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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雨曾如此评说被贬永州的柳宗元：“灾难使他十分狼狈，一度蓬头垢面，丧魂落魄。但是，灾难也给了他一分宁静，使他有足够的时间与自然相晤，与自我对话。于是，他进入了最佳写作状态，中国文化史拥有了《永州八记》和其他篇什，华夏文学又一次凝聚出了高峰性的构建。”[1]《永州八记》是贬官文化的代表，《始得西山宴游记》即为其一。对于这篇文章，古人曾有过如此点评：“前后将‘始得’二字，极力翻剔。”[2]“全在‘始得’二字着笔。”[3]“始”在文中出现三次，构成清晰的行文线索：“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始指异之”——“游于是乎始”，末句言“然后知吾向之未始游，游于是乎始”，作者虽游过众山，却认为游西山之前未曾真正游览，可见众山之游与西山之游有着本质区别。
一、西山与众山——“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
第一，游览情状：游众山“施施而行，漫漫而游”;游西山则化为“过、缘、斫、焚、攀援、箕距而遨”等一系列动作。同为游山，前者随意、无目的，纵情山水只为排遣忧愁。后者一系列动词写出作者为攀登西山一路披荆斩棘、不辞劳苦。可见西山之游是主动积极的，也体现了西山的巨大吸引力。第二，所见风景：游众山时为“深林，回溪，幽泉怪石”等幽深之景;而游西山时“其高下之势，岈然洼然，若垤若穴，尺寸千里，攒蹙累积，莫得遁隐。萦青缭白，外与天际，四望如一”，这样的景致境界开阔、荡涤心胸，让人多了一份心凝形释的超然。第三，游览心境：舒婷在《仁山智水》中曾言“山水并非布匹，可以一段一段割开来裁衣，心境的差异，犹如不同程度的光，投在山水上，返变出千变万化的景观来”。所以，心境不同决定了眼中景观不同;反之，不同景观也造就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心境。游众山时的“恒惴栗”源于作者一系列遭遇：革新失败——贬逐蛮荒——故交断绝——贫病交迫——老母病故;而游西山则“悠悠乎与颢气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与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穷”“心凝神释、与万化冥合”，西山所见之景境界开阔、荡涤心胸，让作者忘却了忧愁、达到物我相融的超脱境界。第四，“醉”“归”变化：两次游山都提到“醉”与“归”，然其原因却大不相同。先言“醉”：游众山时“倾壶而醉”，一个“倾”字看出作者只是希望一醉解千愁，殊不知举杯浇愁愁更愁，酒醒之后一切如故;而游西山则“引觞满酌，颓然就醉，不知日之入”，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西山之游让作者找到知音，在物我交融之中得到解脱，这种“醉”更多是一种陶醉。再言“归”：游众山时“觉而起，起而归”，所谓游览是睡一觉就起来，起来就回去，这种游览是来去随意，漫无目的的，照应了前文“施施而行，漫漫而游”。在作者眼中，游览过程浓缩为“到—坐—醉—卧—梦—起—归”等一系列动作，更显出这种游览的单调乏味及作者的心不在焉。而游西山则是“苍然暮色，自远而至，至无所见，而犹不欲归”，作者在山水中获得了精神的契合与心灵的愉悦，因而物我两忘，沉醉其中。如同李白所言：“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
由此我们发现，作者以游众山为铺垫，是为衬托西山之游不同以往。用游众山的心情抑郁反衬西山之游给自己带来的精神超脱。故而作者认为以往的游览算不上真正的游览，西山之游才是真正的开始。
