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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王小红，64岁，上饶人。在深山任教48载，虽然是一名编外教师，但我无怨无悔，因为我深深地热爱教书这个崇高的职业，更爱大山深处的一切，尤其是有点不寻常的邓源小学。
邓源这个地名给人的第一印象可能是像美丽的乡村那样，有着“小桥流水人家”一样的诗情画意，但其实现实中的邓源却流行着“出门没有三寸平”的说法，在炎热的夏季，甚至连吃水都成问题。这里的十来户村民如同鲜艳的花朵般点缀在深绿的竹海当中。邓源村就这么世世代代安静地坐落在这座离太阳很近的大山之中。在这里，一年中大概有两百多天都被云雾笼罩，置身其中，你经常能看到移动的云彩，飞奔的大雾。邓源小学被人戏称为“赣东北最高学府”，它坐落在海拔810多米的松树岗，是天柱山、陈坊、葛仙山三个乡的最高点。
对于我来说，起初我并没有想到自己会当一辈子教师，但是当年父亲的经历深刻地影响了我的人生轨迹。父亲在当时响应党的“干部上山下乡”号召，毅然带着一批人到赣闽交界的武夷山垦殖场落户。当时我还很小，却也能体会到父亲这种为了使命毅然决然放弃城里优厚待遇的精神。所以，在16岁时，我就学着父亲的样子打起背包，拎着几本书，在生产队长的带领下翻过鲫鱼背，越过龙井岭，来到了邓源村。生产队长指着那“离天只有三尺高”的山巅说：“王老师，那就是你要去上课的地方—赵家坞。”当时我就傻眼了，那个地方也太高了，以至于仰头时草帽都仰掉了。山路就像楼梯那样笔直地靠在那，一不小心就会掉下去，太可怕了。十多里山路我走了整整一上午。接下来的情景更让我感到不可思议，这里什么都没有，没有教室，没有黑板，当然，更没有教师。
生产队的谷仓上摆了一张竹床，它就成了我的落脚点。白天还好，晚上我非常害怕，因为这里当时还没有电灯，唯一的光源就是煤油点的竹篾。
害怕归害怕，工作还得照常进行。在生产队长的帮助下，我硬是把原来废弃的破仓库给改造成了一个简易的“教室”。黑板没有，就用几块木板一拼，再泼上黑墨水。几根木棍、木板一支就成了简易的“课桌椅”。没有时钟，就晴天看太阳，雨天听公鸡打鸣。
基本条件达到了，我也就这样懵懵懂懂地开始了我的教师生涯。当时的学生是没有女孩子的，因为这里的人们觉得女孩子读书没用，另外，赵家坞那会儿还是个文盲村，所有人的经济收入都来自于在悬崖峭壁上的那一条小小的山路上肩挑背扛所挣来的微薄血汗钱，自然是舍不得拿来给孩子读书的。这样的情况肯定是要去改变的，于是，我就一家一家地去给家长们做工作。有些家长直言不讳地说：“女孩子读什么书？反正到十六七岁都是要嫁人的。”甚至有些家长还会反问我：“有文化是好，可老师你有文化又怎么还要到我们这里来吃这个苦呢？”这些话并没有令我打退堂鼓，反而让我更加坚决地想要改变这个地方。
接下来的日子里，在上课之余，我继续挨家挨户做工作，但收效甚微，村民们的思想就像坚冰一样难以被融化。“这样下去不行”，我想，我必须抓紧时间让孩子们都能来正常上课。于是，我改变了思路，在晚上和休息日背着自己的教案到这些不能来读书的孩子家中。孩子们的求知欲望是强烈的，我一去，这些孩子们就自然而然地围上来，让我教他们读书识字，家长们也会坐在一旁安静地听着。就这样，今天这家，明天那家，我这个“移动课堂”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后，终于打动了家长们的心。赵家坞这个地方也每天都能听到孩子们响亮的读书声。
