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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德纲的朋友,师胜杰的干儿子,冯巩的属下,姜昆的忘年交—高晓攀来自相声圈,却也与文学圈的刘震云、艺术圈的栗宪庭结为好友,相谈甚欢。
高晓攀 相声演员。23岁创建“嘻哈包袱铺”,红遍京城;28岁摘得CCTV电视相声大赛职业组金奖;29岁登上央视春晚舞台;30岁,他创办的“晓攀传媒”融资成功,成为相声界第一家进入资本市场的公司。
19岁那一年,演出失败的那天,他被房东赶到街上,偌大的京城,竟无一处可以安身。他失魂落魄地沿着胡同漫无目的地游走,走累了,他就坐在冰凉的石凳上,默默地流泪。
23岁那一年,嘻哈包袱铺刚刚成立,他为了卖票小铺的装修坐立不安,游走在傍晚悄无人迹的大街上,一只黄鼠狼从他脚底下倏地蹿出,吓了他一身冷汗,他害怕地躲开,黄鼠狼却跑到他前“友好”地打了个立正姿势,他诚惶诚恐地对黄鼠狼拜谢。巧合的是,黄鼠狼一走,他就在锅炉旁边看见结网的蜘蛛,朋友说“蜘蛛即财”,他心里兀地一喜:嘻哈包袱铺要火!
高晓攀在新书《别怂》自序里提到的这“两次游走”,带着不一样的心情,好比双面化的他,在台上逗乐打趣地说相声,私底下却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人。有人管他叫相声界的“颜帝”,更多人将他视作80后相声的代言人。因为站在相声革新的边际,他成为了风口浪尖上的争议人物。
捕鼠器上做健身运动
高晓攀不是天生的赢家。19岁时,他创办北京青年相声剧团。剧团成立后却是一连串的挫折:演员出走、剧场被封、演出被砸场,剧团因此解散,他也一度被圈内误解、排挤、打压。直到2008年,他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组织,成立了嘻哈包袱铺,相声剧的火苗一蹿而起,却太过炽热烧到了政治风波的边缘,2012年嘻哈包袱铺面临着灭顶之灾。
面对嘻哈包袱铺一度传出的不利传闻,高晓攀不以为意,“要想做点成绩,就永远会有流言和蜚语。在阳光下面,你必须要接受阴影—这其实就是个人选择,不管结果怎么样,你要接受你自己的选择。”正如高晓攀在新书《别怂》里的宣言,要学会在捕鼠器上做健身运动,在口水中学会各种泳姿。
落魄的那段时间里,他当过推销员,油漆工,卖过破烂,做过婚礼主持摸爬打滚到出头之日,他还风尘仆仆奔波不停,演电影、电视剧,参加央视春晚,上湖南卫视《快乐大本营》,上凤凰卫视《鲁豫有约》。很多人觉得,高晓攀凭颜值就完全可以迈入偶像剧小生的队伍,然而他却认为,嘻哈包袱铺的小剧场才是他最终的归宿,“相声是我唯一的目标。我只想在一个小剧场里,说好自己的相声。”
于是在外人看来,辗转于娱乐圈、相声圈、影视圈的他,吃亏不讨好。前不久他参加电视节目《欢乐喜剧人》,作品《梨之园》串起了相声、快板、鼓曲和京剧,对这几项国宝级传统曲艺表演形式致敬。姜昆、史航等人对这个节目背后的情怀大加赞赏,然而首轮便遭淘汰的赛果,却让人大跌眼镜。节目播出后,很多网友纷纷为他所获的名次抱不平。他很欣慰,“既然有这么多网友为我鸣不平,那我已经是最大的受益者了。名次这东西并没有那么重要,只不过是人的一件衣服。还有人拿我和《我是歌手》的李荣浩相比,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网上也有另外一种声音,直指高晓攀的节目绑架情怀。他犀利反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情怀,每个人都有自己对艺术的认知和理解。他直言自己并没有期待在喜剧舞台上拿到名或者利,他只希望站在舞台上,演自己想演的东西。“参加这个节目,让我比以前更加精益求精。在舞台上,我更多地是想表达我的态度、我的想法,而不是从众、随大流。我不会去迎合,我选择坚持自己。艺术一定是引领,不是随众。”
