒙土城……“改土归流”使得当地的民族格局发生剧变，比如彝族人口的锐减。汉族居住在坝区，彝族等少数民族居住在山区。鄂尔泰在滇设置茶叶局，打通经济渠道。昭通“地势平衍，河道纵横，东北水少而常苦旱，西南水多而屡被灾”，当时兴修了水利工程十多个，改善了生产条件。屯垦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发展，加强了中央对地区的统治，但因为是暴力镇压（《清史稿》记载：“刳肠截脰，分悬崖树间，群苗詟栗”）也对乌蒙（今昭通）、芒部（今镇雄、威信、彝良）、乌撒（今镇雄、威宁、赫章）和东川（今会泽、巧家、东川、禄劝、会东、宁南）地区的文化形成了毁灭性打击，有着几百年历史的乌蒙天梯古城（“其城阔大，墙垣宽厚”（《昭通志稿》），“像天宫那样，精美而壮丽”（彝族古歌《叙乌蒙》）被毁于一旦，乌蒙文明几乎毁灭。“改土归流”过程中发生了多次由村寨土目组织的反抗活动，乌蒙总兵刘起元就在雍正八年八月发生的乌蒙事变中被追杀至利济河（荔枝河）…… 4
昭通属于典型的山地构造地形，2.3万平方公里中97%都是山区。除了昭通盆地之外，这里可以用于耕种的土地面积非常少，高山使得生存环境闭塞、苦遏、窘迫，生产条件极差，海拔落差大且气候条件恶劣。昭通是云南贫困面最大、贫困程度最深的地区。与此同时，从地理与属地性格来看，山地也给原住民带来了典型的性格特征和心理模式，其中甚至带有天然的局限性，“对于一个时刻都试图扩展自己眼界的人来说，这个群山环抱的地方时时会显出一种不太宽广的固守。但更为重要的是，我知道，只有在这个时候，这片大地所赋予我的一切最重要的地方，不会因为将来纷纭多变的生活而有所改变。有时候，离开是一种更本质意义上的切近与归来。”（阿来《离开就是一种归来》）
昭通下辖1个区、10个县、143个乡镇、1173个建制村，其中114个乡镇当年不通油路，一到下雨四处黄泥泛滥。山地性格使得这里的作家更具有生存危机意识。昭通作家夏天敏就曾对此生存环境做过一番触目惊心的描述：“这道地缝顺着山势环绕，宽的地方有半米多了，深的地方黑漆漆见不到底，地缝有一里多长，整个村子都在地缝的外侧，那就是地缝一旦裂开，整个村子都将随着地块的移动而坠入深渊里去，老武听到一声震天撼地的声音，声音沉闷但带有巨大的回响，瞬间就弥漫了天际，填满了山壑，他看到一片黄色的烟尘像巨大的横幅升腾起来，天空立即灰暗，日月无光，漫天的黄尘里阴风惨烈。”（《地缝》）
山地居民和传统农耕视野中的平原文化之间有着天然的差异，山民往往被视为“另类”“边缘群体”，“大家可能对生活在山地与平地的民众相互猜忌不会感到陌生，这在许多文艺作品和民族志记载中都有表现。如果我们进行这方面的调查，也可以发现彼此间的不信任”“山民虽然不似水上居民那样直接在法律上被归为另类，但因其生活在不受密集农业社会所青睐的山地之间，在世俗眼光里被视为另类也很自然。在传统中国，山民无疑是边缘群体”（范可《略论“山地文明”》）。关于“山里人”性格以及“山民写作”的精神特征，雷平阳曾经将上世纪80年代的地方诗人概括为：整体上的荷尔蒙写作，特立独行又狂妄自大，随时陷入绝望又突然神秘失踪，身无分文而又逢酒必醉、逢醉必歌，秉烛的夜行者和贫穷的读书人……（《条形峡谷》）
无论是在云南还是在昭通，位于东经102°52′～105°19′和北纬26°34′～28°40′之间的欧家营都是一个完全可以被忽略的小点，即使昭通也是在地图上最容易被忽略的那一部分——这是典型的弹丸之地和困守之地——
背着母亲上高山，让她看看 / 她困顿了一生的地盘。真的，那只是 / 一块弹丸之地，在几株白杨树之间 / 河是小河，路是小路，屋是小屋 / 命是小命。我是她的小儿子，小如虚空 / 像一张蚂蚁的脸，承受不了最小的闪电 / 我们站在高山之巅，顺着天空往下看 / 母亲没找到她刚栽下的那些青菜 / 我的焦虑则布满了白杨之外的空间 / 没有边际的小，扩散着，像古老的時光 / 一次次排练的恩怨，恒久而简单
——雷平阳《背着母亲上高山》
“小”是最容易被忽略掉的，由此产生的必然是命运和空间的双重焦虑。这是属于普通人命运的“小命运”和战栗诗学，是具体的小细节和粗砺的生存现场的时时擦伤，但是“小”却具有强大的象征载力、灵魂的重量以及持续的精神刺穿力，“让她好好战栗，最好能让 / 安静的世界，只剩下她，在战栗”（雷平阳《战栗》）。
从中国到云南，从云南到昭通，从昭通再到土城乡，这是逐渐缩下、收紧并最终回到个体的生存空间和心理空间的过程，正如雷平阳早期的诗歌中所说：“我只爱我寄宿的云南，因为其它省 / 我都不爱;我只爱云南的昭通市 / 因为其它市我都不爱;我只爱昭通市的土城乡 / 因为其它乡我都不爱…… / 我的爱狭隘、偏执，像针尖上的蜂蜜 / 假如有一天我再不能继续下去 / 我会只爱我的亲人——这逐渐缩小的过程 / 耗尽了我的青春和悲悯”（《亲人》）。这首诗被放在了雷平阳在2003年出版的第一本诗集《雷平阳诗选》的开篇，“我认同诗人对‘针尖上的蜂蜜’的表述，但我宁愿从最朴素的视点来理解‘蜂蜜’说，而不想将此简单地整合到当下‘以地方性对抗全球化’的时髦理论谱系中。我认为这一谱系才是真正利用了‘全球化’的舆论背景，它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后现代理论中的‘东方主义’的小人书版。在我看来，‘蜂蜜’在此暗示的更多是大地、故乡、个人记忆、经验、灵魂履历，乃至母语，如此等等。这本是那些忠实于个人经验的自觉的诗人写作的通则。”（陈超《“融汇”的诗学和特殊的“记忆”》）