由于我工作积极，责任心强，1970年被公社革委会送到上饶师范（原赣东北大学）进修英语。我非常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每天都提前在书的海洋中迎接起床号，食堂里、路灯下、田埂边都是我不断吸取知识的小天地。这些平常的点滴也得到了老师们的夸奖和赞许，我的毕业成绩也是名列前茅，并且可以继续留校工作。这个问题一下子让我犯了难，留下固然比在乡下条件好，但是赵家坞那些学生们不是又该辍学了吗？我一下子还是下不了决心做出选择。
带着这个疑问，我跟父亲谈论了一次。父亲的一句话让我下了决心：“小红，勿忘初心。”是啊，勿忘初心，我的初心是什么呢？我的初心就是要让大山里的孩子们都能够接受到知识的熏陶，能够让这些孩子在学习了知识后走出大山，走向自己的未来。
就这样，我在进修了知识的同时也升华了自己的初衷。我不再是一个内心懵懵懂懂、不知所措的山村教师了，而是成为下定决心要让山里的孩子都成为我的学生的行动者。
后来，我又经历了一次艰难的抉择。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我考取了江西师范学院外语系，当时来祝贺的人将我家围得水泄不通，母亲当时也特别高兴，认为这是我的一个机会。这时人群中突然钻出来两个学生，他们说：“老师，老师，您走了我们怎么办？”我一愣，她们是毕业班的学生，山里条件苦，一直分不进老师。自己这一走，这些孩子就要失学了。当时周围瞬间鸦雀无声，老支书也拿着黄烟筒蹲在一边不说话了。最后，老支书“呼”地一下站起来，走到我面前，拉着我的手说：“王老师，你走了，这些学生可就没人教了啊，看在孩子们的份上，你还是留下来吧。”家长们也纷纷挽留。当晚，我躺在床上辗转反侧，这对于我来说又是一个机会，这样的机会错过了可能就不再有了，我到底是走还是留呢？接下来的日子里，我每天都在为这件事做着激烈的心理斗争，茶饭不思，人也生病了，瘦了一大圈。父亲看在眼里，急在心头，也来劝我：“小红，实在想去，你就去吧。如果放心不下这些学生，你大不了放假了再回来教他们嘛。”虽然父亲的话有些无奈，但也让我清醒地认识到：我走了，这些学生就散了。我去读书了，改变的是我一个人的命运，不去了，会给更多山里孩子改变命运的机会。最终，当我将决定留下的消息告诉老支书时，老支书哽咽着说道：“王老师，以后可苦了你了啊！”
1978年以后，党的政策越来越好了，下乡知青可以陆续回城安排工作了。父亲问我是否要办理回城手续，经过之前的事情，我知道我走不了的，因为还有这些孩子在等着我给他们上课。
在接下来的这些年，我本着这份执着、这份认真、这份对教师工作的热爱，在大山深处给孩子们教语文、数学、画画、体育以及做人和爱国的思想品德。我过得很快乐、很充实。 时间一晃到了2000年，原来的老谷仓已经破败不堪，漏风漏雨，墙体也有倾覆的危险，这样下去，不但不能给孩子们提供好的上课环境，还会有危险，因此，必须建一个新教室。但那时，辅导站的经费也是捉襟见肘，根本没有可以支配的余地。因此，在这年冬天，我决定把自家的菜地划出来自费建立教室。村民们听到这个消息也是一呼百应，纷纷出劳力。砖瓦都是这些村民们用肩膀一块儿一块儿从几十里外挑回来的。最令我感动的是，当我提出要付给他们工钱时，却没有一个人肯收，他们说：“王老师，您教了这么多年的书，我们给您挑砖瓦建教室那是应该的。”望着村民们朴实的面孔，我明白我的初心没有错。
新教室建好后，可以容纳的学生多了，但是教师依然还只有我一个人，好在这么多年来，我已经习惯了给孩子们进行复式教学。把教室中间隔开，高低年级各坐一边，学生们也可以带着饭食到厨房加热，以免学生们因离家远而耽误时间。学生如果有头疼脑热，也能及时由我这个“护士”处理。赵家坞地处偏僻，生病的孩子不能得到及时治疗，好多时候都由我照顾，这么多年下来，我也能赶上半个医生了。