二、西山与作者——“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清代徐善同在《藏室读书记》中曾言“西山一记，抒写胸襟之文也”。究竟西山之景中蕴藏了作者怎样的胸襟抱负？我们不妨看看西山有何特点：第一，偏远、险峻：“过湘江，缘染溪，斫榛莽，焚茅茷”，可见为蛮荒之地，人迹罕至。第二，高大：“则凡数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极目远眺之景都在坐席之下，唯有处得高方能望得远;“其高下之势，岈然洼然，若垤若穴”——偌大的高山低谷在西山的衬托下就像蚂蚁洞旁的土堆、洞穴，西山之高不言而喻;“尺寸千里，攒蹙累积，莫得遁隐”——从西山顶上望去只有尺寸之远，实际却有千里之遥，更显西山之高;“萦青缭白，外与天际，四望如一”——王勃《滕王阁诗》“画栋朝飞南浦云，珠帘暮卷西山雨”，就是用夸张的手法说滕王阁高耸入云，此处说西山与天相连，可谓是异曲同工。第三，特立：“然后知是山之特立，不与培塿为类”。
由此，我们不难发现，西山和作者在如下两方面达到了精神的契合。第一，际遇处境：西山人迹罕至，养在深闺人未识，是一座被人忽视的山;而作者沦落天涯，是一个政治上被忽视的人，正所谓“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第二，品性气度：西山高峻特立，不与培塿为类;而作者卓尔不群，不愿与世混杂，耻与小人为伍。联系到柳宗元的《江雪》：“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虽处境孤独，但凛然无畏、孤高自得的渔翁形象就是诗人自身的写照。现实生活中的柳宗元，尽管受尽迫害，但绝不向恶势力屈服，耻与小人为伍，正如同高大的西山永不与培塿为类。由此看来，西山与群山之间是有疏离感的，而作者与世俗群体也是有着疏离感的，这种疏离让他既寂寞又自得，所以他见西山则惺惺相惜、如遇知音，从而达到了精神上的契合。
柳宗元在《马退山茅亭记》一文中曾提出“美不自美，因人而彰”的美学主张：“夫美不自美，因人而彰。兰亭也，不遭右军，则清湍修竹，芜没于空山矣。是亭也，僻介闽岭，佳境罕到，不书所作，使盛迹郁湮，是贻林间之愧。故志之。”说的是外物无法成就自身美丽，美离不开人的审美体验。在观赏者眼中，再美的山水也只是山水而已;唯有当观赏停止，交流和倾听开始之时，山水才会拥有灵气，对你显灵和倾谈。永州山水之于柳宗元，正如兰亭之于王羲之，岳阳楼之于范仲淹，黄鹤楼之于崔颢，醉翁亭、丰乐亭之于欧阳修……它在柳宗元之前并不为世人所知，但这些寂寥冷落的永州山水在作者笔下却表现出别具洞天的审美特征，给人以气势磅礴之感。正如清人刘熙载在《艺概·文概》中所说：“柳州记山水，状人物，论文章，无不形容尽致;其自命为‘牢笼百态’，固宜。”[4]金圣叹也曾称柳文：“笔笔眼前小景，筆笔天外奇情。”[5]
由此看来，游众山与游西山时人与自然的关系也是截然不同的：游众山时，自然外在于人，只是排遣苦闷的对象，故而人们难以领悟到自然的精神;而西山之游是人与自然的统一。此时的山水，远不只是观赏或排遣的对象，更是千载难逢的“知音”。精神的契合使得作者达到一种超越与解脱的境界，实现了审美移情。此时的作者，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山水仿佛成了自己的写照。《中华文学通史第二卷·古代文学编》言：“自然山水对于柳宗元不是一种冷漠的存在，仿佛是亲切的知己。因此，他笔下的自然山水便具有和他的性格相协调、相统一的美的特征：高洁、幽邃、澄鲜和凄清。”[6]这也正是作者托物言志，借物抒怀之手法所在。
永州山水何其有情，抚慰了一代贬谪文人受伤的心灵;永州山水又何其有幸，被赋精魂，载入史册、历久弥新。与西山的相晤，即是与自我的对话。柳宗元在这种审美观照中，实现了人与自然的交融，时空与心灵的超越，超鸿蒙，混希夷，达到“心凝神释、与万化冥合”的至高境界。也许，这也正是柳宗元的山水游记超出众人之处。
参考文献：
[1]余秋雨.文化苦旅[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92.