尽管雷平阳的老家所在地并不是特别典型的山地环境，但是具体到昭通和云南的特殊地貌，尤其是山地以及河流与雷平阳之间的特殊关系，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山地的自然环境、生活条件、生存方式以及文化形态对雷平阳的现实态度、世界观和写作方向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比如对地方空间的凝视和区域想象、底边叙事、死亡意识、现实关怀、乡愁情结、异乡人形象等等。这是仰望与俯视同时进行的山地抒写，这一向上和向下的视角使得诗歌空间更为开阔，“经幡升不上去了，它已经 / 穷尽了人的虔诚 / 我匍匐着来到这儿，不为登高 / 也不寻找天堂的入口，只想在山脚 / 做几天一尘不染的异教徒 / 用它那没有尽头的高、白、冷 / 和无，教训一下体内的这头怪兽”（雷平阳《梅里雪山》）。
显然，向上和向下的精神维度要想得以维持都是同样艰难的，而要想在现实中完成则几乎是天方夜谭。越是向上仰望就越会感受到现实虚无和纯粹精神的无力：“想从星空获得想象力，思想力，独白式的提问 / 首先就无比苍白，得到的回应 / 全是高攀不了的沉默 / 那一束束下射的光，一直没变 / 还保持着冰渣的温度”（雷平阳《昭通的星空》）。
与此同时，向下的姿态和平民视角使得雷平阳的写作一直关注着普通生命和身边的现实，“不是为了强调诗歌的乌托邦精神，而在于它非常及时地删除了我面前的十字路口，两条道路神奇地重叠在了一起，我要做的，无非是从迷幻或造像的场域中萃取诗歌观念的现代性，继而以仰视或平视的目光去寻找和发现动人心魄的诗歌元素，并最终归结于干净而质朴的语言。置身于现在的时代，我甚至觉得，我们最需要的诗人，不是李白而是杜甫，如此多的丧乱、癫狂、沉痛，理应有大慈大悲的苦难灵魂去对应、去铭记、去歌哭。也就是那一段时间，我把写作的视点集中到了‘野草般的人民’身上”（雷平阳《我诗歌的三个侧面》）。这种垂直展开而又无限延伸的视野凸显了肉贴肉的词与物的共生关系，诗人具备了极其敏感的触须，进而打开了“草根”“草民”“贱民”和“底层”的最为真实又具有强烈象征效果的真实和幻象同在的特殊空间。 5
从昭通到盐津，从昆明再到整个云南，雷平阳一直是一个行者、凝视者和忧心忡忡的书写者，几乎无处不在的山峰、高原、山地、丘陵、坡地等特殊的地理环境生成了特殊的属地性格、行为方式以及文化景观和精神现实，也成为了雷平阳特有的取景框。
从童年期开始，雷平阳看到的是一个带有传统农业社会缩影和遗留因素的故乡，围绕着村庄、河水以及道路向四周辐射开来的自然空间和地理环境对一个人的成长和精神视野也起到了非常关键的塑型作用，“地理环境和气候作为一个长期相对稳定的因素，时刻影响着人类的活动，研究政治制度、历史事件及人物思想或许可以轻视自然环境的影响，但考察一个以农业为主的传统社会，这却是一个必须注意的重要因素。”（王笛《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尤其是这一封闭的“穷乡僻壤”经历了由传统农业型乡村结构向现代性社会的过渡之后，相应地自然空间和地理空间也一同发生了变化，与此同时人的心理结构、生活习惯和社会习俗发生了变动。
险峻无边的群山、深不见底的沟壑、成千上万难以计数的山路使得诗人更多的时候处于沉默和孤独的幻想之中，同时方言以及倔强的性格也在其中得以呈现。特殊的地理环境、山地文化导致这里长时期成为“边地”和“外省”，这是边缘性差异得以维持的特殊时空体。边地曾经的陌生、独立、安静的，但是终于被时代打破了，随之到来的焦虑与紧张却恰恰在很大程度上使得云南本土诗人敏感多思，当去地方化的高速运转的时代来临，诗歌写作已经不存在什么“中心”和“边缘”之分也不存在完全意义上的“边地”和“外省”。“云南”这一特殊的边地、山地写作反倒是获得了格外的活力和效力。诗歌本质上属于“方言”写作，“诗歌是脱离了大陆的一座岛。在我眼里，岛上的这些方言就和那人像额头的雨滴一样清新。它不是大理石像颦眉而凝成的汗水，它是另一种清新的元素，雨滴和海盐调和的精华”（德里克·沃尔科特《安的列斯：史诗记忆之碎片》）。诗歌对特殊的群体、族裔和地方性知识起到了维护最后发声的权利，诗歌也成了名副其实的语言命运共同体。如果空间和地方因为异质力量而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那么语言构成以及表述方式也必将随之改变并产生深深的焦虑感和恐惧意识，“当代著名诗人、智利的巴勃罗·聂鲁达曾用诗歌辉耀此地。那之后，拉丁美洲亦真亦幻的新闻如潮水般涌入了心地善良抑或居心不良的歐洲人的视野。在那片广袤的土地上，有胡思乱想的男人，有载入史册的女人，永不妥协的精神铸就了一段段传奇。而生活在其中的我们，从未享过片刻安宁。”（马尔克斯《拉丁美洲的孤独》）这是本质层面的“词与物”的关联，语言史也正是自然史和地方史，“自然史与语言是同时的：它与那个在记忆中分析表象的自我活动处于同一个层面上，确定了表象的共同要素，在这些要素的基础上确立起符号，并且最终强加名称。分类和言语都起源于表象在自身内部打开的同一个地方，因为这个地方是奉献给时间、记忆、反思、连续性的。”（福柯《词与物》）
在雷平阳这里诗歌是诗人的“原乡”，也是真正意义上的“母语”，当这一“母语”和“方言”以及地方性知识被空前强化的时候，我们就只能说诗歌所要维护的那些精神元素已然到了被挑战的严峻时刻，诗人越是要维护的越可能是行将永远丧失的东西。这是语言的悖论，而诗人必将背着这一悖论的巨石行走，这一记忆的功能成了自我救赎，“滇南群山中，很多兄弟民族的母语均系孟高棉语系。从外形上看，该语系的字符类似于密码，也似杂草丛生的地方铺天盖地的羽虫，细碎，迷幻，互相勾连，感觉它们除了字符本意之外，还别有奉命。如果你进入了这个语系的覆盖区。”（雷平阳《基诺山地名诗意考》）