2002年，我办了退休手续。两个儿子在外发展得不错，都要接我出去，说我辛苦了大半辈子，也该去城里享享福了。山里条件太差，我长年待在山顶，落下了风湿，但没有教师愿意进来，我只得继续坚守。2008年，我培养了一个“接班人”，和我一同教书，并将自己600元代课工资与她平分。不到一个月，这位教师的姐姐回来了，向我问起这位教师的工资，我如实回答了她。她一脸惊讶地说：“啊？！才300！我在外面打工，随便在哪家公司做一个月都有3000元！”第二学期开学，我的“接班人”没来，她随姐姐到浙江打工去了，我非常理解，外面的世界更吸引她。好在我的丈夫是“贤内助”，一路走来，丈夫都是我坚强的后盾。每学期开学，他都毫无怨言和我一起到山外把书背进来，这一背就是48年。有了他的帮助，即使没有别人，我也能一路坚持。
我常常问自己，拿什么能换到山民的赞誉？拿什么能换来学生对我的感恩？唯有以心换心啊！的确，我很幸福，我的学生在天南海北都会想到我。就拿现在在县城工作的陈志强来说，他领到第一个月工资，就买了一斤桂圆给我送来，还坚持要我收下。那时候，桂圆可是相当贵重的礼品啊！1980年起，我每年都要带毕业班学生到乡中心小学参加统一考试，每次我都会让孩子们和中心小学的教师一起合影，当作他们的毕业照，我也留个纪念。现在，我已经有40多张学生的毕业照了，有时间就常拿出来看看，一看就是半天，他们在邓源小学的故事太多太多……
有个叫廖学根的男生，调皮得不得了。读小学三年级时，很多老师都不愿意收他。一天，廖学根的父亲碰到我，跟我说廖学根太调皮了，没有老师愿收他，我当即让他到我班上来。廖学根确实调皮捣蛋，捕蛇、捉麻雀进教室是常事，反正，能让老师生气、同学惊吓的事他都干。一天，他抓了只青蛙悄悄放在我的教科书下。上课时，我一翻开教科书，青蛙就迎面向我扑来，我吓得一下跌坐在地上。我深吸了口气，站了起来，继续上课。这节课是《童第周》，讲的是童第周通过自己的努力成功的剥开青蛙卵，震撼全世界的故事。课后，我不但没有批评廖学根，还表扬他为我找来了青蛙，为大家提供了活生生的教具。接着，我又提醒他这种方式不可取，并鼓励他像童第周一样努力学习，做个有用的人。这之后，廖学根有了明显的改变，学习成绩也有了很大的提高。现在，廖学根事业成功，物质生活水平很高了，但他还清楚地记得这事。他父亲每次见到我都要说：“谢谢王老师，是您的教育方法影响了他，改变了他。不然，他能有今天的幸福生活吗？”
还有个非常优秀的学生，叫林莉。1992年，特大山洪暴发，肆虐的山洪冲垮了她家的房子，她的父母便不让她上学。得知情况后，我连夜赶到她家，送去了大米，又苦口婆心地说服她父母，让她继续上学。后来，林莉考上了博士，现在在杭州医院工作，每次给我打电话，她都会提起当年的事。
2008年5月12日，汶川发生了特大地震。我对孩子们说：“汶川发生了大地震，那里的孩子们比我们更可怜，此时此刻，他们需要更多的帮助和关爱。”那天，我和学生共捐了214元，其中200元是我的当月工资，14个孩子每人一元。孩子们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对我说：“老师，我们也能帮助别人了”。
岁月不居，时光荏苒，我已经在这山区讲台站立了48个春秋。把青春献给了大山，献给了这山里的孩子，自己也收获了人生的累累果实。先后获得“感动铅山十大人物”“感动上饶十大人物”“江西省教育系统优秀共产党员”“铅山县创优争先先进工作者”“江西省百名优秀‘山村女教师’”“全国模范教师”等荣誉称号。为梦想而拼搏的人生是快乐的，为了远山的呼唤，我愿意做累并快乐着的山村女
教师。
我今年64岁了，人生已经过了大半。时间过得很快，快的让我觉的这些年只是一瞬间。时间又过得很慢，慢的令我回忆过往，都觉得每一刻都那么充实。