[2]储欣.唐宋八大家类选：卷十[O].湖北：官书局，1892.
[3]林云铭.古文析义：卷十三[O].上海：锦章书局，1919.
[4]刘熙载.艺概[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5]金圣叹.山晓阁选唐大家柳柳州全集：卷二[O].上海：锦章书局，1922.
[6]张炯.中华文学通史：卷二[M].北京：华艺出版社，1997.
一、西山与众山——“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
第一，游览情状：游众山“施施而行，漫漫而游”;游西山则化为“过、缘、斫、焚、攀援、箕距而遨”等一系列动作。同为游山，前者随意、无目的，纵情山水只为排遣忧愁。后者一系列动词写出作者为攀登西山一路披荆斩棘、不辞劳苦。可见西山之游是主动积极的，也体现了西山的巨大吸引力。第二，所见风景：游众山时为“深林，回溪，幽泉怪石”等幽深之景;而游西山时“其高下之势，岈然洼然，若垤若穴，尺寸千里，攒蹙累积，莫得遁隐。萦青缭白，外与天际，四望如一”，这样的景致境界开阔、荡涤心胸，让人多了一份心凝形释的超然。第三，游览心境：舒婷在《仁山智水》中曾言“山水并非布匹，可以一段一段割开来裁衣，心境的差异，犹如不同程度的光，投在山水上，返变出千变万化的景观来”。所以，心境不同决定了眼中景观不同;反之，不同景观也造就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心境。游众山时的“恒惴栗”源于作者一系列遭遇：革新失败——贬逐蛮荒——故交断绝——贫病交迫——老母病故;而游西山则“悠悠乎与颢气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与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穷”“心凝神释、与万化冥合”，西山所见之景境界开阔、荡涤心胸，让作者忘却了忧愁、达到物我相融的超脱境界。第四，“醉”“归”变化：两次游山都提到“醉”与“归”，然其原因却大不相同。先言“醉”：游众山时“倾壶而醉”，一个“倾”字看出作者只是希望一醉解千愁，殊不知举杯浇愁愁更愁，酒醒之后一切如故;而游西山则“引觞满酌，颓然就醉，不知日之入”，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西山之游让作者找到知音，在物我交融之中得到解脱，这种“醉”更多是一种陶醉。再言“归”：游众山时“觉而起，起而归”，所谓游览是睡一觉就起来，起来就回去，这种游览是来去随意，漫无目的的，照应了前文“施施而行，漫漫而游”。在作者眼中，游览过程浓缩为“到—坐—醉—卧—梦—起—归”等一系列动作，更显出这种游览的单调乏味及作者的心不在焉。而游西山则是“苍然暮色，自远而至，至无所见，而犹不欲归”，作者在山水中获得了精神的契合与心灵的愉悦，因而物我两忘，沉醉其中。如同李白所言：“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
由此我们发现，作者以游众山为铺垫，是为衬托西山之游不同以往。用游众山的心情抑郁反衬西山之游给自己带来的精神超脱。故而作者认为以往的游览算不上真正的游览，西山之游才是真正的开始。
二、西山与作者——“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清代徐善同在《藏室读书记》中曾言“西山一记，抒写胸襟之文也”。究竟西山之景中蕴藏了作者怎样的胸襟抱负？我们不妨看看西山有何特点：第一，偏远、险峻：“过湘江，缘染溪，斫榛莽，焚茅茷”，可见为蛮荒之地，人迹罕至。第二，高大：“则凡数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极目远眺之景都在坐席之下，唯有处得高方能望得远;“其高下之势，岈然洼然，若垤若穴”——偌大的高山低谷在西山的衬托下就像蚂蚁洞旁的土堆、洞穴，西山之高不言而喻;“尺寸千里，攒蹙累积，莫得遁隐”——从西山顶上望去只有尺寸之远，实际却有千里之遥，更显西山之高;“萦青缭白，外与天际，四望如一”——王勃《滕王阁诗》“画栋朝飞南浦云，珠帘暮卷西山雨”，就是用夸张的手法说滕王阁高耸入云，此处说西山与天相连，可谓是异曲同工。第三，特立：“然后知是山之特立，不与培塿为类”。