值得注意的是雷平阳并不是封闭的“地方主义者”，他文本化的“昭通”以及其它云南地名完全可以被置换，比如河南的一位读者就曾经把雷平阳的那首诗《亲人》印在了体恤衫上——只是把“云南省”换成了“河南省”，因为它们一起揭示了此时代的地方命运和精神事实，“如果在静坐的时间内，我不能进入无我或飞升至高空俯视我的其中一种境界，我会在心理给昭通市的每一个乡镇重取一些名字，没人认可它们，只有我一个人在写作的时候使用。”（雷平阳《在凤凰山上想》）所以，现实和写作、个人与地域之间存在着时间和空间上的不可解的复杂关系，而二者并非是完全地一一对应的关系，而是更富有戏剧化效果，甚至个人经验能够通过文学话语的方式转化为历史经验。
关于雷平阳诗歌中的“地域”和“超地域”特征，著名诗评家吴思敬做了非常精准的评价：“雷平阳是从昭通土城乡走出来的，在滇南的大山中找到了他的精神原乡。当然无论滇北的昭通也好，滇南的基诺山也好，雷平阳诗歌书写的大背景还是云南。因此有评论家把雷平阳的诗当作是诗歌地理学的卓越写作范例，这也自有道理。不过在我看来，无论是从雷平阳创作从昭通起步，还是从近期的基诺山诗歌系列着眼，他不过是通过乌蒙山、基诺山这些特殊的地域，最终谱写的是他个人的精神史，是他作为一个诗人对于世界的发现与透视。他的诗确实有地域的因素，但其精神内核却是超地域的，他的诗具有的是普遍的价值。雷平阳在当代诗坛的影响决不限于云南。”（《雷平阳诗歌的两重世界》）
昭通正是雷平阳最后的精神标识，当他在破碎的时刻准备“返乡”的时候，他一再被延宕，这是无限推迟的悖论化过程。
我还精确地标出了被地理学家忽视了的牧羊女的位置。 ——圣埃克絮佩利《人类的大地》
大地怀中的弹丸，小小的一点，却成了昭通市昭阳区下辖的鲁甸县几十个乡镇几十万户人家的生命之土。欧家营就处在它的心脏旁边，像它的肺的一个组成部分。 ——雷平阳《土城乡鼓舞》
对于诗人和作家而言，地图对应的并不是平面的、抽象的地理和空间，而是具象化的甚至生命化的对应，“索尔格很快便将拍摄忘在了一边，而让他把河流看成一张脸的轮廓的是那种切身的感激，甚或是惊叹，一种现在才能感受到的对近几个月来的工作区域的惊叹。那一个个马蹄湖，一个个泉源洞穴，一个个槽谷，一个个熔岩滩或冰川源头出来的冰河乳浆：在这里，在‘他自己的’地区上空，他懂得了这些如此流行的形态名称。”（彼得·汉德克《缓慢的归乡》）而对于族裔和本地居民而言，地图还意味着他们的精神依托和记忆标识。张执浩多年前曾经看过一部非常富有地方性知识象征意味的电影，“根据规定，如果这座山不足1000英尺，它将不会出现在新绘制的国家地图上。生活在小镇的人们并不清楚Ffynnon Garw究竟有多高，但在他们眼中它就是一座高山，甚至是‘圣山’。所以，当测量员在一番忙碌之后，告诉他们，这座山只有984英尺，属于土丘而非山峰时，整个镇子在瞬间陷入了空前的恐慌。因为在镇上的人们看来，如果地图上没有了这座山的位置，小镇将不复存在，他们也将随之沦为没有家乡的人。于是乎，一场‘把山抬高’的运动由此展开。”（《为了高高的小山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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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年出版社2018年版的《云南记》插页有一幅雷平阳云南诗歌地图，将其诗歌中所涉及到的空间连缀成了一个特殊的地图，这既是地理上的又是精神上的标识——最后的标识，“常常是用来标识与所有作品或生产者相关的最表面化的和最显而易见的属性。词语、流派或团体的名称专有名词之所以会显得非常重要，那是因为他们构成了事物：这些区分的标志生产出在一个空间中的存在。”（皮埃尔-布迪厄《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和结构》）
经由这些小点以及点和点之间构成的线，我们看到了一个诗人的精神原乡和多年来寻找的返回路径：丙中洛、怒江、密支那、腾冲、保山、德钦、香格里拉、大理、祥云、临沧、楚雄、武定、昆明、曲靖、昭通、玉溪、普洱、澜沧、惠民、勐遮、勐混、布朗山、西双版纳、基诺山、易武山、勐腊、奠边府、红河、蒙自、蔓耗、丘北……
实际上，雷平阳曾亲手绘制过一张欧家营的地图，这份地图属于雷平阳，经过了他个人化的修正和强化：“我曾手绘过一张欧家营地图，确切到每一户人家以及它周边零零星星的几座坟。在那张地图上，欧家营坐落在一片无边的田野中央，没有山，没有苹果园，平展展的，只有水稻和玉米。它的东面，一公里以外是另一个名叫背天河的村子，北面是周家庄，西边是三甲村，南面是回族聚居的大庙。”（雷平阳《我为什么要歌唱故乡和亲人》）
由雷平阳描述的故乡的玉米田，我想到当年奥尔多·利奥波德在《沙乡年鉴》中说过的一句话，“种植玉米的林地，可能是最无趣乏味的地方”。