聆听大师的思维碰撞
打开高晓攀新书《别怂》的目录,郭德纲、姜昆、师胜杰、冯宝华、冯春岭等众多相声界大腕成为他故事里的主角。
他和郭德纲同属“穷不怕”朱少文祖师爷一脉,两人成为好友;他在曲协开会致书姜昆,侃侃而谈中国相声的发展状况,并献计献策,深得姜昆的提携;而师胜杰则在他最倒霉的时候不畏人言收他为义子;冯巩是他的“上司”;石富宽和冯宝华对他的成长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影响力;师傅冯春岭更对他恩重如山。跳出相声圈,甚至于学术界的王学泰、文学界的刘震云、艺术界的栗宪庭,都与他交情不浅。
细数高晓攀圈子里的朋友,有三个特点:一是爱看书,二是爱喝酒,三是不参加相声圈的活动。他去拜访郭德纲,发现郭德纲家到处都是书;去姜昆家里做客,每次都会拎着姜昆送的一摞书回家;冯巩爱喝酒,师胜杰也爱喝酒,他俩是“同一类人”;而提到师傅冯春岭,高晓攀则说,两师徒的共同特点是都“不屑于与相声圈的人混”。
“在这些人当中,我的岁数是最小的。其实我更多是像一个学生去做好自己的聆听工作,这样才是受益的。”高晓攀坦言自己几乎从不参加相声圈的活动,而是喜欢与长辈喝酒聊天,就三两话题各抒己见,以酒会友、恣意酣畅。“我这个人就是爱喝酒,爱聊天。”高晓攀交朋友没有什么标准,但身边的朋友搞文艺的特别少,却不乏钻研学术的、研究历史的,相较于同俦侪辈之间坐而论道,高晓攀显然更倾向于融入长辈里虚心受教。
酒局里,晓攀总是充当屏息谛听的角色,享受思维碰撞给自己带来的裨益。晓攀说起让自己印象深刻的一次聚会,诸多文学大家齐聚一堂,聊的主题则是“到底是先有文明还是先有文化”—这个问题看起来和日常生活没有什么关系,但实际上却和生活息息相关,“我们身处的这个社会,到底是先把人的道德素质提高上去,还是先学习文化知识,有了文化之后才去影响素质的改变呢?我们应该去找到这个始源,才能指导我们自己怎么去做艺术,甚至让我们知道在这个时代应该怎样去活着,怎样才能活得更好。”
讨论的结果呢?记者忍不住追问。高晓攀轻声一笑,“这个问题实际上和‘先有鸡还是先有蛋’道理是类似的,是很难有结果的。但是讨论的过程很激烈,分成了正方反方,如同一场辩论赛。在这个过程中,大家一直引经据典来证明自己的观点,像是西方的文艺复兴,亚里士多德,还有孔孟之道,甚至古时候的六艺等等,来论证‘先有文明还是先有文化’。” 高晓攀说,和同桌的几位“辩手”一样,自己也很享受这个过程。“问题的结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在过程中开阔自己的思维,也能了解别人不同的思维方式。而且,与我探讨问题的一群人是极度的精神领袖,他们有自己的辨别能力。”
除了聆听,高晓攀也热衷于请教问题。袁腾飞在为《别怂》作序时提到,高晓攀常常向他请教一些历史典故的出处。用晓攀自己的话说,这是为了保证相声里的任一典故都不犯错—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进入嘻哈包袱铺的剧场听相声,“我的相声当中,只要涉及的典故出处或者内容有一个地方出错,就会影响到90后甚至00后的相声听众,这样累积的影响,错误岂不是像滚雪球一样越变越大?”
高晓攀说电影导演伍迪·艾伦是他生活轨迹的引导者。小时候的伍迪·艾伦像同龄男孩一样活泼可爱,当他突然意识到死亡这个鬼东西的存在后,决定选择过自己认定的“有意义”的人生。这个故事对高晓攀的触动很大,于是他决定用自己的存在证明,唯有坚持梦想,才配得上自己的野心。“人生就是一场无休无歇的战斗,明知死路一条,也要向死而生,活出个人样儿。人类是幽默而乐观的动物,我是其中光荣的一员。”
“我就喜欢走别人没走的路,就喜欢从山上跳下来,我就喜欢奔跑。不停,不走寻常路。”这是高晓攀一条微博上的内容,他还给这段文字配上了图:黄土斜坡,怪石嶙峋,高晓攀高高跃起,像一只展翅的鹰。
[对话高晓攀]
没有继承又怎么会有发展呢
记者:在你看来,文学与相声、艺术与相声,有什么关系?