我是王小红，一名热爱祖国教育事业的普通山村教师。
（作者系江西省上饶市天柱山乡邓源小学教师;第一届“启功教师奖”提名奖获得者）
（责任编辑：赵彩侠）
邓源这个地名给人的第一印象可能是像美丽的乡村那样，有着“小桥流水人家”一样的诗情画意，但其实现实中的邓源却流行着“出门没有三寸平”的说法，在炎热的夏季，甚至连吃水都成问题。这里的十来户村民如同鲜艳的花朵般点缀在深绿的竹海当中。邓源村就这么世世代代安静地坐落在这座离太阳很近的大山之中。在这里，一年中大概有两百多天都被云雾笼罩，置身其中，你经常能看到移动的云彩，飞奔的大雾。邓源小学被人戏称为“赣东北最高学府”，它坐落在海拔810多米的松树岗，是天柱山、陈坊、葛仙山三个乡的最高点。
对于我来说，起初我并没有想到自己会当一辈子教师，但是当年父亲的经历深刻地影响了我的人生轨迹。父亲在当时响应党的“干部上山下乡”号召，毅然带着一批人到赣闽交界的武夷山垦殖场落户。当时我还很小，却也能体会到父亲这种为了使命毅然决然放弃城里优厚待遇的精神。所以，在16岁时，我就学着父亲的样子打起背包，拎着几本书，在生产队长的带领下翻过鲫鱼背，越过龙井岭，来到了邓源村。生产队长指着那“离天只有三尺高”的山巅说：“王老师，那就是你要去上课的地方—赵家坞。”当时我就傻眼了，那个地方也太高了，以至于仰头时草帽都仰掉了。山路就像楼梯那样笔直地靠在那，一不小心就会掉下去，太可怕了。十多里山路我走了整整一上午。接下来的情景更让我感到不可思议，这里什么都没有，没有教室，没有黑板，当然，更没有教师。
生产队的谷仓上摆了一张竹床，它就成了我的落脚点。白天还好，晚上我非常害怕，因为这里当时还没有电灯，唯一的光源就是煤油点的竹篾。
害怕归害怕，工作还得照常进行。在生产队长的帮助下，我硬是把原来废弃的破仓库给改造成了一个简易的“教室”。黑板没有，就用几块木板一拼，再泼上黑墨水。几根木棍、木板一支就成了简易的“课桌椅”。没有时钟，就晴天看太阳，雨天听公鸡打鸣。
基本条件达到了，我也就这样懵懵懂懂地开始了我的教师生涯。当时的学生是没有女孩子的，因为这里的人们觉得女孩子读书没用，另外，赵家坞那会儿还是个文盲村，所有人的经济收入都来自于在悬崖峭壁上的那一条小小的山路上肩挑背扛所挣来的微薄血汗钱，自然是舍不得拿来给孩子读书的。这样的情况肯定是要去改变的，于是，我就一家一家地去给家长们做工作。有些家长直言不讳地说：“女孩子读什么书？反正到十六七岁都是要嫁人的。”甚至有些家长还会反问我：“有文化是好，可老师你有文化又怎么还要到我们这里来吃这个苦呢？”这些话并没有令我打退堂鼓，反而让我更加坚决地想要改变这个地方。
接下来的日子里，在上课之余，我继续挨家挨户做工作，但收效甚微，村民们的思想就像坚冰一样难以被融化。“这样下去不行”，我想，我必须抓紧时间让孩子们都能来正常上课。于是，我改变了思路，在晚上和休息日背着自己的教案到这些不能来读书的孩子家中。孩子们的求知欲望是强烈的，我一去，这些孩子们就自然而然地围上来，让我教他们读书识字，家长们也会坐在一旁安静地听着。就这样，今天这家，明天那家，我这个“移动课堂”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后，终于打动了家长们的心。赵家坞这个地方也每天都能听到孩子们响亮的读书声。
由于我工作积极，责任心强，1970年被公社革委会送到上饶师范（原赣东北大学）进修英语。我非常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每天都提前在书的海洋中迎接起床号，食堂里、路灯下、田埂边都是我不断吸取知识的小天地。这些平常的点滴也得到了老师们的夸奖和赞许，我的毕业成绩也是名列前茅，并且可以继续留校工作。这个问题一下子让我犯了难，留下固然比在乡下条件好，但是赵家坞那些学生们不是又该辍学了吗？我一下子还是下不了决心做出选择。