每一个写作者都有自己现实故乡的地图和写作者更为精神化的记忆式地图，这些地图不只是一个个点和一条细线而是实体和记忆结合的产物，是想象的共同体，因为地图上以往的事物已经不复存在，只有精神地图维持了记忆的持续和往昔的景象，“老家所在的村庄成形较早，村旁的大道笔直地对着远处大山的一个丫口，而村旁的河流则有笔直地对着远处大山的另一个丫口。盐巴客和布客在过去的时光中总是像羊群的出现和消亡，他们曾使某些寂寞的时光片段充满了神奇的动感。”（雷平阳《乌鸦》）因此，在写作者这里，“地图”是属于不灭的记忆的，那些地图上近乎可以被忽略的点和线是有表情的，有生命力的，是立体和全息的，是可以一次次重返、抚摸和漫游的，“我在地图上寻找这些地方，那是一些点、一些细小的线，但是我希望有一张更大的纸，就像圣埃克絮佩利繪制自己的地图那样，把那些沟渠和桥梁、农舍和祠庙、街道和集市，把一弯曼妙的檐角、一段粗悍的石墙、一扇雕镂富丽的隔断，还有某些表情、某些姿态甚至某种难解的乡音，把这一切全都画上。”（李敬泽《大地上的标记》）李敬泽先生在这里提及的圣埃克絮佩利绘制的别样的地图来自于《人类的大地》——这位作家更为世界所熟知的是《小王子》，他所描绘的地图显然区别于任何的地理学家，因为他完成的是真正意义上的事物再现、精神还原的过程，这是精准的精神定位。在圣埃克絮佩利这里，地图是有生命有灵魂的，因为它本来就是如此，只是人类的工具和视角改变了这一常识而已，“我们从不可思议的远方和被淡忘的记忆中获得了不为世界上所有地理学家所知的细节。因为地理学家感兴趣的，只是哺育了多个大城市的埃布罗河，而不是这条位于莫特里尔西部、隐藏在乱草丛中、滋养着三十几朵鲜花的小溪流。‘要提防那些河流，它们把场地破坏了……也把它标在你的地图上。’啊！我会记住莫特里尔那条蛇一样的小河！它普普通通，只有潺潺的水声呢喃吸引着几只青蛙，但它歇息的时候也睁着一只眼。在离此地两千公里以外天堂般的紧急降落场上，它躺在草丛中窥视着我。一有机会，它就会把我变成一束火焰……我也毫不畏惧地等着对付那三十头气咻咻的绵羊，它们在山坡上伺机以动。‘你以为这片草地上空无一物，忽然呼啦一声，冒出三十头绵羊冲着你的飞机轮子就过来了……’我呢，听到如此凶险的威胁，不由惊讶地笑笑。慢慢地，在灯光下，我地图上的西班牙变成一个童话里的国度。我画一个十字表示避难所和陷阱，我给那个农场、那三十头羊，还有那条小河都画了标记。我还精确地标出了被地理学家忽视了的牧羊女的位置。”（《人类的大地》）
也正如雷平阳自己所说，在写作中最消耗自己的就是无休无止的“云南之书”，他一次次在废墟上寻找和缝补着破裂的地图，一次次在纸上重新描画属于往昔的精神标识，“最近几年，雷平阳连续出版的两部诗集，一部叫《云南记》，另一部叫《出云南记》。他几乎写遍了云南的大河、山川、村寨、丛林、老虎、麂子、巫师、老妇、幽灵、鬼魂。他是在乎诗歌功能性的诗人，像创作木版画一样写诗，用雕刻镂凿的手艺，记录云南的一切。尤其是那些存在于隐秘中的，正在消逝的部分。”（沈浩波《雷平阳：这是杀狗的唯一方式》） 当我们将这些地理空间与雷平阳诗歌的精神型构联系在一起，结合他三十多年的写作方向，我们就会发现一个庞大的精神地图已经诞生，甚至已经蔚为壮观。他不断拓展着个人精神世界的地图，不断在上面插满个人标识，这近乎是一种本能式的写作，“沉默于云南的山水之间/不咆哮，不仇视，不期盼有一天/坐在太平洋上喝酒。那年春/过泰山侧，朝圣曲阜，我清洗了/喉里的鹦鹉，脑内的菩萨/胸中的雪山，不想，不说，不动/本能地呆若木鸡。最后，本能地跪下/匍匐时，我把耳朵贴在源头，听见了/大地的心跳，一个不死的人，出于本能/在下面，怀抱着雷霆……圣贤已逝，魂还在/出巡。云南虽然偏远，他亦频频/莅临，令我更加沉默、拘束、昏沉/唯傣历年，饮酒，泼水，狂欢/方才像他一次：‘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本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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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代的世界地图越来越清晰，可以快速抵达、实时导航，看起来一切都是确定无疑的了。然而，快速移动也导致了“认识装置的颠倒”、感受力的弱化、体验方式的同质化，而地图上的不同线路实际上代表了不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代表了差异和冲突，“河山不是地图，这是他也明白的常识。但是，甫一走上这条直线，他才插线直线的距离并不是最短的，特别是当断崖、江河、阴森森的坟地和森林，都汇聚在这根直线上，其实直线比任何弧线和曲线还要漫长得多。令他大为光火的是，要想完成直线上的旅行，他还不得不结束曲线和弧线，甚至得在曲线和弧线上不断地迟疑、重复、惊恐。”（雷平阳《从镇雄到赫章》）
然而，作为现代性意识的新的地理学风景是以消失地理和标记（精神印记）以及记忆为代价的，“一个世界终于静下。不再/端着架子：有的声音的确醉人/耳朵却已经失灵。滇东北的山野/处处都有绝处逢生的风景，那一双眼睛/却被掏空了。关闭了。土地/贫瘠或丰饶，已经多余/那一个人，他的手脚，已经休息……/在360公里长的高速路上，我亦感到/有一個人，从我的身体里/走了出去，空下来的地方，铁丝上/挂着一件父亲没有收走的棉衣”（雷平阳《奔丧途中》）。
这是剧烈震荡和摇撼的时刻。