高晓攀:相声一直与文学有关系,在王国维《人间词话》里说,中国人诗词的语言习惯是三个字。比如《静夜思》这首诗,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结尾都是三个字。再看看相声贯口,“走清河,沙河,昌平县,南口,青龙桥,康庄子,怀来,沙城,保安,下花园”都是三个字。其实我们的老祖宗都研究透了。再比如朱自清《背影》里头,用的都是白描的手法,我们相声其实也是白描,然而这种表达是十分有力量的。相声和文学是紧密联系的。至于相声和艺术,我觉得任何一门事物都是逐渐发展起来的,以前相声是一项为了满足生活来源而诞生的技能。任何艺术都是从技能开始的。比如莫高窟的窟画。以前是工匠为了赚钱,要去工作,去窟里画画,最后有人发现,这是艺术瑰宝,就不断有人临摹。最后转换成为艺术。
记者:怎样去处理好传统相声和新式相声的关系?
高晓攀:没有继承又怎么会有发展呢?《艺术理论》的第二章,开篇就说,任何艺术只有在继承本民族的艺术基础上,才能学习其他民族的艺术使自己进步。我们一定要继承,如果我们自己连中国的意识形态、中国式表演、中国文化都不了解的话,那么又谈何发展,只不过在建造空中楼阁罢了。就像今天的时代,在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的交叉点,我们盲目地学习西方,盲目地学习国外的优秀技术,盲目地学习国外的文明,甚至我们最后摇摆不定,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们想要什么,最后导致的结果是大家都在媚雅。仔细想想,我们失去的更多,当想要去找回来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已经找不回来了。
记者:你是一个80后,很多80后观众也是通过你喜欢上传统艺术的。你认为相声如果要获得更多观众甚至90后00后的喜欢,要做出什么样的改变?
高晓攀:段子要与时俱进,同时再想办法去实现创新,但是不能迎合,一定是引领。因为90后现在属于脑洞大开的年龄,同时他们也有自己的判断力,有好玩和不好玩、对还是错的区分。说到具体怎么去创新,艺术作品的创新不是你想怎么样就会怎样,一定是有感而发,由心而外,相由心生,随着灵感去创作的。
高晓攀 相声演员。23岁创建“嘻哈包袱铺”,红遍京城;28岁摘得CCTV电视相声大赛职业组金奖;29岁登上央视春晚舞台;30岁,他创办的“晓攀传媒”融资成功,成为相声界第一家进入资本市场的公司。
19岁那一年,演出失败的那天,他被房东赶到街上,偌大的京城,竟无一处可以安身。他失魂落魄地沿着胡同漫无目的地游走,走累了,他就坐在冰凉的石凳上,默默地流泪。
23岁那一年,嘻哈包袱铺刚刚成立,他为了卖票小铺的装修坐立不安,游走在傍晚悄无人迹的大街上,一只黄鼠狼从他脚底下倏地蹿出,吓了他一身冷汗,他害怕地躲开,黄鼠狼却跑到他前“友好”地打了个立正姿势,他诚惶诚恐地对黄鼠狼拜谢。巧合的是,黄鼠狼一走,他就在锅炉旁边看见结网的蜘蛛,朋友说“蜘蛛即财”,他心里兀地一喜:嘻哈包袱铺要火!