带着这个疑问，我跟父亲谈论了一次。父亲的一句话让我下了决心：“小红，勿忘初心。”是啊，勿忘初心，我的初心是什么呢？我的初心就是要让大山里的孩子们都能够接受到知识的熏陶，能够让这些孩子在学习了知识后走出大山，走向自己的未来。
就这样，我在进修了知识的同时也升华了自己的初衷。我不再是一个内心懵懵懂懂、不知所措的山村教师了，而是成为下定决心要让山里的孩子都成为我的学生的行动者。
后来，我又经历了一次艰难的抉择。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我考取了江西师范学院外语系，当时来祝贺的人将我家围得水泄不通，母亲当时也特别高兴，认为这是我的一个机会。这时人群中突然钻出来两个学生，他们说：“老师，老师，您走了我们怎么办？”我一愣，她们是毕业班的学生，山里条件苦，一直分不进老师。自己这一走，这些孩子就要失学了。当时周围瞬间鸦雀无声，老支书也拿着黄烟筒蹲在一边不说话了。最后，老支书“呼”地一下站起来，走到我面前，拉着我的手说：“王老师，你走了，这些学生可就没人教了啊，看在孩子们的份上，你还是留下来吧。”家长们也纷纷挽留。当晚，我躺在床上辗转反侧，这对于我来说又是一个机会，这样的机会错过了可能就不再有了，我到底是走还是留呢？接下来的日子里，我每天都在为这件事做着激烈的心理斗争，茶饭不思，人也生病了，瘦了一大圈。父亲看在眼里，急在心头，也来劝我：“小红，实在想去，你就去吧。如果放心不下这些学生，你大不了放假了再回来教他们嘛。”虽然父亲的话有些无奈，但也让我清醒地认识到：我走了，这些学生就散了。我去读书了，改变的是我一个人的命运，不去了，会给更多山里孩子改变命运的机会。最终，当我将决定留下的消息告诉老支书时，老支书哽咽着说道：“王老师，以后可苦了你了啊！”
1978年以后，党的政策越来越好了，下乡知青可以陆续回城安排工作了。父亲问我是否要办理回城手续，经过之前的事情，我知道我走不了的，因为还有这些孩子在等着我给他们上课。
在接下来的这些年，我本着这份执着、这份认真、这份对教师工作的热爱，在大山深处给孩子们教语文、数学、画画、体育以及做人和爱国的思想品德。我过得很快乐、很充实。 时间一晃到了2000年，原来的老谷仓已经破败不堪，漏风漏雨，墙体也有倾覆的危险，这样下去，不但不能给孩子们提供好的上课环境，还会有危险，因此，必须建一个新教室。但那时，辅导站的经费也是捉襟见肘，根本没有可以支配的余地。因此，在这年冬天，我决定把自家的菜地划出来自费建立教室。村民们听到这个消息也是一呼百应，纷纷出劳力。砖瓦都是这些村民们用肩膀一块儿一块儿从几十里外挑回来的。最令我感动的是，当我提出要付给他们工钱时，却没有一个人肯收，他们说：“王老师，您教了这么多年的书，我们给您挑砖瓦建教室那是应该的。”望着村民们朴实的面孔，我明白我的初心没有错。
新教室建好后，可以容纳的学生多了，但是教师依然还只有我一个人，好在这么多年来，我已经习惯了给孩子们进行复式教学。把教室中间隔开，高低年级各坐一边，学生们也可以带着饭食到厨房加热，以免学生们因离家远而耽误时间。学生如果有头疼脑热，也能及时由我这个“护士”处理。赵家坞地处偏僻，生病的孩子不能得到及时治疗，好多时候都由我照顾，这么多年下来，我也能赶上半个医生了。