整体、有机体被切割法则撕裂为一个个碎片，视网膜和透视法被快速的工具和物化的权力机制给遮蔽住了，“在机械时代来临初期的欣喜后，技术带来的是无精打采的满足，而纯洁无暇的物品会产生一种特殊的焦虑”（让·鲍德里亚《物体系》）。写作和阅读都也不例外，“在当下的世界文学里，可能没有哪个作家胆敢如此明目张胆地继承着普鲁斯特的遗风。这是一个蜗牛都打算装上四个轮子的时代，我们的阅读慢不下来。我们要闪电般快速推进的情节，对信息量的胃口前所未有地强悍，谁会去读普鲁斯特的慢呢？”（徐则臣《〈纯真博物馆〉和帕慕克》）雷平阳的写作是慢的，他属于慢动作式的观察者和写作者。与此同时，快速、无方向感和碎片还形成了一个个暧昧或诱惑的假相。显然，未经书写的现实就等于现实不存在。悖论正在到来，“他终于可以用碎片谱写一个完美世界的时刻”（米沃什）。一个“美丽新世界”和急速前行的速度乌托邦时代正在来临，反过来这是以威胁和取消旧事物、旧时间和旧空间为前提和代价的异托邦的降临，“只有在意识到危险在威胁我们所爱的事物时，我们才会感到时间的向度，并且在我们所看见和碰触的一切事物中感到过去一代代人的存在。”（米沃什《诗的见证》）。这不再只是个体时间，而是整分裂的现实时间以及历史时间，由此个人经验更多体现为现实经验和历史经验，“突兀的本质已经融入河山变异的人类的单项运动之中。荒芜，孤悬，处女地，乌托邦换身为异托邦，异托邦又沉沦为习以为常的人人的人人得而诛之的热土。”（雷平阳《巨石上的曼糯山》）质言之，文学必须具有能廓清当下的精神能见度。此下愈益流行的则是浅层的、低级的、拙劣的观光客式的地理手册和旅游攻略的写作，这甚至根本谈不上写作，这是对地方经验和生存真相的歪曲、抹煞和篡改。最为缺乏的则是“本地人”的“自我表达”和现场见证人式的抒写，“而我孜孜寻找的是这块土地上的人的自我表达：他们自己的生存感。他们自己对自己生活意义的认知。他们对于自身情感的由衷表达。他们对于横断山区这样一个特殊地理造就的自然资环的细微感知。为什么自我的表达如此重要？因为地域、族群，以及因此产生的文化，都只有依靠这样的表达，才得以呈现，而只有经过这样的呈现，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存在。”（阿来《为“康巴作家群”书系序》）更为极端的情况则是那些陈规陋俗在“旁观者”和“观光客”眼中也居然具有审美效果和文化象征意味，这简直是天大的误解，V.S.奈保尔在当年陌生的印度之旅中就注意到了印度人很喜欢随处大小便这个极其怪异而又日常的现象，尤其是在早上沿着河边一溜儿蹲满了人，甚至大便之后他们径直走到河里去清洗一番。而对于这一有些不可思议的现象，“旁观者”们却是如此看待的：“我在北方邦一座纺织城镇结识了一位相貌英俊的伊斯兰教小伙子。他在一所有趣的学院就读，身上穿着雅洁的尼赫鲁装——连纽扣都跟这位印度总理身上的一模一样。对这个现象，他却有另一种揭示。他说，印度人是具有诗人气质的民族。他自己就常常跑到旷野上大解，因为他是个诗人，热爱大自然，而大自然正是他用乌尔都语写的那些诗歌的题材。在他心目中，人世间最美好、最具诗情画意的活动，莫过于黎明时分迎着朝阳蹲在河岸上。在外国旅客眼中，这一群蹲着的人影，简直就像法国雕刻家罗丹的作品《沉思者》一样永恒，一样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幽暗国度》）但实际情况确实印度人从不提随地大小便这个话题，甚至在文学、艺术和电影中也基本不去涉及，甚至会因为出自对污染的恐惧对此现象持奇怪的缄默或搪塞的态度。
而我们恰恰看到的事实是谢默斯·希尼所说的“一种降低视力和明显地缩减期待的诗歌”却在大行其道。由此，作为一个写作者，无论你是深入其中的本地人，还是偶然停留带着探问猎奇眼光的外来客，都应该在语言中重新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空间。由此，我想到了王小妮的《过云南记》《过贵州记》《过广西记》，正如一本书的推荐语所评价的那样，“我们有自己的生存背景，我们住在这个叫中国的巨大村庄中，不能不被这个村庄里的一切规定着。真正的背景是人间，细密的大网不可捕捉又无处不被笼罩。背景，不是一幅画，不可以摘下来卷了走，不可以悬挂到其他墙壁上，所有的存在都正在互为背景，无论谁都置身其中。2002至2004年间，诗人王小妮徐敬亚经常驾车深入山西、贵州、粤北、河南、重庆、云南、东北的偏远山区、乡镇，目睹了中国腹地真实的生存状况与处境。2004年雷平阳曾经在北京呆了几个月的时间，但是即使身处北方和大城市，他仍然一次次通过云南来面对自我以及这个时代，“2004年春天，在鲁院，我与娜夜是同学。几个月的时间，只看见八里庄一带的树叶长了出来，没看见它们枯黄和飘落，人就散了。的确，这么一点光阴是不便称流年的，只是一点流水而已，快是其唯一的品质。世界大了就有大的好处，它便于人们找一个地方，或回到原处，悄悄地便躲起来。”（雷平阳《娜夜小记》） 无论身处何地，雷平阳都会从日常细节和浮世绘式的现实空间中提炼出属于这个时代的象征物，通过这一象征物雷平阳一次次返回或出走，有时寂然凝虑又是焦灼燥热，“可爱的北京，我不知道你有多宽/不知道你有多少万吨孤独和焦虑，囤积在/八里庄一带;不知道那一个从梦中往外跳/患上了风寒的人，他们来自哪一个省/自治区或直辖市……只看见，擦肩而过的 人/他们体内的枯枝，在一根根折断”（《八里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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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平阳的地图测绘正是从昭通开始的……
昭通古称朱提、乌蒙、鹤城、秋城，地处滇东北，属于金沙江下游，为云、贵、川三省交界的“鸡鸣三省”之地，素有“锁钥南滇，咽喉西蜀”之称，“自僰道至朱提有水、步道。水道有黑水及羊官水，至险，难行。步道度三津，亦艰阻。故行人为语曰：‘犹溪、赤木，盘蛇七曲;盘羊、乌栊，气与天通。看都濩泚，住柱呼伊。庲降贾子，左儋七里。’又有牛叩头、马搏阪，其险如此。土地无稻田蚕桑，多蛇蛭虎狼。俗妖巫，惑禁忌，多神祠。”（《华阳国志·卷四·南中志》）秦代“五尺道”（滇僰古道）和西汉“南夷道”印证了这里在军事、政治和经济中的重要地位。由于处于西南文化和中原文化的融合地带，昭通成为云南三大文化发源地之一，朱提文化亦灿烂一时。其民族文化和地方文化样态较为多元、丰富，比如乌蒙文化、朱提文化、巴蜀文化，“初为属国，穿龙池，溉稻田，为民兴利，亦为立祠。大姓朱、鲁、雷、兴、仇、递、高、李，亦有部曲。其民好学，滨犍为，号多人士，为宁州冠冕。”（《华阳国志·卷四·南中志》）由《华阳国志》记载可见雷姓为昭通大姓。