由此，我们不难发现，西山和作者在如下两方面达到了精神的契合。第一，际遇处境：西山人迹罕至，养在深闺人未识，是一座被人忽视的山;而作者沦落天涯，是一个政治上被忽视的人，正所谓“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第二，品性气度：西山高峻特立，不与培塿为类;而作者卓尔不群，不愿与世混杂，耻与小人为伍。联系到柳宗元的《江雪》：“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虽处境孤独，但凛然无畏、孤高自得的渔翁形象就是诗人自身的写照。现实生活中的柳宗元，尽管受尽迫害，但绝不向恶势力屈服，耻与小人为伍，正如同高大的西山永不与培塿为类。由此看来，西山与群山之间是有疏离感的，而作者与世俗群体也是有着疏离感的，这种疏离让他既寂寞又自得，所以他见西山则惺惺相惜、如遇知音，从而达到了精神上的契合。
柳宗元在《马退山茅亭记》一文中曾提出“美不自美，因人而彰”的美学主张：“夫美不自美，因人而彰。兰亭也，不遭右军，则清湍修竹，芜没于空山矣。是亭也，僻介闽岭，佳境罕到，不书所作，使盛迹郁湮，是贻林间之愧。故志之。”说的是外物无法成就自身美丽，美离不开人的审美体验。在观赏者眼中，再美的山水也只是山水而已;唯有当观赏停止，交流和倾听开始之时，山水才会拥有灵气，对你显灵和倾谈。永州山水之于柳宗元，正如兰亭之于王羲之，岳阳楼之于范仲淹，黄鹤楼之于崔颢，醉翁亭、丰乐亭之于欧阳修……它在柳宗元之前并不为世人所知，但这些寂寥冷落的永州山水在作者笔下却表现出别具洞天的审美特征，给人以气势磅礴之感。正如清人刘熙载在《艺概·文概》中所说：“柳州记山水，状人物，论文章，无不形容尽致;其自命为‘牢笼百态’，固宜。”[4]金圣叹也曾称柳文：“笔笔眼前小景，筆笔天外奇情。”[5]
由此看来，游众山与游西山时人与自然的关系也是截然不同的：游众山时，自然外在于人，只是排遣苦闷的对象，故而人们难以领悟到自然的精神;而西山之游是人与自然的统一。此时的山水，远不只是观赏或排遣的对象，更是千载难逢的“知音”。精神的契合使得作者达到一种超越与解脱的境界，实现了审美移情。此时的作者，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山水仿佛成了自己的写照。《中华文学通史第二卷·古代文学编》言：“自然山水对于柳宗元不是一种冷漠的存在，仿佛是亲切的知己。因此，他笔下的自然山水便具有和他的性格相协调、相统一的美的特征：高洁、幽邃、澄鲜和凄清。”[6]这也正是作者托物言志，借物抒怀之手法所在。
永州山水何其有情，抚慰了一代贬谪文人受伤的心灵;永州山水又何其有幸，被赋精魂，载入史册、历久弥新。与西山的相晤，即是与自我的对话。柳宗元在这种审美观照中，实现了人与自然的交融，时空与心灵的超越，超鸿蒙，混希夷，达到“心凝神释、与万化冥合”的至高境界。也许，这也正是柳宗元的山水游记超出众人之处。
参考文献：
[1]余秋雨.文化苦旅[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92.
[2]储欣.唐宋八大家类选：卷十[O].湖北：官书局，1892.
[3]林云铭.古文析义：卷十三[O].上海：锦章书局，1919.
[4]刘熙载.艺概[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5]金圣叹.山晓阁选唐大家柳柳州全集：卷二[O].上海：锦章书局，1922.
[6]张炯.中华文学通史：卷二[M].北京：华艺出版社，1997.