高晓攀在新书《别怂》自序里提到的这“两次游走”,带着不一样的心情,好比双面化的他,在台上逗乐打趣地说相声,私底下却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人。有人管他叫相声界的“颜帝”,更多人将他视作80后相声的代言人。因为站在相声革新的边际,他成为了风口浪尖上的争议人物。
捕鼠器上做健身运动
高晓攀不是天生的赢家。19岁时,他创办北京青年相声剧团。剧团成立后却是一连串的挫折:演员出走、剧场被封、演出被砸场,剧团因此解散,他也一度被圈内误解、排挤、打压。直到2008年,他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组织,成立了嘻哈包袱铺,相声剧的火苗一蹿而起,却太过炽热烧到了政治风波的边缘,2012年嘻哈包袱铺面临着灭顶之灾。
面对嘻哈包袱铺一度传出的不利传闻,高晓攀不以为意,“要想做点成绩,就永远会有流言和蜚语。在阳光下面,你必须要接受阴影—这其实就是个人选择,不管结果怎么样,你要接受你自己的选择。”正如高晓攀在新书《别怂》里的宣言,要学会在捕鼠器上做健身运动,在口水中学会各种泳姿。
落魄的那段时间里,他当过推销员,油漆工,卖过破烂,做过婚礼主持摸爬打滚到出头之日,他还风尘仆仆奔波不停,演电影、电视剧,参加央视春晚,上湖南卫视《快乐大本营》,上凤凰卫视《鲁豫有约》。很多人觉得,高晓攀凭颜值就完全可以迈入偶像剧小生的队伍,然而他却认为,嘻哈包袱铺的小剧场才是他最终的归宿,“相声是我唯一的目标。我只想在一个小剧场里,说好自己的相声。”
于是在外人看来,辗转于娱乐圈、相声圈、影视圈的他,吃亏不讨好。前不久他参加电视节目《欢乐喜剧人》,作品《梨之园》串起了相声、快板、鼓曲和京剧,对这几项国宝级传统曲艺表演形式致敬。姜昆、史航等人对这个节目背后的情怀大加赞赏,然而首轮便遭淘汰的赛果,却让人大跌眼镜。节目播出后,很多网友纷纷为他所获的名次抱不平。他很欣慰,“既然有这么多网友为我鸣不平,那我已经是最大的受益者了。名次这东西并没有那么重要,只不过是人的一件衣服。还有人拿我和《我是歌手》的李荣浩相比,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网上也有另外一种声音,直指高晓攀的节目绑架情怀。他犀利反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情怀,每个人都有自己对艺术的认知和理解。他直言自己并没有期待在喜剧舞台上拿到名或者利,他只希望站在舞台上,演自己想演的东西。“参加这个节目,让我比以前更加精益求精。在舞台上,我更多地是想表达我的态度、我的想法,而不是从众、随大流。我不会去迎合,我选择坚持自己。艺术一定是引领,不是随众。”
聆听大师的思维碰撞
打开高晓攀新书《别怂》的目录,郭德纲、姜昆、师胜杰、冯宝华、冯春岭等众多相声界大腕成为他故事里的主角。
他和郭德纲同属“穷不怕”朱少文祖师爷一脉,两人成为好友;他在曲协开会致书姜昆,侃侃而谈中国相声的发展状况,并献计献策,深得姜昆的提携;而师胜杰则在他最倒霉的时候不畏人言收他为义子;冯巩是他的“上司”;石富宽和冯宝华对他的成长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影响力;师傅冯春岭更对他恩重如山。跳出相声圈,甚至于学术界的王学泰、文学界的刘震云、艺术界的栗宪庭,都与他交情不浅。
细数高晓攀圈子里的朋友,有三个特点:一是爱看书,二是爱喝酒,三是不参加相声圈的活动。他去拜访郭德纲,发现郭德纲家到处都是书;去姜昆家里做客,每次都会拎着姜昆送的一摞书回家;冯巩爱喝酒,师胜杰也爱喝酒,他俩是“同一类人”;而提到师傅冯春岭,高晓攀则说,两师徒的共同特点是都“不屑于与相声圈的人混”。
“在这些人当中,我的岁数是最小的。其实我更多是像一个学生去做好自己的聆听工作,这样才是受益的。”高晓攀坦言自己几乎从不参加相声圈的活动,而是喜欢与长辈喝酒聊天,就三两话题各抒己见,以酒会友、恣意酣畅。“我这个人就是爱喝酒,爱聊天。”高晓攀交朋友没有什么标准,但身边的朋友搞文艺的特别少,却不乏钻研学术的、研究历史的,相较于同俦侪辈之间坐而论道,高晓攀显然更倾向于融入长辈里虚心受教。
酒局里,晓攀总是充当屏息谛听的角色,享受思维碰撞给自己带来的裨益。晓攀说起让自己印象深刻的一次聚会,诸多文学大家齐聚一堂,聊的主题则是“到底是先有文明还是先有文化”—这个问题看起来和日常生活没有什么关系,但实际上却和生活息息相关,“我们身处的这个社会,到底是先把人的道德素质提高上去,还是先学习文化知识,有了文化之后才去影响素质的改变呢?我们应该去找到这个始源,才能指导我们自己怎么去做艺术,甚至让我们知道在这个时代应该怎样去活着,怎样才能活得更好。”
讨论的结果呢?记者忍不住追问。高晓攀轻声一笑,“这个问题实际上和‘先有鸡还是先有蛋’道理是类似的,是很难有结果的。但是讨论的过程很激烈,分成了正方反方,如同一场辩论赛。在这个过程中,大家一直引经据典来证明自己的观点,像是西方的文艺复兴,亚里士多德,还有孔孟之道,甚至古时候的六艺等等,来论证‘先有文明还是先有文化’。” 高晓攀说,和同桌的几位“辩手”一样,自己也很享受这个过程。“问题的结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在过程中开阔自己的思维,也能了解别人不同的思维方式。而且,与我探讨问题的一群人是极度的精神领袖,他们有自己的辨别能力。”
除了聆听,高晓攀也热衷于请教问题。袁腾飞在为《别怂》作序时提到,高晓攀常常向他请教一些历史典故的出处。用晓攀自己的话说,这是为了保证相声里的任一典故都不犯错—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进入嘻哈包袱铺的剧场听相声,“我的相声当中,只要涉及的典故出处或者内容有一个地方出错,就会影响到90后甚至00后的相声听众,这样累积的影响,错误岂不是像滚雪球一样越变越大?”