昭通地处四川盆地向云贵高原抬升的过渡地带，属于云贵川的交界地带，为典型的山地地形，“山高石頭多，出门就是坡”。昭通居于乌蒙山脉和横断山脉凉山山系五莲峰的交汇之处，地势南高北低且落差超过了3700米。昭通境内有金沙江、牛栏江和关河（又称横江、崩容江、石门江、羊官水）。昭通地处高山苦寒地区和金沙江下游的断裂带，其优势是矿产资源和植物资源丰富，“朱提，山出银”（《汉书·地理志上》），“堂螂县，因山名也，出银、铅、白铜、杂药，有堂螂附子”（《华阳国志·卷四·南中志》），“南广郡界蒙山下有城名蒙城，可二顷，地有烧炉四所，高一丈，广一丈五尺。从蒙城渡水南百许步，平地掘深二尺许得铜，又名古掘铜坑，深二丈，并居出处犹存。”（《南齐书·刘俊传》）其劣势则是因为处于环境变化、生态结构的复杂过渡地带，而为敏感、脆弱区域，滑坡、泥石流、洪灾、旱灾等自然灾害频发，还处于地震带，“它坐落在云贵高原向四川盆地倾斜的大斜坡上，是乌蒙山的腹地。但是，众山行到此处，仿佛累了，一一伏下身子，可能短暂的休息便成了永恒的长眠，这也就使得在山的眼皮子底下，有了一块难得的平地。大地怀中的弹丸，小小的一点，却成了昭通市昭阳区下辖的鲁甸县几十个乡镇几十万户人家的生命之土。欧家营就处在它的心脏旁边，像它的肺的一个组成部分。”（雷平阳《土城乡鼓舞》）。值得一提的是，乌蒙山区是彝族的武、乍、糯、恒、布、默等六祖向滇、贵、川、桂迁徙、分支的中心地带。
在昭通作为物资集散地将茶叶、木材以及其他日用品输入到宜宾和四川等地的同时——“搬不完的乌蒙，填不满的叙府”（“叙府”即现在的宜宾），明末清初之际天主教经宜宾传入昭通地区的盐津、大关，于同治二年（1863）传入昭通县城，于1863、1892、1899发生了教案事件。
通过传教士的特殊视角，我们可以看到当时昭通地区的社会环境、自然地貌、民族差异、属地性格以及居民的日常生活和生存状况。这在英国卫理公会传教士塞缪尔·柏格理（1864～1915）的日记中有相关记述：“6月10日。抵达永善之后，雾笼罩着所有附近地区，致使我们无法看清这个地方。吃完茶，我漫步到西门，放眼望见巨大的江流。此时雾霭稍微散了些，那边的景色令人神往。极大的山峦。如果说凉山居民的地域看起来陌生，此话倒是不错。在耶稣的言词里没有提到这些人。黑色的重雾悬挂在那里。汉人极度恐惧那些人，并给他们起了个可怕的名字。他们从远方过来偷掠人口，使其成为奴隶。我真想到那边去，在他们当中生活个把月。”昭通在1882年发生了大饥荒，柏格理在日记中也有记录，比如4月1日：“今天，看到一些苗族人（土著居民）在沿街乞讨。他们说这是第一次出来要饭，他们都非常纯朴。马铃薯和其他庄稼严重欠收，他们已无物充饥了。我乐意了解和接近这些人。”7月26日：“早上，来了一位男子，要把他的小姑娘送给我们。他是一位乡下农民，大水淹没了他的庄稼。他说他有两个孩子和一位老母亲，而他一天劳动所得不值数文钱。他无法养活他们。如果我们给他两百文钱，他就让我们收养那个小姑娘。我给了他如数的钱，并要他照管好他的小女儿。”（《柏格理日记》）
而说到昭通城，则经历了由乌蒙天梯土城废墟到昭阳新城重建的过程，新城距离旧城七里左右，旧城于雍正八年被毁。清政府于雍正四年（1726）为了加强对西南地区的统治在乌蒙地区实行“改土归流”的政策（即取消从元代以来沿袭已久的土司制度，一律改为由中央政府派官的流官制度）而激起了矛盾，时任兵部尚书兼云贵总督的鄂尔泰（1677～1745）率兵血洗乌蒙土城……“改土归流”使得当地的民族格局发生剧变，比如彝族人口的锐减。汉族居住在坝区，彝族等少数民族居住在山区。鄂尔泰在滇设置茶叶局，打通经济渠道。昭通“地势平衍，河道纵横，东北水少而常苦旱，西南水多而屡被灾”，当时兴修了水利工程十多个，改善了生产条件。屯垦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发展，加强了中央对地区的统治，但因为是暴力镇压（《清史稿》记载：“刳肠截脰，分悬崖树间，群苗詟栗”）也对乌蒙（今昭通）、芒部（今镇雄、威信、彝良）、乌撒（今镇雄、威宁、赫章）和东川（今会泽、巧家、东川、禄劝、会东、宁南）地区的文化形成了毁灭性打击，有着几百年历史的乌蒙天梯古城（“其城阔大，墙垣宽厚”（《昭通志稿》），“像天宫那样，精美而壮丽”（彝族古歌《叙乌蒙》）被毁于一旦，乌蒙文明几乎毁灭。“改土归流”过程中发生了多次由村寨土目组织的反抗活动，乌蒙总兵刘起元就在雍正八年八月发生的乌蒙事变中被追杀至利济河（荔枝河）…… 4
昭通属于典型的山地构造地形，2.3万平方公里中97%都是山区。除了昭通盆地之外，这里可以用于耕种的土地面积非常少，高山使得生存环境闭塞、苦遏、窘迫，生产条件极差，海拔落差大且气候条件恶劣。昭通是云南贫困面最大、贫困程度最深的地区。与此同时，从地理与属地性格来看，山地也给原住民带来了典型的性格特征和心理模式，其中甚至带有天然的局限性，“对于一个时刻都试图扩展自己眼界的人来说，这个群山环抱的地方时时会显出一种不太宽广的固守。但更为重要的是，我知道，只有在这个时候，这片大地所赋予我的一切最重要的地方，不会因为将来纷纭多变的生活而有所改变。有时候，离开是一种更本质意义上的切近与归来。”（阿来《离开就是一种归来》）
