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见下的中国:从话语选择到形象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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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本文依托批评话语分析方法及费尔克劳夫的三维分析框架,从文本、话语实践及社会实践三个层面出发,探讨纪录片《中国创造》如何构建科技中国形象,构建了何种形象及背后隐匿的社会意识形态。研究发现,该片借过度词汇化、意识形态方针、文本架构、议程设置、互文性等策略,将中国置于“偏见”语境之下,塑造了一个“科技发展与道德危险并存”的负面科技中国形象。这种话语选择与形象建构的背后与“西方中心论”和“意识形态的你我阵营”密切相关。
  关键词:中国形象;批评话语分析;偏见;《中国创造》
  中图分类号:J95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20)09-0068-03
  一、 引 言
  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与日俱增,越来越多海外媒体对中国的关注显著提高。继《中国的秘密》《中华的故事》《中国新年》之后,BBC又制作播出了一部关注中国科技发展的纪录片——《中国创造》。该片中,主持人以游记和体验式采访的方式,带领观众领略中国创新经济的澎湃风采、观看科技产品的日新月异、感受科技网络的便捷生活。该片开播便引起了国内媒体和受众的热议:一方面,许多人认为该片真实客观、多角度地呈现了中国蓬勃昂扬的科技创新发展趋势,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制造”转向“中国创造”的事实;另一方面,也有人认为此片只是借科技议题,以较温和的方式掩盖西方媒体对中国的刻意指责与误读。
  那么,作为西方主流媒体的BBC究竟塑造了怎样的中国形象?它如何建构此种形象?这种形象的背后基于何种社会文化语境?本文拟采用批评话语分析及费尔克劳夫的话语分析三维框架,依照描述-阐释-解释的分析路径,解构纪录片《中国创造》的语言特征与架构特点,探究隐藏在文本背后的意识形态,逐步明晰片中构建的中国形象。
  二、 批评话语分析及费尔克劳夫话语分析的三维框架
  批评话语分析(CDA)是国内外近年来兴起的话语分析方法,它作为一种以社会为视角的语言分析方法,研究语言是什么,研究为何是此种呈现,也研究话语的意义以及背后的机制与意识。它旨在通过表面的语言形式,揭露意识形态与话语之间的作用关系,揭示两者是如何源于社会结构和权力关系,并为其服务的[1]。
  费尔克劳夫是批评话语分析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吸收福柯“话语的权力本质”思想,在《话语与社会变迁》中提出,话语分析具有三维框架:对语篇文本进行语言学描述,对语篇和话语实践的关系加以解释,对话语实践与社会实践的关联予以说明[2];在此基础上,他提出描写-阐释-结束路径,从文本分析、话语实践分析及社会实践分析三个层面逐步推进。本文依托社会-文化语境辩证关系分析法及三维分析框架,对《中国创造》进行以下探究:在文本层面,从过度词汇化、意识形态方针、文本架构等方面描述其语言特征;在话语实践层面,通过议程设置和互文性策略,说明文本的生成过程;最后从社会实践层面,结合当前文化语境和意识形态,对文本深层含义加以解释。
  三、 《中国创造》文本的三维向度分析
  (一) 文本层面
  在本研究中,“文本”的范围仅涉及片中的采访话语、提问、解说词等文字语音,影像、图式等非语言符号不包括在内。费尔克劳夫指出,文本描述的是语篇内容和传达内容的形式,应从词汇、语法、连贯及文本结构四个要素层层解码,从而揭露文本生产者的所指对象及其背后的价值观与意识形态[3]。依此路径,本文选定了片中较为典型的两个语言特征解析文本潜在意义,即“词汇表达”与“文本架构”。
  1.词汇表达