高晓攀说电影导演伍迪·艾伦是他生活轨迹的引导者。小时候的伍迪·艾伦像同龄男孩一样活泼可爱,当他突然意识到死亡这个鬼东西的存在后,决定选择过自己认定的“有意义”的人生。这个故事对高晓攀的触动很大,于是他决定用自己的存在证明,唯有坚持梦想,才配得上自己的野心。“人生就是一场无休无歇的战斗,明知死路一条,也要向死而生,活出个人样儿。人类是幽默而乐观的动物,我是其中光荣的一员。”
“我就喜欢走别人没走的路,就喜欢从山上跳下来,我就喜欢奔跑。不停,不走寻常路。”这是高晓攀一条微博上的内容,他还给这段文字配上了图:黄土斜坡,怪石嶙峋,高晓攀高高跃起,像一只展翅的鹰。
[对话高晓攀]
没有继承又怎么会有发展呢
记者:在你看来,文学与相声、艺术与相声,有什么关系?
高晓攀:相声一直与文学有关系,在王国维《人间词话》里说,中国人诗词的语言习惯是三个字。比如《静夜思》这首诗,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结尾都是三个字。再看看相声贯口,“走清河,沙河,昌平县,南口,青龙桥,康庄子,怀来,沙城,保安,下花园”都是三个字。其实我们的老祖宗都研究透了。再比如朱自清《背影》里头,用的都是白描的手法,我们相声其实也是白描,然而这种表达是十分有力量的。相声和文学是紧密联系的。至于相声和艺术,我觉得任何一门事物都是逐渐发展起来的,以前相声是一项为了满足生活来源而诞生的技能。任何艺术都是从技能开始的。比如莫高窟的窟画。以前是工匠为了赚钱,要去工作,去窟里画画,最后有人发现,这是艺术瑰宝,就不断有人临摹。最后转换成为艺术。
记者:怎样去处理好传统相声和新式相声的关系?
高晓攀:没有继承又怎么会有发展呢?《艺术理论》的第二章,开篇就说,任何艺术只有在继承本民族的艺术基础上,才能学习其他民族的艺术使自己进步。我们一定要继承,如果我们自己连中国的意识形态、中国式表演、中国文化都不了解的话,那么又谈何发展,只不过在建造空中楼阁罢了。就像今天的时代,在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的交叉点,我们盲目地学习西方,盲目地学习国外的优秀技术,盲目地学习国外的文明,甚至我们最后摇摆不定,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们想要什么,最后导致的结果是大家都在媚雅。仔细想想,我们失去的更多,当想要去找回来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已经找不回来了。
记者:你是一个80后,很多80后观众也是通过你喜欢上传统艺术的。你认为相声如果要获得更多观众甚至90后00后的喜欢,要做出什么样的改变?
高晓攀:段子要与时俱进,同时再想办法去实现创新,但是不能迎合,一定是引领。因为90后现在属于脑洞大开的年龄,同时他们也有自己的判断力,有好玩和不好玩、对还是错的区分。说到具体怎么去创新,艺术作品的创新不是你想怎么样就会怎样,一定是有感而发,由心而外,相由心生,随着灵感去创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