2002年，我办了退休手续。两个儿子在外发展得不错，都要接我出去，说我辛苦了大半辈子，也该去城里享享福了。山里条件太差，我长年待在山顶，落下了风湿，但没有教师愿意进来，我只得继续坚守。2008年，我培养了一个“接班人”，和我一同教书，并将自己600元代课工资与她平分。不到一个月，这位教师的姐姐回来了，向我问起这位教师的工资，我如实回答了她。她一脸惊讶地说：“啊？！才300！我在外面打工，随便在哪家公司做一个月都有3000元！”第二学期开学，我的“接班人”没来，她随姐姐到浙江打工去了，我非常理解，外面的世界更吸引她。好在我的丈夫是“贤内助”，一路走来，丈夫都是我坚强的后盾。每学期开学，他都毫无怨言和我一起到山外把书背进来，这一背就是48年。有了他的帮助，即使没有别人，我也能一路坚持。
我常常问自己，拿什么能换到山民的赞誉？拿什么能换来学生对我的感恩？唯有以心换心啊！的确，我很幸福，我的学生在天南海北都会想到我。就拿现在在县城工作的陈志强来说，他领到第一个月工资，就买了一斤桂圆给我送来，还坚持要我收下。那时候，桂圆可是相当贵重的礼品啊！1980年起，我每年都要带毕业班学生到乡中心小学参加统一考试，每次我都会让孩子们和中心小学的教师一起合影，当作他们的毕业照，我也留个纪念。现在，我已经有40多张学生的毕业照了，有时间就常拿出来看看，一看就是半天，他们在邓源小学的故事太多太多……
有个叫廖学根的男生，调皮得不得了。读小学三年级时，很多老师都不愿意收他。一天，廖学根的父亲碰到我，跟我说廖学根太调皮了，没有老师愿收他，我当即让他到我班上来。廖学根确实调皮捣蛋，捕蛇、捉麻雀进教室是常事，反正，能让老师生气、同学惊吓的事他都干。一天，他抓了只青蛙悄悄放在我的教科书下。上课时，我一翻开教科书，青蛙就迎面向我扑来，我吓得一下跌坐在地上。我深吸了口气，站了起来，继续上课。这节课是《童第周》，讲的是童第周通过自己的努力成功的剥开青蛙卵，震撼全世界的故事。课后，我不但没有批评廖学根，还表扬他为我找来了青蛙，为大家提供了活生生的教具。接着，我又提醒他这种方式不可取，并鼓励他像童第周一样努力学习，做个有用的人。这之后，廖学根有了明显的改变，学习成绩也有了很大的提高。现在，廖学根事业成功，物质生活水平很高了，但他还清楚地记得这事。他父亲每次见到我都要说：“谢谢王老师，是您的教育方法影响了他，改变了他。不然，他能有今天的幸福生活吗？”
还有个非常优秀的学生，叫林莉。1992年，特大山洪暴发，肆虐的山洪冲垮了她家的房子，她的父母便不让她上学。得知情况后，我连夜赶到她家，送去了大米，又苦口婆心地说服她父母，让她继续上学。后来，林莉考上了博士，现在在杭州医院工作，每次给我打电话，她都会提起当年的事。
2008年5月12日，汶川发生了特大地震。我对孩子们说：“汶川发生了大地震，那里的孩子们比我们更可怜，此时此刻，他们需要更多的帮助和关爱。”那天，我和学生共捐了214元，其中200元是我的当月工资，14个孩子每人一元。孩子们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对我说：“老师，我们也能帮助别人了”。
岁月不居，时光荏苒，我已经在这山区讲台站立了48个春秋。把青春献给了大山，献给了这山里的孩子，自己也收获了人生的累累果实。先后获得“感动铅山十大人物”“感动上饶十大人物”“江西省教育系统优秀共产党员”“铅山县创优争先先进工作者”“江西省百名优秀‘山村女教师’”“全国模范教师”等荣誉称号。为梦想而拼搏的人生是快乐的，为了远山的呼唤，我愿意做累并快乐着的山村女
教师。
我今年64岁了，人生已经过了大半。时间过得很快，快的让我觉的这些年只是一瞬间。时间又过得很慢，慢的令我回忆过往，都觉得每一刻都那么充实。
我是王小红，一名热爱祖国教育事业的普通山村教师。
（作者系江西省上饶市天柱山乡邓源小学教师;第一届“启功教师奖”提名奖获得者）
（责任编辑：赵彩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