  事实上,不同词汇的选择与解读受到社会语境、历史文化、意识形态、权力关系的影响与争夺[3]。CDA指出,大众传媒在新闻实践中常通过词汇选择策略,来制造偏见、传播意识形态[4]。在《中国创造》中,“过度词汇化”是文本生产者使用的一种典型词汇表达策略。过度词汇化是指文本生产者在描述现实客体时,使用大量意义相同或相近的词汇对某一方面进行密集型描述,以凸显该客体的某一特征,进而影响到公众对其的认知与判断。在第一集中,“中国”作为被修饰的客体,被大量“耐人寻味”、带有明显消极语义韵的修饰词包裹。在开篇主持人的介绍文本中,诸如“独一无二”“独行此道”“独特古老传统的”“已数千岁”等修饰词密集出现,将“中国”描述成“独特固执”“不融于当代潮流”的古老国度;随后,从“品牌开始爆发”“批量造出消费品”,再到“不尊重人权”“西方品牌不受待见”“抵制西方企业”等修饰词连带主观结论的输出。这些精心挑选的过度修饰词,诱使公众在词汇聚焦中对客体产生某种特定印象:中国是古老落后的,它拥有严厉僵化的政治体制,其呈现出的“创新繁荣”是在拒绝西方文化与科技的背景下诞生的。
  其次,意识形态方针是该片中建构中国形象时,使用较多的另一种策略。范·迪克指出,意识形态方针是一种工具。文本生产者从多种“所指策略”中做出选择,通过预定消极表征的“局外人”来展示“他们”,而积极表征的“局内人”则来凸显“我们”[5],使人们感知世界中“我们”与“他们”的行动、地位与角色差异。在第三集中,主持人频频提及:“我们(英国人)外出使用手机漫游,能使用Gmail的全部功能……但如果你将设备连上当地的无线局域网,才能看到真正的中国人的网络世界:无法加载更新、无法打开网页……”通过扭曲中国互联网相关政策,建构出中国“利用科技阻碍国民感知”的歪曲形象。这种由文本刻意塑造的中国形象,正好印证了BBC是如何带着强烈的意识形态倾向将“我们”和“他们”对立起来,通过讨论“他们”,进而树立“我们”的认同感、自尊感与优越感。
  2.文本架构
  文本架構是指文本生产者以何种方式呈现文本,通过探寻文本呈现方式,我们能看到文本下的叙述视角及隐含的态度立场。文本生产者常常凸显某些内容,使其“被前景化”,从而得到受众的关注;与之相对应,某些信息也可以因“被背景化”,而使公众对其忽略。毫无疑问,这种铺排策略势必会影响到公众对客体的理解与判断。   在第二集中,BBC来到深圳报道中国的科技市场环境及相关科技产品,在介绍华为公司时,主持人刻意凸显“华为仍在争取摆脱美国网络对其网络设备的禁令”,强调华为和中兴被指控涉嫌从事技术机密安全问题。为展示“平衡”,华为创始人也拥有一个“身份”于随后出声,但事实上,任正非的否认仅以简短镜头带过。通过这种隐蔽的“前景”与“背景”的对立,公众难免会对“被前景化”的华为公司技术使用道德争端印象深刻,而华为公司及其产品的一些正面积极的信息则被隐匿和背景化了。
  (二) 话语实践层面
  话语实践作为中间向度将社会实践与文本有机连接,文本生产者的意识形态会以特定的语言痕迹在文本表面浮现,其内容包括文字的生产、分配与消费过程[2]。下文将解释该片如何通过议程设置和互文性策略,在话语生产过程中传递意识形态。
  1.议程设置
  “议程设置功能”理论指出媒体借新闻报道与信息传播活动,为公众设置“议事日程”,以有效引导公众对于事件及重要性的判断[6]。《中国创造》展现了大量由中国自主研发的创新科技。表面看,这是难得的客观记录中国科技进展的纪录片,事实上,文本生产者以议程设置策略,辅以技巧性的排列组合,将中国科技展现得并不那么“单纯”。
  在第一集中,主持人前一秒还在讨论中国汽车数量增长与需求,下一刻解说词便指明“所有这些交通量造成了这里另一大问题:污染。”在议题编排顺序下,全世界都存在的环境污染问题的罪魁祸首直指中国汽车污染。而在第三集中,BBC经过精心挑选,将“屏蔽特定信息的防火墙技术、监控私人信息的应用程序、私自收集用户信息以评测信用的项目、用以散播诈骗短信的假基站……”等议题凸显。毫无疑问,这些带有明显倾向的议题再次将中国科技产品负面化了。
  2.互文性
  互文性也称文本间性,即通过考察两个或多个文本的关联与转换,发现内含于文本的隐形权力关系,及文本生产者的意识形态。CDA指出,任何话语都是由引语拼凑而来[7],引语不仅是转述信息或增强信息的真实性,还间接言说了文本生产者选择、呈现、聚焦这些声音的意图[8]。不难发现,该片第三集中话语互文性尤其明显,它以“直接引语”的方式,再度强化极权、负面的科技中国形象。
  例1鲍朴(香港出版商)说:“防火墙本质上是思想防火墙,它与中国政体共存亡,与控制制度同呼吸。”
  例2唐胜杰(中国大学生)说:“我们正被监控,监控无处不在。”
  例3理查德·泰南博士(技术专家)说:“若你发现在社交媒体分享的信息,和搭档的交流都会影响信贷机会,影响孩子上更好大学的机会,你如何感想?”