昭通下辖1个区、10个县、143个乡镇、1173个建制村，其中114个乡镇当年不通油路，一到下雨四处黄泥泛滥。山地性格使得这里的作家更具有生存危机意识。昭通作家夏天敏就曾对此生存环境做过一番触目惊心的描述：“这道地缝顺着山势环绕，宽的地方有半米多了，深的地方黑漆漆见不到底，地缝有一里多长，整个村子都在地缝的外侧，那就是地缝一旦裂开，整个村子都将随着地块的移动而坠入深渊里去，老武听到一声震天撼地的声音，声音沉闷但带有巨大的回响，瞬间就弥漫了天际，填满了山壑，他看到一片黄色的烟尘像巨大的横幅升腾起来，天空立即灰暗，日月无光，漫天的黄尘里阴风惨烈。”（《地缝》）
山地居民和传统农耕视野中的平原文化之间有着天然的差异，山民往往被视为“另类”“边缘群体”，“大家可能对生活在山地与平地的民众相互猜忌不会感到陌生，这在许多文艺作品和民族志记载中都有表现。如果我们进行这方面的调查，也可以发现彼此间的不信任”“山民虽然不似水上居民那样直接在法律上被归为另类，但因其生活在不受密集农业社会所青睐的山地之间，在世俗眼光里被视为另类也很自然。在传统中国，山民无疑是边缘群体”（范可《略论“山地文明”》）。关于“山里人”性格以及“山民写作”的精神特征，雷平阳曾经将上世纪80年代的地方诗人概括为：整体上的荷尔蒙写作，特立独行又狂妄自大，随时陷入绝望又突然神秘失踪，身无分文而又逢酒必醉、逢醉必歌，秉烛的夜行者和贫穷的读书人……（《条形峡谷》）
无论是在云南还是在昭通，位于东经102°52′～105°19′和北纬26°34′～28°40′之间的欧家营都是一个完全可以被忽略的小点，即使昭通也是在地图上最容易被忽略的那一部分——这是典型的弹丸之地和困守之地——
背着母亲上高山，让她看看 / 她困顿了一生的地盘。真的，那只是 / 一块弹丸之地，在几株白杨树之间 / 河是小河，路是小路，屋是小屋 / 命是小命。我是她的小儿子，小如虚空 / 像一张蚂蚁的脸，承受不了最小的闪电 / 我们站在高山之巅，顺着天空往下看 / 母亲没找到她刚栽下的那些青菜 / 我的焦虑则布满了白杨之外的空间 / 没有边际的小，扩散着，像古老的時光 / 一次次排练的恩怨，恒久而简单
——雷平阳《背着母亲上高山》
“小”是最容易被忽略掉的，由此产生的必然是命运和空间的双重焦虑。这是属于普通人命运的“小命运”和战栗诗学，是具体的小细节和粗砺的生存现场的时时擦伤，但是“小”却具有强大的象征载力、灵魂的重量以及持续的精神刺穿力，“让她好好战栗，最好能让 / 安静的世界，只剩下她，在战栗”（雷平阳《战栗》）。
从中国到云南，从云南到昭通，从昭通再到土城乡，这是逐渐缩下、收紧并最终回到个体的生存空间和心理空间的过程，正如雷平阳早期的诗歌中所说：“我只爱我寄宿的云南，因为其它省 / 我都不爱;我只爱云南的昭通市 / 因为其它市我都不爱;我只爱昭通市的土城乡 / 因为其它乡我都不爱…… / 我的爱狭隘、偏执，像针尖上的蜂蜜 / 假如有一天我再不能继续下去 / 我会只爱我的亲人——这逐渐缩小的过程 / 耗尽了我的青春和悲悯”（《亲人》）。这首诗被放在了雷平阳在2003年出版的第一本诗集《雷平阳诗选》的开篇，“我认同诗人对‘针尖上的蜂蜜’的表述，但我宁愿从最朴素的视点来理解‘蜂蜜’说，而不想将此简单地整合到当下‘以地方性对抗全球化’的时髦理论谱系中。我认为这一谱系才是真正利用了‘全球化’的舆论背景，它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后现代理论中的‘东方主义’的小人书版。在我看来，‘蜂蜜’在此暗示的更多是大地、故乡、个人记忆、经验、灵魂履历，乃至母语，如此等等。这本是那些忠实于个人经验的自觉的诗人写作的通则。”（陈超《“融汇”的诗学和特殊的“记忆”》）
尽管雷平阳的老家所在地并不是特别典型的山地环境，但是具体到昭通和云南的特殊地貌，尤其是山地以及河流与雷平阳之间的特殊关系，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山地的自然环境、生活条件、生存方式以及文化形态对雷平阳的现实态度、世界观和写作方向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比如对地方空间的凝视和区域想象、底边叙事、死亡意识、现实关怀、乡愁情结、异乡人形象等等。这是仰望与俯视同时进行的山地抒写，这一向上和向下的视角使得诗歌空间更为开阔，“经幡升不上去了，它已经 / 穷尽了人的虔诚 / 我匍匐着来到这儿，不为登高 / 也不寻找天堂的入口，只想在山脚 / 做几天一尘不染的异教徒 / 用它那没有尽头的高、白、冷 / 和无，教训一下体内的这头怪兽”（雷平阳《梅里雪山》）。
显然，向上和向下的精神维度要想得以维持都是同样艰难的，而要想在现实中完成则几乎是天方夜谭。越是向上仰望就越会感受到现实虚无和纯粹精神的无力：“想从星空获得想象力，思想力，独白式的提问 / 首先就无比苍白，得到的回应 / 全是高攀不了的沉默 / 那一束束下射的光，一直没变 / 还保持着冰渣的温度”（雷平阳《昭通的星空》）。
与此同时，向下的姿态和平民视角使得雷平阳的写作一直关注着普通生命和身边的现实，“不是为了强调诗歌的乌托邦精神，而在于它非常及时地删除了我面前的十字路口，两条道路神奇地重叠在了一起，我要做的，无非是从迷幻或造像的场域中萃取诗歌观念的现代性，继而以仰视或平视的目光去寻找和发现动人心魄的诗歌元素，并最终归结于干净而质朴的语言。置身于现在的时代，我甚至觉得，我们最需要的诗人，不是李白而是杜甫，如此多的丧乱、癫狂、沉痛，理应有大慈大悲的苦难灵魂去对应、去铭记、去歌哭。也就是那一段时间，我把写作的视点集中到了‘野草般的人民’身上”（雷平阳《我诗歌的三个侧面》）。这种垂直展开而又无限延伸的视野凸显了肉贴肉的词与物的共生关系，诗人具备了极其敏感的触须，进而打开了“草根”“草民”“贱民”和“底层”的最为真实又具有强烈象征效果的真实和幻象同在的特殊空间。 5