  类似以上多个主体的直接引语看似客观平衡,但实际上,这些直接引语均带有自身态度。换言之,文本生产者刻意聚焦并凸显了相同立场的观点。通过上述直接引语,公众能够接收到的便是中国科技的发展虽然突飞猛进,然而使用意图却是令人猜疑的,从而与之前负面的科技中国形象相呼应。
  (三) 社会实践层面
  上述文本分析与话语实践分析皆是为社会实践服务的,通过分析文本的社会实践层面,可以揭示社会结构如何影响和决定话语的生产与阐释[1]。从前述不难发现,该片建构科技中国形象的背后,隐含着西方主流媒体长期以来对中国的偏见与歪曲:尽管中国科技迅猛发展,但暗含风险,政府管控居心不良。该片总体上呈现了“西方中心论”与“意识形态的你我阵营”。
  “西方中心论”作为一种偏执错误的视角,认为那些不符合西方价值观与社会制度的另一种发展途径,都在西方的“偏见”下而沦为异端[9]。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冷战后,美国主流意识形态将批判的靶心,转向中国这个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10]。而因为中国各方面实力的提升,美国等西方主义对中国更为“警惕”,进而在各种渠道表露出一些西方社会对中国不友好的论调。正如《中国创造》一方面展现了蓬勃发展的科技創新局面,一方面又意有所指,刻意凸显了充满偏见、矛盾的、负面化的科技中国。
  四、 结 语
  基于CDA及费尔克拉夫的话语分析三维框架,本文对《中国创造》中的词汇表达、文本架构、议程设置、互文性及意识形态加以探讨。经由文本分析到话语分析,再上升到批评分析,层层剥开文本,发现该片借中国科技创业热潮,由科技议题转向对中国政治、经济等议题的刻意指责与曲解,塑造了一个“科技强劲与危险并存”,充满矛盾的科技中国负面形象。
  本文侧重于从批判视角挖掘影片背后的建构思维,希望能借助批评话语分析,使公众对于话语背后的权力关系及意识形态有更清醒的认知,提醒国民谨慎对待境外媒体对中国的“乐观”呈现,从而进一步提高媒介素养。
  参考文献:
  [1] 丁建新,廖益清.批评话语分析述评[J].当代语言学,2001(4):305-310.
  [2] Fairclough,N.Discourse and Social Change[M].Cambridge: Polity Press,1992.
  [3] 熊伟.话语偏见的跨文化分析[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1.
  [4] 辛斌.批评语言学:理论与应用[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5.
  [5] Gudykunst, W.B. & Kim, Communicating with Strangers: An Approach to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Second Edition)[M]. New York: McGraw-Hill,Inc.1992.
  [6] 郭镇之.关于大众传播的议程设置功能[J].国际新闻界,1997(3):18-25.
  [7] Kristeva,Julia.The Kristeva Reader[M].Oxford:Basil Blackwell,1986.
  [8] 朱桂生,黄建滨,被盛赞的中国90后:从平民叙事到形象建构——基于KBS纪录片《明见万里》的批评性话语分析[J].中国青年研究,2019(3):116-121.
  [9] 梁玉春.“中国崩溃论”:西方的意识形态武器[J].红旗文稿,2015(12):1+7-10.
  [10] 张杰.《纽约时报》对中国青年报道的批评话语分析——基于费尔克拉夫话语分析模式[J].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19,35(6):61-67.
  [责任编辑:艾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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