从昭通到盐津，从昆明再到整个云南，雷平阳一直是一个行者、凝视者和忧心忡忡的书写者，几乎无处不在的山峰、高原、山地、丘陵、坡地等特殊的地理环境生成了特殊的属地性格、行为方式以及文化景观和精神现实，也成为了雷平阳特有的取景框。
从童年期开始，雷平阳看到的是一个带有传统农业社会缩影和遗留因素的故乡，围绕着村庄、河水以及道路向四周辐射开来的自然空间和地理环境对一个人的成长和精神视野也起到了非常关键的塑型作用，“地理环境和气候作为一个长期相对稳定的因素，时刻影响着人类的活动，研究政治制度、历史事件及人物思想或许可以轻视自然环境的影响，但考察一个以农业为主的传统社会，这却是一个必须注意的重要因素。”（王笛《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尤其是这一封闭的“穷乡僻壤”经历了由传统农业型乡村结构向现代性社会的过渡之后，相应地自然空间和地理空间也一同发生了变化，与此同时人的心理结构、生活习惯和社会习俗发生了变动。
险峻无边的群山、深不见底的沟壑、成千上万难以计数的山路使得诗人更多的时候处于沉默和孤独的幻想之中，同时方言以及倔强的性格也在其中得以呈现。特殊的地理环境、山地文化导致这里长时期成为“边地”和“外省”，这是边缘性差异得以维持的特殊时空体。边地曾经的陌生、独立、安静的，但是终于被时代打破了，随之到来的焦虑与紧张却恰恰在很大程度上使得云南本土诗人敏感多思，当去地方化的高速运转的时代来临，诗歌写作已经不存在什么“中心”和“边缘”之分也不存在完全意义上的“边地”和“外省”。“云南”这一特殊的边地、山地写作反倒是获得了格外的活力和效力。诗歌本质上属于“方言”写作，“诗歌是脱离了大陆的一座岛。在我眼里，岛上的这些方言就和那人像额头的雨滴一样清新。它不是大理石像颦眉而凝成的汗水，它是另一种清新的元素，雨滴和海盐调和的精华”（德里克·沃尔科特《安的列斯：史诗记忆之碎片》）。诗歌对特殊的群体、族裔和地方性知识起到了维护最后发声的权利，诗歌也成了名副其实的语言命运共同体。如果空间和地方因为异质力量而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那么语言构成以及表述方式也必将随之改变并产生深深的焦虑感和恐惧意识，“当代著名诗人、智利的巴勃罗·聂鲁达曾用诗歌辉耀此地。那之后，拉丁美洲亦真亦幻的新闻如潮水般涌入了心地善良抑或居心不良的歐洲人的视野。在那片广袤的土地上，有胡思乱想的男人，有载入史册的女人，永不妥协的精神铸就了一段段传奇。而生活在其中的我们，从未享过片刻安宁。”（马尔克斯《拉丁美洲的孤独》）这是本质层面的“词与物”的关联，语言史也正是自然史和地方史，“自然史与语言是同时的：它与那个在记忆中分析表象的自我活动处于同一个层面上，确定了表象的共同要素，在这些要素的基础上确立起符号，并且最终强加名称。分类和言语都起源于表象在自身内部打开的同一个地方，因为这个地方是奉献给时间、记忆、反思、连续性的。”（福柯《词与物》）
在雷平阳这里诗歌是诗人的“原乡”，也是真正意义上的“母语”，当这一“母语”和“方言”以及地方性知识被空前强化的时候，我们就只能说诗歌所要维护的那些精神元素已然到了被挑战的严峻时刻，诗人越是要维护的越可能是行将永远丧失的东西。这是语言的悖论，而诗人必将背着这一悖论的巨石行走，这一记忆的功能成了自我救赎，“滇南群山中，很多兄弟民族的母语均系孟高棉语系。从外形上看，该语系的字符类似于密码，也似杂草丛生的地方铺天盖地的羽虫，细碎，迷幻，互相勾连，感觉它们除了字符本意之外，还别有奉命。如果你进入了这个语系的覆盖区。”（雷平阳《基诺山地名诗意考》）
值得注意的是雷平阳并不是封闭的“地方主义者”，他文本化的“昭通”以及其它云南地名完全可以被置换，比如河南的一位读者就曾经把雷平阳的那首诗《亲人》印在了体恤衫上——只是把“云南省”换成了“河南省”，因为它们一起揭示了此时代的地方命运和精神事实，“如果在静坐的时间内，我不能进入无我或飞升至高空俯视我的其中一种境界，我会在心理给昭通市的每一个乡镇重取一些名字，没人认可它们，只有我一个人在写作的时候使用。”（雷平阳《在凤凰山上想》）所以，现实和写作、个人与地域之间存在着时间和空间上的不可解的复杂关系，而二者并非是完全地一一对应的关系，而是更富有戏剧化效果，甚至个人经验能够通过文学话语的方式转化为历史经验。
关于雷平阳诗歌中的“地域”和“超地域”特征，著名诗评家吴思敬做了非常精准的评价：“雷平阳是从昭通土城乡走出来的，在滇南的大山中找到了他的精神原乡。当然无论滇北的昭通也好，滇南的基诺山也好，雷平阳诗歌书写的大背景还是云南。因此有评论家把雷平阳的诗当作是诗歌地理学的卓越写作范例，这也自有道理。不过在我看来，无论是从雷平阳创作从昭通起步，还是从近期的基诺山诗歌系列着眼，他不过是通过乌蒙山、基诺山这些特殊的地域，最终谱写的是他个人的精神史，是他作为一个诗人对于世界的发现与透视。他的诗确实有地域的因素，但其精神内核却是超地域的，他的诗具有的是普遍的价值。雷平阳在当代诗坛的影响决不限于云南。”（《雷平阳诗歌的两重世界》）
昭通正是雷平阳最后的精神标识，当他在破碎的时刻准备“返乡”的时候，他一再被延宕，这是无限推迟的悖论化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